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是“听党指挥”生动体现 ——从学党史视野看南昌起义

编者按：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南昌起义是如何孕育“听党指挥”，这个不朽的军魂？本文作者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执行会长周根保，从学党史的视野看南昌起义，诠释了南昌起义是“听党指挥”的生动体现。

正文↓↓↓

 在探索中共百年成功之路的历史经验时，在不少人的眼中，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之“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从一诞生，就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笔者从南昌起义的史料研究中，深刻认识到：

“听党指挥”： 是解开这个“谜”的金钥匙。

笔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学习党史，应特别重视：研究与党发展、壮大息息相关的南昌起义。尤其是要重视南昌起义一一是如何孕育“听党指挥”，这个不朽军魂的研究？弄清南昌起义与“听党指挥”内在相互辩证关系，对深刻认识中共百年成功之路的经验，意义重大。

一、“听党指挥”，是南昌起义发动的根本原因

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

共产党为什么选择武装斗争？

中共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

先听听毛泽东同志，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坦陈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上山打游击”的初衷。他说：

“我是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沒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打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1]

再听听——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由来的回忆：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走过会议大厅，说：

“7月27日，是在这里成立了前委，决定南昌起义是对的，本该早动争手……”，“直到7月下旬，汪精卫已经公开反共了，再不动手，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2]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深刻说明：

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根本原因：

是中共在敌人屠刀下，认识了枪杆子的重要性；

是共产党人为了挽救党、挽救革命，被敌人逼得无路可走，被迫拿起枪杆子……

历史表明，南昌起义，是在白色恐怖蔓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指认捉拿自己的同志……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党成立之时，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有一批坚定理想信念、有深刻历史自觉的追随者。

在这个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面对凶恶的敌人，听党指挥，勇敢地拿起武器，用革命的武装，粉碎敌人的屠杀和进攻……

历史的真实记载，令人格外心潮澎湃——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1927年……

据南昌起义研究先行者张侠在《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记载：

1927年7月12日，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进行了改组，周恩来等主张武装斗争的领导者，走上了核心领导地位；

7月13日，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7月14日至17日，周恩来与张国焘、翟秋白等中共高层领导，酝酿武装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出动用叶挺、贺龙等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暴动；

7月18日，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决定南昌起义，并决定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18日晚，周恩来指定聂荣臻等三人，组成军委前委，连夜赶往九江，向部队党员干部，传达中央决定；部队开始了起义准备；

7月19日，朱德受领先行任务，秘密返回南昌，7月21日到达南昌，开始进行起义前准备工作；

根据朱德传达的中央指示，江西省委地下党组织，立即积极开始了起义前准备工作；

7月20日，李立三等举行九江碰头会，为南昌起义提出了新的建议；

7月25日，中央常委开会，最后确定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叶、贺部队奉张发奎“东征讨蒋”的命令，到达南昌；

同日，周恩来在陈赓的掩护下，秘密到达南昌，把起义推进到发动的阶段：

当晚，召开第一次前敌委员会，确定了起义相关事宜，决定把暴动时间从28日推迟到30日；

7月28日，周恩来拜会贺龙，并宣布贺龙为起义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3]

至7月29日，各方力量已云集南昌，起义计划只剩最后一笔……

正当起义准备紧张有序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7月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中央领导人秘密举行会议，新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报告的复信：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4]

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人们都会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封不完全同意起义的电文。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指令，张国焘于7月30日，匆匆赶到南昌，立即在前委紧急扩大会上，报告了26日中央会议情况。

据李立三后来向中央报告看，张国焘应该是准确表达了共产国际电报的精神。（虽然这可能已经是一个永远无法最后定论的问题。）

当张国焘介绍完这次来南昌意图后，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砰地拍响了桌子！

周恩来突然忍无可忍，愤怒地吼道：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议。

虽然周恩来的怒火，当时是冲着张国焘来的，但谁都知道，这实际上是积累了几个月压抑情绪的总爆发。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

“我们要行动，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后来，他告诉别人，拍桌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的人（指谭平山）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我不同意，说：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5]

