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减贫学”？中国减贫为什么能？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2月28日面向全球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中国减贫学——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减贫理论与实践》，解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报告认为，中国成功的减贫实践孕育产生了“中国减贫学”。
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
8年时间，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什么是“中国减贫学”？中国减贫为什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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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百年诉求
近代，列强侵略和长期战乱使中国陷入百年的积贫积弱。
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国家一穷二白，工农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自此，消除绝对贫困成为几代中国人接续奋斗的目标。为了求生存、谋发展，中国首先通过实施土地制度改革，开展大规模农业建设，缓解农村贫困状况。
上图为2019年6月拍摄的云南省红河州补干村委会南哈上寨正在改造的村民房屋；下图为2021年2月4日拍摄的补干村委会南哈上寨房屋。图|新华社
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全面持续增长，1978-1985年，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169%。
与此同时，中国探索减贫的步伐加快。回顾40年扶贫开发历程，我们经历了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的政策演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贫困问题突出表现为：贫困县贫困人口数量众多、占总人口比例高。1978年，我国贫困发生率达30.7%，贫困人口规模为2.5亿人，约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1/4（按100元贫困线估计）。
根据贫困分布区域特征，中国选择以县为扶持重点单元，以“撒胡椒面”式的实物救济为主要方式，既覆盖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又节约识别和组织成本。
上世纪80年代，为帮助老少边穷地区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政府先后设立了7笔扶贫专项资金，每年资金总额40亿元左右。到1985年，我国贫困人口剩余1.25亿，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5%。
但是，这种“输血”救济形式单一、分散、力度较低，难以集中解决制约区域发展的重要问题。到80年代中期，中国扶贫道路转为“以生产帮助为主、以无偿救济为辅”。
“七五”期间（1986-1990年），政府每年增加10亿元扶贫专项贴息贷款，以工代赈，发展贫困地区水利、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消化部分滞销产品，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八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强基本农田建设与资源开发，建设区域性支柱产业。
1992年，我国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但部分贫困县贫困程度深的问题仍然存在，国定贫困县覆盖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71%。
1994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国家级贫困县调整为592个，聚焦贫困县内贫困户较为集中的乡和村。1994-2000年，政府扶贫投入由97.85亿元增加到248.15亿元，累计投入中央扶贫资金1127亿元，相当于1986-1993年的3倍。
系列措施成效显著，我国贫困人口结构和分布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到2000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200万人，大面积绝对贫困现象明显缓解。但是，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一般性扶持政策难以奏效等问题依然存在。
2001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除国家级贫困县，还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整村推进、改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同时，注重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和龙头企业产业化扶贫，促进贫困人口的市场参与。
为避免贫困线与发展水平脱节，2011年，国家还大幅度提高贫困标准，以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当地实际，制定高于国家扶贫标准的地方扶贫标准。除原有县、村主要扶贫单元外，又确定了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因地施策，突破长期存在的区域发展瓶颈。
【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国力，调整过4次贫困标准，分别为1986年的206元，2001年的865元，2008年的1196元，2011年的2300元。】
同年，我们完成了第一个十年扶贫开发纲要，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中国减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前方仍有不少“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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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为啥那么难？
西方主流减贫理论认为，只要经济总量变大，财富自然会往下“涓滴”惠及底层，从而摆脱贫困。但事实证明，当减贫进行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涓滴效应”就会大幅衰减。具体来说，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下，意味着减贫工作进入最艰难阶段。
2019年2月11日，位于大凉山腹地的四川省昭觉县三河村首批29户、168人告别居住多年的土坯房，搬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新家。图|新华社
2012年，中国减贫大业迎来了这个关键节点。
当时，全国还有9899万贫困人口，农村贫困发生率为10.2%；贫困人口呈现小集中、大分散的分布状态，且未能从过去的区域扶贫开发中平等受益。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央调整了以区域开发为主的扶贫开发模式，将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作为主要扶持对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方略，将资源、资金、项目直接瞄准贫困人口。
然而，如何克服涓滴效应衰减，真正实现精准？如何避免减贫实操中的“脱靶”现象，攻下“极贫最后堡垒”？我们还面临着许多考验。
最为突出的难题是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识别排斥。在识别环节，无论是对贫困人口规模的人为限定，还是对贫困群体的恶意排斥和过失排斥，都会严重影响“精准”的程度。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总量都是统计部门的抽样数据，它能够描述贫困的整体性、趋势性，可无法瞄准贫困个体。基层具体指标也是基于省级扶贫部门的测算结果、自上而下分配的，各地（市、州）、县、乡（镇）获得的贫困村和贫困户指标未必与实际贫困人口规模一致。
识别过程不透明，负责识别的人员因一己私利、人为更改贫困指标分配结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13年的一项四川扶贫到户机制调研发现，25％的受访“建卡贫困户”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识别出来的，也有些贫困户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落选。
