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平治」王帆：国际政治中的中西方观念差异及其影响
王帆：国际政治中的中西方观念差异及其影响
学思平治
★★★★★中西方观念差异由来已久，给中西方的深度合作带来了阻碍，也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稳定。中西方观念的差异还带来了对彼此认同、归属和文明多元化发展的限制。探索中西方观念差异形成的原 因，有助于我们认清差异的本质，寻找共存互促的途径，从文明的高度解决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 重要课题。中西方观念差异的形成，既有不同文明发展演变的原因，也有观念和思维差异本身的原因， 有一些差异是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造成的，另一些差异则是主观臆断、国家社会心理和舆论促成的。
以下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中西方观念的差异以及形成原因。同异之辩：中国先贤的观点 所谓同乃相似性或同质性，而异乃差异性、异质性也。西方人讲认同、一律、一元化以及西方价 值观普适性，讲求对差异的排斥，虽然在文化上也讲多元化，但骨子里还是信奉西方文化主导。这就与 东方的二元论辩证统一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东方人讲同与异是相对的，不能强求一律，是相互依 存的，是对立统一体。同与异都是一定条件下的 产物，是可以转换的。同与异的问题，是求同存 异，还是去异求同。这里涉及的是共存还是势不 两立的问题。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 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 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 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 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 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 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 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 可想象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说过：“夫物之 不齐，物之情也。”[3]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 如此。中国先贤认为，同与异既是相对的，也是一 体的，还是相互转化的。老子曰：“有无相生，难 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 相随……”，中国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互动本就是 一个相生相成的过程。只看到差异性，忽略统一 性，是难以生存的。事物是按照“差异—趋同—新 差异—再趋同”的规律发展的。公孙龙认为一切同异都非绝对。首先，从自 相上看来，万物毕异。从“自相”上着想，一个模子 铸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钱；一副规做不出两个完 全相同的圆；一个矩做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方。故 说：“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公孙龙的“白马非 马”说，也是这个道理。《公孙龙子·白马》篇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 致。……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不可 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马” 者，无取于色，故黄黑马皆可以应。“白马”者， 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以所色去，故唯白马独 可以应耳。这一段说单从物体“自相”的区别上着 想，便和泛指那物体的“类名”不同。[5] 其次，从共相上看来，万物毕同。一说从 自性上看去，万物毕异；一说从根本的共性上 看去，从生物进化的阶级上看去，万物又可说毕 同。观点注重自性，则“狗非犬”，“白马非马”；观点注重共性，则“卵有毛”，“马有卵”。于此可 见，一切同异的区别都不是绝对的。从哲学上看来，便是惠施所说“万物毕同毕 异”。为什么说“万物毕异”呢？原来万物各有一个 “自相”，例如一个胎里生不出两个完全同样的弟 兄，一棵树上生不出两朵完全一样的花，一朵花 上找不出两个完全同样的花瓣，一个模子里铸不 出两个完全同样的铜钱。这便是万物的“自相”。《墨辩》说：“二必异，二也。”这个“二性”便是 “自相”。有自相所以“万物毕异”。但是万物虽各 有“自相”，却又都有一些“共相”。例如男女虽有 别，却同是人；人与禽虽有别，却同是动物；动 物与植物虽有别，却同是生物……这便是万物的 “共相”。有共相，故万物可说“毕同”。可见一切 同异都不是绝对的区别。 先秦哲学中，又有所谓“同异之辩”，与坚白 之辩相联并称。所谓同异之辩，是关于事物之同 异关系的讨论。同即皆在一大类之中，小同即皆 在一小类之中，二类有异，两同不同。所以大同 与小同相异，此是小同异。就其同观之，万物莫 不同；就其异观之，万物莫不异。所以万物毕同 而毕异，此是大同异。诚然，还有大同小异，大 异小同等。惠子学说之要义，在于见异之同，见对待 之合一。“万物毕同毕异，此谓大同异”，实为惠 子十事之核心。庄子受惠子的影响，亦讲万物毕 同，认为万物是齐一的，一切所有，实无分别。庄子注重毕同，较惠子更甚。庄子的“齐物”说， 泯彼我，同是非，合成毁，一多少，均大小，参 古今，齐生死，同梦觉。忘物之异，证物之同。《庄子·杂篇》又云：“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 异。”异有其统一，即同；同有其分殊，即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按照哲学上的说法， 同就是异，异就是同，同和异可以相互转化，处 于变化之中，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异由于有所 同，因有所同方可以说有异。而其有所同，又非 相同，而有其殊异。同异交得，即同异之互涵， 同而有异，异而有同。同与异是相对的，所谓合同异。古人强调谈 论异与同，取决于参照系。“从绝对参照系统的 角度来看，相同与相异的区分并无意义。他们 还认为如果大外有大，那么大与小一致，而如果 小内有小，小也就是大。北方之北仍然有北，南 越之南仍然有南，所以南北也是相同，至少是相 通的。”
