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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护法军政府治下的广州五四时期学生运动新探
沈志刚
2021-05-04 12:56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无论是从革命史角度赋予其意义,还是从文化史范畴给予其阐释,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反倒是聚焦于五四运动本身的研究成了冷门。五四运动虽始自北京,但其影响很快便蔓延至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省、市党史部门陆续编纂了一批类似以“五四运动在某地”为主题的著述、资料集等,然而这些成果所普遍遵循的思路,仅是将该地作为全国意义上的五四运动的“投影”,除了人名、地名、时间不同以外,内容几无相差。在革命史观统照下,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分水岭的伟大历史意义,往往遮蔽了其丰富的地方性特征和内涵。
近年来,一些从地方场域反观五四运动的研究开始出现,“五四运动在某地”的研究思路出现向“某地的五四运动”转型的趋势。不过,现有成果大多着眼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侧重于探讨其文化史意义上的在地化特征。事实上,就五四运动本事而言,同样有难以笼罩在“全国”之下的地方性内容,这一点尚有很大研究空间。从1917年孙中山南下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始,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全国”已经一分为二,广州作为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政治中心,在政治上与京沪等地不属于同一政府管辖。南北政府的大政局和军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一国三公的小政局,均对广州学生在五四时期的行为表现具有很大影响,生成种种游离于“五四”大潮的复杂面相,这在现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相较于20世纪研究广州五四运动的前辈学者而言,当前的研究条件已大为改善,有很多新材料可资利用。虽然五四时期广州地方报纸基本难以得见,但登载大量广东新闻的“周边”报纸,如香港《华字日报》、长沙《大公报》、云南《滇声》以及新加坡《叻报》等已可利用;一些未被学界充分利用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整理的油印史料,如《广州共和报》《省会学生联合会丛刊》等,以及未出版的口述史资料如访问罗宗棠记录等,丰富了对广州五四运动的认知;新近出版的粤海关英国情报档案,日本驻广州情报机构所保留的关于广州五四时期的情报、电报等,亦提供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史实。诸此种种都使得深化广州五四运动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欲借鉴“新革命史”重视被动员对象反应的研究理路,探究广州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地方性与复杂性面相,以期丰富五四运动的总体史研究。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一、热烈中的冷静:“五四”消息传来之初省会学联的反应
全国各地大型学生联合会组织一般被认为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才陆续成立,但广东市一级学生联合会成立较早。1918年五六月间,广州学生在反对“中日密约”的联合行动中,便成立了市一级学生联合会,取名为“广东省会学校学生联合会”。
1918年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卖国条约的消息传出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组织救亡团,宣讲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及日本的侵略罪行。粤籍留日学生丘念台“明知再休学势必留级,但愤于国是日非,难安缄默,卒又参加集体罢课”,后被广东留日同乡会推举为归粤宣传代表。丘念台、何春帆、黄炳蔚、陈延炯、唐熙年、张乔五、范琦等七人于是年5月间回到广州,联系李朴生、梁寒操、张启荣等学生领袖,并在他们的帮助联络下成立广东学生救亡团,开展反日宣传工作。为进一步壮大声势,岭南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下文简称“广东高师”)、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下文简称“公立法政”)、培正中学、培英中学、南武中学、第一中学等七校学生各派三名代表,于5月30日在广州琼崖学会开会,决定派人分赴各校谋求更大的联合行动。
6月5日,广州各校学生代表百余人在东园聚议。会上,有代表提出将救亡团名称更改为“学生联合会”,认为救亡团三字“稍涉政治意味,恐为政府干涉”,况且此会应为永久之图,若以“救亡团”为名,则拒约事毕之后,该会便不能存在。然而,此案受到公立法政和第一中学两校代表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各校系因拒约救亡而来,“学生联合会”名目让人不明所以,故而应以“拒约救亡”为职志积极进行,不必改名。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付诸表决。出席是日会议的共有36所学校代表,其中34所学校代表都赞成改换名目。于是,会议最终决定成立“省会学联”,并选举广东高师为会长单位,岭南大学为副会长单位。
