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对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
【编者按】
公元前20000年，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顶峰——大气层中弥漫着浓重的尘埃，沙漠和冰川横亘在广阔的陆地上。人类即使能够生存下来，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随后的一万五千年，全球骤然变暖，气候变迁带来农业、城镇和文明的兴起。新驯化的动植物开始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向农业，人类的历史进程彻底转变了方向。
《史前人类简史》综合了考古学、遗传学和环境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这一万五千年的人类历史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作者史蒂文·米森想象了一位现代旅行者约翰·卢伯克。读者将跟随着他的脚步，一同探索五大洲的各处史前遗迹，纵览全球人类的进化图景，并思索这一特殊时期如何为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奠定根基。本文为该书后记《 “文明之福” ：全球变暖对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澎湃新闻经理想国授权发布。
在他造访的各个大洲，卢伯克从公元前20000年踏入历史，在1.5万年后离开。他的旅行让我可以叙述人类的生活，而非罗列考古发现。旅行开始于一个全球经济平等的时代，所有人都在一个拥有大面积冰盖、苔原和沙漠的世界里过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当旅行结束时，许多人成了农民。有的种植小麦和大麦，有的栽培大米、芋头或南瓜。也有人靠放牧、贸易或手艺为生。临时营地的世界被村镇的世界取代，猛犸的世界变成了家羊和家牛的世界。通往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巨大财富差异的道路已经铺就。
许多狩猎采集者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命运自农业开始后就被注定了。对土地和贸易如饥似渴的新农民不断侵扰狩猎采集者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军阀和在世界各个角落建立帝国的民族国家。一些狩猎采集者因为生活在农民无法到达的地方而幸存到近代，比如因纽特人、卡拉哈里布须曼人和澳洲的沙漠土著人。但即使这些社群今天也已不复存在，在20世纪时消失殆尽。
人类历史在全球变暖中迎来转折点，这绝非巧合。所有社群都面临着环境变化的影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洪水，逐渐失去沿海土地，迁徙兽群的失约，茂密且经常无用的森林的扩散。但除了上述问题，所有社群也都获得了发展、发现、探索和殖民的新机会。
各大洲出现的结果不尽相同。比如，西亚恰好拥有一系列适合种植的野生植物。北美的野生动物在人类狩猎和气候变化的合力作用下很容易灭绝。非洲拥有大量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因此种植业甚至直到公元前5000年还未展开。澳洲的情况与此类似。欧洲缺乏本土潜在的栽培品种，但那里的土壤和气候适宜在其他地方被驯化的谷物与动物。南美和北非分别拥有原驼和野牛，墨西哥有南瓜和玉蜀黍，长江河谷有野生水稻。
根据大小、形状和在世界中位置的不同，各大洲及其内部各个地区还拥有自己独特的环境历史。生活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经历了最具挑战性的环境变化过山车。那些生活在澳洲中部沙漠和亚马孙雨林的人则过得最为平稳。在北美扩散开来的那种林地有利于人类定居，而塔斯马尼亚的则导致山谷被抛弃。北半球冰盖的融化导致世界各地大片沿海平原被淹没，只有极北地区例外，那里的情况正好相反：摆脱冰层重负的陆地上升得比海水更快。
虽然任何地区的历史都受到其拥有的野生资源类型和环境变化具体特征的制约，但这些都无法决定历史事件的发生。人类总是拥有选择并每天都在做出决定，尽管他们很少想到或知道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无论是在耶利哥或彭头山附近种植野草种子的人，还是在古伊拉纳奎兹周边栽培南瓜的人，或者是在库克沼泽开挖沟渠的人，他们都不曾预想过农业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
