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抗争愈演愈烈，会撼动莫迪统治下的政治格局吗？
共和国日游行的混乱和暴力冲突之后，农民与政府的协商陷入僵局。但数以万计的农民仍然坚守在首都新德里的边境。“在政府撤销法律之前，我们不会回家。”农民组织领导人蒂凯特（Rakesh Tikait）表示，静坐抗议将持续到10月2日，如果政府还不满足农民的诉求，就采取下一步行动。
共和国日班加罗尔农民游行队伍。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2月6日，农民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Chakka Jam”（堵路）抗议，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封锁了国家高速和普通道路，继续向中央政府施压，要求撤销新修农业法。
自去年八月以来，印度农民反对农业法改革的抗议已经持续了近半年，抗议态势层层升级，是莫迪政府执政以来持续最久、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起因是印度中央政府提出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农民（赋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协定法》、《农民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和《基本商品（修正）法》。
最初，各邦的农民组织在当地组织了各种农民抗议和游行，但未能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自11月底起，来自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的农民组织发起了“Dilli Chalo”（到德里去）的运动，开着拖拉机或徒步向首都新德里进发，在边境处安营扎寨，在营地设了移动厨房、洗衣机和祈祷场所，以静坐的方式进行和平抗议。
而在印度南部，农民组织则选择在特定的日期举行抗议活动，声援德里边境的抗议农民。在9月底的卡纳塔克邦议会期间和1月底的印度共和国日，我在班加罗尔见证了两次大的农民抗议和游行。
卡邦议会期间，有上千名农民从附近的区县赶来，在自由公园附近静坐抗议，要求在两公里之外讨论的议会撤销农业法。他们大多是四、五十岁的男性，统一穿着白色的衬衫和传统的裙状下装Panche，脖间挂着象征农民的绿色围巾。除了讲话和喊口号之外，农民们更多的时候只是坐着休息，部分农民在向议会游行的途中被拘留，被释放后就回到营地静坐。
共和国日的游行有近万人参与，农民们在班加罗尔的边境处集合，在现场做起了大锅饭，午饭过后，游行队伍在警察的护送下徒步进城。游行队伍排了几百米长，农民们开着卡车、拖拉机和大巴，每辆车上都竖立着印度的三色国旗，对于听不懂口号的我来说，那场面和振奋的共和国日庆祝游行并无区别，完全不是想象中“抗议游行”的样子。
游行线路上，路边执勤的警察也很平静和友好，他们确保农民不要偏离路线，没有任何冲突发生。一位执勤的女警告诉我，早上四点就在这里待命了。
正如我所看到的，在共和国日游行出现暴力冲突后，农民组织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在和平游行，“我们的目标不是征服德里，而是要赢得这个国家人民的心。”
但共和国日游行后，政府正在试图将农民运动描述为“暴力活动”，甚至称他们为“恐怖分子”、“分裂主义”，新德里还加强了边境的警卫和设施，在入境处设置了路障、钢丝网甚至钢钉，阻止农民再次进入新德里，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协商也陷入了僵局。
农民为什么抗议
此次大规模农民抗议的导火索，就是中央政府通过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但其更深层次的背景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印度农民长期被压迫和剥削，所积累的沮丧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这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削弱了政府在农业部门中的作用，政府希望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以市场化的力量推动农业改革。印度总理莫迪称，这是印度政府“几十年来首次推出的让农民受益的法律”，将在推动农业改革的同时，更充分地赋权农民。
卡纳塔克邦曼迪亚县的一名农民
但从草案递交议会审议时，就引发了农民群体的抗议，并逐步升级为蔓延印度全境并持续数月的抗议浪潮。反对的农民认为，农业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新法将导致他们被大公司更严重地剥削，在他们看来，政府市场化的改革是“亲资本、反农民”的。像前亚洲首富穆克什·安巴尼所拥有的信实集团、靠能源和港口起家的阿达尼集团等，此前早就明确表示过在农业领域的野心，甚至建立了相关的农业公司，在反农业法示威中，安巴尼和阿达尼也和莫迪并列为农民咒骂的对象。
事实上，印度的农业体系也确实亟待改革，沉重的农业补贴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导致了地下水枯竭等环境问题，还造成了印度农业结构不均衡等问题。
2003年，印度设立了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来监管农产品的供应链，委员会设置了批发市场，经政府许可的中间商从农民处采购农产品，市场的规模和监管意在为农产品的价格提供一定保证，并规范交易流程。谷物、豆类、油籽、洋葱、土豆（不同地区的范围不同）等最基本的农产品，政府还划定了最低收购价，类似于中国的“国储粮”。