省会学联由救亡团改名而来,便是不愿政治意味太浓。因此,该学联成立后对政治始终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正如该会成员吴荣煦所称,“政治上,则非学生界所能于与,且其事亦非学生时代之所宜”,关于教育诸事,自有教育行政长官及教育会为之,“而为青年之学生界所不应越俎代庖者”。故而,该会利用假期之暇、功课之余,主要从事“举办通俗演讲、办理平民织工学校”等事。1919年3月,省会学联制定将来之计划时,仍特别强调“学生之天职在于力学”,“故本会之设,一方面在于服务社会,而一方面在于研究学术”。同时,该会成立后,十分注意与教育行政长官及教育会搞好关系,不仅聘请当时教育界名人担任名誉会长或顾问,而且上书教育科科长阐明该会会务,“志循正轨,毋稍偏激”,同时向教育科保证各部之设“纯属教育性质,毫无政治关联,且只用课暇之光阴,策合群之事业”。该会章程、旬报、月报等出版物一俟编成,便及时送往省署教育科备案待查,可谓谨慎之至。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被捕消息传来以后,省会学联反应迅速,于5月7日便通电江苏省教育会,谴责北京政府“不谅各学生爱国之热诚”,为“一时一系之便利而摧之”。从通电文字来看,虽然省会学联对于北京政府摧残学生的行为深恶痛绝,但也认为北京学生“其所发或有未谨”,并提出应由各省教育会来尽“扶而导之”之责,进而表示希望江苏省教育会联合各省教育会“共速图之”。省会学联通电虽对北京学生表示了充分同情,但也夹带了些微批评之意,他们提出应由教育会“图之”的办法,表明对学生“自决”行为持保留态度。省会学联应对“五四事件”的态度,延续了其对学生和政治之关系的一贯看法,这也定下了该会应对五四运动的基调。
5月11日,在广州外交后援会联络下,广州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学界尤踊跃,稍有名之学校均全体莅临”,广州学生爱国热切于此可见一斑。然而,从省会学联23日发表的召集各校学生聚议的说明来看,此次国民大会中学生界踊跃参加,并非省会学联动员结果。由于当天是周日,这无疑减少了学生集会的阻力。17日、18日两天又值周末,省会学联在东园广场组织集会演讲,并分派小队到近邻佛山等地演讲外交问题与抵制劣货等事。这些活动大多在周末或课后时间进行,且规模不大,甚至根本没有“一度聚议”以表示“坚决强毅之主张”,当时便已蒙“散沙之诮”,该会“思之赧然”,才于5月23日发出召集各校学生集会的号召。
5月25日,广州各校学生在省会学联的联络下,假座广东高师共议“救国之方”。是日大会,广州共有50多所学校学生莅会,人数共计5000余人。除学生外,也有部分学校校长出席。经过众议,大会通过通电巴黎和会力争青岛、挽留蔡元培、组织学生大巡行、组织调查劣货会、“联络全国律师公会,将卖国贼提起公诉”等十项决议。比较来看,这十项决议依然在有秩序的框架内,尤其在京津沪等地已通过罢课来要求北京政府惩办曹、章、陆之时,广州学生仍提议对之采取法律公诉的惩罚手段,显得十分克制和冷静。
省会学联虽然通过十项决议,但各项决议如何做、由谁做等问题还需进一步商讨。故而大会决定各校举一名代表留下继续开会,广东高师、岭大、南武等校校长也都留座其中。这次小会情况未见有直接文字报道,参与其事的黄韶声有详尽回忆。按其说法,各校代表在如何救国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任省会学联主席、广东高师学生李朴生提倡“力学救国”,主张和平行事,不宜过激,岭大、培英、南武等校代表纷纷赞成;而公立法政、公立医药、甲种工业等校学生代表起而反驳,他们认为“空言救国于事无补”,应实行罢课,开展实际斗争。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南武中学校长何剑吾见此情形,从中劝导,认为学生“应该读书救国,不要荒废学业”,然而并未被激烈派学生接受。最终,激烈派学生愤而退出,表示各行其道,“会议全无结果”而散。
愤而退席的激烈派学生并没有立即结合成新组织,他们意欲从事实际斗争,也需要重新组织联络。接下来几日,广州学生仍然在省会学联领导下,按照25日大会决议的十项议案,相继开展通电挽蔡、组织学生巡行、追悼郭钦光等事,并无激烈、逾轨之举。5月30日,广州市面上发生剪路人草帽(当时草帽多为台湾所产,被视为日货)、砸老威药房(卖日药店铺)玻璃和招牌、入大新百货公司检查日货而引发打砸风潮等暴力行径,虽也有“学生装束者”参与其中,但事后证明均是别有用心之徒雇人假扮所为,对学界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省会学联于次日特以学生大会名义发出传单,呼吁同胞要“遵守规则,保持秩序”。
5月31日,当省会学联若无其事地大办周年庆典之际,有法国人开办的圣心学校学生因不满校方禁止他们参加学联会、发表爱国言论等事而宣布全体罢课。然而,省会学联对此并未过多介入,直到6月3日才请该校罢课学生开茶话会,所作反应也只是建议该校学生自行另组一学校,并无更多动作。
总体而言,“五四”消息传来之初,省会学联反应虽然也很热烈,但显得十分冷静与克制,其一贯秉持的理念并未因五四运动而有所调整。无怪乎京津沪学生代表抵穗时,觉得广州氛围“与预期相去甚远”,甚至对之有“青岛存亡即山东存亡,亦即中国存亡,不能以为邻省之灾祸而遂漠视之”的谴责之辞。
二、省会学联的分裂:广州学生关于罢课歧见的升级
5月25日的广州学生大会虽然不欢而散,但两方学生所争论的只是抽象的爱国方式问题,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焦点。所谓“激烈”“和平”不过是相对概念,激烈派学生虽然批评对方是“空言救国”,但他们的“实际斗争”也并未立即发动。直到京津沪等地学联代表到达广州呼吁一致罢课时,两方学生的分歧才开始具体化,是否响应京沪学生一致罢课成为焦点问题,并最终造成了省会学联的分裂。
京津沪等地学联派出的学生代表为北大学生方豪、天津工专学生杨兴夏、复旦学校桂勖刚和东吴大学钟震,四人于上海汇合成团,并在上海报界联合会汪书城陪同下于6月5日抵穗。可能由于汪书城的关系,四人抵穗后首先出席广东省报界公会举办的欢迎会。四人系5月28日从上海乘船南下,而上海学联已于5月26日宣布罢课,并明确提出“要求政府,惩办国贼,为唯一之职志”。因此,四人在演说中表示,此次来粤目的系联合粤省工商学报各界一起“除卖国贼、挽留蔡校长”。演说完毕已届4时,四人马不停蹄赶往广东高师与省会学联接洽。
京津沪学生代表在省会学联内的会议情形未见有直接报道。据时任广东高师校长金曾澄所言,是日参会代表中有部分学生受到四代表鼓动,有赞成与京津沪学界一致行动的表示。同时,由于京津沪江浙等地学生罢课消息屡见报端,广州学生也人心思动。此时,上海各界因北京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已决定共同开展罢业运动,要求北京政府惩办曹、章、陆卖国贼,并表示:“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正如后世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打倒卖国贼一事,目标明确,道理简单,“而明确与简单,又最适于民众的动员与操纵”。从事实上来看,上海“三罢”运动确实在“惩办卖国贼”的旗帜下赢得了各地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各地罢业运动消息此起彼伏。
