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伊斯坦布尔的荣耀与“呼愁”
虽然很多人不太了解土耳其，但近些年来土耳其因为种种原因经常占据国际新闻的头条，尤其是自从土耳其被宣布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后，这个神秘国度已经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心目中变得日益清晰。现在，或许还有人不知道土耳其的首都是安卡拉，但是，国人大概对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已经是更加了解了。这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世界名城，曾经还和北京竞争过奥运会的主办权。十多年来，笔者多次访问伊斯坦布尔，长则一两月，短则两三日，对这个城市算是比较熟悉。伊斯坦布尔既是土耳其的，又是世界的。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欧洲城市；有人说伊斯坦布尔太西化，不能代表真正的土耳其；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半个土耳其。不管怎样，没有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很难说是土耳其界定了伊斯坦布尔，还是伊斯坦布尔定义了土耳其。“呼愁”（hüzün）是一个来自阿拉伯语的土耳其词，意思大致类似于“忧伤”，这是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赋予伊斯坦布尔的某种特质，其意是：因为历史上过于辉煌，而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既失去了历史上那种高度的荣耀，也失去了“本我”，但它又随处可见历史的遗迹和废墟，在在提醒着伊斯坦布尔人再也难以恢复过去的荣光，这便产生了渗透进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之精神的“呼愁”。
一、地跨欧亚的大都市
伊斯坦布尔地处亚欧两大洲的交汇处，是世界上唯一跨两大陆、拥抱着两大洲的城市，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从地图上容易看出，位于黑海（Kara Deniz）和马尔马拉海（Marmara）之间的伊斯坦布尔海峡（İstanbul Boğazı）即博斯普鲁斯海峡及金角湾（Haliç）横贯该城。横跨海峡有三座大桥，而由英国工程师设计、建成于1973年、全长1560米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Boğaziçi Köprüsü）被土耳其人习惯地称为“第一桥”（Birinci Köprü），它宛如一根纽带将伊斯坦布尔的欧、亚两部分连结为一体，成为伊斯坦布尔最耀眼的风景。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人政变，政变军人一度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但第二天即投降；十天后，该桥被命名为“7·15烈士大桥”（15 Temmuz Şehitler Köprüsü）。
从战略角度看，伊斯坦布尔位于巴尔干半岛东端，扼守着黑海出入门户，地处欧亚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伊斯坦布尔市是伊斯坦布尔省的首府，现在有1500多万人口，它也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全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新闻、文化、交通中心。它还是土耳其最大的商埠，在土耳其的地位举足轻重；伊斯坦布尔很快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机场，预计每年有2亿乘客的容纳量，全部工程将于2023年竣工，第一阶段已经投入使用，在这之前，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国际机场叫“阿塔图尔克机场”，是以土耳其的国父来命名的。伊斯坦布尔的机场不仅规模大，而且地理位置优越，3小时航程几乎可以覆盖欧洲各大城市及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在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提出了“2023百年愿景”，其中包含的很多具体项目都与伊斯坦布尔有关，这主要就是因为其区位优势非常突出。土耳其在21世纪的崛起，更是强化了其欧亚大陆中枢的地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土耳其提出了建设国际航空中心的计划，此外还有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隧道的、从北京到伦敦的丝绸之路计划、黑海和地中海贸易港口和路线的建设计划（包括海底隧道建设），以及将伊斯坦布尔建设成为新的金融中心等等，这都是基于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本身的地缘优势，即它处于欧、亚、非三大陆之间，具有整合的条件。
