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卡舒吉案解密之后；英国流放“IS新娘”争议
卡舒吉遇害案解密后的美沙关系
当地时间2021年2月26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关于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 ）遇害案的解密评估报告，报告称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批准了2018年10月的一项“俘获或杀死”卡舒吉的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发布声明称沙特完全拒绝接受这份调查报告。
2018年10月2日，流亡美国的沙特记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失踪并遇害，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9年6月，联合国公布了针对此案的调查报告，将矛头指向沙特当局。26日美方发布解密报告后，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沙关系的“规则正在改变”。近日，《大西洋月刊》记者Graeme Wood撰文分析了此次解密的可能影响。
2018年10月5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示威者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抗议。据报道，沙特资深记者贾迈勒·卡舒吉2日进入该领馆后失踪。
Wood指出，这份报告的公开版本并未解开围绕卡舒吉案的种种疑团，例如他为什么偏偏会在沙特领事馆这个全伊斯坦布尔唯一跟沙特当局直接相关的地方被害？为什么是由一个目标明显的多人刺杀小队而不是难以追踪的单个杀手执行行动？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既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多少个死去的异见分子才算太多？《华盛顿邮报》曾报道称，卡舒吉的专栏文章中有一些是沙特的竞争对手卡塔尔资助的机构的工作人员提议甚至起草的。
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表示，沙特应该为美沙双边关系的“重新校准（recalibration）”做好准备，这一措辞相当暧昧且轻描淡写。事实上，美沙两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良好关系中，萨勒曼王储对政治对手的暴力和沙特急剧扩展的社会自由（包括女性自由）以及石油之外的经济多样化是同时存在的。萨勒曼王储将这些进步包装成他自己克服其他王室成员的反对而取得的功绩，如果他下台，那么这些改变也将不复存在。在Wood看来，所谓的“重新校准”，首先不可能寄希望于沙特当局对萨勒曼王储进行正式处罚（在君主制下，王储就是法律本身），而由美国政府敦促85岁的沙特国王萨勒曼废黜王储似乎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自萨勒曼正式登上王储之位以来的近四年间，他不间断地扫除王位的可能竞争对手。他迫使前任王储纳耶夫（Mohammed bin Nayef）退出并将其逮捕；卡舒吉的赞助人、前沙特情报机构负责人及驻美大使费萨尔（Turki bin Faisal）亲王从未靠近王位，却也被弃置在权力轨道之外。也就是说，杀害卡舒吉本就是萨勒曼王储排除异己的过程中的一部分。
解密报告发布后，拜登政府对涉及行动的数十名沙特人实施了制裁，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对萨勒曼王储本人进行制裁呢？《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制裁的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中没有人像萨勒曼王储这样，他一个人的身后就是和美国有着280亿贸易并控制着全球能源市场的国家。尽管美国今天的石油产量比沙特高出68%，沙特的经济影响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沙特是唯一一个可以任意改变产量因而拥有市场决定权的国家。此外还必须考虑到沙特在中东地缘政治中作为开罗-特拉维夫-阿布扎比轴心伙伴的角色。既然美国不再假装沙特政府没有杀害异见者，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势必更倾向于这一轴心的最大敌人伊朗（尽管伊朗在这方面的记录更差）。伊朗沙特关系是美国政策在海湾地区最大的零和博弈，两国在也门的代理人战争需要尽快结束，美国军火在这场人道主义灾难中难辞其咎。惩罚萨勒曼王储的一个可能选项是让这场伊朗赢得这场战争，但这可能意味着胡塞武装向沙特民用机场发射更多的导弹。胡塞武装的胜利将验证伊朗在邻国开战的策略，这一政策已使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尸横遍野。（美国在一年多以前刺杀了这项政策的设计者苏莱曼尼。）
Wood强调，谋杀犯应该被经常、当面叫做谋杀犯。美国日前发布了一项名为“卡舒吉禁令（Khashoggi ban）”的政策工具，禁止杀害、骚扰记者的人前往美国。这是一项受欢迎的举措，但微不足道。只要现实地缘政治保持不变，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就将再次陷入困境，而这一肮脏的剧集最终很可能以美国官员再次与一个谋杀犯握手作结。