争论实质是两个问题：

一是对联共中央指示的认识。联共意图是要停止这一暴动，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们，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分析南昌我军处于绝对优势实际，认为起义成功大有希望，抵制了联共的错误主张，摆脱了共产党国际的束缚，坚定地做出了“还是干”的决定，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二是对张发奎的态度。张国焘坚持“不经张国奎同意，就不可动”的右倾观点，周恩来则是坚持把发动起义和争取张发奎的工作分别开来。南昌起义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能因为做张发奎的统战工作，而停止起义。

贺龙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周恩来的英明决定，八一南昌起义很可能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危险时刻为革命作出的很大贡献。”

试想，如果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前委会不及时、果断地做出起义的决定，稍有迟疑，我党仅有的这一点武装力量，必将完全断送……

正在我党加紧起义准备同时，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加紧了军队中的“清共”活动。

7月24日，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企图以要叶挺、贺龙参加庐山军事会议为由，相机削去其兵权……

其时，叶挺、贺龙只要稍微留恋优裕的生活，要么接受张发奎的命令东进参加军阀混战，要么就上庐山交出兵权……

但此时的叶挺、贺龙，对国民党的叛变气愤不已，对局势恶化保持清醒的头脑，早已大局在胸，作好了起义的心理准备。

7月25日，在九江甘棠湖“小划子会议”中，叶剑英、叶挺、贺龙一致商定：

不上庐山；不去德安；立即把部队开往南昌牛行车站，到南昌参加起义。

山雨欲来风满楼……

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7月31日晚，起义部队仍在静寂中。但没有一人入睡——

尽管他们无心想象未来，他们只知道今晚有行动。

午夜，12时过后，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3枪，这是指挥部起义的信号。

到8月1日清晨，枪声逐渐稀落，经4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

经刘伯承合算，城内敌人全部肃清，歼敌了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成功了！

在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从这一枪开始，中国人民走上了与敌血战的二十二年的艰苦历程……

从这一枪开始，“听党指挥”——这个不朽的军魂，开始孕育、壮大、闪光……

在南昌起义暨建军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从共产党人的重任和担当，深刻揭示了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发动的根本原因。他说：

“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习总书记从党的初心，共产党人的使命，阐述了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初衷与根本原因，令人醍醐灌顶。

南昌起义的史实说明：批判武装不能代替武装的批判，中共从血的教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悟出了“只有拿起枪”，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担当中国革命的使命，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才能完成共产党的初心！

习总书记的话，字里行间，透视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南昌起义，是中共政治上一次重大觉醒；

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政治自觉；

南昌起义的发动，是共产党人“听党指挥”的生动体现！

人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都没有成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最后革命果实被蒋介石篡夺了，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中国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目标。

但中国革命怎么搞？一直处于迷茫的探索中。

1924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如何壮大发展国民革命军上……

当年斯大林也是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当初中国共产党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他却不以为然，把支援的武器装备都给了国民党……

2011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写道：

“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革命的航船，在共产国际的错误的导航下误入歧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此时，蒋介石、李济琛、冯玉祥、唐生智，一齐挥舞起屠刀，向共产党杀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

中国革命，在莫斯科遥控指挥下，一步步陷入绝境……

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的屠杀，使中共对军事工作完成历史使命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

南昌起义的发动，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有的史学家称：这是中共历史上思想上第一次大解放。

史实表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照抄俄国革命道路，要求共产党必须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农村，在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南昌起义领导人，在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起义军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

朱德、贺龙，继毛泽东之后，开始了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辟了湘南和湘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党在今后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北京天安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目标”。

有的学者称：

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伟大的军事暴动，诞生了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揭开了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

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端，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一次重大的觉醒。

周恩来等革命老一辈，为了忠诚党的初心与使命，听党指挥，勇于献身的政治自觉，是南昌起义发动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动力。

二、“听党指挥”，是南昌起义英雄壮举的根本动力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内不少同志甚至相当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对开展武装斗争缺乏正确认识，对党独立掌握军队缺乏应有的政治自觉。

“第一枪”打响前，党还未独立组织、领导、指挥过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

大革命失败后，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

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选择是：

要么任人宰割，坐以待毙；

要么高举义旗，奋起反抗。

南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枪杆子，又战斗了……

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当年大多是身居要职的高级将领。是“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把众多中华民族精英凝集到了南昌。

他们不为钱，不为官，不怕苦，不怕死，一腔热血，听党指挥，义无反顾地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他们的英雄壮举，堪称“听党指挥”的典范。