然而,护法军政府治下的广州工商界人士对此并不热心。自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以后,便形成南北两政府对立的政治局面,广州处于护法军政府治下,与京津沪江浙等地不属同一政府管辖。因此,通过罢业这一自损方式向敌对政府要求惩办其官员的号召,在广州各界并没有掀起波澜。广东当局也不担心广州会出现罢工、罢市的情况,时任省长翟汪唯一担心的是学生界会积极响应。故而,他指示省长公署教育科召集广州各校校长开会,商量应对办法。
从执政者角度而言,学生罢课与集会、请愿、游行、演讲等活动性质不同,后者诸事多属可控的、有秩序的行为,但学生一经罢课,其所作所为便难以约束,对地方秩序难免有碍。教育界人士出于爱惜学生学业的角度也对学生罢课行为不太赞同。因此,各省政当局及教育界人士大多不愿本地学生罢课,只是各学生激于民族大义往往难听其劝。但是,广州学生情况大不一样。金曾澄

金曾澄

6月7日,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朱念慈和广东省教育会副会长、广东高师校长金曾澄,联请省会各校校长召开谈话会,商量对于京津沪学界代表南下串联广州学生一致罢课的应对办法。会上,公立法政学校教务长姚礼修指出,罢课一事本有损无益,京津沪等地学生罢课之举,“无非对于北京政府有所要挟而为”,但广东“尚在自主时代,与北京政府莫不闻问,纵相率罢学,北庭对之不过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而已”,因此认为粤省不必取同一行动。其他校长对此理由十分赞同。参加25日学生大会且劝解激烈派学生无效的南武学校校长何剑吾,更是从操作层面进一步指出,如果直接与省会学联交涉,“其气盛者恐不易感动”,因而提出“逐校击破”的办法,“由各校长各回本校,将事理对学生剀切说明,庶易收维持之效”。
经各校校长劝说,有些原本打算罢课的学生开始转变态度。例如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初感罢课潮流时,“心意不无骚动”,但经校长解释粤省所处地位后,始觉“不能轻易附和,刻已安心攻学”。省会学联领导层本就主张“力学救国”,不愿激烈行事。因此,与其说是各校校长的劝说使他们改变了态度,倒不如说各校校长的说辞为他们提供了不罢课的绝佳理由。6月7日,省会学联各代表(应不包括退席的激烈派学生)于广东高师聚议,在研究广州学生是否与京津沪等地学生一致罢课时,多数持反对立场。在次日登报的不罢课“特识”中,他们强调“京沪罢课目的,系要求排除曹章,我粤系自主省份,已脱离京政府关系,曹章二贼,非我西南护法政府之外交部长及日公使,与我护法省份无关系,吾粤学生毋庸罢学向京政府要求”,只需声讨即可。故而,响应京沪学生罢课一案在省会学联未获通过。
不过,话分两头。另一派学生自5月25日学生大会上表明要各行其是以后,也开始四处联络,南下串联罢课的京沪学生代表无疑为他们开展“实际斗争”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尽管省会学联已发表不罢课的声明,但激烈派学生并不服从。6月10日,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在阮啸仙、周其鉴等人领导下,率先通告罢课。接着,公立法政、教忠师范、番禺中学等十余校学生也于12日相继宣布全体罢课。省会学联会长单位——广东高师,也有学生于12日发出传单,呼吁“不罢课,安能救国”,宣布是日下午1时全校一律罢课。
就省会学联的机构性质而言,它只是各校的联络机关,各校入会与否全凭自愿,无强制性可言。五四时期的大型学生联合组织“仅为松散之组合,缺乏共同行动的权威”。况且,这些组织无法约束其成员贯彻决议,这也是学联会作为一个“联合体”组织困境的体现。在罢课问题上,广州学生分为两个阵营,即使同一学校的学生中也有不同意见。罢课学生在制传单、发文告时,动辄署名“某校全体学生”,实际上并未真正代表全体。如广东高师学生李朴生系省会学联主席,也是反对罢课主将,高师传单称该校学生已“一律罢课”显系夸大之词。
部分学校的部分学生宣布“全体”罢课以后,广州学生界显然已分裂成两股力量。违背省会学联公意的部分学校,一开始并未声明退出省会学联,他们甚或有冒用省会学联名义行事的行为。因此,省会学联为防“假借本会名义召集各校开罢课会议”而紧急致函报界,重申其反对罢课的主张并未变更,并且将理由升级到政治层面,提出“罢课为对内问题,以罢课而要求,即是承认北京政府,实不能造次”。此时,广东省前省长李耀汉“通北”案正牵动粤省风云,省会学联将是否罢课与是否承认北京政府联系起来,大有将学生间分歧政治化的意味。在这种情形下,罢课学生谋求另起炉灶就成了逻辑的必然,京津沪学联代表则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京津沪学生代表南下广州串联之初,虽也受到了广州各界热烈欢迎,参议院院长林森和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褚辅成等更是几度邀请谈话,莫不对京津沪等地学生举动及要求极表赞赏与同情,广州国会全体议员甚至每人捐款十元作为学生代表活动之用。然而其南下广州最主要的任务——联络广州学界一致罢课却屡屡碰壁,先是省会学联发表不罢课声明,后来四代表反复恳请广东省教育会及各校校长予以赞助也无功而返。方豪等见“官方机构”走不通,乃谋求与各校单独联络,无奈他们与岭南大学接洽时,岭大拒不接待,最后找到公立法政张启荣、陈肇燊等学生方才摸到门路。
前文提到,代表公立法政出席省长公署教育科谈话会的姚礼修,以南北政府不同为名反对广州学生罢课,该说辞深得与会诸人赞同。散会后,各校校长纷纷秉承省署旨意,力劝本校学生打消罢课之议,时任公立法政校长的叶夏声却对压制学生的行为不以为然。
叶夏声,1882年生于广州番禺,1906年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古应芬等同班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班。毕业回国后受广东法政学堂之聘,任该校通译兼教员,同时兼授广东巡警学堂国际公法课程。叶夏声在日本时便加入同盟会,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任内政部次长,系民友社骨干分子,与桂系当局及政学会颇多龃龉,“粤当道几欲啖其肉以泄愤”。1918年,翟汪继李耀汉接任省长以后,由于根基尚浅,尽力与国民党要人交好,先后聘任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为省署顾问,任叶夏声为公法校长也不无借重民友社的用意。