人类历史的产生不仅是有意为之，也是意外的结果，历史变革的路径复杂多变。在西亚，狩猎采集者在开始务农前就在永久村落中定居下来，在日本与恒河平原同样如此。相反，在墨西哥和新几内亚，早在永久性定居点还远未出现前，植物栽培就催生了驯化作物和农业。在北非，驯化牛群要早于种植庄稼，就像在安第斯山脉，驯化原驼要早于种植藜麦。在日本和撒哈拉沙漠，陶器的发明要早于农业的开始；而在中国，陶器的出现与水稻种植的起源同时发生； 在西亚，直到农业村镇开始繁荣后很久，陶器才被发明。
谁能预料历史的进程？公元前20000年，欧洲西南部用自己的冰河期艺术树立了文化榜样，但到了公元前8000年，那里变得完全默默无闻。公元前7500年，西亚拥有居民过千的镇子，但不到1000年后，游牧者就在它们的废墟中驻营。谁能想到，作为最后被殖民、最后开始自己历史的大陆，美洲会将其文化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谁又能想到，最早的文明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当农业在新几内亚欣欣向荣时，澳洲仍然是狩猎采集者的天下？
虽然各大洲的历史都独一无二，需要通过各自特有的叙事和因果论证来加以解释，但一些历史变革的力量是共同的。全球变暖便是其中之一，人口增长是另一个。随着人类摆脱了冰河期干旱寒冷造成的高死亡率，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人口增长，不论环境如何变化，这都需要新的社会和经济形式。
第三个共同因素是物种身份。公元前20000年，各大洲的所有人类都属于智人，一个新近演化出的单一人种。他们拥有相同的生物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手段——兼具合作与竞争，分享与自私，美德与暴力。他们都拥有一种独特的头脑，具备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新获得的创造力。这种头脑与任何人类祖先的截然不同，它让人类可以殖民、发明和解决问题，并创造出新的宗教信仰和艺术风格。如果少了它就不会有人类历史，而只有适应和重新适应环境变化的不断循环，就像几百万年前我们人类这一物种刚出现时那样。相反，在各大洲的独特条件以及一系列历史意外和事件的协助下，上述因素共同创造了一个包括农民、村镇、工匠和商人的世界。事实上，到了公元前5000年，后来的历史已经没剩多少工作需要做了，现代世界的一切奠基工作已经完成，历史只需径直发展到今天就可以了。
约翰·卢伯克坐在英格兰南部的一座山丘之巅，距离我本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不远。现在是2003年的一个夏日。他正在读《史前时代》的最后一章，发现自己维多利亚时代的同名者称颂“文明之福”要优于野蛮人的生活，表示后者是“自身欲望和激情的奴隶......”，他们“无法依赖别人，别人也无法依赖他们”。但就像本书所显示的，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些观点完全错误。史前的狩猎采集者既不是《史前时代》中描绘的忍饥挨饿且道德沦丧的野蛮人，也不是让—雅克·卢梭在之前那个世纪提出的高贵野蛮人。
考古学成功地揭示了上述观点的错误并显示了史前时代的真实本质，这主要归功于两个原因。首先是从业者的敬业，无论是我在书中提到的杰出学者，还是自从考古学科诞生以来参与挖洞和清洗发现物品的数以千计的志愿者们。其次是对科学的使用，这让我们能辨识锈蚀铜珠中的棉花，根据今天活人的基因重建史前移民的模式，根据甲虫翅膀确定冰河时代的气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放射性碳定年的使用帮助我们确立了事件的顺序。
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也重视科学，不仅因为后者在他本人帮助创建的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中的角色，他还视其为农业和工业带给人类的伟大“文明之福”的一部分。他对望远镜和显微镜不吝溢美之词，因为它们让眼睛如虎添翼，为探索的头脑提供了“新的兴趣来源”。他赞美了印刷机，因为它“让所有选择这样做的人……与莎士比亚或丁尼生的思想，与牛顿或达尔文的发现……与人类的共同财富展开交流”。他还以氯仿为例，说明科学的进步如何减轻了人类的痛苦程度。
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上述断言——永远生活在没有书籍和药品的狩猎采集者世界的想法非常可怕。但当我们坐在英格兰南部的小山顶上，俯瞰现代农业带来的满目疮痍时，我们肯定不会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那么乐观。公元前12500年时，英格兰南部曾是一片冰河时代的苔原，常有驯鹿、雪鸮和北极兔光顾；到了公元前8000年，这里被茂密的林地覆盖，马鹿在林中啃食树叶，野猪在地面上刨食。即使到了1950年，这里仍然是一个由错落有致的森林、田地、池塘、小径和牧场组成的世界。但到了2003年，英格兰南部的大片土地上几乎看不到乔木或灌木，野生鸟兽几乎完全被现代农业生产赶走。很少有哪座山上听不到下方的车流声和上方的飞机声。