此外，帮扶政策与实际需求不符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扶贫应针对贫困户在贫困表现、根源、特点和减贫需求等方面的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往往将扶贫简化为提供部分资金，或热衷于为贫困户修房或改建房屋，而未涉及贫困户更为关心的创收活动。
部分地区还存在减贫项目要求地方甚至贫困群体配套的情况，导致贫困户难以得到有效帮扶。
在四川省的一些地区，每个贫困村的扶贫投入100万元，但要求地方整合配套资金至少200万-300万元。为贫困户修建一套房屋的成本为10万元左右，却要求贫困户配套7万元左右才能享受。结果，真正享受这些减贫新房的不少农户都不是贫困户。
……
面对这些难题，中国特色减贫道路要如何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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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道：一个都不能少！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后，中国聚焦“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大问题，将国家扶贫资源精准“滴灌”至每家每户，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消除贫困为什么能。
2017年6月30日，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姚磨村村民在蔬菜基地收圆白菜。图|新华社
*“扶持谁”：识别近亿人的到户到人瞄准机制
贫困识别与瞄准是减贫的基础。精准扶贫方略准确锁定每户每人，有效解决了我国减贫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难题。
首先，扫描画像，瞄准贫困地区每户每人。有些地方还打通部门数据建立大数据平台，秒速查询贫困户名下是否有小汽车、商品房等，一旦发现就会被从贫困户中清除。
2014年，中国组织80多万人识别贫困人口8962万；2015年，又组织200多万人开展“回头看”，剔除识别不准的贫困人口929万，新识别补录807万。其次，建档立卡，形成贫困“鱼鳞册”，收入、人口、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情况一目了然。在家庭档案基础上，首次建成了全国统一、囊括近亿人、动态更新的扶贫信息管理系统。
最后，织密防线，时刻关注贫困“边缘户”。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1.5倍左右的家庭，以及因病、因灾等刚性支出明显超过上年度收入、收入大幅缩减的家庭纳入重点监控范围，实施动态监测和针对性帮扶，防止“边缘户”陷入贫困。
【注：边缘户，指略高于贫困标准而未能纳入贫困户的人群。】
*“谁来扶”：破解“执行者难题”
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执行力是实现减贫目标的必要条件。通过各级行政人员内外全面动员，中国集结了强大的减贫执行者队伍。
为解决好“谁来扶”问题，全国累计选派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 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扶贫力量明显加强，打通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
作为中国减贫的新生力量，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还通过“万企帮万村”、就业扶贫、消费扶贫等行动，凝聚起全社会扶贫合力。
*“怎么扶”：扶贫资源“滴灌”到户
在精准识别基础上，根据不同致贫原因，精准扶贫为每户贫困户量身定制脱贫方案。
贵州瑶乡农民何国强就是这场“滴灌对接”的亲历者、受益者。瑶乡属荒漠化地质，少田土、缺水源、生存难，人们生活拮据。2018年，何国强一户七口被识别为贫困户。帮扶干部经深入了解，诊断其致贫原因为：缺资金、缺土地、缺水，并为其制定了扶持养殖肥猪、申请农村低保、搬迁至县城，参加技能培训、就近就业等帮扶计划。
此外，中国持续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整合涉农资金、引入金融信贷资金以及带动社会资金等，为大规模减贫提供“粮草弹药”。
8 年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 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 亿元。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4400 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7100 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 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 万亿元，东部9 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 亿多元，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 万多亿元，等等。
聚合扶贫资源后，还要遏制扶贫领域腐败现象，下放审批权限、下派帮扶干部、下沉监督力量，保证资源精准配置到户。
2020年9月底，832个贫困县年均可支配的财政扶贫资金均增至3.6亿元。审计查出的违纪违规问题金额占抽查资金比例从2016年25.8％降到2019年的1.5％，贪污侵占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占比降至0.19％。
*“如何退”：自评与他评相融合
为防止贫困人口陷入“福利陷阱”，中国不仅明确贫困退出“时间表”，还融合他评与自评，引入第三方评估，聚焦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和长期发展能力，构建最严格退出评估制度体系。
覆盖全国的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提升了脱贫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倒逼地方提高减贫质量。在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屏边彝族乡，由西南大学师生组成的第三方评估小组发现一村干部的母亲被评为贫困户。经反复核实，最终查明这户为“错评户”。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崭新起点上，中国贫困治理已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也不踩“急刹车”，而是设立过渡期，以县级为单位开展监测，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为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转段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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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是一门学问
中国打响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这一“战”取得了丰硕的减贫成果。
2019年12月5日，为了打通四川省布拖县阿布洛哈通村公路，施工单位租用重型直升机吊运大型施工设备。图|新华社
2020 年2 月，《俄罗斯报》给中国减贫算了一笔细账：最近几年，每个月都有约100 万人脱离绝对贫困，这相当于中国每3 秒就有1 个人脱贫。
虽然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的愿望依然如期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5 年的2982 元增加到2020年的10740 元，年均增幅比全国农民收入高20 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转移性收入占比逐年下降，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中国的减贫成果还落实到了基建、产业、制度等层面，彻底铲除穷根。
*“超级链接”伸向贫困地区
8年来，中国投入数万亿元资金，改善贫困地区道路、饮水、通信、住房等，建成超大规模基础设施网络。
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村公路里程已达420万公里，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仅2016 至2019 年，支持贫困地区改造建设1.69 万公里国家高速公路。中国贫困村通光纤和4G 比例均超过98%。
贫困地区通达深度和覆盖广度延展，与全球市场的时空距离大幅缩短。
*产业扶贫带来大量就业
数据显示，全国90%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持，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务工和产业脱贫。中国贫困地区已累计建有3.2 万多个“扶贫车间”，吸纳43.7万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国80% 以上的贫困县地处生态脆弱区。自2015年以来，1000万人从高寒山区、灾害频发区、生态脆弱区域搬入邻近集镇、村庄并实现充分就业。