此外，伊斯坦布尔还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名城，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是土耳其旅游业的窗口城市和重要支柱。这座城市在土耳其平民和政府官员以及西方国家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2016年6月28日夜间，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发生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伤亡，土耳其政府指认系“伊斯兰国”所为。恐怖分子选择打击伊斯坦布尔，无异于击中了土耳其的“心脏”。
二、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
夕阳西下时，伫立在伊斯坦布尔海峡大桥的桥头，看着对岸的窗户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射出点点橘红，峡湾金光闪闪，两岸青山苍翠，古堡、清真寺、教堂、宫殿、房舍、渡轮等，为这座城市平添了不尽的神圣色彩。这时你会被伊斯坦布尔的美丽所折服，也就会理解若干世纪前的人们为何选择了这个地方。入夜，在充满神奇色彩的灯火辉煌中，你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这座历史古城的悠悠岁月。
一个城市的名气与地位往往和她的历史密不可分。按照一般的说法，伊斯坦布尔创建于公元前658年。其雏形是当时希腊殖民者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居民点。据考古发现，在亚洲海岸今天被称作卡迪科伊的地方，还有一个更早的希腊人殖民地。这样算来，伊斯坦布尔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
伊斯坦布尔曾先后是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它同欧亚大陆政治、宗教、艺术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且不说那些扩张性的征服，也不必说那一次次的战争，单单是宗教、文化的历史就足以让伊斯坦布尔在各大文明圈中备受瞩目。
基督教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东西教派之间的冲突。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于今日伊斯坦布尔，当时称君士坦丁堡。此后，东西两派在谁居教会首席问题上争斗激烈。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后，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的首都。到1054年，终于酿成东西教会大分裂。此后，西罗马教宗曾发动数次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运动，对拜占庭帝国也产生了影响，其中，在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期间，十字军于1204年4月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对这座历史古城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烧杀淫掠，造成了重大的人员、财富和文化的损失，著名的圣索非亚教堂也遭到劫掠，大大损伤了拜占庭的元气。再加上来自东部的突厥人的攻击，终于使拜占廷帝国日薄西山。
1453年5月，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年轻的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占，拜占廷帝国正式灭亡，这被认为是践行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真正把伊斯兰教的领土向西扩张了东罗马帝国的腹地。这里此后被称为伊斯坦布尔，不过欧洲人长期仍愿意称之为“君士坦丁堡”。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着手重建伊斯坦布尔，要把它改造成一座与伊斯兰帝国首都相称的城市。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他软硬兼施，鼓励和强制一些为改善城市环境所必需的技术人员迁入城内定居，并修复城墙。美丽的公共建筑、浴室、旅馆、商场和清真寺一一建立。土耳其人利用大自然赋予这座山城的优越地位，在山顶上建筑了雄伟的清真寺，是伊斯坦布尔的轮廓成为世界上令人惊叹的城市景观之一。
奥斯曼帝国历任统治者都支持宏伟的建设方案，赞助学者、诗人和艺术家，在伊斯坦布尔城市史与伊斯兰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细密画的画师们在皇宫内外的工作室里进行创作。达芬奇（1452-1519年）虽然没有到过伊斯坦布尔，但曾为金角湾设计过一座桥梁，并把设计图寄给了奥斯曼政府，奥斯曼人因为找不到适合的工匠而最终放弃了该方案，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达芬奇的这个设计是受到奥斯曼帝国的邀约还是自愿为之。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还曾通过方济各会邀请米开朗基罗到伊斯坦布尔，希望他能够给金角湾设计一座桥梁，米开朗基罗当时真的很想去伊斯坦布尔，但最终被劝阻而留在了佛罗伦萨。