空气污染让人想起历史的循环性。农业和工业是全球变暖引发的历史造成的结果，现在它们成了新一波全球变暖的原因，已经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冲击，并将影响人类未来的历史。大规模砍伐森林和焚烧化石燃料提高了温室气体浓度，地球正在变得比自然状况下更热。过去几十年间，各大洲的冰川都在消退，北半球的积雪大幅减少，南极冰架处于崩溃的边缘。
和史前时代一样，自然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许多植物的花期已经提前，鸟类的繁殖也变得更早，并改变了自己的栖息地。昆虫再次成为最早做出反应的物种之一：蚜虫群飞到英国的时间提前了，而北美和英国的蝴蝶出现在更高海拔和纬度。
人们预测下一个人为全球变暖的世纪将远不如公元前9600年那样极端。在新仙女木时期末，全球平均气温在50年间上升了7°C， 而今后100年的预计升温将不到3°C；上次冰河期末的海平面上升了120米，而今后的50年间预计最多上升区区32厘米，到2100年达到88厘米。不过，虽然未来的全球变暖可能不会像公元前9600年那样极端，但由于环境污染和60亿人对资源的要求，现代世界的状况要脆弱得多。因此，人类社群和自然生态系统面临的威胁要远比史前时代严重。当冰河时代世界的大片低海拔地区被淹没时，其中许多地区无人居住。当时存在的定居点最多也只生活着几百人，比如公元前7000年时位于以色列沿海的亚特利特雅姆。今天有1.2亿人生活在孟加拉国的三角洲地区，600万人生活在比现今海平面高出不到1米的地区，3000万人生活在不到3米的地区。伴随海平面上升的还有毁灭性的暴风雨和渗透进盐分的淡水水源。
当全球变暖让公元前14000年后的塔斯马尼亚山谷和公元前5000年后的撒哈拉沙漠变得无法居住时，那里的居民迁往其他地方生活——当时的世界上仍然很少有人类定居点。但未来失去家园的人口能去哪里？比如那些来自被淹没的三角洲地区的；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被吞没的低海拔岛屿的；还有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们，那里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将让任何国际援助都无济于事。
为冰河时代画上句号的全球变暖创造了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比如公元前14000年的尼罗河谷，公元前6000年的澳洲北部，公元前500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南部，人们将其据为己有，准备好为其而战。比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些冲突只能算小打小闹；但随着新一波全球变暖的影响开始显现，我们的现代世界似乎注定将变得更加暴力。
淡水短缺将成为重要的冲突原因。由于现代农业和人类日常活动的需求，淡水供应已经处于压力之下。随着预计中的降水减少和世界关键储水区的蒸发量增加，上述压力将变得严峻。水将超过土地、政治乃至宗教，成为中东各国间冲突的导火索，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露。此外，全球变暖还可能加剧当前世界中贫富两极的分化：预计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将会提高，而发展中世界的情况正好相反。
讽刺的是，由于末次冰盛期之后的自然全球变暖而变得宜居的那片大陆现在却对新一波全球变暖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成了让世界上其他大片地区变得无法居住的罪魁祸首：美国是我们天空的主要污染者。
约翰·卢伯克的目光越过车水马龙，落在英格兰南部的乡间。那里一片凄凉。全新世早期的许多橡树林地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被清除。但该地区直到过去的50年里才变成现在的惨淡模样：池塘被淤积填塞并很快消失，灌木林被清除，树篱被铲除，小农场被专业种植小麦并擅长获得补贴的工厂式企业取代。今天的草原式地貌遭受着水土流失，并被过度使用的化肥和杀虫剂污染。和西方世界的许多农田一样，这里生产的食物远远超过我们所需。但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被饥饿困扰的世界里。8亿人生活在挨饿边缘——因为新的全球变暖，这个数字预计还会增加。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又有8000万人可能因为环境变化而挨饿或营养不良。有人相信，终结世界饥荒的唯一方法是对现有作物进行基因改造，从而提高它们的产量，增加它们抵抗病虫害的能力，并让它们可以忍耐盐碱化的土壤。