与Wood的无奈论调不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卡舒吉的友人Nicholas Kristof撰文对拜登总统未能对萨勒曼王储进行制裁表达了不满。在他看来，拜登让萨勒曼王储全身而退的做法，向其他正在考虑类似谋杀的野蛮独裁者传达的信息是：请不要这么做，不过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我们还是会跟你们合作的；而向沙特阿拉伯传达的信息则是：就让萨勒曼王储当下一任国王吧，如果你们非要这样的话。
Kristof认为，这是对卡舒吉及其价值观以及美国价值观的背叛。即使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这本可以是帮助沙特认识到找到一个不鲁莽行事不肢解记者的新王储是符合其自身的利益的机会，而美国政府显然错失了良机。拜登本该像2018年对卡舒吉谋杀案中低级别的参与者所做的那样，对萨勒曼王储进行包括财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在内的制裁。制裁对象还应该包括萨勒曼王储用于在世界各地积聚财富的傀儡和幌子公司。美国还应搁置对沙特的武器销售。美国法律禁止向严重妨害人权的安保组织提供军事援助，这适用于对兼任国防部长的萨勒曼王储手下的安保力量。
Kristof也清楚拜登担心制裁萨勒曼王储可能对两国外交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他认为这种担忧是合理的，并且必要情况下和手上沾血的统治者接洽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价值和利益的权衡中，更高的风险是年仅35岁的萨勒曼王储在他年迈的父亲去世后继位为沙特国王，开始漫长的暴力统治，在海湾地区制造混乱并带来美沙关系可能长达数十年的破裂。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沙特的重要性，拜登才应该在改变的窗口仍然存在的当下采取强硬姿态并发出沙特应该更换王储的信号。事实上，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是过去十年间的第六名沙特王储，其中只有一人成功继位（即现在的萨勒曼国王），两人身故，两人遭到废黜。如果一旦萨勒曼王储即位那么沙特就不可能与西方保持正常关系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第七位王储。这不是美国对沙特的干涉，只是指明现实。
文章进一步指出，美国官员有时会说，如果我们不把武器卖给沙特，那么法国或者俄罗斯也会卖的。但沙特阿拉伯从美国得到的不仅是高科技武器，更重要的是一种未言明的承诺，即美国将帮助沙特防守伊朗和其他国家。这是法国和俄罗斯无法提供的。一些沙特人告诉Kristof，萨勒曼王储成为国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结论。但在他看来，萨勒曼王储拘押对手的做法，比如在阿拉伯社会广受爱戴的阿齐兹王子（Prince Ahmed bin Abdulaziz al-Saud）及前王储纳耶夫王子，就说明他并不认为木已成舟。身在美国但与沙特资深王室成员关系密切的Khalid Aljabri博士（据称其父亲是萨勒曼王储的刺杀对象）表示：并不是说你当上了王储就一定能当国王。如果美国制裁萨勒曼王储，那么整个沙特就会陷入停滞，届时萨勒曼国王即使不愿意也将不得不废黜他的儿子。
最后，Kristof历数的萨勒曼王储的种种罪行：绑架黎巴嫩总理，与卡塔尔的长期争端，在也门制造了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关押女权活动家，等等。卡舒吉曾经相信一个更加民主的沙特对阿拉伯人和美国人都有利，让谋杀犯全身而退是对这一愿景的背叛。
是否该允许加入了ISIS的英国女孩回国？
Shamima Begum作为英国公民在伦敦出生和长大。6年前，当她15岁时，她和另外两个女孩Amira Abase和Kadiza Sultana离开英国加入了ISIS。如今，Begum作为寡妇，她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死去，她被关押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控制的领土上的al-Roj营地。2019年，时任内政大臣的萨吉德·贾维德取消了她的英国国籍。从那时起，Begum一直在努力恢复其公民身份，去年7月，她获得了对这一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但是近日，英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决，判定她无权恢复英国公民身份，也不允许她返回英国亲自打官司。
沙米玛•贝居姆
《卫报》的观点认为，最高法院决定让这个曾经的英国女性被流放，对公众利益的伤害比把她带回来更多。
这篇评论称裁决是错误的，英国才是检讨她的错误或罪行的正确地方，无论这些错误或罪行多么可怕。通过流放她，英国正在回避其国际责任。与此同时，很难理解为什么其他国家或叙利亚库尔德人等非国家行为者要拘留英国战士或其家属（约有60名英国成年人和儿童仍被拘留在叙利亚）。英国将她驱逐的一个理由是，Begum的遗产使她有权申请孟加拉国的公民身份（她从未去过孟加拉国），因此不会成为无国籍人，这是对立场和历史的滥用。
