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道
栏目
  • 视频
  • 时事
  • 财经
  • 思想
  • 生活
  • 战疫
陈晓平:陈独秀的广州寓所“看云楼”究竟在何处?
陈晓平
2021-05-04 09:58  来源:澎湃新闻
1920-1923年间,陈独秀三次来广州,两次居住“看云楼”,第一次创立了广东党组织,第三次寓居期间则主持召开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据陈独秀致胡适信封,“看云楼”位于广州太平沙回龙下街6号,可能尚存天壤间,亟待利用城建档案、街道门牌变更档案加以确定。陈独秀

陈独秀

陈独秀信封手书地址
2009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上拍“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共13通,这批信札出自胡适后人,来源可靠,涉及的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坚人物,令收藏界、学术界为之轰动,国家文物局也被惊动。文物局首次动用了2008年通过的《文物法》赋予的国家优先购买权,这批信札最终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2012年,人民大学教授黄兴涛在一篇论文的结尾谈到:
再比如,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陈独秀刚到广州时,是住在“泰康里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可是最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有的广东党史工作者照此地址去寻找陈独秀到达广州后的故居,结果却一无所获。一位在附近生活了近50年的老太太明确表示,她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只知道有回龙路。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者反思一下:以往的记录是否有误?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收藏的这批书信中,除了13封书信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没有书信的空信封,该信封上存留了有用的信息。其正面题写的是:“北京后门内钟鼓寺胡同十四号 胡适之先生,广州太平沙回龙下街一八号 陈寄 二月十五日”。信封背面的邮戳则表明,此信于(民国)十年(1921年)二月十五日发于广州,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北京。这一信封上所写明的发信地址,显然能为寻找陈独秀在广东的故居提供新的重要线索。(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黄兴涛此文质疑“以往的记录是否有误”,但从2012年至今,笔者未见有关部门对此作出回应。黄兴涛把信封上“回龙下街”后面的门牌号码释读为“十八”。有友人提醒,这个释读或许不准确。笔者请教了四位精通书法人士,他们都一致认为,这应该是“六”字的草书。经反复推敲,笔者认为陈独秀“看云楼”应该位于回龙下街6号。陈独秀手书信封

陈独秀手书信封

有可靠史料证明,民国初年此地确有三层高的回龙下街6号大楼。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各省议员云集广州,其中贵州籍议员杨兆麟(杨次典)、牟琳(牟贡三)、吴作棻(吴南屏)3人同住在“广州增沙南回龙下街六号三楼”。(杨兆麟《守拙斋遗训选》,载《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2期第123页)这个记载出自杨兆麟写给贵州家人的家书,地址是供家人回邮使用,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三位国会议员同住回龙下街6号三楼,意味着这座大楼应该比较宽敞。1932年之前,回龙路北段为回龙里,南段称增沙南,故此处“增沙南回龙下街”的写法微有瑕疵,不影响信件投递。
陈独秀此次来广州,依靠他的三个北大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创建了广东党组织,谭植棠负责组织工作。陈独秀抵穗前,谭植棠已在广东宣讲员养成所担任专门班主任。1920年11月编成的《养成所同学录》中,谭植棠登记的家庭地址是“回龙社六号三楼”,(《紫金文史》第10辑第54页)笔者认为也即回龙下街6号三楼,这是当时书写地址比较随意所致。回龙社原是粤海关贪官潘文卿的大屋,被查处没收,原建筑应为平房,这栋三层大楼应该是没收后所建,在当时来说这一带可能只有“看云楼”有三层高,写“回龙社六号三楼”并不会导致来访者弄错。由此推断,陈独秀住在“看云楼”二楼,而组织委员谭植棠就住在三楼。包惠僧回忆:“一大”召开前夕,“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里开会……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一大”前后》第386页)推选中共“一大”代表这样的大事,在谭植棠家里开会很好理解,因为陈独秀上一层楼梯就到了。
“看云楼”位于九曲巷的说法,出自1922年在广州入党的老党员谭天度。1964年,谭天度回忆说,看云楼是“九曲巷一幢有三层的楼房”;1979年,谭天度进一步补充为“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笔者查阅几十幅从清末到1980年代的广州地图,未见回龙里两侧有“九曲巷”地名,这与黄兴涛所述,一个在附近生活了近50年的老太太表示“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相符。谭天度对待此事是严肃认真的,希望给党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料,不过“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这种写法有一定的误导性,导致有关部门认定,既然回龙里两侧并无“九曲巷”,那么“看云楼”可能已经湮没。
陈独秀致胡适信封的出现,给我们寻找“看云楼”提供了最可靠的原始史料,也引出一个疑问:“看云楼”是否尚存天壤间?眼下,回龙下街依然存在,街巷保存得比较完整,除9号为解放后的兴建外,其余目测应为民国时期始建,楼高一至四层均有,目前仍有1-19号单号门牌存在,只是今昔门牌发生了变动。从几份旧地图的对照来看,甚至可能发生原回龙下街部分建筑划归附近其他街巷的情况。回龙下街一角