西亚的狩猎采集者最早尝试了对植物的人为基因改造，以便应对新仙女木时期的干旱以及为哥贝克力石阵等地的集会提供食物。他们对野生谷物的栽培无意中实现了基因变异，创造了我们今天种植的驯化小麦和大麦。人类活动还改变了另一些物种的基因，创造出驯化的南瓜、玉米、大豆、大米、藜麦、芋头和马铃薯。这些植物支持了全新世早期的人口增长，而现在通过植物培育和作物管理，它们又支持了我们庞大的全球人口。但在今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还有额外2亿人需要养活。
一些科学家相信，分子水平的植物基因工程——有意将某个物种的DNA插入另一物种——将是为人类需求而操纵植物的历史中的下一步。他们表示，新的基因变种解决了过去的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危机，所以更多基因变种可能对今天的我们产生同样的效果。
情况可能的确如此，但考古学基于历史给我们上了另外一课，而且可能重要得多。农业刚刚兴起时，新的高产基因变种带来的盈余便受到集中化控制，就像公元前9300年的红崖，公元前8200年的贝达和公元前5000年的K丘的建筑所表明的。食物从农业诞生伊始便成为一种商品，成为控制其分配之人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为这些植物注册专利并分配其种子的生物科技公司就是史前时代掌管谷窖之人的翻版。
英格兰南部和现代世界其他许多地区遭到破坏的地貌也对生物科技提出了质疑。就像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当考古学家们研究过去的环境时，他们总是会发现远超今天同一地点的动植物多样性。公元前20000年奥哈洛附近森林草原中的植物和公元前15000年北美的动物只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表明史前时代的自然世界远比现在丰富而多样。气候变化会减少生物多样性——北半球植物类型的日益分区化更有利于少数食谱单一的动物，而非众多杂食者。但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大得多，只需想象一下公元前6500年时加扎尔泉镇周围被破坏的土地，或者看一下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被密集耕作的地区就可以了。
种植新的基因变种——对病虫害具有非自然抵抗力的植物——是否会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推向新的极端呢？这些植物是否会入侵并吞没仍然存在的野生物种群呢？自然世界中仅存的庇护所（特别是昔日的湿地和盐碱沼泽）是否也会被改成农田呢，就像人们开始在英格兰南部的林地播种最早的转基因种子时那样？
我们没有答案。生物科技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福音，能够为世界饥荒画上句号。抗病的转基因作物减少了对喷洒化学药品的需求，也许从而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对水的共同需求可能会让中东的冲突各方团结起来。对全球变暖的程度和影响的预计可能完全错误。我们的政治家也许能有足够的意愿和手段来遏制污染，在全世界公平地分配资源，为流离失所的人口提供新的家园，并保护自然世界。他们可能会做这一切，但他们也很可能不会。
那么“文明之福”又如何呢？显微镜、达尔文的思想、莎士比亚的诗歌和医学的进步带来的欢乐是否足以补偿环境恶化、社会冲突和人类的痛苦这些最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时农业起源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放弃文学和科学的发展，仍然像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那样，情况会更好吗？答案就在我们手中，取决于我们在今后100年的全球变暖中选择做些什么——人类和地球的未来仍然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到了21世纪末，世界将变得与今天完全不同——也许就像公元前5000年的世界之于末次冰盛期的世界。
约翰·卢伯克翻过书页，读起《史前时代》的最后一段。他发现这番话也完全适用于今天：
我们可能希望在自己的时代看到某种进步，但让无私的头脑最为满足的是相信无论我们自己如何，我们的子孙将会理解许多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东西，更好地欣赏我们所生活的美好世界，避免我们遭受的许多痛苦，享受我们还配不上的许多福祉，逃脱受我们谴责但无法完全抵御的许多诱惑。 （约翰·卢伯克，《史前时代》，1865 年，492页）
《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英]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著，王晨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