虽然英国政府认为Begum回国有违公众利益，但事实恰恰相反。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在未来发生，必须了解一个女学生是如何被激进化以至于出国的，包括网络诱导所扮演的角色。Begum在抵达叙利亚后没几天就结婚了，当时她还是个孩子，还未到法定同意年龄，她嫁给了一个几乎比她大一倍的战士。显然，正如安全部门所承认的那样，可以说她和其他被招募者（Sultana已经死亡，Abase下落不明）是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性贩运的受害者。
公众以及萨吉德·贾维德对Begum在2019年发表的言论感到震惊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她告诉《泰晤士报》记者，她对自己去叙利亚的决定“不后悔”，并称自己面对被砍下的头颅“不吃惊”。但无论Begum是恐怖行为的积极参与者，还是像一些观察家认为的那样，她只是一个受到创伤的目击者，她都应该在英国面对正义。对与其他国家有联系的英国公民与没有联系的英国公民区别对待的政策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歧视性的，因为黑人和少数族裔的人更有可能因此被驱逐出境或剥夺公民身份。
RT上Chris Sweeney所写的评论认为，所谓考虑到公众安全一个荒谬的说法，相当于种族主义的狗哨。Begum目前年仅21岁，被困在叙利亚北部由武装警卫队控制的难民营中，她能构成什么危险或威胁？
调查显示，决定驱逐Begum的最高院院长里德勋爵与8个中东压迫性君主国进行过95次会晤，并在过去十年中为促进BAE系统等公司的价值145亿英镑的英国武器出口发挥了关键作用。作者写道，让我们在这里说实话：与崇尚屠杀的政权进行肮脏的勾结，是英国被如此多的伊斯兰团体所憎恨的原因之一。对沙特和阿联酋的纵容，对巴林倒退的王室的扶持，再加上在好战分子托尼·布莱尔领导下在伊拉克发生的可耻的失败，对英国人民的威胁比Shamima Begum更大。这些行动是驱使恐怖分子发动袭击和进行反英宣传的原因。
这绝不是贬低Begum所犯的错误。她加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极端分子团伙，他们对任何阻挡他们的人进行破坏和谋杀。虽然她离开英国时还是一个易受影响的女学生，但她的行为应该承担后果。但是，英国和它的法院怎么能切断和她的联系呢？正是在英国，她陷入了邪恶的ISIS魔咒，开始相信这是她的使命。一个所谓发达的西方社会怎么能认为自己不对公民的行为负责呢？
像贾维德那样注销她的护照，是非常恶劣的。贝古姆出生在英国，在去叙利亚之前一直生活在英国。鲍里斯·约翰逊的发言人在反思最高法院的决定时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剥夺个人公民身份的决定不会轻易作出。 ”作者认为，英国应该归还她的公民身份，公平而有力地判断她的行为，对她进行适当的惩罚，然后为她提供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英国的态度却是可怕的脱节，感觉像是回到了殖民时代。而准备为Begum说话的人也会很少，因为他们会害怕被淹没在亲ISIS的指责洪流之下。
以色列如何用非洲洗白种族隔离
近日，《雅各宾》杂志发表了对《以色列在非洲》一书作者Yotam Gidron的采访。Gidron的研究关于不被人注意到的以色列在非洲的努力。
在1948年建国后的几年里，以色列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正在崛起的反殖民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成功地与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和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等后殖民主义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占领的现实摧毁了这些联系，因为整个非洲大陆的国家——除了种族隔离的南非——都与之切断了外交关系。但今天，以色列再次试图通过回到非洲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以下是采访摘要。
你怎么会对以色列在非洲的交易感兴趣？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为来自非洲之角的难民工作，当时我还是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与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处理难民权利问题。2012年，南苏丹独立后，以色列就驱逐了南苏丹社区。很快，我就放弃了我的法律事业，转而研究非洲历史和非洲政治。我从移民的部分开始，但后来逐渐开始关注更广泛的情况。我之所以想写这本书，部分原因是没有这样的书，感觉是一个奇怪的空白。
以色列为什么对非洲感兴趣？它为什么要在非洲大陆上投射自己的影响力？
以色列从1948年开始成为一个国家的那一刻起，它的立场就有问题。它是一个合法的实体，一个被解放的人民的后殖民国家， 还是一个殖民者国家，一个帝国前哨？
对以色列来说，非洲始终是一面镜子，使它能够试图围绕以色列/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重塑叙事。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许多非洲国家获得独立时，以色列集中力量动员非洲大陆上尽可能多的国家将以色列纳入亚非世界。以色列不仅需要合法性，而且还需要在联合国获得投票权，以对抗来自我们各国围绕巴勒斯坦难民等问题的压力。大约十年前把以色列推回非洲的原因之一，是巴勒斯坦试图动员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建国。