叶夏声口才极佳,又“美如冠玉”,当时公立法政学生“傲兀异常,动则抵制”,常常令教员下不来台。叶夏声虽为当时教员中最年轻者,执教五年却未曾遭学生抵制,为该校绝无仅有,且其素稔国际公法,与谢英伯、陈大年等号称广东律师界“四大天王”。他出任校长以后大力去腐振新,并常穿制服与学生共同运动,“与向之校长,身居高拱,匝岁不得一面者大异”,深得学生爱戴。在公立法政学生欲响应京沪学生开展罢课运动时,叶夏声“自念曾为学子,忝属国民,本夙昔良心之主张,方且赞成之”,将学生之行为视作“国权主体之佳象”,并“尝额手欣忭,以为得此或不至有亡省亡国之虞”,因此要求各职员对学生罢课等爱国行动“概取放任”。省城18校校长联合发表反对学生罢课宣言时,叶夏声也拒绝署名。
有了校长之默许,张启荣、陈肇燊等公立法政学生对于京沪代表的罢课倡议积极响应。然而,他们鉴于省会学联已不能代表其主张,决定仿照北京成立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下文简称“中上学联”),另立门户。6月13日,在公立法政、甲种工业等校学生联络下,主张罢课的学校学生代表在广东高师召开筹备中上学联大会,京津沪四代表均到会旁听,咸谓“到粤十余日,以提议组织此会为最有价值”,并决定特为此事再留四天,“务使该会成立,方行北上”。6月17日,中上学联正式宣告成立。自此,广州学生走向了有组织的分裂。
在革命史观话语下,广州学生是否赞成罢课等激烈行动,被认为是革命性强弱的反映。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在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激荡下,动辄咬破手指大写血书,以身殉国也非罕见,而省会学联力主“和平”行事倒显得十分另类。亲历其事的黄韶声认为,广州学生中之所以有“和平”的主张,乃由校园文化所造成,“高师、南武等校平时养成了只知追求学业成绩的风气”,而岭南、培英的教会学校学生受奴化教育,思想一时扭转不及。其所言或有一定道理,然而以学校为单位划分阵营的解释路径并不足取,因为各校并非铁板一块,如广东高师也有学生参与罢课。
现代社会学理论已指出,身份(Identity)与认同(Identification)大不相同,“要解释行动问题,就得解析人的主观认同——认同涉及行为动机,而非某种公认的、不需动机的身份”。罢课学生的动机无须多做分析,不愿罢课的学生是如何考虑的呢?当时的省会学联领袖之一罗宗棠在回忆中指出,省会学联领导层之所以拒绝罢课,是因为他们认为1918年反对“中日密约”时,广州学生已经开展过轰轰烈烈的罢课运动,“大家都厌倦了,一说罢课有些人就跑回家去不参加,因而主张以学业为重”。当时的省会学联主席李朴生时隔多年仍然坚持,“支援北京学生,只应加强救国反日工作,无罢课之必要”。
需要强调的是,赞成罢课与否并不等同于爱国与否。诚然,五四运动的主题是爱国,但爱国的实践形式有很多,并非只能通过是否赞成罢课来彰显。从更大层面来说,五四运动的行为主体是在同一时空中聚集的一群个体,或称集合体,应属于自发群体范畴。这样的集体行动达成路径并非命令、强制,而是协商、说服。按照群体动力学理论,一个自发群体形成内聚力达成集体行动的关键要素,在于有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共同目标,该目标的吸引力“不仅取决于它的明确度,而且还依赖于它与群体成员平均期望水平的一致”。
按照这一理论,要动员一个集合体参加一致行动,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一目标还要能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后,正式形成南北政府对立的政治局面,高举护法大旗的南方军政府指斥北京政府为非法。故而,京津沪学生代表以要求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为目标来动员广州学生罢课时,便存在着法理上的问题。正如省会学联所言,“以罢课而要求,即是承认北京政府”,这在军政府辖内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况且,护法军政府治下的广州学生,以罢课方式向敌对政府要求罢免其官员也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或如姚礼修所言,“纵相率罢学,北庭对之不过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而已”。因此,这一动员目标在广州学生当中很难得到普遍认同。广州教育界及大多数学校校长也认为广州学生并无罢课理由。即使中上学联坚决开展罢课,他们也未对各校校长的观点提出正面有力的反驳,只表示“姑不置辩”,气虽壮却难免有理亏之虞。南北政府的政治格局对广州学生在五四时期的行为取向确实有着很大的影响,直到1920年4月,上海学联因反对鲁案直接交涉致函广州学界呼吁一致罢课时,省会学联方面仍然认为“南北政府畛域不同,故在广东方面无罢学必要”,此次罢课动议再度于无形之中取消。
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广州学生并未形成同声一气的罢课潮流。两派学生口水横飞,争论激烈。广州商人、工人也并未开展罢工、罢市。张国焘忆称,“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东”,也是实在观感。广州学生有规模的罢课行动到6月12日才发生,而此时京津沪等地的“三罢”运动已鸣锣收兵,各地学生也逐渐回归平静。广州学生响应罢课本就迟了,何况罢课由头业已不在,按常理应该很快偃旗息鼓。然而,广东省长更迭问题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
三、省长更迭风波中的中上学联与广州罢业运动
1919年6月12日,就在广州部分学校学生宣布罢课的当日,广州军政府公开下令通缉广东省前省长、肇军司令李耀汉。盖因其“勾结”北京政府,意欲率肇军攻打广州。军政府探知该情报后遂派林虎、沈鸿英两部立即开赴肇庆进剿,并下令没收其财产,督军莫荣新甚至悬赏五万大洋缉拿李耀汉。时任广东代理省长、肇军总司令的翟汪,立即通电声明李耀汉所为与肇军无关,并下令肇军“酌予让防,静候解决,如有抵抗,即以军法从事”。李部孤立无援,很快被瓦解,李耀汉也逃往香港。
在李耀汉事件中,翟汪虽已表明态度,并严令肇军让防,但毕竟翟汪与李耀汉关系非同一般,难免受其牵连。李烈钧便“日以电话致公署,迫翟辞职”,莫荣新也认为翟汪对于李耀汉军事行动不可能不知道,而“知之而不预为制止,即是有辜责任”。当初,桂系同意以翟汪接替李耀汉出任广东省省长,本就为羁縻肇军,现肇军蒙叛逆之罪,翟汪更无保留省长之位的可能。故李耀汉事败之后,翟汪“形神异常沉郁”,表示“俟肇军善后妥办,即向军府乞辞”。翟汪去职以后,广东政界围绕省长继任人选问题爆发旷日持久的政潮,工、商、学、报各界均广泛参与其中。对广东政局而言,此事远比“惩办曹、章、陆”的影响更大。易言之,广东的省政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国愤”。五四运动在广州表现出迥异于京津沪等地的形态。