历史的记录，是鲜活的注释：

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

会上，蒋介石问贺龙：

当年，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用“政见不同”，不卑不亢地回击了蒋介石。[6]

此时，贺龙尽管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己心向共产党；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目标，蒋介石是不可能理解的。贺龙曾说：

“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作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的时间。……我是农民出身，农民的苦难我是亲身感受过的，那时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败堕落，我感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国家、军队和个人才有出路。因此下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再没有动摇过。我曾几十次提出入党要求，但当时先认为我是高级军官，要多考验，直到八一南昌起义后，我才在瑞金加入了党。”[7]

萧克回忆，朱德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立了很多战功。1922年，当他36岁时，已经当上了滇军旅长，金钱地位权利都唾手可得，但就在这时，他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学说和主张，就毅然抛弃一切，辞职离家，寻找共产党。当他被陈独秀拒之门外，便远渡海外，在德国，终于由周恩来介绍入党，之后又赴苏联学习。

1926年回国，半年后，他来到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贺龙的坦诚，朱德的执着，凝集着老一辈革命家对“听党指挥”，为民奋斗历史使命的真诚和执着。

八一南昌起义发生的许许多多故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革命前辈“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

在南昌起义中，叶挺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叶挺的部队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力，特别是他本人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抛弃各利，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利诱，毫不动心，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义无反顾，“听党指挥”，投身起义之中，更是难能可贵。

据聂荣臻回忆：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南昌起义后，当晚，周恩来匆匆赶到军委传达，指定聂荣臻等三人为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前敌军委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同志，做好起义的准备。

聂荣臻到九江后，住在叶挺的司令部，根据周恩来指示，第一个通知叶挺。[8]

在第二方面军中，大部分部队都是老粤军和老四军演变而来的，他们的军事生涯都与这支部队息息相关，如今要他们从这支部队分离出来，决非轻而易举。叶挺顶住了各方面的疑惑与压力，向组织明确表示，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当时实际情况是，在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员叶挺，何去何从，十分引人关注。

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具有将军军衔，每月有几百块大洋收入，又是北伐名将，战功卓著。然而，在党的指示面前，叶挺毅然放弃这一切，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

叶挺会率部起义，张发奎万万没有想到！

张发奎在自传中说：

“那次庐山会议，叶挺、贺龙、没有出席，因此会没有开成。不过，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发动叛乱，所以没有先下手逮捕他们”。[9]

此时张发奎还认为叶挺会念旧，他曾对劝他应约束和防备叶挺的国民党将领颇为自信地夸口：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挺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与他为难。

这话也不无道理，叶挺与张发奎，是同乡、同庚，又是同学、同事。1912年他们同时考上黄埔长洲岛的广东陆军小学，同编在一个班，1914年又同时考进武昌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同窗两年。1919年叶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翌年张发奎也投奔粤军，1921年他们分别担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第三营营长。1924年，叶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叶挺回国，同年11月，已任国民革命军第12师副师长的张发奎，推荐叶挺任第12师第34团团长，1926年1月，34团改为独立团。张发奎从第4军长提拔到第2方面军司令，叶挺也从第25师副师长，升任第24师长……张发奎和叶挺，从军队职务看，一直是上下关系。而且叶挺的部队，一直是张发奎最信任的部队。

叶挺的部队是起义军的基础力量，叶挺的态度极为重要。在私情与党的指示面前，叶挺毫不含糊，表达了对起义的坚定支持。

此时，如果叶挺对张发奎不舍旧情……

此时，如果张发奎对叶挺的部队产生警觉……

此时，如果叶挺在党的指示面前产生了动摇……

中共“第一枪”，能在南昌城头打响吗？

当年担任国民党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党中央决定在八一南昌起义时，他随第四军到达九江，当得知汪精卫、张发奎密谋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的消息，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找到贺龙、叶挺到甘棠源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名共商对策。

这个史称“小划子”的会议，对保证起义领导人和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他还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机智地说服张发奎，使他放弃对起义军的追击主张，使起义军得以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在赣南与钱大钧、黄绍雄部队作战，打开南进的道路。

在八一南昌起义中，刘伯承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泸州顺庆起义后，刘伯承“听党指挥”，辗转来到南昌，临危受命任参谋长。