更进一步说，正因为存在不同，才能推动事 物发展和演化。《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 说过的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讲的只 是自然生态系统质能中和反应的引申，即同性质 能互斥，异性质能吸引。这是物理静力学上的经 验定律。“事实上，在整个物理世界，同异皆可融 合，只是融合的方式不同，异性则亲和，同类则 聚合。”“万物之所以得以生生的缘由，是由于 ‘分’，即有差异、分殊、对待，这是和的前提。社会就是因贵贱、长幼、上下的差分，而有和 合，和合又超越差分。”“任何事物的产生，都 是由性质相异的两个或多个事物的矛盾冲突，而 又相互作用、结合而成，即和合而有。” “因而和合具有相对性和相关性，反对绝对 的同，主张无绝对的一，‘声一无听，物一无文， 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天下万物都是由冲突 融合而和合生，是不同的因素、要素，才会产生 交感、交合作用，才能产生新质事物。假如是同 一因素，自身就不具有相互排斥的性质，即使相 交合，也不会产生新质事物，不能构成新生事物 之所以生的原因。”“有异才能同，有分才有合， 有冲突才能融合。‘同则和亲，异则畏敬’，产生 不同实践效果、效应，如和亲就无怨，畏敬便不 争，以达到和谐、和合。” 中国哲人两千多年前便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和 差异性的重要性，认为“不同”是事物互补和发展 的根本，相异的事物相互补充，才有可能不断发 展和繁荣。如果事物相同，就没有比较和借鉴， 事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窒息。相反的事物，不仅 相生相成，并且本身就包含有对方的因素在内， 毛主席认为，“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 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 或相互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 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 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 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 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 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一 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 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相互贯通、互相渗 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些学者也主张对立 之间的交流融合。葛拉西安建议要与“对立面”交 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爱好、性格、 智慧，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交往中互相传递”， “对立面之间的交流，可以使整个世界更加完美， 更加充满活力地运转”，“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 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
卡普拉认 为，西方文化的弊端，就在于割裂了阴与阳的互 补、互渗、互转的关系。西方社会“一直崇尚阳而 贬损阴，认为理性知识高于直觉智慧，科学高于 宗教，竞争高于合作，开拓自然资源高于保护自 然资源，等等。这种强调阳的做法，一开始是受 到父权制的支持，后来又被过去三个世纪中占统 治地位的感性文化所鼓励”。显然，同异之辩的核心在于强调同异不是泾 渭分明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和 阻碍。不仅同和异是可以转化的，而且同与异 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同中存异，异中有同。既可能是大同小异，也可能是小同大异。
正是由于同异的存在，事物才能够生成、互补、互 促和发展。东西之别 这里涉及历史发展中的文化之界的问题。文化上有一个东方学的概念，出生于耶路撒冷的 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在他经典名著《东方学》 中指出，东方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个被西方建构起 来的概念，这个概念一开始就是与西方相对立相 比照而出现的。他还分析了欧洲文化如何从作为 一种替代物甚至是一种潜在自我的东方获得其力 量和自我身份的。
近三百年来，在西方的殖民 统治和文化训导下，东方始终处于从属和被奴役 的地位。西方的历史优势导致欧洲拥有包括沃土 和财富在内的天然优势。西方文化被置于中心地 位，而东方文化则处于边缘地带。东西之别涉及 到文化中心与文化从属的区别，涉及到西方价值 主导还是多元价值共存的问题。表面上看主导与 被主导由竞争法则决定，实际上中西方之间却受 到一种极大的不平等不公正对待。