翟汪离职之前将省长印信私自授予粤海道尹张锦芳,并以清补肇军欠饷为名向张锦芳索得安置费8万元。翟汪做此安排,主要出于保存肇军的考虑。盖因张锦芳与肇军同属钦廉八属人,“情谊素恰”,肇军部分将领如古日光曾为其旧部,且李耀汉同意翟汪接任省长一职,也有张锦芳居中转圜之功。在翟汪、古日光等看来,由张锦芳接管,肇军应能保全。另一方面,张锦芳乃莫荣新之把兄弟,莫荣新对其接任省长也表示同意。不过,省长之位毕竟不是私人财产,李烈钧因此在军政府政务会议上大骂张锦芳私相授受,并扬言要派兵拿他。伍廷芳

伍廷芳

围绕省长继任人选,粤中各派势力纷纷鸣锣上场,时人讥之为“争省长如争骨”。孙中山一派国会议员推举伍廷芳;桂系军官则提出由莫荣新兼任;滇系军官先推举李根源,后转为赞成伍廷芳;政学会先推举李根源或杨永泰,后因李、杨资历不足以与伍廷芳抗衡而改推岑春煊。此外,李烈钧、陈炯明、汤廷光等人也都曾在候选之列。不过,随着事态发展,多数候选人逐渐淡出,广东省省长问题的争执逐渐聚焦于拥伍与反伍,而拥伍与反伍的实质又是桂粤之争,确切来说是桂系与孙中山派国民党人之争。正如谢英伯所言,“非夺回本省政权,民党将无立足之地”,因此便以“广东人之广东”名义,呼吁粤民请愿“吾党忠诚之同志”——伍廷芳担任省长。
6月18日,粤籍国会议员牵头召集“维持广东地方治安会会议”,出席者包括广东总商会、善堂、孔教会、机器总会、学联会等代表,该会原本要讨论前次会议所拟章程问题,但出席会议的邹鲁提出,“目前维持治安,莫急于省长问题”;谢英伯则进一步指出,省长人选须满足三条件,以地方人任地方事,非军界中人,有坚决护法之决心,而满足此三要诀者以伍廷芳为最适当。久受桂系盘剥的各界代表,对此论甚为赞成,皆鼓掌通过。散会后众人便分谒在穗的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三总裁,向之表示粤人之公意。
各社团代表联赴军政府向主席总裁岑春煊呈递了一封请伍廷芳担任省长的请愿书,岑春煊阅后却书“交督军核议”。关于任命广东省省长一事,军政府主席总裁竟要请粤省督军拿主意,广州政局之怪相可窥一斑。何况粤民拥护伍廷芳出任省长的三大理由,在当权军阀看来不啻为笑谈。时任军政府参谋部部长的李烈钧便对“粤人治粤”主张嗤之以鼻。在6月21日军政府召开议决省长问题特别会议上,莫荣新派代表明言“粤人治粤”只赞成张锦芳一人,“若任别人,对于治安便不负责”,言近摊牌。
军政府主席总裁与广东督军皆不愿伍廷芳出任省长,又有杨永泰等政学会健将从中作梗,伍廷芳虽呼吁要尊重民意,但毕竟无实力可恃,遂未坚决表示出任之意。故而粤民屡次请愿,伍廷芳与军政府皆无任何表示。粤海关税务司情报认为,由于各派力量不相上下,军政府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无法给任何人发布委任状……所以,尽管这个问题刻不容缓,但在短短几天内是难以解决的”。事实上,自21日政务会议之后,省长问题便没有再列入军政府议事日程。军政府没有统一意见,而莫荣新又先行一步,张锦芳出任代理省长已占得先机。
然而另一边,广东各社团代表在孙中山所派国会议员的带领下不愿接受既成事实,请愿行动截至7月3日已达六次。眼看小规模请愿无果,粤民开始谋求更大的联合。恰在此时,上海国民大会干事部派植乃瑾来粤联络召开国民大会事宜。植乃瑾虽为外交问题而来,但对于粤民来说,外交、省政已不可分。
在时人逻辑中,外交问题系北京政府中有亲日派官员甘心卖国所致,故而北京政府治下的各界民众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然而对于护法军政府治下的粤民来说,北京政府本就是非法存在,断无向之“要求”之理,要求南方政府出兵“讨贼”则名正言顺。于是,别处要求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问题,在广东则变成要求军政府出兵“讨贼”问题。欲出兵“讨贼”,须先肃靖内政,内政又以解决广东省省长问题为当务之急。于是,广东省省长问题便与外交问题、“讨贼”问题交织在一起。
7月7日,广州外交后援会联合各界团体在省议会欢迎植乃瑾,并决定于10日召开国民大会。会上指定谢英伯、何剑吾为筹备会正、副干事长,并选定各界领袖共20余人充任干事,其中也包括省会学联主席李朴生和中上学联会长张启荣。
自中上学联成立以后,省会学联威望大损,广东高师校内也有不服其决议者。时任主席李朴生遂将之归结为自身领导能力不足所致,因此萌生退意。6月20日,省会学联邀请各校代表于广东高师召开紧急会议,李朴生在会上提出辞职,略云“奉职无状,应请大众选择贤能,另行改组,更易名称,方免外界议论”。当时出席会议的甲种工业、潮州八邑等校代表提议将省会学联并入中上学联,但未获通过,会议无果而终。省会学联虽未解散,但基本已处于“无为”状态,在省长更迭风潮中无甚表现,积极参与此事的主要是中上学联各校,其中以公立法政学生最为活跃。
中上学联本由公立法政学生牵头组织成立,该校当选为会长单位,正会长一席由该校学生张启荣担任。在省会学联时代,并无专门的学联办公机关,其章程规定“以正会长所在之校为本会办事所,以各部部长所在之校为各部办事所”。因省会学联主席为广东高师学生,学联聚议多在广东高师,中上学联成立大会便也在广东高师召开。由于中上学联违反当局旨意而鼓吹罢课,且不服众校长管束,招致各校校长不满,广东高师校长金曾澄遂不再允许中上学联于该校集会。然而,公立法政校长叶夏声对学生爱国运动持赞同态度,且该校与广东高师相邻,在这种情况下,中上学联各校学生遂“趋就法校”,并定之为常驻地址。
时任省会学联主席李朴生称其赴台后得阅叶夏声的回忆录,“始知他当年愤桂系军阀横暴,不肯贯彻孙中山先生的护法主张,故而鼓动法政等校学生乘机罢课,以打击桂系军阀”。事实上,公立法政学生议决罢课,是响应京津沪学生之举,矛头所指系北方政府,谈不上打击桂系。若李朴生所言不谬,则应是叶夏声未把学生响应五四运动和参与省长问题严加区分,其鼓动学生打击桂系应是在省长更迭风波中。
作为民友社骨干,叶夏声与桂系不睦由来已久。省长更迭风波发生以后,叶夏声积极参与其间,谋划拥伍廷芳兼任省长事宜。在此过程中,以公立法政学生为主导的中上学联也积极参与其事。6月26日,中上学联发出推戴伍廷芳兼任省长请愿书,内称“省长问题关系教育前途匪细”,而“军阀迭掌政权”,于教育事业绝不重视,对于教育经费“层递减缩,几自不能自存”,故而坚决反对由武人出任省长,一致推戴“夙具栽培后学之盛心”的伍廷芳,并威胁道:“学生等现因国事停课,惟省长倘不得人,则学界前途不堪设想,学生等恐亦无返校就学之兴趣。”
前文已及,中上学联虽因“提倡罢课与京津沪汉宁学界一致行动”而成立,但其罢课目标不能与京津等地一样向北京政府“要求”罢免曹、章、陆。况且罢课开展之时,三人已被免职,各地学生已有回校复业之表示,这无疑陷中上学联于尴尬境地。《广州共和报》便评论道:“我粤学界之罢课,既不能借此要挟北廷,复无能为京学界之援助,时机已过,徒劳无益,荒业失时,前程是惧,蒙窃未敢以为可者。”不管该报立场为何,但其所言确属实情,中上学联领导的罢课之举气壮却理亏。从某种程度而言,粤民请愿伍廷芳兼任省长一事与中上学联罢课运动有了对接的耦合器。因此,中上学联参与省长风波除了受叶夏声等影响之外,也有其主动的一面。
