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观欧亚｜俄乌关系吃紧，双方能源博弈加剧
自3月中旬以来，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局势不断升温，近来俄罗斯向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边境大举派兵，被西方媒体称为是自2014年3月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军在俄乌边境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压力，乌克兰除了向东部地区增兵，还加强了与美国、土耳其和北约之间的互动，以壮己方之声势。但无论乌克兰如何在政治、外交方面闪转腾挪，能源问题正日益成为其处理对俄关系时的软肋。
4月5日，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GTS）的CEO谢尔盖·马科贡在其脸书（Facebook）上透露，俄罗斯从4月1日起已停止通过乌克兰南部管道向罗马尼亚输送天然气，改用“土耳其流2号”天然气管道通过保加利亚向罗马尼亚供气。同一天，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率乌克兰代表团对卡塔尔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共签署了13份重要文件与2项大型商业项目合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乌克兰能源部与能源巨头卡塔尔石油公司签署了为期3年（期满后可自动顺延）的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就未来在乌境内及其黑海专属经济区进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方面合作开发，以及卡塔尔向乌克兰提供液化天然气（LNG）达成共识。
俄罗斯天然气管道“ 土耳其流2号”
在俄罗斯加快削弱乌克兰能源管道作用之际，泽政府出访中东天然气产业大国卡塔尔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本文即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胡萝卜和大棒：俄罗斯能源武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逐步适应将能源作为其经济和自然资源实力相融合的权力形式，诉诸于对外战略计划与行动当中，尤其对于那些在化石能源问题上依赖俄罗斯的后苏联国家，能源关系就成为了莫斯科地缘政治战略中的主要杠杆，同时也是一种卓有成效的议价武器。
俄罗斯对不同客户国的能源供给根据其政治目的而“收放有度、赏罚分明”，精心设计策略，公开奖励其盟友与伙伴，惩罚其对手，威胁手段从抬高售价到中断供应逐步升级，奖励也分为补贴和馈赠等不同方式。俄善于借助客户国家对其能源管道供给依赖，将供给和定价权作为外交关系的杠杆，来增强其外交利益诉求的筹码。
例如，在始于1992年的俄乌围绕黑海舰队和无核化的博弈当中，俄方无疑借助对乌克兰的油气能源债务与核电站的燃料组件供应权，加大了自身在这两大问题中的谈判筹码，削弱了乌克兰在这场僵持已久的激烈争论中的议价权，并首次成功将能源供应问题纳入到与其他后苏联国家的军事安全议程中。再比如，2006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恶化后，俄方以中断供气为要挟，要求格方按照高出原来一倍的价格购买天然气。21世纪后，莫斯科对波罗的海国家也发动过类似的惩戒行动。莫斯科曾以“漏油”为由，中断了向立陶宛马热伊基艾炼油厂供油的输油管道，后者是立陶宛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当爱沙尼亚在2007年5月因从首都塔林迁走苏联卫国战争纪念雕像引发俄当局不满后，俄国家铁路公司在当年一度停止向爱沙尼亚运送石油产品和煤炭，对后者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俄罗斯还善于控制客户国内部能源系统的控股权，藉此获得在客户国能源市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部分后苏联国家，俄方企业或直接对当地大型能源公司进行控股，要么直接经营油气田和能源管道。对于那些对自身具有“离心力”倾向的欧亚国家，莫斯科会积极采取行动，试图将外国公司从其能源领域股份中挤出，或利用债务清算方式征收股份，加强客户国对自身的能源依赖。例如，2006俄罗斯曾切断了向摩尔多瓦的天然气供应，迫使摩尔多瓦同意向俄气（Gazprom）进一步转让摩尔多瓦天然气公司13％的股份抵消债务。根据协议，俄气成为持有摩尔多瓦天然气公司63.4％股份的最大股东，并控制摩国内天然气基础设施，迫使摩尔多瓦在对欧关系问题处理上不得不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对关系较为紧密的欧亚地区伙伴国家或亲俄政权，则以优惠的能源补贴或低廉的供给价格给予折扣进行羁縻和维系，以此确保或巩固其“老大哥”的角色。例如，在过去20年中，白俄罗斯因其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以略高于俄本国的低廉价格购买天然气，年均获得的能源补贴几乎达到其GDP的15％左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亲俄国家亚美尼亚，莫斯科在2015年顾及到亚美尼亚货币德拉姆贬值，同意将天然气售价在此后4年间一度从189美元/千立方米降至150美元/千立方米，以减轻亚政府财政负担。