比米开朗基罗小14岁的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希南（Sinan，1490-1588年）曾去威尼斯“进修”。伊斯坦布尔的多个地标性建筑都出自希南之手，比如，为苏雷曼大帝建造的苏雷曼尼耶清真寺，气势恢宏，立于伊斯坦布尔最高处；16世纪70年代，希南为苏丹塞里姆二世在埃迪尔内设计建造了塞利米耶清真寺，这被视为希南的杰作，在伊斯兰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015年10月，笔者在埃迪尔内访问时曾参观过塞利米耶清真寺，同行诸君莫不为其在澄澈蓝天下一览无余的建筑美所折服。希南的弟子还在17世纪初建造了著名的蓝色清真寺。
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下，旧貌换新颜的都城开始重现勃勃生机，到16世纪末，这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达到了70万，成为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奥斯曼帝国又在伊斯坦布尔城的外观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拜占庭帝国在长达1000多年的统治期间，只在城墙所包围的地区建立了许多豪华的基督教建筑，如大教堂等。而奥斯曼人带给伊斯坦布尔的则是更多的伊斯兰风格。除了在城墙内许多不起眼的小丘上建了一批著名的清真寺和大皇宫外，还向城墙外扩展，使城区越过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在新区也大兴土木，使城市的框架日趋合理，为后人留下了百看不厌的众多历史文化遗迹。
伊斯坦布尔作为帝国首都，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壮观的城市。甚至是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两个美国宇航员从华盛顿起飞进行他们的首次世界航行之时，在一个没有雷达导航的时代，他们把伊斯坦布尔作为自己的降落地，因为只有当他们达到这个城市的上空时，才能发现那几乎完全异于欧洲的典型风格，只有他们看到这个，就知道他们到达了刚刚逝去的奥斯曼帝国的曾经的首都。
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后，1923年，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新国家定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遂失去了其首都地位，但是，作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它的地位仍然是无法撼动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也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王宫中逝世的。
三、旅游胜地
伊斯坦布尔的历史遗迹多得不可胜数。整体上看，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新旧城区划分非常明显。旧城区保护得非常好。古老街道两侧那些红色屋顶的哥特式建筑同典型的伊斯兰小楼房交相辉映。新城区街道相对宽阔笔直，两旁现代化大厦高耸，城郊高速公路上各种车辆风驰电掣。商业区不断扩大，十分繁华。除了旅游业，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工业中心，伊斯坦布尔的纺织、机械、船舶修理等工业也很发达。伊斯坦布尔还是一座文化古城，拥有伊斯坦布尔大学、海峡大学等几十所高等学府，近些年来，来各种小规模的私立大学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建立。
伊斯坦布尔市内现在保存着一批古代建筑的杰作，其中许多建筑对欧亚两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人类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早在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这个城市的考古公园、苏莱曼尼耶区、泽雷克区和城墙区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名录。在众多的建筑中值得一提的至少有以下三种。
首先是宫殿建筑。坐落在旧城区的托普卡帕博物馆（老王宫），是建于1478年的土耳其苏丹的宫殿，现在已经是著名的博物馆，收藏有土耳其历史上的许多珍贵文物。多尔玛巴赫切宫（新王宫）是19世纪后苏丹的王宫，带有欧洲建筑艺术风格，宫内重达4.5吨的巨形吊灯是举世闻名的稀世珍品，国父凯末尔即逝世于多尔玛巴赫切宫。
其次是清真寺。历史上，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以数目众多、规模巨大而举世闻名，现保存完好的至少有450座，仅历史悠久的大清真寺就有数十个之多。久负盛名的是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建于1616年，那庄严肃穆的圆顶和耸入云天的宣礼塔引人注目，寺内礼拜厅宽敞豁亮，四壁镶嵌着2万多块蓝色瓷砖，以“蓝色清真寺”闻名于世。