在国民大会筹备过程中,张启荣领导的中上学联可谓尽心尽力。有公法预科十一班学生、中上学联分工负责人之一的符明昌,由于连日办理会务及筹办国民大会事宜,在会后齐赴军政府请愿时当场昏倒,被救醒后仍拒绝休息,并再度登台演说,至激昂处乃将次、中两指咬破,取一白汗巾用指血写下“同胞警醒、共图挽救、未达目的、誓死一心”16个字,见者“益为感动,怒发冲冠……有泣泪不能仰视者,即军府守卫士兵,亦惊异失色”。符明昌此举对于调动现场情绪起到极大作用。
7月10日广东国民大会名义上是为外交问题,故首先由植乃瑾介绍上海“三罢”运动情形,次由谭人凤演说鼓吹讨伐徐、段诸事,然而二人所言并非粤民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二人演说结束后,便有粤人发言将焦点引回省长问题,称“吾人欲救国应先救粤”,“近年来武人专政……视吾粤如征服地”,“公举伍总裁兼任省长一事,请愿七次军政府概置不恤,是明明不顾念我粤人民”,进而号召与会者共同前往军府请愿。众人到军政府后,提出两大目标:一请军府即日下令出师“讨贼”,二请任伍廷芳兼任省长。事实上,第一项要求只是凑上海等地国民大会的热闹,粤民真正关心的是第二项,正如当时报纸所议:“讨贼云云,乃不过为陪衬之文章,其惟一目的,盖为省长问题。”
对于粤民之请愿,军政府依然虚与委蛇,并无任何肯定之表示,群情也越发激昂,逐渐失去耐心。在时人的理解中,请愿是怕“下情壅于上闻”,故而“以人民的意见,请求政府来容纳”,但粤民请愿数次仍不见军政府有何表示,显然已不是不知下情的问题。政府“悍然不顾人民利害”,人民则不得不谋思“自决”,“吾人既诚心爱国讨贼,所以达成此爱国讨贼之目的,亦自有良策。胡事专纯求助于军府,更胡事专纯祈怜于麻木不仁之总裁耶!”前有上海“三罢”运动示范,后有植乃瑾、谭人凤介绍鼓吹,广州罢业运动呼之即出。
是日请愿行动无果后,多数人认为“非要求商界全体罢市,此事定无解决”,进而提出应前往晏公街要求总商会立即号召罢市。于是,在中上学联各校学生先导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赶赴晏公街。广州之罢市看起来好像是国民大会的临时动议,其实不然。在广东国民大会筹备过程中,已有相约罢市罢工之消息。众人到达总商会时,副会长胡颂棠向众人表示,“罢市之举,本甚赞成,吾等今日已召集同人讨论”。众人遂要求由总商会印发罢市传单。胡颂棠初虽犹豫,但在众意汹汹之下,只好取出纸笔大书“罢市”二字,并偕同两会董署上姓名,盖上钤记,交于众人。于是各代表“速缮传单,交庶务员赶即印送”。可见,罢市传单已是提前拟好的。
当日,众人到达总商会后,副会长胡颂棠首先问各代表,罢市究因何事?代表答称:一为请军政府下令“讨贼”,二为请愿伍廷芳出任省长。7月11日的全体罢市传单也明确以这两项任务为罢市目标。然而省城各报登录该传单时,只提及第一层意思,将“及请伍廷芳兼任省长”数字避去不敢登载。于是,广东军政当局钻此漏洞,会衔示禁,将粤民请愿伍廷芳出任省长一事一笔抹杀,“竟轻轻诿过于北廷”,再度重弹反对学生罢课的旧调。在此情形下,有商人打着公民团旗号发出通布,声称对传单宗旨不甚明了而“颇怀疑虑”。
提出“讨贼”问题,本是趁京沪等地的热点,究其实质仅是省长问题的陪笔,不成想弄巧成拙,反倒喧宾夺主。鉴于此,中上学联在公立法政集议,决定发出此次罢市完全为省长问题声明,并立即刊就简明布告,于12日分贴通衢,同时组织学生将督军、省长、警厅布告“一律撕毁”,岗警虽侧目,“然卒不敢干涉”。
统一罢市的目标以后,中上学联于7月12日组织学生与公民一道联队巡游,力“劝”商户罢市。在巡游队列中,学生在前,公民居中,小童殿后,巡游时各人皆手持写有请愿伍廷芳出任省长的白布小旗。学生所过之处,即令各铺立刻关门,否则便“乱掷石子”。途中遇到黄包车来往则要求乘客下车,并勒令车夫勿再行使,外国人也不例外。在广东省长更迭风波中,与政学会亲近的《广东中华新报》大发“省长一职,不宜于伍总裁兼任”的议论,且诋拥伍各界绅商为李耀汉所主使,因而“大受社会所指摘”。故而,大队途经广东中华新报社时,群起鼓噪,纷纷将该铺招牌及外门捣毁。13日、14日,有多名学生赴米埠各家,“着令立即闭门,勿干众怒”,各商户以风潮汹涌,“未敢抗逆”,乃将铺门半掩。
与此同时,中上学联也积极参与促成工人罢工。13日,有多名学生前往自来水公司机器房,勒令停止开工,全城自来水供应立即中断。广州机器工会领袖马超俊、黄焕庭均与孙中山一派国民党亲近,积极领导罢工运动。当日下午,有学生一队及机器工会数十人,闯入广九火车站,火车即行停运。此外,广州电力公司发函宣布于13日一律罢工,声称“必须达到解决省长问题为止”。
自从1917年朱庆澜去职,广东省省长更迭风波已历三次。每次广东省省长更迭都伴随着“粤人治粤”呼声的高涨,却最终“莫不由桂系军事首脑所左右”。黄绍竑称桂系出兵护国,本就意在图粤,因此当其占据垂涎已久的“财富之区”后,势必不愿有人掣肘。英国情报部门也点明个中利害:“广东省实际上在广西当局控制之下,桂省当局当然不愿意选择一个精明能干的广东人来当省长。”地盘之争岂是民意所能左右的,因此,即便粤民为请愿伍廷芳任省长开展的罢工、罢市声势浩大,掌权的桂系军阀并不为之所动。
13日午后,莫荣新宴请绅、学、商各界讨论进行办法,对于粤民罢市罢工理由逐一批驳,并电令江防司令、宪兵司令分别派兵在城内外巡视,“切实干涉各铺户,饬照常贸易”。张锦芳也将其新编陆军游击队派上街劝谕开市。广州电力公司因受广东机器工会领导而罢工态度坚决,莫荣新便威胁要将该公司收归官营,并派人在香港以每天50元薪金聘得智利洋行及法国电气机师五名暂时接手,还亲电林葆怿,向其借调军舰电工进入电灯局暂代服务。警厅也派人前往自来水厂保护工人开工。
在此次拥护伍廷芳出任省长的罢业风波中,粤籍国会议员邹鲁、谢英伯出力甚大。邹鲁由于连日鼓动粤民请愿诸事,以致声嘶力竭几不能言;谢英伯也曾亲往电灯公司、自来水厂鼓动罢工。莫荣新对二人十分恼怒,欲施以阴谋手段。伍廷芳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将正在演讲的谢英伯拉走,第二天便密送其潜往香港;邹鲁也收到桂系要拿捕他的消息,不得不暂避香港;机器总会要人黄焕庭逃避不及,于14日被警署拘留。
与此同时,广东当局开始严禁粤民集会。14日下午,学生百余人与机器工人2000余人前往省议会请愿时,有大队军警赶到将之强行解散。在此过程中,有警察放枪数十响,秩序因之大乱,跌伤、被枪殴伤者十数人。15日中午,警厅又派大队人马携机关枪两架赶赴东园强行解散粤民集议,各人初不欲服从,嗣见园外有兵警多人分头站守,“知不能抗,遂相率离去”,园中铜鼓、喇叭、传单及各项杂用器具也被警察一并收走。到16日下午,“电灯规复、各商店已多数开门,各大公司也完全开市”。
民意领袖逃的逃、抓的抓,群众集会也被禁止,罢业风潮再难持续。桂系当局对粤民镇压、逮捕且将枪毙的消息传出以后,上海的孙中山、唐绍仪纷纷致电广东当局要求释放。尤其唐绍仪竟以“北京政府对于所捕学生随即释放,不复诛求”为理由,倒诘护法军政府。向之所抨为“伪廷”者,今则为表率,历史之吊诡殊可叹焉!
