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中国古代制度的“因应变化”

近年来，“穿越”成为一时热门话题。作为一名宋史研究者，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假如可以穿越回古代，你愿意选择哪个朝代？”采访者以为我会选择宋朝，然而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现代。”

我之所以如此作答，是深思熟虑、认真权衡过的。无他，我是女性，且对传统中国有一点基本的认识，因此不做玫瑰色的梦。按照中国古代“男主外女主内”的秩序安排，如果穿越回去，我就不能反对丈夫纳妾，不能出来工作，不能单独旅行，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不能之事太多，我不愿意。其实我也不劝各位男士穿越，假如穿越到东晋王羲之时代的寻常庶族家庭，你再聪明、再勤奋，也不会有机会跟王羲之对坐，挥麈谈玄；即便运气好，得到皇帝的赏识，也会被王谢子弟嗤之以鼻——风流潇洒都是高门士族的，你连喝彩的资格也未必有。万一运气再差点儿，你穿越到三国时期的曹魏，成了一个士兵的儿子，那除了当兵，你是一点儿别的指望也没有的。论普遍的自由度，还得看今朝。而这种自由度是现代社会制度赋予我们的。

制度是什么？“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划分类别(文官、武官、宦官)、标志等级（长官、属官、小吏）、限制范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规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上下级、同僚、同年），决定个人及群体的身份、地位与活动空间。

大部分人说喜欢历史，其实是喜欢看大起大落的英雄故事，看帝王将相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的权谋秘计，甚至想要学个一招半式的。那些浮于表面的故事当然有趣，然而，若只关心那些，这样的历史观察就显得不够高级了。这就像看《西游记》里孙悟空和各路神仙、妖精打架，云来雾去，极为热闹，可是有谁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制度就像是如来佛的手掌，它规定了游戏规则，万变不离其宗。吃透了制度，再来看历史的兴衰起落，就能看到边界和范围，明白为什么是那样，进而思考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想真正了解过去，我们必须要看制度。

当然，了解古代的制度，不仅是为了正确穿越，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改造现代制度。古代制度的特点是它“已经完成”，从形成到结束，我们能够看到得失成败的全部轨迹，可以细细琢磨制度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古代的制度，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完善今天的制度。

换个角度来说，对于中国古代制度的考察，实际上是要以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为个案，对制度做一番具有普遍性的思考。那么，中国古代的制度演变究竟存在哪些特点呢？

《大驾卤簿图》卷（部分），曾巽申所作。此图工笔绘人物车骑。画幅中有分段说明题记，记载兵官品制、名数并有考证。

制度存在的真实状态

中国古代最大的制度变迁，当属国体（国家性质）之变，也就是从封建制到帝制。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封邦建国，各个封国的政治、经济相对独立，按照宗法制，诸侯彼此认同，并尊周王为天下共主。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宗法政治秩序被打破，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最终，公元前221年，秦建立皇帝制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国进入帝制时期。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2年，帝制在中国持续了2133年。

两千多年的帝制，朝廷国家的核心利益关切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怎样延续王朝统治，这是皇权的安全问题；第二，怎样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问题。在这两个兴亡攸关的问题上，帝制国家一直处在不断摸索、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思路，唐宋之间有一个大变革。唐代以前，主要采取分级控制的思路，旧的层级效率降低之后，就增加新的层级来加强控制。秦汉实行郡县制，西汉置州，本为中央派出的巡视组，后演变成为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东汉以降，地方行政遂为州、郡、县三级制。隋文帝“罢郡，以州统县”，重归两级制。唐中期，迫于边防压力，不得不在州之上设置节度使，又为三级制。无论三级还是两级，各级行政机构都是一揽子治理，属于行政学上所谓的“完整制”。到了宋代，在分级控制之外，又出现了“分权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的“路”级实行“分离制”。北宋的“路”大致设有四种机构，这四种机构各管一摊，互不统属，分别对上负责——转运使司掌财政，提点刑狱司掌司法审查，经略安抚使司掌辖区军政，提举常平仓司掌王安石变法后新生财利，转运、提刑和仓司又负有监察一路官员的责任。