APMC就是莫迪政府试图开刀的地方。因为中间商的存在，这套体系腐败低效，随意收取佣金、延迟付款的情况屡见不鲜。在我到过的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村里，村民就抱怨，中间商在收购的时候总会以稻米还需脱壳为由，在最低收购价的基础上降价收购。
因此，不少农民仍然会选择前APMC时代的传统渠道，去农产品交易市场售卖。比如班加罗尔最大的农贸市场KR市场，每天清晨，附近的农民都会聚集到这里找买家。根据农业部的数据，只有6%的农民在APMC出售，而北部的旁遮普邦、哈里亚那邦作为水稻和小麦的集中出产地，是最低收购价的主要受益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APMC和最低收购价对其他90%以上的农民无用。正是因为最低收购价的存在，农民在卖给第三方收购商的时候才有了协商底气，就算找不到出价更高的买家，他也可以卖给APMC作为后路。
而改革法案中的关键——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打通各邦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放松了对基本农产品的管制——在大多数的农民看来并不可行，尤其是5亿多耕地面积小于2公顷的小农和边缘农民，他们没有资源去跨邦、跨区去寻找最优买家，也无力承担物流成本及积压风险。
中间商的体系虽然存在种种缺陷，但其实也让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从而拥有了一定的议价能力。农民们担心如果自己被迫直面资本，将彻底失去保障，大公司可以随意操控市场价格，“窃取”他们已经少得可怜的血汗钱。
我在九月底的农民抗议中遇到了纳拉萨帕（Narsappa）和他的同乡，他们当时刚刚被警察释放。他来自距离班加罗尔130公里的锡拉村（Sira Taluk），那里干旱少雨，土壤环境差，纳拉萨帕有1.6公顷地，一直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
两年前卡邦遭遇旱灾，他种的水稻歉收，欠了银行8.8万卢比（约人民币8160元）的贷款，到现在也没还清。他细数了这些年对政府的失望：旱灾后，政府答应免除这笔贷款，但到现在也未兑现；政府斥巨资为村里修建引水工程，也落了空；疫情期间政府称要为农民发放补贴，他也没收到。
他不再信任政府宣称要给农民做的“加法”，只希望政府不再做“减法”，保留最低收购价。“有哪些他们所有的福利是真的被农民享受到了的呢？”
2019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洋葱市场里无人购买的洋葱
印度农民抗争史
印度农民的抗争，贯穿了它独立前后的一整个世纪，可以追溯到甘地时代。
第一次有组织的农民运动始于1918年，由印度国父圣雄甘地领导。当时，古吉拉特邦的凯达县（Kheda）发生饥荒，后来成为印度首任内政部长的帕特尔领导农民起义，要求取消当年的税收。英国统治下的孟买政府拒绝了农民的要求，甚至警告他们，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将被没收。
但这并没有破坏农民运动。在政府没收农民财产时，他们团结一致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直到政府同意暂停征税。这次农民运动也是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的重要部分。
1947年印度独立后，农民更成为国家经济建设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也将农民逐步推至被盘剥的深渊。50年代和60年代，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进行了农业改革和整合，建立了以折扣价提供粮食的公共配给系统，并大量从美国进口粮食。但在人口不断膨胀的大背景下，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越来越无法满足需求，这种短缺在60年代的旱灾中加剧，北部的比哈尔邦等地出现了饥荒。
这也迫使印度开启了绿色革命，70年代到80年代，印度的农业确实取得了一定增长，缓解了粮荒，但也造成了农民之间的不均衡。在绿色革命中，当时执政的国大党政府一手以高补贴激励农民购买拖拉机、高产出种子和肥料，一手为农民提供了以固定价格（目前现在最低收购价的前身）收购的承诺，促使农民提高产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
在此期间，印度的粮食生产实现了自给自足。目前农民抗议的中坚力量旁遮普邦，就在绿色革命期间成为了“印度粮仓”，它生产了印度20%的小麦和9%大米。这也是旁遮普农民如今强烈反对新修法案的原因，因为新法废除了他们曾赖以壮大的政府收购框架。
这一时期也发生过零星的农民抗议，撼动了各邦政府。其中就有1980年，卡纳塔克邦农民在纳尔古恩德镇（Nargund）发起的运动。农民要求政府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在卡纳塔克邦北部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政府最终选择了妥协。
这次农民运动也改变了卡邦的政治格局，连续执政的国大党在次年被投出局，并推动了老人民党（Janata Party）在卡邦政治中的崛起。
同样，在1988年共和国日期间，来自北方邦的近50万农民来到德里的船会草坪举行抗议，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免除农业水电费。该运动由目前农民抗议的领袖蒂凯特的父亲老蒂凯特领导，它持续了一周，扰乱了当年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国家领导人甚至无法自由出入官邸。
这次农民运动与目前的的抗议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少农民因此献上生命。但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专程去会见了抗议农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并结束了抗议。这次运动也让老蒂凯特成长为万众瞩目的农民领袖。