回龙下街一角

陈独秀三次来广州
陈独秀有生之年三次到广州,第一次为1920年12月至1921年9月,前后共10个月;1922年第二次则来去匆匆;第三次为1923年3月到8月,前后6个月。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广东教育厅长。这次来穗,陈独秀一住10个月,期间亲自主持创建了“广州共产党”,也即中共广东支部、广东区委前身。广东区委是1927年以前中共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在大革命时代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此次陈独秀来穗,明面上是协助陈炯明办理教育,实际是开展建党工作。陈独秀在广州的建党工作,主要依靠他在北大的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二谭一陈”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同时毕业回粤,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政学校任教。
1961年1月29日,中共“一大”代表、1921年加入“广州共产党”的包惠僧给中共广州党史组写了一篇回忆材料。他写道:“陈独秀当时住在太平沙里面一个弄堂里一栋楼房的三层楼上,在这个楼上可以望见白云山,所以他自署为‘看云楼’。”(《谭平山研究资料》第392页)1979年,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第3、5、8期,包惠僧在文章中说:“在广州我的事情不多,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聊天。他住在离江边不远的看云楼。他不常到教育委员会上班,也不常出去,经常在家里接待客人、写东西,有客人时居多。……这两个月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这就说明,“看云楼”是陈独秀在广州最主要的工作场所,并不仅仅是住家。
另一个北大广东学生陈伯衡(当时为广州《新国民报》记者)在1964年接受采访时说,1920年12月陈独秀来广州时,住在“南关回龙社看云楼”。(《谭平山研究资料》第377页)回龙社、回龙里,都来自广州泰康路早年的一座回龙桥,位置在今海珠广场东面的“回龙路”一带。所谓“南关”是指原广州正南门城墙外的沿江区域,太平沙、回龙里这两个相邻的“街区”都在这个区域内,而回龙社应该理解为回龙里东面的回龙直街、回龙上街、回龙下街着一片。陈独秀抵穗前后的回龙里

陈独秀抵穗前后的回龙里

陈独秀得意门生、中共创始人之一袁振英,这个时期担任陈独秀建党方面的重要助手,负责与共产国际方面来粤人员联络,并担任翻译工作。他在1964年接受采访时说:“陈独秀到广州后,广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有了进一步的进展。《新青年》杂志社也在一九二〇年底由上海迁到广州,编辑部设在广州市泰康路回龙桥一座大楼下(也即看云楼),陈独秀仍任主编,他和李季、潘赞化都住在这里。”(《谭平山研究资料》第401页)据此,则不仅陈独秀本人住在这里,《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度设在“看云楼”楼下,对外公布的社址则是昌兴街26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回龙下街夹在太平沙与回龙里之间,太平沙、回龙里都在泰康路的南面,从先大地名后小地名的习惯来说,太平沙回龙下街、南关回龙社、泰康路回龙桥的说法都是正确的,实际都指向今天的回龙下街,只是不够具体精确。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陈独秀抵穗之前已经创办了《广东群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卓有成效,建党工作也就依托《广东群报》社而展开。谭平山此时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住在高第街,《广东群报》则设在高第街、泰康路之间的水母湾27号。陈独秀来广州,其住处安排,是围绕着《广东群报》社来选择的。《广东群报》编辑部设在水母湾,陈独秀则住在水母湾南面的回龙里。从水母湾27号到回龙下街,相距大概200米,只需跨过泰康路,非常方便。后来,谭平山搬到太平沙南面的荣业二巷居住,与回龙下街相距一百多米,应该也是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广东群报》社位于水母湾27号

《广东群报》社位于水母湾27号

1920年10月20日,《广东群报》创刊,发刊词提出办报宗旨是:“(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又说:“我们群报的目的,就是主要改造社会。”在当时的广州,这是一家鹤立鸡群的报馆,广告不多,把主要版面都用来报道新闻、宣传革命思想与主张,取态严肃,没有一般商业性报纸的花边新闻。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对广州青年提出5点希望:“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或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我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笔者曾与友人到水母湾27号现场进行勘察,发现25-27号前座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单元,原为二层楼房,惟墙面已加贴瓷片,未能见到初期墙体情形;后座体量甚大,原为三层楼房,后加建至四层,从建筑风格判断应该也是民国时期建筑。水母湾27号前座