回顾中西方 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人的视野 中，东方文化并非一直作为弱势文化而存在，东 方在历史上曾经一度被尊奉为西方的榜样。如 果我们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进行历史的研究， 我们就会发现，大体上讲，启蒙运动以前，西 方对东方人的态度主要是肯定的。启蒙运动以 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日益 膨胀，对东方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但 是这样的概括不能算是绝对准确。准确地说，东 方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存在的，东方在西方人心 目中的形象跟西方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心 理有关。当西方文化自我批判、自我改造时，东 方的形象就呈现为肯定的一面，并被蒙上美丽、 神秘的面纱，而当西方自我认同、自我陶醉的时候，东方的形象就表现为否定的一面。西方人在 表述东方时，对东方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有 时是敬仰的——东方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种神奇 的美；有时是厌恶的——东方在他们的视野中是 怪诞的丑。由此可见，世间原本并不存在东西方之别， 是西方中心观造成了一个东方概念。
萨义德《东 方学》明确地界定了东西方的概念和内涵。本文 姑且以东西之别来探讨东西之别。东西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均强调自由平等正 义，不主张做坏事。基督教戒与儒家文化有诸多 相同之处。但我们也发现由于历史、文化、语言 和发展环境等一系列不同，中西方的观念和哲学 确有惊人的不同之处。必须承认基于文化取向、 生活经历以及历史文化发展根源的差异，中西方 之间存在明显而巨大的观念和认识差异。有些冲 突是由思维差异引起的，因此要分析各国独特的 思维特点。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向、思维工 具、思考过程三方面。东方人对差异的认识与 西方人不同，东方人认为差异只是相对的、可变 的，是可以随时相互转化的，甚至认为异与同之 间没有明确的不可调和的界线；而西方人基于他 人即地狱的思维，将同与异区分得十分明确，过 分强调认同，结果导致单一性。西方分析性思维 强调概念的明晰，而东方强调模糊思维，所谓“道 可道，非常道”。
东方强调整体，西方强调个性。中国人谈 差异可能多是整体的差异，而西方讲个体差异更 多，同时也有一个西方文明的整体感。中国强调集体主义，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西方讲 个人主义。中国对自我的认识多是集体主义的认 识，很少是个人主义的认识。重大我轻小我， 重客我轻主我，力求在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 神自我之间找到平衡。东方集体主义强调文化依 存的自我——与其他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西 方个人主义文化强调独立的自我——内在归因和 分离。西方人相信：不同种族不同观念的人即使相聚，也会排斥。
一些学者认为，东方的思维方式 重在综合，西方则注意分析。有人认为，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是包含、包存、溶化，西方人的思维 方式则是超越、取代、取消。用中国学者钱穆的话说，“西方人贵分不贵合。中国人讲究是 和合与同化”，“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差 别是东方思维方式讲究求同原则，而西方更强 调求异原则。这种差异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体现 出来”。西方人偏重非此即彼（Either-Or）的逻 辑。正如沟通理论专家罗伯特·洛格曼（Robert Logman）所说，“希腊人已经成为线性及非此即 彼思维的奴隶”。西方社会讲类属思维和冲突 性辩证法，而中间道路实际是另一种选择，一 种通过交流与对话而产生的真正合题。合题总是 正反两题的相互结合与相互包容，抑或共题间互 融，而不是一方消解或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共存 逻辑。新合题是通过互动实践而实现的自我与他者 的转化和通过变化而实现的相互补充。因此，自 我与他者的融合形式和实质就是两者通过动态的 复杂关系而实现的融合，而不是通过自我消除他 者而实现的划一的同质性。西方思维中的非黑 即白论将差异夸大到对立的极端地位。“
心理学家彭凯平等进行的严谨实验表明，中国人与美国人 在认识力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人更倾向于使用 联系与辩证的方法解决问题。”西方强调冲突和 对立。有些人夸大对立与冲突甚至推崇战争的力 量，赫拉克利斯认为战争是一切事物之父。拉索 克斯则主张，敌对是所有事物产生的动因；从不 同力量的对立中产生出和谐，即“有分歧的和谐” 或者“和谐的冲突”。