宋人创立的“分权制衡”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控制，而且渗透于宋朝制度设计的方方面面。就皇权的安全来说，唐代以前，在中枢权力的分配上，宰相对军事、行政和财政实行一揽子管理，便于大权独揽。宋则不然，宋朝开创了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宰相原则上只管行政，另外有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这三家单独向皇帝汇报，因此，真正能够全面掌握信息从而掌控全局的，有且只有皇帝。宋朝的皇帝很明白这个秘诀，所以再怎么进行制度改革，“分权制衡”这一条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元、明、清三代，虽然中枢机构的具体名称发生了改变，但是“分权制衡”的追求不变。

历史发展到宋朝，皇帝在帝制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宰相、枢密院、三司三权分立，各管一摊，分别向皇帝报告，这就让皇帝越来越像个“政府首脑”了。喜欢管事的皇帝，比如王安石退休之后的宋神宗，他手底下的宰相就像极了高参和秘书。明太祖能够直接废除宰相，由皇帝亲自充当政府首脑，尽管不是宋朝制度的直接延续，但的确可以从宋朝这里获得某种解释。

关于最高权力的分配，关于政府机构的组织原则和具体设置，关于人才的选拔和官僚的人事管理，各项制度都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变化，才是制度的真谛。梦想建立一项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不啻痴人说梦。

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制度为什么会不断变化？因为时代在变，国家所面临的内政和外交环境在变。大部分的制度变迁是累积型的，一点一滴，水滴石穿。变化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总结。累积型变化是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最容易忽略的变化，因为它沉默温和，缺乏激烈的“事件感”。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热衷于关注政治家主动发起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唐代杨炎的“两税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总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多国并立，群雄竞逐，故多大刀阔斧的主动改革；两千年帝制，天下一统，内驱力不足，主动改革直可枚举，累积型的变化才是制度变迁的主流。无论是水滴石穿的渐变，还是大刀阔斧的改革，都是因为时势发生了变化，制度必须跟着变，这就是我所说的“因应变化”。“因应变化”一词，出自司马迁对老子的评价。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老子以“无为”“因应变化”，后世以“有为”“因应变化”，所为者，制度也。旧史学常以权力斗争、大人物的意志来解释制度变迁，比如讲宰相制度演变，必以君相矛盾争权为说——权力斗争固然有之，然而，国家制度岂止为权力设？皇帝也好，宰相也好，治国理政才是正事。国内国际形势既变，则必调整做法以因应之，这才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所有能够成功保留下来的变化，哪怕曾经有一个荒唐的开始，也一定是合理地因应了时代要求的。

逆时代需要而动的变化，虽然可以凭借权势推行，却无法延续——制度有其自身的发展惯性，不可违逆。

制度创新的原动力

总体而言，传统时期中国制度创新的力量来自中国内部。帝制时期的改革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共同点：改革者往往以想象中的西周制度为依托，托古改制。究其原因，一则古人相信夏、商、周三代是黄金时代，而周集三代之大成，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二则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传统时期，在中国人所认识的文明世界当中，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确都相对发达。因此，传统中国长期享有强烈的制度自信。正是这种自信，赋予了传统中国开放的心态，可以放心吸收周边制度，为我所用。比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大破突厥，擒颉利可汗，西北诸番为唐太宗共上尊号曰“天可汗”。从此之后，在唐王朝给西北诸番的命令文书当中，唐太宗的头衔是大唐皇帝与天可汗并列的。这两个名号来自不同的政治文化系统，皇帝是中国的主宰，可汗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首领，唐朝的皇帝也可以是北方草原的首领。再比如，北朝隋唐的官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号——萨保。单看这两个字，很难想出它的含义，因为这是个音译的外来语，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对商队首领的称呼，后来发展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中国接纳了粟特商人，并将萨保纳入中国的官僚体制，用胡人首领来管理胡人。

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元朝和清朝更是以北族建立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帝国。那么，该怎样评估这些北族政权对中国制度的影响？大体上说，他们带来了新的元素，但没有改变中国制度的总体和核心。比如沿用至今的大行政区——省的设置，就始于元朝。另外，一些落后的东西也随着北族成为统治者而进入了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体系，这一点，我将在“历史文化”篇中进行专文辨析。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此，从制度上看，中国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制度的变化分为渐变和改革两种，无论哪一种，都必须有效回应时代变迁，并顺应制度发展的内在惯性。

（本文摘自赵冬梅著《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