水母湾27号前座

1920年秋,陈公博受陈炯明的指派,在水母湾北面的素波巷(现广州市第十中学)开设广东宣讲员养成所,利用陈炯明提供的经费,宣传革命思想,吸引先进青年参加革命。至此,回龙下街(陈独秀住处)、水母湾(《广东群报》)、素波巷(宣讲员养成所)三点一线,构成中共广东党组织的主要阵地。陈独秀经常到养成所召开的会议发表简短的讲话。
据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曾庆榴的研究,1923年3月至8月,陈独秀第三次来穗,“陈独秀在广州的住址,仍是他前两次来穗时居住过的泰康路九曲巷看云楼。”(《中共“三大”研究》第57页)
对“九曲巷十一号”的辨析
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都是广东高明人,既是同乡也是族人,很早就相互认识。谭天度能在1922年入党,端赖于他跟谭平山、谭植棠的同乡族人关系。后来,这三人并称“高明三谭”。后来,谭天度参加省港大罢工、八一南昌起义,在抗日武装斗争也有卓越表现,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民族事务和统战工作,任广东省民委主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1999年在广州逝世,为中国共产党党龄最长的党员。
1964年,谭天度接受访问,由广东党史部门有关人员整理写成《关于广东共产党的成立》一文。谭天度回忆道:“陈到广州后,住在九曲巷一幢有三层的楼房,他住第二层,自榜其门曰‘看云楼’。大概因为要展开共产主义的宣传,常找谭平山等谈话,交换在广东建党的意见,经过一个时期后,就以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为基础来组织广东党,并把《广东群报》作为党的宣传机关他们的分工大概是书记谭平山,组织谭植棠,宣传陈公博。为了便于展开党的工作,陈独秀又派谭平山为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派陈公博办‘宣讲员养成所’,作为宣传马列主义的基地。《群报》地点在九母湾,宣讲员养成所在素波巷,两处相隔很近。”(《谭平山研究资料》第381页)
谭天度此处所说的陈独秀广州住处,是“九曲巷”的一栋三层楼房。当时,广州比较为人所知的九曲巷位于中华南路(今解放南路)东侧,据说因画家李子长而得名。按照传统的地域划分,这个九曲巷属于“新城”,也即清代在旧城西南面增建的新城墙之内,而回龙里一带处在城外,属于“南关”。
1979年,谭天度发表《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一文,首次提出:“陈当时住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号为‘看云楼’)……”(《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第72页)
民国前期的回龙里,相当于海珠广场东侧的回龙路北段。1930年代初,为与海珠桥的建设配套,广州市政府将回龙里、增沙南街拓宽,统一命名为回龙路。笔者遍查清末至1980年代几十幅广州地图,在回龙路两侧及附近并无见到“九曲巷”的标注。
然而,谭天度在1979年写出“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是否完全毫无根据呢?笔者核对多份民国地图并多次作实地勘察,从太平沙前往回龙下街,必须经过三个很窄的转折,平铺直叙的话可以叫做“三曲巷”,当时的广州人可能在口头上叫做“九曲巷”,这是一种适度夸大,也可能是“九曲”本来是一个固定组合。由于“九曲巷”不算正式地名,故在地图上没有标注。
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将回龙社康有为产业改为议员第一招待所,当时的门牌号码为回龙上街11号。(1917年8月10日《申报》)上文谈到,三位贵州籍议员同时居住在回龙下街6号三楼,笔者怀疑此处曾是国会议员第一招待所的一部分。此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下街6号、上街11号都是招待所组成部分,为两栋相距不远的建筑;二是下街6号、上街11为同一栋建筑,前后门使用两个不同门牌。
国会议员第一招待所的前主人,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1915年,广东绅士邓华熙、梁庆桂等呈文给广东省政府,因康有为被清政府查抄过很多物业、动产,价值达十多万元,向政府申请将“回龙社周库书查抄大屋”等拨给康氏作为发还家产。(1915年4月15日《申报》)这个申请很快获得袁世凯批准。(1915年4月5日第1044号《政府公报》)这个“回龙社周库书查抄大屋”,指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查处粤海关库书周东生贪污窝案,将周东生同党潘文卿在回龙社的大屋罚没入官,1915年4月5日袁世凯将此物业补偿给康有为。
潘文卿大宅占地面积广大,除原有单层建筑外,或许曾利用馀地兴建一栋三层高的楼房。1920年12月26日陈独秀抵达广州,第一天住在长堤大东酒店,随后即入住回龙下街6号,可能是出自陈炯明的安排。陈独秀此次来穗,是受陈炯明之聘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初,陈炯明“拟以回龙社国会招待所(康有为私产)为督学局地址”。(1921年1月10日《广东群报》)这一决定似乎与陈独秀的入住有一定关系。督学局为教育委员会下属机构。回龙下街的曲折形态