东方人讲和谐合作，反对强制，因为强制 会带来联系和自觉性的中断，会引发反强制的后 果，主张自觉自愿地接受，一时接受不了，则通 过渐进方式来接受。而“和合”的理论基础是春秋战国时期墨家的 代表人物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墨子认 为各国之间不相爱是战乱的根源，“今诸侯独知爱 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 国……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天下祸患 怨恨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还认为国与 国之间的“相爱”是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彼此利益的 基础上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 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 人必从而害之”。因此，墨子主张国家之间没有贵 贱之分，国家之间，不管其大小、贫富、强弱都 应以互利、平等、互不侵犯为原则进行交往。东方与西方观念不同还源于中国哲学中的中 庸思想。中国的中庸思想特别强调不偏不倚，讲 持中，就是要避免极端思想。《周易》讲中道、 中行、中正观念。《尚书》讲“执中”，强调“无偏 无倚”，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不能偏上，也不 能偏下。孔子以中庸为至德，提出“执两用中”的 思想。“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不走极端。他强调这个“中”的“无过不及”的一面。虽然东西有别，但实际上东西方也存在一致 性。东西方文明最高境界是一致的：都是想认识解释世界。
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自然和谐， 物我合一。近代西方强调理性，强调理性的哲 学，也认同单一认识世界与多维认识世界是并 存的。王国维强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天时地利 人和，尤其强调人际之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合 为贵，强调和而不同。人本身是身心之合。佛教 强调是由五运组成。合才是人。从思维方式上， 中国强调整体思维、循环思维、模糊思维。中 庸、整体、和谐都是强调合。诚然，除了融合思维，东方也存在对立 思维。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人开始反思中西文 化的“异质论”。有人主张西化；也有人主张回归 传统，一方面，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西方 缺乏的宝贵东西；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认同自己的传统，否则就会出现认同危机。主 张西化的人认为，“超越”是现代文化必不可少， 也是传统中国文化没有的东西；主张回归传统的 人则强调，“天人合一”的概念非常重要，这是中 国一直都有但是欧洲没有的概念。事实上，中国 文化与西方文化并非完全不同，比如“天人合一” 的思想，也不能说西方没有。中国文化本身也有 很多内在的区别，西方文化也一样。两种文化各 自内在的差异，大概还要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其实，我们也应该对区别感兴趣，这将使我们的 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与其说中西文化有本质上的 区别，不如说这是本质的变奏。
东方也存在排斥差异的问题。李泽厚指出，中国思维传统中的实用理性不 是宗教，因而它没有非理性的信仰因素和情感因 素来阻碍自己去接受外来的异己的事物，这本是 好的地方，但也容易造成改变和同化外来思想中 与本系统绝对不能相容的部分、“使其丧失原意” 的倾向。在分析和比较了中西思想传统的各自 短长之后，这位哲学家提醒说：“所有这些，给这 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 了许多优点和缺点。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 生活和科学前进道路上显得蹒跚而艰难。今天，在保存自己文化优点的同时，如何认真研究和注 意吸收像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英 美经验论传统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俄罗斯 民族忧郁深沉的超越要求……，使中国的实践 （实用）理性极大地跨越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 重新构建，便是一件巨大而艰难的工作。它也将 是一个历史的漫长过程。”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始终激荡着‘西学 东渐’和‘东学西渐’这两股相互碰撞的潮流”，陈季 同注重以西方方式论述中华文化，“不同文化在文 化取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 规范是不同社会价值观的真实写照，而不同社会 又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期望；由其间的差 异性所造成的文化碰撞、文化冲突、交际失误产 生的后果往往是十分严重的”。有些人盲目断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一定会征服西方文化，而东 方人用东方特有的价值观去统一整个世界的日子 指日可待。有些人现在似乎还无法从中西方的二元对立 中摆脱出来。他们指责西方曾经用武力蹂躏中国 的国土，屠杀中国人民，而如今又向中国进行文 化渗透，使其在文化上重新陷入“被殖民化”的境 地。他们因此提出要用东方的文化去征服西方文 化。“这种看法显然是建立在中西方‘文明的冲突’ 基础之上的，是企图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 西风压倒东风’的思维模式来解决中西文化关系问 题”，是一种典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知 识分子应该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 不能用一个话语霸权去取代或抗衡另一个话语霸 权，不能用“西方主义”去对抗“东方主义”，也不 能用东方中心主义去取代西方中心主义。
