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经验”｜陈尚君：在渴望中读书
近日，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澎湃新闻经“悦悦图书”授权刊发该系列讲座稿和视频。
第五讲傅杰邀请到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复旦大学任重书院院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陈尚君。陈尚君著有《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唐代文学丛考》《唐诗求是》《贞石诠唐》《行走大唐》《宋元笔记述要》《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等。
陈尚君在讲座现场
这次讲座不仅是“我的读书经验”系列在2021年的第一次开讲，对我还有一个更特殊的意义：这新的一年，是我看到太阳的第七十个年头了。古人称七十为古稀之年，我的心感觉还没有老，我和年轻人一样还在努力地工作。现在这个年纪，也是适合回顾人生经历的时候。我们研究古人，往往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对于自己的人生，有时只好告诉大家：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在渴望中读书
回过头去看，我觉得自己人生中非常特别的一点是：我在“文革”的十多年之中是如何度过的，怎样在艰难的环境中得到了一些偶然的机缘。在这里，我就稍微回顾一下那时的经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南通街道
我的父母是宁波人，客居在南通。南通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清末状元张謇就是在南通办实业的。这些年回顾往事，我总会觉得，自己在南通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的，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以及南通的文化氛围，可能都曾经影响过我。
我小的时候家境还可以，六七岁以前每周总有一个晚上父母都带我去看越剧，虽然唱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小学我读的是南通师范第四附属小学，那是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的附小，老师与教学应该都是很好的。关于读书，我记得二年级向任课的保老师借过一套线装的《水浒传》，后来也读过线装的《三国演义》，当时读懂了没有，也回忆不起来，就是硬看那些有趣的故事。当然更多是看连环画。小学高年级语文老师刘宝珊，以前做过海安李堡镇长，对我很有好感，觉得我考南通中学一定能考得中。可能是我没有考好，后来进的是南通市二附中，一个在南通属于中等的学校。班级学号据说按成绩排，我排第一，距离南通中学可能仅差一分。
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社会动荡起来。那个时期毛主席有一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那时我关心国家大事的办法就是，每天晚上，或者我一个人，或者我陪着母亲，把南通市整一条街的大字报从头到尾看过去，每张都看。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南通的文化氛围也会对我有一些影响。
1976年陈尚君在江心沙农场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1968年底毛主席说的。1969年3月16号，我们一批中学生就去了南通海门的江心沙农场，一个长江边上冲积造成的小岛。当时很无知，去之前只知道要去一个岛，到那里之后才从顽童的心理回到了现实。
那是个国营农场，最初的三年是很多老职工管我们这些“知青”，我们真的吃了很多很多苦。后来的四五年里是我们“知青”管老职工。如今，我可以跟农村的孩子吹嘘：“我当年的时候可是管几百亩土地，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开始叫人家下地，站在农场的村头上布置农活……”但实际上，在那之前我在家里做事及其他能力都很差，我是在农场的八年里才从那种很软弱、很无能、很无知的状态，逐渐经历了最艰苦的锻炼。
在农场，我们其实没有生存的危机，但年轻在长身体的时候，承担最艰苦的农活，与农民做得一样多，甚至更多，生命爆发出的能量，自己也想不到，是被无限放大的。在和农民一起的生活之中，在最艰苦的农活之中，我们经历了体力上和精力上最严酷的考验。当时管理和劳动的艰辛，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比如秋收的主体是拾棉花。现在看来学生到农村里去拾棉花，是充满浪漫情调的，但如果你是在进行记分管理，努力追求最大量的采获，这只手在采这朵，眼睛就会发现下一朵，追求最高效率，确实很辛苦。当时我自己负责一个单位，一天到晚称每一个人当天拾起了多少棉花。在这样的统计中，人的生存能量被释放到了最大。当年我作为一个“知青”，在和农民一起的劳作中没有任何的懈怠，在这方面自己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锻炼。在那一段经历中，我认识了中国的农民，也了解了农村土地的耕作、作物的生长，从具体的技巧到节奏的把握，整个流程我都极其熟悉。后来在复旦的几十年中，也时常会感叹：中国农民的顽强和他们生命的放大是无限的。