周恩来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军事参谋团的办公室，深挚地回忆道：

“开始参谋团没有人任参谋长，我就指定伯承做，起初他谦虚不肯答应，说：‘我怎么领导你和叶挺、贺龙呀！’后来我说，‘一定要你做’，他才接了这个职务”。

停了一会儿，周恩来又说：

“伯承是在八一南昌起义立了功的，他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10]

起义中，刘伯承一直和贺龙在一起。贺龙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说：“刘伯承是代表党来二十军工作，帮助了我，改造了部队，这场战斗是我们一起指挥的。” 

八一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聂荣臻曾作出了特殊贡献。起义前夕，聂荣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前敌军委先期到达九江，负责向起义军党的负责同志传达中央起义的指示，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7月25日，周恩来在九江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设法把驻在九江至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聂荣臻单枪匹马来到马回岭，与张发奎亲信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密谋策划，几乎三天三夜未合眼。

8月1日下午，起义军以“打野外”为名，将部队拉出驻地，按计划向德安行进。正在此时，张发奎带卫队营乘火车追来，妄图拦截起义部队前往南昌，聂荣臻毫不犹豫令七十三团官兵向张发奎乘坐的列车猛烈射击，张发奎吓得狼狈而逃。

聂荣臻靠孤胆与智慧，单枪匹马拉出来了该师两个团和一个重机枪连。这支部队后来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成为井冈山的主力军之一。

在八一南昌起义中，还有彭拜、恽代英、谭平山等……革命老前辈，都在南昌起义中，留下了许多“听党指挥”的生动故事……

南昌起义的史料表明：

“听党指挥”，——

不仅是南昌起义的根本动力；

也是革命前辈，创造历史奇迹的唯一力量源泉。

朱德上井冈，就是有力的例证。

三、“听党指挥”，是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的精神支撑

起义胜利后，前委即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起义军于8月3日开始了南征行动。

因部队未来得及整顿，动摇分子未清除，严重地影响部队的稳定，蔡廷锴领导的第十师，刚刚撤出南昌，就脱离起义军，投奔了蒋介石……

加之当时正值南方酷暑，起义部队沿途还要与堵截的敌人作战，因此损失很大。[11]

1927年9月19日，朱德指挥第九军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2500人，驻守三河坝。

10月3日至6日，与来袭之敌钱大钧部2万余人，激战三天三夜后，突围到饶平，拟与主力会合。

当得知潮汕起义军主力失败消息，一时感到震惊和茫然……

当时，失败主义笼罩全军，不少人主张分散活动，（实际上是散伙）等待时机、等待上级指示。

而四周敌人共有5个师，约4万余人，来势汹汹，企图扑灭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是乐观、自信，也是自我鼓励、自我激励，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星星之火，应是最易扑灭、浇熄。

起义军处境极端险恶……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朱德怀着对党的忠诚，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毅然担起部队带出困境的重任。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20多人的军事会议，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他振臂一呼：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12]

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

茂芝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也是起义军南下潮汕失利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会后，朱德率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开始转移……

朱德在后来回忆说：

“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13]

思路转变了，路子就宽了。朱德在西征半年转战中，创造了许许多多别开生面的新经验：

没人发饷，朱德部队开始打土豪，到地家杀猪、挑粮食；

没有武器装备、后勤保障，朱德找老同学范石生合作，不仅解决经费、装备，还得到一个月的休整；

在向郴州进军中，朱德把6个连的学生兵俘虏过束，采取召开诉苦大会办法，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大多都自觉参加到革命队伍，许多人后来都成长为起义军基层骨干；

在梨步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编教材，亲自任演习对抗连长，给学员讲述如何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

……

朱德率领起义军北上西进，历时半年之久的转战，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有一段生动的描绘：

“这支小小的革命纵队穿过闽粤赣的群山时，朱德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他们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不论是行军还是休息，那些要求解散部队的人和那些坚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始终在激烈辩论。……”

朱德在争论中曾说：“至于我自己，只要还有一个人和我留下来，我就继续战斗；就是这个人也开了小差，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我拒绝向军阀主义投降。我已经选定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坚持到底。”[14]