你写的故事令人惊讶：一些通常被视为反帝国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非洲领导人，原来与以色列有奇特的历史。我想到的是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和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等人。
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部分是。谁来塑造非洲泛非主义？我们是要动员非洲国家在这场斗争中支持以色列，还是要让他们签署阿拉伯方面的协议？以色列和埃及之间有这样的竞赛，他们要动员任何一个国家。
恩克鲁玛是当时支持以色列的主要人物之一，支持以色列在非洲的努力。加纳是以色列进入非洲的主要通道。以色列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主要做的是在国家主导的倡议和发展方面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技术支持，一些军火销售（虽然没有后来变得那么重要），以及以色列政府公司和非洲政府在各种发展项目上的合作。
以色列有双重立场，它想与西方国家和种族隔离的南非保持良好关系，但同时，它又想向非洲国家表明，它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意味着以色列甚至试图通过在当时的坦噶尼喀（后来的坦桑尼亚）的办事处支持不同的解放运动（津巴布韦民族联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你能再说说以色列和南非种族隔离的关系吗？
在这一时期，以色列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亚非国家之一，甚至在联合国表达对种族隔离的反对。但在1960年代中期，这项事业的资金已经耗尽，而且很明显，在纳赛尔的埃及的影响下，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这场游戏中失败了。
然后是1967年的战争，整个事情都崩溃了，因为以色列再也不能声称它不是占领者。宣传战显然是失败的。以色列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保持着联系，直到1973年的战争，但关系已经分崩离析。
而这时，与南非的联盟出现了。1973年战争后，大多数国家都切断了与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成为了南非种族隔离的公开盟友，而且暗地里也是相当重要的军事盟友。我想，很明显，这种联盟对以色列的战略和军事价值要比所有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是否支持以色列的价值要高得多。
以前以色列的活动主要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然后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代，我们看到更多的私人行为者（actors），比如安全机构和公司在以色列的外交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你把它描述为一种秘密外交。你能解释一下吗？
大多数国家与以色列断绝关系后，外交关系要么消失，要么以非常安静的方式运作。但许多已经在非洲开展业务的私人行为者，包括安保公司，都留了下来，继续在非洲大陆开展业务。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安全行为者可以与公开抵制或说与以色列没有关系的政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表面之下存在着这种情报安全关系。
也有一些行为者，他们是以色列在非洲正式存在的一部分，无论是外交还是安全，一旦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就会留在这里成为私人承包商，各种顾问、中间人。很多国家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越来越多。
每当以色列试图重建与非洲国家的这种关系时，这些都是已经存在的网络。不用再次建立制度化的国与国关系，而是把关系建立在这些私有化的网络上：安全产业、采矿业……而这也是直到今天都在塑造以色列在非洲的存在的东西。
最后，你能谈谈五旬节教（Pentecostalism）和移民问题对塑造以色列-非洲关系的影响吗？
由于五旬节教派运动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以色列-非洲关系中五旬节教派的影响极大。五旬节运动通常非常开放地认可犹太复国主义神学，不一定是因为末世的情景和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t，相信神在《圣经》中通过一系列的“时代”，或历史上的时期，以不同方式给人类启示）的世界观，而是因为强调神圣的祝福，强调谁祝福以色列，为以色列做事，谁就会得到祝福。
过去十年，移民也是推动以色列回到非洲的原因之一——2000年代末，非洲难民来到以色列。以色列越来越多地在非洲寻找愿意把这些人带回去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