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读人与招魂——赵园与赵越胜之间
虽然早有依稀印象，但还是要到这个“读人”栏目开启之后，一次偶检旧书，我才想起赵园教授好多年之前就有一个“读人”系列行世。那组随笔最早收入散文集《独语》，后来重印在《阅读人世》中。后面这个小册子勒为五辑，除第一辑不以所“读”之人命名，其他四辑也都是“读人”之什，分别追怀和记述其师辈和同侪，前者如王瑶、吴组缃，后者如张承志、韩少功，还有一组京味儿作家，如邓友梅、汪曾祺，最后则以《我读傅山》压卷。
我之得识赵园之名，盖缘于大学时代对现当代文学评论之兴趣和爱好。彼时的赵园以京派小说研究著称，虽然其“风头”似不若同门的二十世纪文学三人谈之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却也早早就确立了那让人过眼难忘的女性学者特质，只是因为我后来并未专事此业，凡此自然也只是隔岸观花罢了。
赵园之真正进入我的“视野”，是在其转向明末清初士人研究之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及其续编《制度·言论·心态》，还有另两个小制作《易堂寻踪》和《家人父子》，也分别从不同的书店跑到了我的书架上——其中《易堂寻踪》还是从先搬迁到余杭塘河边后来又不知所终让我至今怀念的杭州书林得到的。但是，既吊诡也正常地，这些书我都并未细读，包括作者后来特意申明的作为“无可争议”的“长江奖”得主的“成名作”。
很多年后回想，虽然赵园自陈其士人研究是“亦步亦趋”着西学之“参照系”而展开的，但我还是有点儿“一厢情愿”地认定，与余公英时先生那蜚声海内外享誉几一世的士人研究相较，赵园女史的相关研究似乎是更为中国的——或者，用余公的表述，是更有“中国情怀”的。
转眼到了八九十来年前，我在紫金港闲居时，一次委托钢祥书友网上买书，忽然觅得了赵园的若干散文集，至少有《独语》和《红之羽》两种。虽然仍未遍读，这两个文集却给我留下了挥之难去的印象，那种凛冽而又炽热的笔法和“情怀”，几乎是当代学者散文中所仅见的。相形之下，后来那部有着更大影响甚至引来专文评论的《想象与叙述》倒因为某种过度的自省和回环反而有些“失色”了。
忘记去年什么时分，偶然从网上读到赵园记述钱理群以及黄子平和陈平原夏晓虹伉俪的几篇文字，不禁叹为“大制作”——以如此品评月旦人物之品味和气势，如实道来，不与假借，此真非所谓当代“穿裙子之士大夫”莫办也。甚至与结合《世说新语》议论“读人”传统的那些作者自谓“思想何其活跃”的文字相较，“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赵园之“读人”系列，从现当代作家，明清之际，到其师王瑶先生诸弟子，直至最近状写《文学评论》已故资深编辑王信先生的文字，可谓逐有跃迁，块垒无穷，让人叹为观止矣。
许是一种巧合，当代的“读人”文字中，还有另一位赵姓作者，旅居巴黎的赵越胜君是也。赵君早年以译介德哲马尔库塞著称，在去国多年湮没无闻后忽以一册《燃灯者》回归中文写作，因了那一份“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的动人情怀，加以摇曳多姿顾盼自雄的行文笔触，端的是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说《燃灯者》。
此书其实有两个“泪点”：一者民国。盖鼎革后执教于京中上庠的周辅成先生其实乃是民国中人。有一事为证：我的老师罗义俊先生告诉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辅成先生仍然收到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同事和同道唐君毅和牟宗三的赠书。据说，李泽厚最初就是在辅成先生处见到唐牟之论著的。二者就是不少人至今仍要“重访”的八十年代。这份挥之不去的attachment可见之于《燃灯者》 中其余的篇什。前者呼应了所谓“民国热”，后者则为“八十年代”情结推波助澜，此乃对于赵氏“读人”文字一纸风行之发生学解释也。
若干年后，赵越胜之文字又出现在张志扬教授的三卷本文集之骥尾，其文美轮美奂，较《燃灯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不知为何，我浏览之下却有一丝“甜腻”感，在我的阅读感受中似乎至少是过于smoothly了。此则缘何？我虽则暗自检省，却一时竟无解也。
无论如何，越胜君之文，如万斛泉水汩汩而出，虽纹理质体一贯其旧，而内中沟壑，或各有千秋，正钱子泉老先生所云“佳语太多，层见叠出，使人应接不暇”，或曾文正公所谓“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晚近篇什中，则似以记沈公昌文先生和追念朱正琳、苏国勋三文最为出彩。就此感受而言，前此之发生学解释依然有效，盖因沈朱苏两位，皆可谓八十年代之“弄潮儿”者是也。