朱德朴实无华的心声，展示了他当年“听党指挥”的初心。

可以说，这也是朱德一生革命历程、“听党指挥”，最为准确的注解。

史沫特莱还在《伟大的道理》写道：

“到赣西的信丰附近，在这里，朱德召开了一次会会议，最后解决与失败主义者问题。他指出，这些人应该对部队的军心涣散和绝对情绪，对逃兵现象，对某些队伍的抢劫事件负责。

朱将军用坚决的语气提出，凡是愿意离队的，必须即刻离队。

他的意见立即被某些人接受，而且见诸行动。他的参谋长是第一个离队前往上海的。

就是在十年后的一九三七年，朱将军提到这次‘开小差’事件，还满怀愤恨。其他人也络绎走开，一共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朱德眼看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队伍，把枪架好，掉头走去，忧虑和失望刺痛着他的心。”[15]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叛变了。师长、三个团长与师党代表先后离队而去……[16]

眼看部队就要瓦解之际，正是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的坚定信念，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把这支部队重新组织起来，成为后来井冈山斗争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朱德在1927年底和1928初，领导的湘南暴动，是起义军走向农村、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实践一一

在湘南暴动中：

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第一次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农民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

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落实到实处；

特别是在智取宜章之后，着手创建工农革命政权，这是继毛泽东之后，起义军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

湘南暴动，遍及二十几个县，拥有百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震惊全国……

1928年3月，敌人组织七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对起义军开始联合围剿，朱德根据起义军主力潮汕失败的教训，不顾湘南特委反对，采取且战且退办法，撤出湖南，直奔井冈山，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

朱德成为中共领导人，第一个和毛泽东一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合作者。

朱德从南昌城踏上武装斗争的征程，随后他就同这支军队同呼吸、共命运，浴血奋战……朱总司令的名字和人民军队的名字，从此紧密连接在一起……

四、“听党指挥”，是南昌起义开始孕育的不朽军魂

南昌起义，不仅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诞生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且开始了铸造我军军魂的伟大实践。

在庆祝建军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上，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说：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17]

他还说：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18]

也就是说：我军军魂的铸造，“发端于南昌起义”。

这是科学的总结。

历史表明：从我军在南昌起义诞生之后，党对军队对绝对领导，一直作为铁血军魂，被熔铸于军队建设之中。

周恩来在流沙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决心。

这既是对起义军将士提出的要求，也是起义军将士“听党指挥”的集中体现。

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始终贯穿了“听党指挥”的主线。

让我们从南昌起义发展过程，看看南昌起义，是如何铸造军魂的生动轨迹：

南昌起义前，中共就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

1927年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立，并对南昌起义作战计划、起义领导等事项进行了研究，标志着南昌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前敌委员会的设立，开创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新模式，作为中共指挥军事工作，这是第一次尝试。）

南昌起义史料表明，第一支人民军队诞生之初，己初步提出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担负的重大任务，提出了人民军队革命纪律、政治建设等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来源”等原则。

特别是起义开始，不仅任命了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各级部队党代表，而且在军队设立了师、团党委、党支部，在连、营设立了党小组，体现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

南昌起义军，是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部队，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作风，特别是从饶平到大余约一个月的行军中，环境恶劣，这些不良因素显得更加突出。

靠旧军队的管理模式，部队很难维持下去，如何建设和巩固这支部队，是当时摆在朱德、陈毅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十月底，起义军到达大余，朱德、陈毅决定借军阀混战的空隙，在大余休整几天，对部队进行整顿。

大余整顿，首先严明纪律，规定，缴获的东西要归公，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团支部。为了便于指挥，把队伍整编为一个纵队。

后来又根据当时面临的新形势，在崇义上堡整训中，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朱德后来回忆说，通过这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19]

粟裕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说：

“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核心模范作用，加强政治教育作用，是使部队重新焕发生机的唯一途径。当时部队还有党、团员五六十个人，党、团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但在重新登记后，健全了党、团组织，党、团员被派到各基层连队去，政治工作也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这时全队虽只有七八百人，比起从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部队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就为以后开赴湘南、奔上井冈山，打下了牢固的政治组织基础。”[20]

南昌起义参加者杨志成，在回忆起义军西进这段艰苦的日子时说：

“回想起来，当时部队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者挽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讲解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的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21]

历史雄辨地告诉后人，起义军在进军广东遭到失败后，冲破千难万险，千里转战，最后登上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艰难历程，就是“听党指挥”的生动注释。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轨迹，鲜明地表明——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人人是军魂铸造的带头人，个个是“听党指挥"的楷模。