但总体来讲，东方哲学对于中西方合作持 有积极的态度。中国人强调共存共生，而不是西 方的你死我活，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特别在意 如何共存。东方哲学强调殊途同归：目标相似， 方式可以不同。子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 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以己之 心，推己及人，是最容易犯错的。“子非鱼，焉知 鱼之乐？”用自以为是的标准，否定别国的发展， 已经被证明是谬断。承认和鼓励差异，只有差异的存在才有多元 化，才能够百花齐放。强调管理好差异，这样才 能有利于合作的持续。从根本上看，西方面临两 个选择，一是维护现状的徒劳之举，二是在深刻变 化的环境中再造自己。“以中国为中心”或“以西方 为中心”的政治将导致无穷无尽的紧张甚至冲突， 世界性的思考与行动将使我们走向和平与发展。中国等东方国家要有强大的文化，这样才能 解决文化的不对称，才能形成文化的平衡，才能 解决这种不对称带来的以强凌弱、单一价值主导多样化的国际问题。中西合作不仅可以互惠互利，而且可以互 相改变，产生无穷无尽的利益和价值。不可避免 的文明对话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也扩大了我们的 世界。正是从这些新的无形边疆、从这些未知领域，我们可以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
2014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文分析“西 方误读中国的五个原因”。其一是一厢情愿，认为 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成功；其二是短视，仅相 信美国的各种指数和标准；其三是武断的教条主 义，简单排斥偏离西方制度规范的发展模式，但 对恰恰是这种偏离带来的发展增长视而不见。此 外，还有天真和个人主义等原因。时至今日，西方人仍痴迷于西方精神的胜 利，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刚一结束，美国学 者福山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不久另一些学者 发现这个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了，美国学者亨廷顿 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于是很多人又相信西方价 值和精神的最终胜利还远远没有到来，还必须继 续奋斗下去，这样的历史使命仍是西方一些“民 主”人士的精神支柱和寄托。自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先发优势，好为人 师。有问题总是别国不对，从不反省自己。对他 国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却以本国的标准或评 价或指责他国。西方与东方在发展阶段上也存在 差距，由此引发了先发与后发国家之间独享与分 享之争。美国并非天生反感其他文明，但美国必 须强调其文明的现代性，因为只有在强调美式文 明体制的重要意义时，美国才能发挥其影响力。荷兰前议员阿里2010年8月18日在《华尔街 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西方普遍的自命不 凡正日益将西方文明带到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之 中，尤其严重的是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冲 突。因此，西方文明的生存要依靠美国、欧洲以 及其他西方国家重新定义。阿里的建议是：首先 是西方不要自命不凡；其次是不必抵抗挑战，而 是互相尊重与学习。2010年9月14日，基辛格 在德国《商报》发表题为《结束对抗》的文章， 文中写到：对今后几代人来说，相当大的挑战 之一是使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美国人的世界观在一 定程度上协调一致。美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信 念，中国亦然。我们必须学会一起肩并肩地继续 发展。[48]法国学者蒙布里亚尔认为，我不认同令 塞缪尔·亨迁顿声名鹊起的文明冲突理念，相反我 相信，以互补但不抵触的角度观察相同的普遍性 问题能够带来丰硕的成果。 中西方的观念差异直接带来了西方对中国 认识的非理性与非客观、轻视与歧视、误解与 对立等。其一，西方过分强化自身，导致对中国的 歧视。16世纪的法国散文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曾说：“当对自己的观 点相当看重时，便会严厉批评他人对此观点的看 法。”西方人因捍卫自身的信念而痛斥别人也非一 朝一夕之事。傅莹曾说，西方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认为中国不符合标准。但是中国不会符合 那个标准，中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中国文化传 承了五千年；中国与西方时常发生分歧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政治差异，但“同一个屋顶不能放在所有 建筑上”。她说：“政治体制就像建筑的顶部，英 国西敏寺议会大厦是哥特式建筑，屋顶很漂亮。但其他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建筑，如果想把这个屋 顶放到所有建筑上，首先要看是否有同样的建 筑。强加于人的感觉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中 不时出现。”其二，中西方差异还会带来对他国的误解和 偏见。偏见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人的观点是很 容易形成的，有时就是一个细节，一次见面、几 个举止导致了一个人的印象和评价，一旦形成， 很难轻易改变。很多时候，由于一个人的注意力会分散到生活和工作中的许多领域，使得一个人 很少有时间对已经形成的观点和偏见及时而主动 地进行验证，更遑论修正或纠错了。因此，当一 个错觉和误判形成之后，在人自身不知不觉间 会长久地影响到他／她的看法。时间越长，偏见越固，以至于很难得到纠正。人的年龄的越 长，固有观念越难以改变，而且会越趋保守。往往无视变化和变革。不愿理解新生事物，难 以接受新观念。这里另一个具有启示性的观点是：一个错 觉或偏见能够在短时期内得到有效纠正的可能性 往往比已经形成固有看法之后而改变的可能性更 小。
