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中的女性觉醒：哪怕选择承担，也不会再走老路

要么“我牺牲”，要么“我放弃”？不，我们需要在女性的觉醒与传统的困境中找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

《我的姐姐》海报

近日探讨女性成长中遭遇家庭、社会、文化压力的影片《我的姐姐》，成为清明小长假的票房冠军。它展现了在社会文化中女性的困境，罕有地提供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视角。许多女性观众看后表示感同身受，不过，结局的“不够爽”也让一些观众愤怒：是否影片回归到传统文化视角，姐姐安然要走姑姑的老路，为了亲情和责任选择牺牲自己？

安然应该怎么选，才对得起“女性独立意识觉醒”这一标准呢？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首先，女性独立意识觉醒，是否意味着女性必须放下对关系的依恋？

当女性面临关系困局，为爱烦恼、愤怒、悲泣时，有一种观点在当下社会非常鲜明且多见：不需要关系就不会受到伤害。

从心理发展的角度看，人对于关系的追求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进化能力，也是我们获取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动力。否认对关系的需要，就是在否认我们自身的需要。女性的独立意识觉醒，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非人，而是鼓励女性学习爱，反思关系，对坏的关系说不，敢于追求和建设好的关系。

第二，女性独立意识觉醒，是否意味着只照顾自己的感受和利益，不需要关注其他人？

成为独立的女性，不意味着我们要与世界为敌。“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他人的需求和福祉同样不容忽视，我们追求的是解放，不是转嫁痛苦。

事实上，在当下社会中，忽视力量更弱小的人的利益往往成为解决女性独立问题的畸形方案。

“我也是人啊，为什么要把精力花在孩子身上，弄得自己又丑又脏？把孩子送回老家，让婆婆带，等上了小学再领回来自己教。”一位年轻母亲留言。她认为这种做法蕴含了崭新的独立意识。然而，这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却没有真正照顾到孩子的利益——一出生就母婴分离，对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来说意味着安全感的失去。

压榨自己母亲、婆婆的退休生活，已经成为许多职场妈妈、二胎妈妈的解决方案。“我现在还可以锻炼身体、看书看电影、忙工作，是因为我的母亲为我负重前行。”一位职场母亲留言表示。

支持女性，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在呼喊的女性身上。

第三，独立与觉醒，首先要把女性当作一个具体的人，尊重这个人的选择和感受是前提。

“我曾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做了几年全职妈妈，深知女性独立既需要经济独立，也需要情感独立。后来做心理咨询师，遇到了一个希望成为全职太太的来访者。当时我很着急，总是希望她不要浪费了大学4年的教育，要出去工作，不要有那么多为家庭服务、为丈夫服务的思想，结果，这位来访者感到很痛苦，她认为我没有真正地理解她，而是不断否定她。我后来才反思到，我没有真正地尊重这个来访者，自以为懂得更多，要教育她，而这种被教育、被指导、被否定的氛围恰恰是女性发展的困境。”心理咨询师李立说，一个人只有得到尊重和理解，自己的感受和选择被承认、被肯定、被允许，她才有机会去发展独立能力和批判能力。

而《我的姐姐》的编剧游晓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我们一直强调支持，而不是支配。”

无论独立与觉醒是多么“进步”的观点，选择的权利都应该交还给女性自己。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善环境，让环境中有更多滋养女性成长的成分。

第四，要么“我牺牲”，要么“我放弃”，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否只有一个？

当安然选择弟弟时，许多观众感到难以接受，这不就是走回了那条放弃自己的人生、承担家庭重担的老路吗？又一个“扶弟魔”吗？与此对应的是，关于电影剧情的“原型”冒出来：天涯论坛上一个放弃抚养弟弟的姐姐故事，成为了“恶”的缩影。

在心理咨询中，谈到问题解决，尤其是涉及到家庭中多方关系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解决思路是多样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狭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具体到每一个家庭都有各自的矛盾、资源和思路，需要的是敞开情感、打破思考的桎梏，寻找到和而不同的利益点。哪些方法可以照顾到双方的利益和福祉？只要有创造性和解决问题的诚意，思路可以更加开放和大胆。

比如：

安然是否可以与这个领养家庭进行协商，从弟弟的健康发展角度找到更好的相处模式？或者重新寻找一个领养家庭，可以允许姐弟经常相聚？

安然是否可以问问自己，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够给弟弟一些什么？以及，弟弟的哪些需求，是我无法提供的，而需要其他人协助的？

这是一个非常理性和细致的工作，需要放下各种复杂的情绪，包括对弟弟的内疚、在父母面前寻求认可、对多年被忽视的愤怒。

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去承认问题、解决问题，照顾到大家的需要，显明每个人的责权利，而不是发泄情绪。

如果你还在为安然感到揪心，或许可以听一听导演殷若昕的想法：“安然是一个强者，她不可能像姑妈那样走老路，因为已经是新的了，不再在一个套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