农民的境况在90年代后持续恶化，随着经济自由化的到来，农民成为了经济发展中被遗忘的群体，全国各地屡次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2017年11月，就有10万农民从全国各地赶赴新德里抗议高企的生产成本，要求政府延缓贷款偿付。
从1995年到2013年，印度共有超过32万名农民自杀，平均每年有1.6万人自杀。在莫迪政府的首个五年任期，又有近5万名农民自杀。因为担心农民自杀数据会引起反弹，莫迪政府甚至推迟公布数据。
事实上，在2008年至2014年间，正是不断爆发的农民运动和农民对国大党不断升级的失望，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推上了最高统治舞台。但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影响农民的收入增长，季风季节越来越不规律，降雨减少和干旱期变长导致减产，生产成本又不断上升，农民持续滑入困境，许多农民都开始放弃农业。政府对目前农民抗议的消极应对，更加剧了农民的不满。
卡纳塔克邦反对党人民党（世俗派）组织的反农业法抗议
如何影响政治格局？
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竞选时，曾对农业改革大书特书，做出了许多至今未能兑现的承诺。在不断指出国大党曾经让农民失望的同时，莫迪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在竞选时，印人党曾提出一系列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业公共投资的措施，此外还承诺，如果人民将它投上台，政府会采取措施提高农业的利润率，确保农民在收回种植成本之外获得50%的利润，降低生产成本并且增加农业信贷。
另外，印人党当时还明确表示，将改革APMC立法和征地程序。在第一个任期，因为其联盟中其他党派的顾忌，印人党未能推出改革，在第二个任期中它以绝对多数上台执政，才顺利将此次的农业法改革推上舞台。莫迪承诺，通过这次的农业改革，到2022年农民的收入将翻倍。但有专家警告，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过往政府在农业方面的政策，让许多农民已经逐渐放弃了希望。当莫迪政府的第一任任期结束时，农民意识到莫迪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生产成本的上涨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不少印人党执政的邦爆发了抗议活动。此次反农业法抗议中，贾特人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政府情绪，蒂凯特获得了很多贾特人坚定的支持。莫迪政府的消极应对——以条例形式推出法案而绕过议会和利益相关者，指责农民是恐怖分子，试图分裂农民群体——让农民的愤怒层层升级。
2014年大选竞选时，阿约提亚的莫迪支持者
持续半年的农民抗议，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和平示威活动。但它真的能推动改变吗？农民们不可能一直在边境驻扎下去，等夏天的播种季到来后，如果他们继续抗议，家庭将不可避免地承受经济上的压力。
目前，摆在莫迪政府面前的有三个选择。第一，绝不妥协，等待农民希望破灭后，自行结束抗议。但蒂凯特表示，抗议将至少持续到今年10月。
第二，说服农民放弃撤销法案的坚决诉求，找到一个中间点，但目前农民们还不愿妥协。一些农民领袖要求政府将法案延后到到2024年3月，也就是下一次大选之前。但政府肯定不会接受，因为上这会成为大选中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最后，政府也可以选择满足农民的诉求，撤销法案。但因为顾忌声望，政府也不会这样做，因为这将让印人党在今年的四个邦选举中落了下风。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政府正在观察形势，等待抗议活动的消退。
这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动莫迪政府的统治呢？恐怕很难。根据我在选举报道中的经历，农民们仍然对莫迪个人抱有一丝希望，他们依然认为，或许自己的担忧会得到他的关注。
在2014年的大选中，正是因为这次农民抗议领袖蒂凯特的支持，莫迪才获得了低种姓社区、农民主力军贾特人的支持，拿下了举足轻重的北方邦。虽然随后的几年里，政府在预留制和农业政策的失策引起了贾特人的不满，但莫迪的民族主义议程仍然留住了选民。
即使在废钞令、新冠疫情等对农民造成强烈冲击的大事件中，农民们也很少埋怨莫迪个人。2016年废钞令宣布后，我在班加罗尔到金奈的公路上看到，农民们将西红柿大量丢弃在路边，因为农产品交易基本都以现金进行，突然间农民们手中的大额钞票都成了废纸，现金的短缺扰乱了农产品市场，无人收购的西红柿开始腐烂，农民只能把它丢掉。
2016年废钞令宣布后，等待低价促销西红柿的农民
在印度最大的西红柿批发市场、卡纳塔克邦的戈拉尔，2015年交易价为50卢比一公斤的西红柿，废钞令后价格骤跌至不到3卢比一公斤。洋葱也是类似的情况，从60卢比一公斤跌到了七八卢比，下降了85%，这严重影响到了千千万万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的农民。
在和农民交谈时，他们对此时的愤怒写在脸上，但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仍然认为莫迪是在“为国家利益做一些好事”，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承担损失和痛苦。
比起在边境驻扎三个多月的农民，莫迪此刻仍拥有更多的筹码——即使他在北部的支持有所减弱，但印人党已经做好了在南部各邦逐步扩大势力的准备，更何况，等到2024年，罗摩寺庙和新议会大楼的建设，才是他竞选中的终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