更为复杂的是，如果一个错觉初步形成之 后，他们还会形成错觉偏好，易于捕捉和选择 有利于这一错觉的依据而排斥否定这一偏好的证 据，从而加深和固化他们原有的偏见。这就进一 步增大了改变这一偏见的难度。比如一些传统的 西方人士曾在20世纪30年代来过中国，对中国 形成了一些负面评价，这些负面评价却会伴随 他们一生。他甚至没有意愿和兴趣去再度了解这 个不断变化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一些 人心目中，中国如张艺谋电影中描述的那样：愚 昧、贫困、落后、暴力、冥顽不化等。新世纪以 来，这种偏见有所改变，但他们仍然根深蒂固地 认为中国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长 久持续的。再比如，美国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往往以冷战 思维和现实主义权力观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变化。他们从来不思改变，对于中美关系中的新因素充 耳不闻，一味认定国家就是为了谋求扩大权力。而当中国基于自身防卫需要而增加合理的国防预 算时，他们便据此得出国强必霸的依据，而绝口 不提美国的国防预算不断上涨仍是中国数倍的现 实。当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保卫海疆、开放海 洋、发展海军时，则更被认为是中国不仅谋求陆 权还要谋求海权的有力证据。在他们眼中，美国 主导地区事务、横行霸道的因素被忽略，美国 强化联盟、遏制他国施压他国的意图被掩盖， 中美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可能性被排除，中国 对于中美关系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隐忍付出 则被视为是无可奈何。由此可见，偏见是一种单 方面的思维，否定了事物的两面性，看不到事物 的变化，对新的变化因素始终持排斥的态度。其三，中西方观念差异有可能带来对中国发 展的对立观念。西方深刻的历史文化的隔离与对 立、非我族类的观念导致西方自身的中心论和对 不同发展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对立心态，“过去几百 年，欧美成为世界的中心，所以他们总喜欢批评 人家，对别人评头论足。法国就是这样。你比较 一下，看看我们的媒体，很少干涉别人，而西方 的媒体就是因为几百年来所处的地位形成了这样 一种观念，你必须与我一样，不与我一样就是错 的，这种观念非常突出”。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足点是国家对立，没有对立也要制造对立，没有对立不符合其利益诉 求。欧洲国际关系理论试图超越国家但没有放弃 种族差异和种族优越论，实际上还是没有放弃对 立思想。中国既承认国家的历史属性也承认人的 多样性，但讲多元平等、多元共存、差异共存而 不是试图消灭差异，这是对立统一。将差异极端化、提升自己贬低他人缘于对立 或排斥对方的需要，一些国家强行输出价值观也 带来观念上的对立和更大的差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力强大的同时其观念 推行和扩展的意愿也更强，一个国家强制他国 接受其制度和价值的意愿也更强，客观上影响 也更大。更易于或偏好于简单的方式，而缺少 细水长流的耐心。无论是当年的希特勒德国，还 是二战后的美国，其输出价值观的手段和方式都 是如出一辙。美国为了推行民主价值观，甚至不 惜对许多国家使用颜色革命甚至是战争的方式， 然而这种方式带来的抵触和反弹也更为强烈，从 而导致族群和国家间更深的对立。当国家间出 现重大变化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对立思维和对立做法。比如当中美关系因为商业和贸易问题 出现矛盾，美国一些人便将其上升到意识形态和 人文价值对立的层面，从而又进一步产生了对中国 的对立做法。其四，中西方观念差异还使西方看待中国崛 起时产生恐惧和担心。自新中国成立，美西方对 中国发展的恐惧随之产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不断涌 现。他们惧怕中国发展，希望中国崩溃。其核心 就是担心代表不同的发展模式的中国复兴会削弱 甚至取代他们不合理的国际地位和例外特权。西 方的恐惧是对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制度和优越性 丧失的恐惧，是对更为合理公正的发展机遇和规 则取代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的恐惧，这种恐惧本 身就是不合理的。
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大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 的重要支柱，同时还有很多在现代化进程中需 要改善和变革的领域。中国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并存。这些又带来对于中国两极化和极端化的 观点。如此不同的国家却能够在几十年中完成西 方发达国家二百年才能够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出乎意 料的发展现实，在西方视野中从没有出现过。中国不是苏联、不是日本、不是德国，西方实在是 缺乏与如此复杂而又发展迅速的一个东方大国打 交道的经验。分裂而对立的中国研究现状，势必对各国的对华政策形成强烈冲击。可以预料，研 究中国的结果越多元化，各国就涉华问题展开的 争论就会越激烈，对华政策的执行可能就会越善 变，就越容易采取种种手段来试探中国的政策， 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华政策的“朝令夕改”和某种错乱。
（王帆：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外交学院副院长）
原标题：《「学思平治」王帆：国际政治中的中西方观念差异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