再次是古教堂。在伊斯坦布尔的众多宗教建筑中，历史最悠久的恐怕要算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的各种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从1935年到2020年都是作为博物馆使用的，不过，从2020年7月，又被改为清真寺。后文中我们会专门分析这个问题。圣索菲亚本是座长方形的古代罗马天主教建筑，由康斯坦丁大帝建造，于公元６世纪建成。它宽大的圆顶直径达31米，离地面55米，还装饰了漂亮的拜占庭马赛克，人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圣象和天使。
其他著名的景点还有阿塔图尔克革命博物馆、女儿塔、卡帕勒市场（意思是封闭的市场）、埃及市场、王子岛、步行街、塔克西姆广场等。伊斯坦布尔城墙、狄奥多西方尖碑、青铜蛇纹柱和康斯坦丁大柱等都是游人颇为向往的去处。
四、东西文明的交汇
伊斯坦布尔给人的整体印象是现代与传统的和谐，从上面所描述的建筑风格、城市布局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多年前，一个在土耳其工作过的德国朋友告诉我，土耳其如何巧妙地使传统与现代相处如此和谐，这是一个颇有学术价值的课题。在人们看来，伊斯坦布尔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她还是一座华丽、迷人而又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如今，“在圆屋顶和伊斯兰教寺院高高的尖塔映衬的地平线下，川流不息的各类车辆沿着鹅卵石古街道前进的隆隆声，街头售货者穿梭来往的叫卖声和繁忙的港口进出船只的汽笛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十分动人的壮丽画卷，使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在这里紧密地相连。”
在伊斯坦布尔遭受连续恐怖袭击后，有人竟然说这是针对犹太人的恐怖活动，进而还煞有介事地讨论这个城市里存在的宗教冲突问题。其实，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说明他对伊斯坦布尔乃至土耳其的历史和现在不了解。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主要的宗教团体除了穆斯林外，还有东正教、亚美尼亚格里高里教派和犹太教。东正教多是巴尔干半岛的农民，亚美尼亚的格里高里教派多为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农民，犹太人则大多为城市居民。不过，当时的各教派并不是按地区划分和安置的，相反，在整个帝国内所有宗教团体都是混杂在一起的，相互之间都有交往。一位当时的英国旅行家的仆人这么写道：“在土耳其所有的城市里，每周有三种安息日：土耳其人逢周五休息，犹太人逢周六休息，而基督徒则在主日休息。”
然而，这些宗教派别尽管有相互的交往，却总体上仍是处于宗教隔离状态，因为所谓的“米勒特制度”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宗教共同体具有了政治性。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就任命东正教的一位头面人物为帝国境内东正教徒的大主教和文职首领。同样，他也任命了伊斯坦布尔的犹太教大拉比和亚美尼亚教派的主教分别为各自“米勒特”的首领。除了刑事犯罪案件的审理权归苏丹手下的法官外，其他的宗教、教育与世俗事务大都归大教主及其手下的教士阶层管理。这种制度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工具，所以也谈不上是完全的自治。
苏丹承认各米勒特享有（半）自治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宗教间的平等。穆斯林地位最高，非穆斯林受到较多的限制，比如基督教堂不得使用大钟。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的西欧正处于宗教迫害时代，相对而言，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处境要好得多。因此，很多犹太教徒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涌入伊斯坦布尔，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经济、财政、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对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确立了世俗的现代政治，实行政教分离，而且实现了各宗教平等与信仰的自由。这已非过去那种“米勒特制度”的政策可比了。在当今的伊斯坦布尔，不同信仰者可以和谐相处。在同一座楼房里，穆斯林的邻居是犹太人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在土耳其，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不仅达到了现代与传统的基本和谐，还实现了不同信仰者的友好相处。
