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彭士禄：我不是什么“之父”，只是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国首艘核潜艇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如同深海中的核潜艇一样，虽有无穷力量，却寂静无声。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导弹核潜艇的诞生历程被撰写，彭士禄的事迹才为人知晓。在此之前，他隐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
对于很多人称其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彭士禄本人并不赞同。“我不过是与同事合作，为中国的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我不是什么‘之父’，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拓荒牛。”
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四位总师合影（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彭士禄属“牛”，1925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革命先烈彭湃的次子。彭湃是我党早期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彭士禄3岁时，母亲蔡素屏牺牲，一年以后，父亲彭湃又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3岁。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斩草除根”，彭士禄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过牢狱之灾，甚至一度沦为乞丐。直至1940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他这才结束流浪的生活，来到延安。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被派往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1956年，他以五年大学每门功课均为五分全优成绩毕业，并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彭士禄在苏联
1954年1月，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转眼潜入太平洋，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如果换了石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节车皮的石油，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这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
1956年，陈赓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从此，彭士禄与核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9月，他又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与另外二十几人一起，进修核动力专业。20世纪五十年代末，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安排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
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为此，毛泽东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
当时，研发团队对“核动力”的了解几乎为零。他们中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可就是没有学核动力的。因此，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在建造过程中，大伙儿常常因为技术意见不一致争论起来。每每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就会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因为他办事果决，敢于负责，敢于拍板，大家都非常信任、爱戴他。从那时起，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彭大胆”、“彭拍板”。
1963年，因多种原因，核潜艇研制“下马”了。彭士禄带领大家“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继续进行必要的预研，做好核动力的技术储备工作。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便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
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厂房
为了核潜艇能一次建造成功，必须先建一个环境条件一模一样的陆上模式堆进行模拟试验。于是，科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一个代号叫“909”的基地，彭士禄也是其中的一员。“成都291信箱”，是当时基地八千军民与家人联络的唯一地址。对当地百姓的询问，他们也只说自己属于“西南水电研究所”，来四川发展水电。
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就是这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彭士禄曾回忆说。当时主要参考的是苏联“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德国“奥托汉”号核动力矿砂船和美国“希平港”核电站的一些照片及零星的报道。一遍遍的计算，一次次的试验，各项研究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1971年7月1日，中国核潜艇首次核能发电成功；1974年8月1日，名为“长征一号”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只用了6年时间，中国正式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核潜艇研制成功后，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投入到核电站的研究和创建工作。他力推我国第一座核电站采用压水堆路线，组织引进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组织建造第一座商用大型核电站——秦山二期核电，建言献策指导我国核电技术持续发展。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彭士禄就曾提交过秦山核电站的设计方案。改革开放后，中国启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彭士禄被任命为筹建总指挥，后成为大亚湾核电站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再后又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董事长。
1983年初，彭士禄从水电部副部长任上调入广东，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身份担任广东核电站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他通过计算发现，大亚湾核电工程的工期延误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因此，他认为核电站筹建阶段不能等、不能靠、不能慢。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该项目的建设前期繁重繁杂的“四通一平”。
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二期核电站筹建工作。担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期间，在当时国内尚处在计划经济末期、《公司法》尚未出台的背景下，彭士禄率先在国家大型工程项目上实行股份制、董事会制，并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