此外，俄罗斯还通过能源“输血”方式，控制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德涅斯特河沿岸、阿布哈兹、南奥塞梯、顿巴斯分离地区在内的“未被承认国家”的能源供应链，牢牢掌握着这些特殊地区的经济和民生支柱，使能源成为莫斯科推动其后苏联空间地缘政治战略和干预行动的重要工具。可以说，能源武器极大加强了克里姆林宫在欧亚乃至东欧地区的钳制和约束力。
愈加失衡的俄乌能源关系
在莫斯科与基辅之间，能源问题一直是决定两者关系的重要因素，双方都掌握着制衡对方的“依赖权柄”。在苏联解体初期，乌克兰控制着俄对外输出的绝大部分过境管线，却几乎完全依赖后者的能源供给和低廉售价。然而在苏联解体后的30年间，随着这种依赖关系中的主动权和优势逐渐滑向俄罗斯一边，俄对乌的“胡萝卜加大棒”能源策略也变得愈加明显。
俄罗斯从21世纪初开始着手推动摆脱对乌克兰管道的依赖：其一，俄通过对波罗的海管道系统（BPS）1号与2号线的新建与完善，从2001年开始将西西伯利亚的原油从乌克兰管道转至波罗的海，加上2012年竣工的新罗西斯克燃油港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原油运输依赖已大幅减少，曾经通过乌克兰港口（如敖德萨和费奥多西亚）运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原油和炼化产品通道已几乎被完全淘汰。截至2013年，除了对中欧国家能源安全至关重要的“友谊输油管道（经互会管道）”仍在运行外，其他过境乌克兰的俄罗斯石油出口几乎消失了。
其二，俄罗斯发起的“土耳其流”和“北溪”管线已几乎取代乌克兰管道向欧洲供气。“土耳其流”从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通过土耳其延伸至整个巴尔干半岛，1号和2号线已经承担了俄罗斯对土耳其和整个巴尔干东南部国家的天然气供应量（315亿立方米/年），完全取代了旧的乌克兰GTS的南线（300亿立方米/年），加上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将从乌克兰天然气管线的地理约束中彻底抽身，几乎消除了乌克兰能源运输系统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两条管线不仅将造成乌克兰巨额的过境收入损失，也同时彻底改变了莫斯科对欧能源供应的地缘部署，基辅的管线制衡约束力遭大幅削弱。
2014年，当乌克兰彻底确立了融入欧洲的路线方针后，莫斯科开始利用俄乌间早已失衡的能源依赖关系惩戒基辅，迫使乌克兰不得不从欧盟成员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购买更贵的逆向“转售气”。而另一侧，基辅在毫无任何备案前提下被迫发起了对俄气的“自杀性”抵制，切断了乌俄间的天然气供给贸易，这一关系骤变对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打击与后遗症。由于失去价格优惠的俄罗斯天然气，基辅无法维系国内天然气补贴，加上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冲突造成的经济衰退，乌克兰的天然气进口量和消费量连年衰退，进口从2013年的28亿立方米降至2019年的14.3亿立方米，同周期内消费量从54.8亿立方米跌至29.8亿立方米。同时，乌国产天然气业务发展较为惨淡，其2019年产量总计207亿立方米，还不及2013年水平（214亿立方米），使“国产气替换进口气”的能源安全战略方针停在了纸面。
此外，虽然俄乌间的天然气贸易已经完全脱钩，乌克兰也在能源供给安全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但目前在煤炭与核能这两个乌能源消费结构的重要领域（2019年煤炭占比29%，核能占比24%），乌克兰仍然对俄罗斯具有较高依赖性（2020年俄煤占进口总比60%，俄国TVEL公司提供的核电燃料总比60%）。
因此，伴随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能源管道的新一轮脱钩行动，使经由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南部管道供应的国际客户仅剩摩尔多瓦，南线的跨境媒介价值所剩无几，本就处于被动守势的乌克兰方面已经无牌可打。同时，由于乌克兰目前全部港口既无液化天然气（LNG）存储站，也没有再气化设施，因此暂不具备通过土耳其海峡获得LNG供应的能力。其新建LNG进口设施和借道波兰港口进口的计划早在2016年提出，至今未见落实，由此可见短中期通过航运大规模进口尚无法实现。泽连斯基出访卡塔尔的行动，更似“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之举，象征远大于实质意义。
总体来看，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管道依赖“脱钩”，乌方还未在供给多元化方面做足准备，其腾挪和反制空间仍十分有限。尤其是2014年后俄乌间供气中断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就实现政治目标的效能而言，莫斯科的能源手段可能并非总是如预期般地生效，但是，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方面，它们总是使欧亚地区那些敢于挑战莫斯科的“违逆者”和对手蒙受损失，或使其见证他人之痛。
（王思羽，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师资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