一位到过伊斯坦布尔的俄国记者就非常细致地感觉到这里存在的东西两种文明的碰撞。这位俄国记者观察到两种情形：（1）西化的城市。在市中心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汽车也是川流不息。餐馆和酒吧里的音乐在大街上也能听到。街上穿着现代的美丽姑娘很多，这情景和欧洲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2）伊斯兰传统。在2003年美国攻占伊拉克时，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穆斯林参加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他们对伊拉克人的看法是“信仰上的兄弟”。在这里，尽管有非常西化的人们，但也有非常多坚持做礼拜、尊重传统的人，尤其是在正统的法蒂赫区，外人不怎么受欢迎。青年人中的普遍现象是，表面上非常西化，他们可以穿着现代，可以搂搂抱抱，可以在酒吧里听音乐喝酒，但他们内心对传统并非不尊重。
五、“呼愁”
加缪曾说，“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这是来自《鼠疫》的感悟。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肆虐全球，土耳其的疫情数据也很令人不乐观。今天，我们似乎仍然无法确定疫情何时可以过去，但仍有很多事值得关注：我们和土耳其人，天涯共疫苗（科兴）；2020年，除了中国，只有土耳其的经济是增长的（1.8%）；海峡大学的学生们仍然在坚持不懈地抗议总统任命的校长，很多人还得到了家长的支持……跟很多人一样，这一年的学术交流计划不得不取消了。幸运的是，这一年我有了很多回忆。在瘟疫大流行的困顿中，在所有人的生活都蒙上阴霾的时期，在各种“云享”之外，拥有回忆，未尝不是幸福，而带着回忆阅读，有时候就是对幸福的“加持”。
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深沉的忧郁之感，甚至还仅仅阅读了开头几页，就让人不能不断定，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纠缠在一起的记忆是灰色而忧郁的。帕慕克这样描述伊斯坦布尔那从过去一直绵延至今的忧伤：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之前，在个人有限的阅读经历中，我还几乎从未读到如此描述故乡的文字。游子思乡的情绪自然是忧伤的，但那忧伤不是故乡本身赋予的，而是由对故乡的思念引起的。更何况，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并不是作为一个远在异乡的游子在写作。他几乎从未离开生他养他的这座帝国古都，就是在他的感觉里，也是这样。帕慕克从小到大喜欢玩的一个游戏竟是“我想象我坐的地方实际上是别处”这样的白日梦。
只有从前述的历史中去感受伊斯坦布尔的忧郁才是真实而深切的。18世纪奥斯曼抒情诗人如此赞颂他们的首都：
伊斯坦布尔，无与伦比的城市，你像宝石般举世无双，
横跨两海，发出闪闪光芒！
你的小石一块，我想，就远远超过伊朗的所有宝藏！
灿烂辉煌，犹如普照世界的太阳。
你的花园，你的美景，乃是乐神的模样，
你的绿荫深处，散发着玫瑰花香，充满着爱神的魅力，比美教主的天堂。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第十章就以“呼愁”为标题，在这一章的开头，作者写到：“‘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两次写作‘hüzn’，三次作‘hazen’），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和伯父塔里布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ül hüzn’，即‘悲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但如果说‘呼愁’，起先的词义是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我自己所读的书却指出，伊斯兰历史在接下来几百年间有一小条哲学断层线逐渐形成。”
帕慕克所赋予伊斯坦布尔的精神特质之一的“呼愁”，是属于这个城市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是整体的，不是个别的；是社群的情绪，而不是个人的感受；是“某种集体的感觉、某种氛围、某种数百万人共有的文化”：“‘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他想描述的，“不是伊斯坦布尔的忧伤，而是那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呼愁’，我们自豪地承担并作为一个社群所共有的‘呼愁’。”他罗列了近百种景象，作为被唤起的回忆，成为伊斯坦布尔“呼愁”的写照。
从荣耀到“呼愁”，反映出的恰恰是在历史进程中伊斯坦布尔的失落，可能也是土耳其文化中的某种失落。它不是旁观者可以轻易感受到的东西，是属于伊斯坦布尔人的，是属于像帕慕克这样的土耳其人的。帕慕克说，在土耳其的一些音乐形式中可以感受到这种情绪，“一种介于肉体痛苦与悲伤忧虑之间的感觉”，“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是自愿承载的‘呼愁’”。的确，对于如我这样的匆匆过客，伊斯坦布尔那过去的荣耀和现实的灰暗都是外在的，很难将自己融入它们，或将它们融入自己。终究，我是一个外来者。如果不是研习历史，如果不是阅读帕慕克，恐怕现在的体会将更加肤浅。