许是中了五柳先生之毒，我虽远非“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却委实有些“好读书，不求甚解”。于是，两赵著述，照例并未遍读，而自问中学西学皆为半瓶水不到，于赵越胜君妙笔生花之西洋音乐更是纯粹外行，然则如果让我各以中西一曲目比拟两赵之“读人”文字予我之印象和观感，我想起的则是《酒狂》和《今夜无人入睡》。这一比拟不但有字面上的事实为据（“考据”），例如赵园以所谓“国学”为业，赵越胜则无论所业还是行止主要与西学沾边，而且有“辞章”上的“坐实”，且或有“义理”上稍加阐发的空间。前两端似不必多论，唯第三端似可约略尝试言之也。
无论赵园的传统士人研究，还是其当代的“读人”文字，所谓“出处进退”乃是其裁断与品鉴读书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尺。这一点放在儒家传统社会，似乎是天经地义之事。盖因无论是否负担过重期许过高，传统士人以一身系天下苍生之念无论从传统社会结构还是儒家文化理想而言，都至少并非空穴来风，更非向壁呓语。问题在于，在儒家成为余英时先生所谓“游魂”之后，继续以“出处进退”衡量读书人的“可欲”和“可行”究竟还有多少可以伸展的空间。
“可欲”与“可行”之分，大致对应于理想与现实或事实与价值之分。泛泛而言，这种区分当然可谓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对于既生活在现实之中也生活在理想之中的人们来说，两者之间的张力毋宁是个更有意义的课题。
余英时先生固然认为科举废除之后，儒家已然成为“游魂”，但是一方面，例如陈寅恪和顾颉刚这样的读书人仍然以儒家之“出处进退”律己，而另一方面，余英时事实上也是在以“出处进退”衡量和表彰这些前辈。余先生尝以“一生为故国招魂”一语刻画其师钱宾四先生之心志，仅就“读人”一端而言，余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在为这种传统“招魂”呢？
《士与中国文化》初版十五年后，余英时在此书的新版序言“士的传统及其断裂”中明确指出，虽然“士”的传统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正是在此意义上，他郑重申言，虽然《士与中国文化》所探讨的是历史陈迹，它所投射的意义却可能是现代的。
的确，如果说余英时的士人研究试图在揭示士的传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连续和断裂的同时，呈现这种表面上特殊的传统之普遍意义，那么赵园则尤其在其士人研究中把聚焦的目光投注于明清之际，且特别关注明遗民研究，有一句赵园自己在《想象与叙述》的代后记“寻找入口”中复述过的话再好不过地道出了其核心关切：“遗民未必是特殊的士，士倒通常是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的遗民”，还自我引证说，“遗民以其特殊形态，‘表现了士的一般面貌：士对生存的道德意义的注重，士在与其时其世、与当代政治的关系中自我界定的努力’”。
赵园正是在这个精神层面上呼应了顾亭林三百多年前即已沉痛言之的情形：“性也，命也，夫子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
认真说来，赵越胜的《燃灯者》和《既见君子》当然不是所谓遗民文学，也非严格意义上的流亡文学。只是，与赵园身居京华看尽繁华，却埋首故纸，出入清冷与荒寒形成对照，赵越胜栖居花都巴黎，形影相吊，回首故园前尘，却以一曲曲“今夜无人入睡”写尽声色热闹；其间之静与动、冷与热的辩证，确实是耐人寻味到让人起唏嘘之叹的。
在《中国文化之省察》所收题为“汉宋知识分子之规格与现时代知识分子立身处世之道”的演讲中，牟宗三先生引用他的朋友姚汉源在抗战期间的一次谈话，姚先生在品鉴北宋知识分子之规模时，以“体史而用经”形容司马光，以“体文而用经”形容王安石，以“体文用史”形容苏氏父子，以“体经而用经“形容理学家。牟先生对于汉源先生之品鉴语深致赞叹，并加以长篇阐述。
而浅见如我者，也以为就士之鉴赏而论，汉源先生此数语真可谓的论，且正如麦金太尔感叹，现代人之所以无法再把“是”与“应当”合为一体，只是因为那种合两者为一的土壤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理，汉源先生之论诚然高明，但是对于任何对中国传统之士人精神抱有基本同情的人们来说，令人扼腕和伤怀的是，无论士人传统，还是这种士人品鉴的传统，也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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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