2016年至今，中国中西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中，110.2 万人被选聘为生态护林员“砍柴人”变成“护林员”、“牧羊人”变成“护草员”，走出一条“生态友好型减贫”之路。
*织起世界最大“安全网”
近2000万贫困群众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2400 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和护理补贴。
中国减贫的成功，其内在逻辑在于：锚定共同富裕目标、依托精准手段，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的“益贫市场”机制，解放贫困者的生产力，让他们成为分配的受益者、增长的贡献者，推动整个社会更加均衡、公平发展。
40余年的实践凝练成了满载中国智慧的“中国减贫学”，这既是对中国减贫实践的规律性认知，也是对中国减贫理论的有力印证。
一方面，“中国减贫学”注重营造减贫与发展的互益关系，变贫困“包袱”为发展潜力，也让减贫更好促进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分配原则。为避免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失灵，中国政府积极引导提升市场机制的益贫性，保护开发贫困地区的人力与自然资源，帮助贫困者进入市场，保证贫困地区在自身有利条件基础上扎实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减贫学”五大主体聚焦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以精准配置为纽带形成良性互动。
有为政府保证领导能力、创新能力、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提升国家的反贫困效能；配合益贫市场，促进资源流向高技术含量、高投入产出效率领域，同时补齐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友爱社会进一步激活减贫事业深层活水，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打鱼人”自力更生，“摆渡人”保驾护航。
为充分激发内力，中国政府采取教育培训、就业供给、动能激励、组织创新等综合手段，对拥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精准滴灌，充分开发贫困者自身发展潜力，帮助贫困者进入市场、自力更生。
至2020年3月，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平均每年保持近100万人在岗，从事贫困户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等工作。截至2020年底，超1800人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5
中国减贫，造福全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减贫事业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世界银行将“疫情、武装冲突、气候”列为影响全球减贫的三大变量。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范围内，疫情可能使8800万到1.15亿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几乎抵消自2017年以来取得的减贫成就。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或将再有2.07亿人陷入极端贫困，届时极端贫困总人数将突破10亿。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目标的实现仍然任重道远。
2019年9月4日，一度贫困的湖南十八洞村人龙先兰在精准脱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学习养蜂技术，发展养蜂产业，逐渐成为养蜂大户并带动118户养蜂户脱贫致富。图|新华社
此时，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中国减贫学”得到实践检验、走向成熟，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精准扶贫，加速世界减贫进程
中国减贫是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近8亿人摆脱贫困，占全球同期减贫人口70%以上。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1.9美元，2011年不变价），世界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12.86%下降到2017年的9.18%。按相同标准计算，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13.02%下降到2016年的0.99%，中国减贫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5年，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贫困人口减半；2020年，中国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再一次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继续走在全球减贫事业前列。
*创新、发展世界减贫理论，回馈人类减贫事业
“涓滴效应”“收入再分配”等西方主流反贫困理论因其自身局限性，未能真正地解决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
中国的减贫实践坚持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政府引导，一张蓝图绘到底、保证政策连续性，发展与减贫共进，数字管理、分级实施，保障精准，丰富和创新了人类反贫困理论，指导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助于构建中国贫困治理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
*广泛开展减贫援助与减贫协作，助力全球减贫
面向世界，中国以重信义、担道义的主动作为，通过免除债务、各种项目的人财物支持等“援助式”行动，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力所能及地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
除了直接“输血”，中国还将发展观念应用于国际减贫合作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等，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地位和担当。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可使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状态，使全球贸易增加6.2%、沿线经济体贸易增加9.7%、全球收入增加2.9%。
由中非发展基金投资支持的万宝莫桑农业园项目，通过“合作种植”模式发展农业经济，带动周边农户开发土地，粮食产量、农户收入显著增加。仅2018年前5个月，同万宝签订合作种植协议的当地农户就有450户，面积达800公顷。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乐于与全球分享减贫理论与实践，愿同世界各国一道迎接全球贫困治理全新挑战，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积极推动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如期实现，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资料：
1.《中国减贫学——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减贫理论与实践》，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2021年2月；
2.汪三贵，曾小溪：《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及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8期；
3.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农村经济》2014年第6期；
4.于乐荣，李小云：《中国特色扶贫开发谱写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2月18日；
5.张丽琴，《中国精准扶贫成就彰显世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1月7日。
文 | 丁贵梓 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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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这门“中国学问”，全世界都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