对帕慕克来说，“呼愁”是伊斯坦布尔的集体意识和历史记忆，源于某种忧伤，但那是历史的，既是千年的历史，更是近150年来的历史，那是笼罩、覆盖、渗透着伊斯坦布尔城市的空气和每一个角落的“呼愁”。更重要的是，它还由伊斯兰神秘主义的苏非派精神“加持”过，这种“加持”，简单来说就是对“呼愁”的主动接纳，并内化于个人的或集体的精神之中，最终因这种“呼愁”的存在、被感受到以及对其的承载，而感到自豪，成为自我意识和思想的一部分。
为什么是150年的历史？那无非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以及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的黯淡。对帕慕克来说，伊斯坦布尔有太多历史的废墟，它们的存在，是提示这座城市的人，以及这个民族的人，他们再也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荣耀了，因而，这种“呼愁”是与生俱来的。
我只能尝试着去比较，北京也是一个帝国古都，那么，今天生活在北京城的老北京，是不是会也有类似于帕慕克所谓的“呼愁”？在这个方面我就显得格外孤陋寡闻了。在郁达夫的《故都的秋》里，我读到的是故都秋色的悲凉凄清，是作者对生命的感伤；在《我与地坛》里，史铁生写的也是个人得到的生命启迪和人生感悟，我当然喜欢这样的文字，但那不是文化或文明的，不是整体的，而是个人的情感：“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
如果北京没有伊斯坦布尔的“呼愁”，那原因为何？我也有一些猜想：我们的历史可能已经被无情地打扫干净了，没有过多的废墟来表达和承载所谓的“呼愁”了；北京是新国家的首都，有一个旧貌换新颜的过程，历史将按照强大的个人和组织的设想或理想，被严格地加工，什么能够呈现，什么需要清理，都有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在指挥着、导引着、规范着，它不给人留下太多杂乱无章的有关废墟的记忆，“呼愁”的载体已经消失殆尽，人为的历史所需要的是你应该记住的，应该遗忘的，以及必须歌颂的……北京早已没有了帝国斜阳的景象。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这样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伟大的革命前辈挑着扁担一直从井冈山进入北京城“赶考”。这是要缔造一个新国度。或许，我们只能从1911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寻找北京城的“呼愁”？但即便有，那也只是历史性的，它并未穿透历史回到当下。
当土耳其如“凤凰涅磐、浴火重生”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之后，伟大的革命领袖、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却迟迟不愿造访这座曾经辉煌数个世纪的古都，而宁可呆在安纳托利亚那如饱受贫困与战争创伤的乡村——安卡拉，并立志要把这里建成新的首都。在我看来，这正是现代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早期写照。直到1927年，也就是共和国建立四年之后，凯末尔才重新回到这座他熟悉的老城。他不是游子返乡，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的。这个已经巩固了自己政权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心态变了，他不再把伊斯坦布尔看作自己早年政治失意的场所，他泰然、坦然搬进了帝国皇帝曾经居住的、建造于19世纪的新王宫——多尔马巴赫切。
但这个过程里有些细节仍值得我们玩味。伊斯坦布尔的舒适留不住这个共和国领袖的心。他虽然病逝于此，但在他去世之前的日子里，他日夜想念的是回到首都安卡拉，每当他手捧一杯咖啡独自呆坐的时候，他那漂亮的钢青色眼睛里满是对安卡拉的思念。他逝世之后，国葬是在把他的遗体护送到安卡拉后举行的。与国父凯末尔不同的是，土耳其现任领导人埃尔多安以不喜欢待在首都安卡拉而闻名，他更喜欢伊斯坦布尔。埃尔多安政治生涯第一次成功是在1994年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长；而现在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偏爱，可能还跟他偏爱奥斯曼帝国的元素有关，至于现在很热的一个词“新奥斯曼主义”及其特殊涵义，我们后面还会专门谈。
伊斯坦布尔的被遗忘，不仅仅是一个时移势易的自然过程，它曾经也是被刻意疏远和遗忘的。在21世纪，伊斯坦布尔发誓誓要恢复这座城市往昔的荣耀。这也是实际的情况。当然，它会被帕慕克这样的“文艺青年”耻笑为一种浅薄的民族主义的东西，比如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但是，再次，我作为一个伊斯坦布尔的过客，仍然认为那也是真实的。“呼愁”，对我这个主要是阅读书籍的、城市的匆匆过客来说，既是源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的，又是作家所想象、塑造和投射给它的某种情绪，作家使自己沉迷于此，才能写出震撼心灵的、深刻的文字，而使自己挣脱出来，普通人才能面对真实的哪怕是残酷的生活。
（本文是在作者多年前发表的文字基础上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