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百年奋斗历程•倾听庆阳红色故事丨“十大政策”得人心

2021-04-07 16:41
甘肃

“十大政策”得人心。袁鹏飞 绘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其最卓著的功绩是制定并实施了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即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大政策”。

在寨子湾简陋的窑洞里,以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认真总结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法令,对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以至关心群众生活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颁布并实施了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廉政等“十大政策”,这些政策特色鲜明,实事求是,内容全面,措施完备,对巩固南梁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土地政策方面,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分川地不分山地;田、青苗一齐分;红军家属分好地、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土地等。这些政策非常具体和实用,深受根据地人民的欢迎。比如不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全部土地,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并且,参加劳动的地主家庭成员可以分地,这是对以往党的土地政策的一个很大突破,与其他一些根据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形成鲜明对比。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华战争之时,陕甘边区党政领导人较早认识到必须区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对富农政策做了调整。抗战时期,又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变了过去“将地主赶上山去吃草”的做法。这些土地政策调整中,都可以看到南梁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影子。还规定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不分土地,等到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时再分土地,这和原来红军打到哪里,在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就分配土地的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和土地革命战争相适应的,体现了习仲勋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南梁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开始实施时很不顺利,主要是时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长张步清对土地革命斗争不热心,工作开展不起来。张步清是陕西省横山县人,逃荒来到南梁,本来家境贫困,但到南梁后,他开垦了大片荒地,还雇工耕种,家境逐渐好了起来,因而对分配土地不积极,还辩解说地主、富农和自己一样,是白手起家,没有什么可以分的。习仲勋和革命委员会经过研究,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委派工作积极认真的李生华担任土地委员长,陕甘边区分配土地的工作得到顺利开展。

1935年8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派李景林、惠碧海等人前来陕甘边区帮助工作,他们组织土改工作团,采取极左的办法在下寺湾桥扶峪一带开展查田、分配土地运动。他们没收富农的土地,赶其上山去吃草。“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分人家的东西,闹得群众反了水”。一些群众甚至要没收财经委员会的公款。习仲勋认为这些“左”的做法给根据地造成严重危害,“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配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在财政粮食政策方面,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成立牧场,养猪放羊;设立集市,便利交易,保护小商人;发行苏票,流通金融等。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奖励农耕、经营红军公田、兴办机关农牧场、合作社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

在领导经济工作的伟大实践中,习仲勋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十分注意商业贸易工作,与白区商人交朋友,通过开放搞活政策,吸引白区商人来南梁做生意,更具陕甘特色。据同桂荣回忆:“有一次习仲勋要请从白区庆阳来的几个大商人,谈边区和他们做生意的事,要请人家吃饭,习仲勋给我说:‘吃羊肉饸饹,你给咱做。’商人们吃了很高兴,说:‘手艺真好。’……习仲勋说:‘咱们吃的家常饭,咱们交往可要像一家人。’商人说;‘你们这样诚恳招待我们,我们一定要把通商的事办好,也要对得起刘夫人。’”蔡子伟回忆说:“我们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群众非常欢迎。集市立起来后,我们和外地商人搞交易,我们用羊只换回我们需要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从这些回忆的材料来看,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是比较繁荣的。

南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明确指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照金的绣房沟、南梁的荔园堡和洛河川的胡皮头,习仲勋都亲自抓兴办集市,搞活经济,极大地丰富了物产供应,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称赞。

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敌人不搞一刀切,区别不同对象,坚持分化利用和争取改造相结合,对能为我所用的民团、土匪和哥老会等势力,积极予以争取,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和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予以消灭。比如引导争取改造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农民武装走上革命道路;引导保安县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华池县南梁哥老会大爷郑德明等200多个哥老会成员投身革命,毛泽东赞扬说:“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最具影响的是争取黄龙山土匪梁占奎手下营长郭宝珊起义,成为党在陕甘边区统战工作的成功范例。对于不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土匪武装,如赵老五、张廷芝、杨谋子等,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了坚决打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对于国民党统治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恰当的方法,开展群众工作,积极消除“红白对立”。据郭廷藩回忆:“当时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我们就用单线联系的方法……还团结了除反动的地主分子以外的开明人士。对地方上的老知识分子也进行争取和团结,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据习仲勋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在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5年12月,毛泽东派原红二十六军代理政委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秘密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事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先后停止“剿共”,形成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局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和平解决。后来,刘志丹在旧军队中培养的统战对象如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都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刘保堂旅长也成为红军的忠实朋友。

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之时,南梁根据地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是非常可贵的。其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党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廉政政策方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规定:党政军干部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正是有了这样的法令,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中没有发生贪污行为。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有关廉政规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在群众家吃饭后,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严格处罚粮台工作人员,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勤俭高效的榜样。据时任陕甘游击队一班班长的王殿斌回忆:在1935年4月,国民党军马鸿宾部占领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率党、政、军机关转移,那时天气已经热了,习仲勋还穿着三年前穿的旧棉袄、破棉裤。据和习仲勋一块战斗和工作的同志讲,习仲勋在个人的吃穿住上从来不讲究,因陋就简,同时他还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始终如一、廉洁奉公、一丝不苟地扎实认真工作。根据地广大群众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相比较,切实感受到了南梁政府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政府,都非常感慨地称赞:“还是南梁政府好。”

此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军事、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等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突出陕甘边区实际,保障和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独立自主解决和处理陕甘边区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成功探索。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十大政策”的颁布实施,是习仲勋群众领袖典范和高超理政能力的集中展示,为习仲勋以后的革命生涯积累了宝贵经验。“十大政策”的颁布实施,是党在陕甘边苏区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为后来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原标题:《追忆百年奋斗历程•倾听庆阳红色故事丨“十大政策”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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