回龙下街的曲折形态

回龙下街门牌多次变更
回龙下街6号这个门牌,在今天的回龙下街没有对应的建筑存在。这是否意味着,“看云楼”在百年沧桑中业已灰飞烟灭?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多次现场勘查可见,如今的回龙下街虽然南北两侧俱全,却只有单号门牌,没有双号门牌,这是极其诡异的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约1930年,广州市政府出台门牌编码规则:凡是东西向的马路街巷,南面为单号,由东往西排列,北面双号,同样由东往西排列;凡是南北向的马路街巷,西面为单号,由南向北排列,东面为双号,同样由南向北排列。这个规则的实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邮递员很容易按照单双号及号码大小,迅速找到相应建筑。不能说所有内街都百分之百执行了这个规定,但可以说城区街巷大体都按这个规则整理过。广州门牌编码规则示例

广州门牌编码规则示例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回龙下街门牌是极其特殊的。全街南北两面,只有单号1-19号,11-19号(均在该街北侧)没有钉装门牌,整条街没有双号。1989年《广州市街道名册》记录了回龙下街有一个“2号”双号门牌,现在也完全不见痕迹。种种迹象表明,这条街巷的门牌,百多年来发生了多次变动,导致本应存在的双号门牌消失了。陈独秀亲笔写下的“回龙下街6号”,未必意味着建筑消失,而是后来的号码变动而导致无法对应。
1930年代初回龙里变为回龙路,只是道路拓宽,或许原来临街的建筑会被拆,陈独秀来穗时的回龙下街主体部分仍然保留下来。按照我们多年从事文物保护的经验,一条街巷的6号,不会在街巷的两端,按回龙下街的长度判断,应该处在中间位置,大概率不会因马路拓宽而遭拆除。
据康志斌提供的多个年度《广州市街道名册》,1976年回龙下街只有1-7号单号门牌,1981年只有5-7号单号门牌。笔者手头的1989年《广州市街道名册》则记录回龙下街有1-9号单号,另有2号一个双号门牌,1990年《广州市越秀区地名录》与此相同。仅在1976年1990年间,回龙下街门牌已经发生过如此复杂的变化,更不用说在1976年之前,应该还有更大幅度的变更,包括双号门牌的消失。
百年来广州街巷的变化极其复杂,逻辑推断难以穷尽所有可能性。要解决这个疑问,仍需查阅广州市的城建档案、公安局的门牌变更档案。
陈独秀在1920-1923年间,三次入住“看云楼”,加起来的时间超过16个月,且都肩负着重大使命。正是在第一次寓居“看云楼”期间,他创建了广东党组织,被党的“一大”代表选举为总书记;1922年陈独秀来穗,主要是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3年5-9月期间,中共中央局从上海迁到广州,陈独秀主持了中共“三大”的召开,确立了国共合作的重大决策,可以说“看云楼”也是中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场所。“看云楼”的历史地位,在笔者看来仅次于上海渔阳里陈独秀旧居。寻找、确定“看云楼”的位置,尽可能找到原建筑,将是对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的最好纪念。陈独秀广州创党示意地图

陈独秀广州创党示意地图

真实的历史非常复杂,人的记忆并不可靠,没有百分之百准确并且符合当代人标准的回忆录。在近几十年实行地名“规范化”之前,国人对地址的写法大都“不规范”,这是史学工作者应该知道的常识。对近代历史真实的追寻,不能离开档案与当事人信函等“第一手”资料。档案的开放利用有助于呈现真实的中共党史。弄清中共创党领袖陈独秀来广州居住的“看云楼”精确位置,不管原建筑存在与否,都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写作过程中,蒙设计师“西风”代为拼接地图,叶嘉良、康志斌、黄灏明、钟元泽等朋友提供了珍稀资料或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栾梦

47
打开APP,阅读体验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