广州罢业运动虽较之京沪等地迟缓很多,但粤民也打出了外交、“讨贼”的旗号,因此,既有研究多将之归入“五四”大潮,抨击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如一丘之貉。事实上,将镇压民运归罪于军政府是冤枉了军政府,也高估了军政府,此事实乃桂系军阀所为。
广州罢市、罢工风潮的真正目标是请愿伍廷芳出任省长。易言之,若单凭外交问题或“讨贼”问题,恐怕并不足以引发广州罢业风潮,广东省省长问题甚至冲淡了外交问题。据日本情报机构所言,广东省长更迭造成的罢业运动,已经使得广州学生抵制日货热潮冷却下来。沪上之罢业运动,矛头所指系北京政府,于地方秩序并无意扰乱,声势虽大却有理性一面;而广州罢业运动的实质是内部派系斗争,所针对者就是广州当局,因而更加激烈汹涌。不过,虽然两厢目标不同,但广州罢业风潮确是受京沪等地“三罢”运动激荡以致,也不能说二者绝无关联。
广州与津沪等地罢业运动除目标不同外,其达成方式也有不同。虽然都是以学生为先导,但津沪学生在劝说商家罢市时,大多是动情晓理地恳求,甚至于披麻戴孝地跪哭,“以身体作为一种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基地”,“使商人放弃赚钱第一的积习”;而广州学生促成罢市、罢工手段多是强迫而行,学商、学工乃至学生与一般民众之间冲突丛生,尤其是停水、停电、米价腾贵等情形,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及城市运转,已渐失正义性。正如郑苍生领导的共和工党在罢市风潮最炽时所发传单中称:“省长问题关于人民幸福者尚小,罢市一成妨害于社会秩序实大。”同样是罢业风潮,上海“三罢”运动目标在于惩办曹、章、陆卖国贼,是民族大义所激,而广州罢工罢市的目的在于拥护伍廷芳出任省长,虽也关涉粤人地位问题,但终与民族大义的号召力不可相提并论。
事实上,广州多数商铺对于罢市运动的响应并不积极,多有门板半掩、关正门而开旁门或巡行队伍将到时快速关门、队伍一过又营业如常等消极对待的行为。故而,孙中山一派国民党人所鼓动的拥护伍廷芳出任省长一事,未必能获得一般商民的普遍认同。从结果上来看,广州罢业运动也并没有达成预期目的,桂系当局的强力镇压固然是其中重要原因,广州商民对此次罢业运动消极对待也是不应忽视的因素。
四、省长问题的余波:中上学联与公立法政易长风潮
在广州罢业风潮中,中上学联领导下的各校学生所起作用殊大,故而见恼于当局颇甚。待风潮平息,桂系当局也开始对其采取打压措施。中上学联会长单位是公立法政学校,办公机关驻地也在该校,该校校长叶夏声又一向反桂系甚力,故而“有多人向莫荣新、张锦芳指摘叶氏”,称其为学生的幕后主使。于是,省署以叶夏声纵容中上学联肆意在该校办公为由,撤去其校长一职。被免的还有广东公立医药专门学校校长邓弁华,中上学联的副会长单位——甲种工业校长黄强也在拟行撤换之列,盖因此二校学生在风潮中也十分活跃。同时,莫荣新以公立法政学校“连日均有学生麇集会议,鼓动罢市风潮,殊为不合”,乃于17日着令警察一区分署“随时派警严行禁止”。桂系当局对于接受中上学联委托承印文告的印刷商号,“一经查出,即行封铺拿办”,于是该学联印刷品多在公立法政学校内印行。此举更加惹恼当局,叶夏声又添一罪状。
“因学生而罪及校长”,“此端一开,恐学潮必又将汹涌而起矣”,《申报》的评论一语成谶。面对当局上述处置,中上学联各校“极形激愤”,他们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在罢课期内,无论何校更换校长,绝对否认”。经众人同意,公立法政学生拟就《上省长书》,对校长叶夏声因不干涉学生联合会之活动而至销差一事,表示“不胜骇异”,进而辩称该会纯为救国而设,与校长无干,并解释众意定公立法政学校为办事地点乃投票决定,“校长亦无力阻止”。针对当局指控叶夏声鼓动学运一事,他们反驳道:“省中三十余校皆涉其中,岂叶校长所能一一唆使?”最后表示省长以学联会之组织而“罪及校长”,“是不认有学生联合会之存在”,并威胁省署收回成命,否则“惟有誓死力争,必无上课之日矣”。
从《上省长书》来看,中上学联把叶夏声免职问题与其自身合法性甚至存亡问题绑在一起。叶夏声虽系公立法政一校之长,但其去留已非公立法政一校之事,故而再度引发旷日持久的学生风潮,中上学联各校学生皆广泛参与其中。在广州罢业风潮乍起时,桂系当局有意不提民众拥护伍廷芳出任省长的诉求,而将之导向外交问题来反对粤民开展罢业运动,中上学联适时挑明利害,专力澄清其所为仅为省长问题。然而,当桂系当局因学生参与省长问题而欲加惩处时,中上学联便转而仅从外交问题申论,谴责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对其涉入省长问题不置一词。这攻守易变之间,充分体现出广州学运与南北政局之间的复杂纠葛。
叶夏声去职后,杨永泰本欲运动其亲信何礼文接任,但何礼文为省议会议员,不便再受委为校长。故而,张锦芳转委曾任公立法政校长的区大原,这可能是当时担任督军署顾问的粤籍绅士伍铨萃、黎廷桂等人坚决保举的结果。张锦芳也许考虑到区大原乃晚清遗老,至少不会像叶夏声一般“纵容”学生,加之其曾执掌公立法政四年,以之代叶,会较少波折。不过,此时校长问题绝非纯粹的人事变更,该校学生并未给老校长面子。他们得知区大原接任消息后,发出抵抗宣言,声称要以“北京大学挽留蔡校长之义”挽留叶校长。同时,他们致函区大原请其勿来:“区先生旧长本校,以平日盛情,自当欢迎,但在此时期,在此理由,在此良心上、正义上……均不致以为是。”函劝之余,还有学生亲赴区宅,力劝其勿履斯任,但区大原意决上任。鉴于此,中上学联会长张启荣向众人提出:“倘区大原不恤学生意见,贸然上场,则预先联群向头门守候,劝令勿来,若仍不恤众情,则实行驱逐。”
区大原接阅学生传单后虽有戒心,但并无退意,反倒担心“接事时日太过迁延,则学生搅事更多”,决定于21日便赴任。赴任前,他虽多方派人向学生疏通,并许诺接事后邀请各生开校内谈话会“谋一正当之解决”,但学生仍不从。21日当天,公立法政学生多数齐集校内,并派多人聚立门首,区大原探悉此情怕酿出风潮,遂不敢到校。这使得早已做好欢迎准备的崔劭南、姚礼修等教职员大失所望,并于事后同到区宅“会商秘密接事之法”。
所谓“秘接之法”,即由崔劭南从管印员杨赞廷处偷取校印交于区大原。区大原于28日再派某庶务赴公立法政联络接收事宜,其人险些被殴。区大原见正面交涉不通,遂决定“另辟蹊径”,他一面觅得该校预科生吴为霖,令其秘向学生散布“凡赞成区校长者,免学费”的消息,并赠其24元作为交际费;一面威胁公立法政预科十一班学生,称该班为叶夏声亲招,“皆叶氏党友,将来必加以甄别”。此番动作令该校学生“极为愤激”,特于8月15日召开大会,谋商“挽叶拒区”之法。是日大会上,众人议决以下几项办法:致书并派遣代表见崔劭南,限其五日内交回校印,“否则以对付章宗祥手段对付之”;再上书军政府请愿撤销命令,如不获命则自行联络教职员维持校务;对于吴为霖事,念其尚属初犯,令其出具悔过书,并决定以后凡私自发表个人意见并受外人种种运动者,“全体认为公敌,由学生团宣布将其学籍退除”。