时龄29岁的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铸造军魂的轴心。他对党、对革命的信仰，在南昌起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和人民的高尚品格，还突出表现在临危不苟，负重战危，在紧要关头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在起义后的南征中，繁重的工作使周恩来在进入广东后病倒了，高烧有时达到40度，但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在自己战斗岗位上。

当部队进入潮汕，遭到敌人优势兵力围攻时，周恩来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到达流沙与主力部队会合后，在研究部队今后的去向的会议上，张太雷传达中央指示，要周恩来迅速回中央工作，许多同志也提出，恩来同志重病在身，应当迅速离开。

这时周恩来说：“我的病不要紧，支撑得住，我们要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就这样，他抱病主持“流沙会议”，做出部队撤退和领导人疏散的安排，自己带病坚持一直留在潮汕地区农村，直到起义领导全部安全转移。[22]

南昌起义创造了许多奇迹，在起义军主力失散、敌人四面合围中，起义领导人没有一个被俘，没有一个被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凝集周恩来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朱德、陈毅是坚定信念的一座丰碑。朱德在天心圩的讲话，现在已为大家所熟知。它表明一个党的忠诚战士，在最困难最黑暗的岁月，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粟裕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

“那时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与前委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给养和伤痛困扰着我们，每天离队的人很多，部队组织散乱，一支两三千人的队伍随时都有可能散掉。就在这时，朱德发表了讲话，使大家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树立了只要有二三十个人就要把革命干下去的决心。”[23]

在革命最困难、最无望、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起义军将士都从他身上感受到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朱德在即将崩溃的队伍面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

在面临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朱德、陈毅等革命前辈，这种对信念的执着，对党的忠诚，更显得尤为可贵。

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从三河坝突围后，经闽西进入赣南山区，不仅遭受敌人频繁袭扰，而且生存环境异常艰辛。

10月间，山区的气候已经很凉了，起义军官兵还穿着起义时的单衣，几个月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早已破烂不堪，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叛变了……

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刻，朱德、陈毅成了整个部队的主心骨。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身先士卒的行动，力挽狂澜，使这支濒临瓦解的部队得以保存下来。

历史已经证明，保留下来的这支七八百人的队伍，是大浪淘沙的真金，是南昌起义军的精华，他们以自己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党的坚定信念，他们个个是“听党指挥”的践行者，人人是军魂铸造的亲历者。

“听党指挥”——这个重大的建军原则，从“南昌城头一声枪响”，那一刻起，开始成为我军不朽的军魂……

结   语

有人曾经问，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起义军所剩无几，在短短二十二年后，它不仅拥有千军万马，而且夺取了政权，靠的是什么力量呢？

靠的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

靠的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筑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又强调：

“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24]

这不仅是对南昌起义、人民军队成长史的总结，更是对建设世界一流新型人民军队的庄严宣示。

南昌起义的伟大壮举，生动诠释了：“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的伟大真理。

党的领导，如定海神针——

中共能顺利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靠的是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核心领导；

起义军余部能走上井冈山，揭开朱毛会师、创造工农红军的新的一页，靠的是以朱德、陈毅为核心的党的领导。

回望南昌起义那难忘岁月，不难看出，人民军队由弱到强，从苦难到辉煌，一个重要法宝就是：

“听党指挥”！

“听党指挥”，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军不变的军魂。

“听党指挥”——这个刻印在南昌起义将士灵魂深处的鲜明标记，已经穿越历史时空，在人民军队九十余年的历程中，熠熠生辉……

[1] 金及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战略对策》，2019年，《炎黄春秋》第一期。

[2]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3] 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9页。

[4]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5]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23页。

[6] 贺捷生：《唯有信仰不灭》，《人民政协报》2015年8月18日，第4版。

[7] 转引自徐巍：《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编：《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233页。

[8]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9] 当代中国出版社：《张发奎口述自传》，2012年7月版，第95页。

[10] 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22页。

[11] 徐兆麟：《八一南昌起义历史地位新论》，《八一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5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13]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14] 美国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3-244页。

[15] 美国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4-245页。

[16]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1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8月2日。

[18] 同上。

[19]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页。

[20] 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编：《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21]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22] 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1页。

[23] 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编：《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版，第239页。

[2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