区大原自7月17日获校长任命,迁延月余,迄未视事,甚至连校门都未得一入,明、暗两途皆已尝试,却均未奏效,渐已失去耐心。8月19日中午,区大原欲强行赴校接事,仍为该校学生事前探悉而遭闭门拒绝。其遂出以省长手令,调警厅一分区武装警察30人,将公立法政学校之西廊墙垣撞破数尺,并携其子及崔劭南等由缺口入校。进校后,区大原命警察将中上学联办事处各标识及学联内各项公物“尽行毁烂”,各生乃蜂拥向其质问。区大原等见势不佳,纷纷退向后门,“由厕底逃出”,崔劭南交印后也“慌忙由人丛中钻出,仍由厕底逃去”。
公立法政学生经此波折后,一面再发“非达到叶校长复职,无论如何誓不上课”的宣言;一面将学校正门及东西廊路紧锁,仅留一门出入,并派学生轮值守卫,“戒备极严”。事态至此,张锦芳以“各生意气未融,恐操之过激,或生他故”,遂令区大原暂缓接事,并令教育科派代表会同南武校长何剑吾前往调解,终亦无功而返。在此情形下,区大原萌生退志,于是上书省长力请辞职。在呈文中,他称公立法政已“时异势殊”,早非当年其任校长时的景象。他将19日接校过程中的破门、毁物诸事皆归罪于学生,“明明纠众毁校,反诬为警察所毁;明明逼印殴打,反诬为学生被殴……颠倒是非,借掩罪恶”,并称“学生暴戾如此,校长不暇为学生责,转为国家前途忧”,进而请省长“迅予核准辞职,勿缓须臾”。公立法政学生闻此,怒不可遏,立即撰文怒揭区大原拥护帝制、吸食鸦片、借校渔利、贿赂学生、毁坏公物等八大罪状。区大原之呈文表明其已不愿再身陷此事,该校学生之声讨也表明拒区之事无可转圜,双方渐成水火。
区大原辞职书上达省署以后,代理省长张锦芳不欲核准,乃邀其莅署面加慰留,表示将以官厅实力援助之。公署中某要人谓,“学生气习与日前东园聚集请愿之公民团等同,一捣乱万不能迁就,以长其嚣风”,并扬言要将公立法政解散停办,派兵驻扎,待各生出具悔过书,“由家属担保其永不滋事”,方准其回校。又有消息称区大原向官厅控告学生多名,众情愈为激愤,遂召开全体会议,声明“留叶拒区”之事为全体学生一致行动,若官厅必用惩戒手段,只有全体学生负其责,“断无三数人因公受累之理”。
校长问题久不解决终非善事,中上学联已通知各校于9月10日以前一律上课。这时公立法政学生处境有些尴尬,叶夏声早已离粤赴沪,并致函该校学生明言已无意恋栈,该校学生拒区挽叶已呈骑虎难下之势。于是,他们决定照北京成例,以本校教员维持校务,这样名义上仍达到了留叶目的。9月初,公立法政派人赴沪叩问叶夏声,请其函请各教员出面维持校务,并提出请教员莫鸿秋充任校长的意见,叶夏声表示赞同。学生代表返粤后,商之各生,均认为莫鸿秋“既属本校教员,且得叶校长同意,则生等亦毋庸过为固执”,于是立即具陈意见,请省长委任,并与教务处商定于9月19日照常上课。虽然,省署最终并未按照公立法政学生所请委任莫鸿秋,但指定的接替者张乃璧系该校教员,时任经济门主任,故该校学生也未再坚持。公立法政易长风波自此告一段落。
作为北京学联代表一路南下津沪杭穗串联的方豪,在后来自传中称,他们到广州以后,“召开了四次群众大会,吸引了听众十余万人,所以不出三天,非但全体青年学生一致响应,连广大的工商界也一致实行罢市、罢工”。从这段回忆文字来看,好像他在广州动员学生罢课时所遭遇的挫折已经被淡忘,尤其他将广州与京津沪三地并称为迫使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的四大“基干都市”,似乎也并未对南北政府的政局形势在广州学生和民众间造成的影响留下什么印象。即使是广州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亲历者,除了李朴生在解释当初不罢课理由时略微提到了南北大政局的影响外,其余如黄韶声、邓曾骧、张殿邦、罗宗棠等人均没有只言片语忆及此事。
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五四运动乃全国各地各界民众在“爱国”这一“道德规范”指引下达成的同声一气的集体行动,这显然忽视了由自发群体达成集体行动的复杂性。广州作为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政治中心,处于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治地位。当五四爱国运动由“外抗强权”转化为“内惩国贼”后,各地民众争先恐后地加入以惩办曹、章、陆卖国贼为目标的“三罢”运动时,这一动员目标却在军政府治下的广州出现认同困境,并直接导致省会学联分裂。毕竟,军政府辖区内的民众缺乏向敌对政府要挟罢免其官员的法理依据。另起炉灶的中上学联虽然最终开展罢课,但并不能归入京沪等地的学运大潮,多少有些气壮而理亏,直到省长更迭问题出现,才为罢课提供了能量对接的耦合器。上海等地“三罢”运动结束月余之后,广州工商界也爆发罢业运动,目标却是向军政府请愿由伍廷芳出任省长。广州的罢业运动虽然也披着外交问题的外衣,但其实质是内部派系斗争,不仅与京沪等地“三罢”运动不属于同一序列,而且在广州局域内没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很快便以失败告终。广州与京津沪等地的五四运动并不仅仅是步调不同,而是有其独特内容,具有明显的在地化特征。
广州的“五四”个案揭示出,地方社会诸如学生界原有的差异性、既有的政局形势等,均有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况且它们在原有轨道上的惯性足够大,即便能量巨大到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也没有能够改变其固有格局。这一点对于其他地方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不无借鉴意义。与此同时,本文所揭示的五四时期广州学生群体内部的歧见与多元性,提醒我们要充分注意学生群体本身的复杂面相,对于“运动学生”研究理路中忽视学生主体性的做法需要保持警惕。另外,五四时期各地学生联合会作为“联合体”所面临的组织困境也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为研究政党介入以后学生社团组织转型问题提供了参照。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原题《护法军政府治下的广州五四时期学生运动新探》,作者沈志刚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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