除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劳动感受，我觉得自己在农场还有很多幸运的地方。到农场时，我还是个初中生，但我们所在的连队有一批南通中学高一的学生，明显比我要成熟许多。他们的语文老师严迪昌，也是后来在唐宋词研究方面很有名的一位前辈，当时指导他们读的书，也有带到农场,他们读到的中外名著,也在知青之间辗转，我也有幸跟着他们读。在农场的整整八年时间，既是高强度的劳动，又是在渴望中读书，而且还碰上一群很好的朋友，这是我的幸运。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回顾当时看的书，其实就是当时能够找到的书。比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三册《中国文学史》，当时我看到了第二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当时出了第四版修订的第一册，我很认真地从头到尾仔细读过；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都很仔细地阅读。我后来研究唐诗，稍微也算有一点成绩，但我看到《唐诗三百首》的时间其实非常晚，是在二十岁左右。这些书都是“知青”之间辗转借来读的。除了书，还有杂志。虽然当时我只是农场里一个很基层的“知青”，但我能看到的杂志刊物，包括复刊的《文物》《考古》《历史研究》等，我都曾经订过。在那八年时间里没有办法系统地读书，但凡是能看到的书，我都尽量去看。
前几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胡适许怡荪通信集》。许怡荪是胡适少年时期的一个年长的朋友，在胡适最落魄的时候，及时提醒他说：你的前途无量，应该出去留学。我也有过这样的朋友。大家曾经一起读书，彼此之间有一种激励，虽然看不到今后如何发展，但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大家努力读了一些书，充实了自己。所以，在农场中我也是有一些成长机缘的，在去复旦之前读了相对比较多的书。
这可以说是我读书的第一个阶段。
初入大学 见贤思齐
之前在农场是找不到书读，因此，到复旦的第一年里，我基本上是以一种“横扫”的方式在读书，把复旦图书馆里与中文有关的各方面的书，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去读，把读书当作一种有兴致的事情来做，这样也会发现自己在一段时间里进步非常迅速。我始终觉得，读书是需要靠激情的。自学的时候，对某些问题的深入、对读书的渴望，能够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进入大学，在知识海洋里遨游，那种愉快，那是别人所不能理解的。
不过，虽然自学的动力是科班所不能比的，但自学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精确度是很不够的。即便后来在中文系做过一段时间的系主任，我也始终知道，自己的基础并不好。比如现代汉语里最简单的“主、谓、宾、定、状、补”，我就不是很能完全说清楚，因为从来没有老师给我系统地介绍过。等到我在中文系读书以及工作以后，又没有机缘再向他人请教了——别人会觉得你不应该不知道这些。遇到一些字有时会读错音，对有些字义的理解会有出入……这些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复旦大学分校
大学第二年的三月，我就报名考研究生，最终以专业分数第一、总分数第二考取了研究生。我非常清楚地记得，1977年第一次到复旦的时候，都不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大学是分科系的，也不知道大学是怎么个教课法，但仅仅一年多以后却能顺利考取研究生，可以说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和蜕变。
我这个人在好多事情上都是被动的，往往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别人抱着一种发现人才的热情希望我去做，在背后推动着我往前走。报考研究生时，我一听到九十个报名的人中最终只录取一个人，心里很缺乏勇气。当时在学校的路上我碰到了陈允吉老师，跟他说了这个情况，问他：“我能行吗？”陈老师告诉我：“你的实际水平已经不差于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只要好好发挥应该是会有机会的。”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考研究生，我比其他考生都要有利的一个条件就在于，我在学校里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只要有一个系统的准备，我就可以把文学史上各种基本问题都梳理清楚。后来在整个考试中我还算发挥得不错，考场上拿到考卷时，觉得题目很简单。比如有一道题是列出十个名篇，让写出其中哪一篇是哪一个朝代的哪一个人所作，其中就有《秋兴八首》。大家都知道《秋兴八首》是杜甫作的，所以我就更详细地写明是唐代的杜甫在某年某月某地所作，而且十篇都这样写。负责阅卷的是王水照先生，后来他跟我说，那道题目我发挥得很特别。研究生考试的各科目中我比较弱的是外语，但还好当时考试是可以带词典的，我的长处在于词典翻得很快，最终算是“蒙混过关”。因此我觉得，我有机会到复旦，然后及时报名考研，又顺利考上，走上了专业的道路，是很难得的机缘。
1988年2月陈尚君教授（右二）与王运熙先生（左二）、王水照先生（左一）、骆玉明先生（右一）在复旦大学曦园
进入研究生阶段，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实力是不行的，也清楚地知道其他同学实力之超强。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同学之间年龄差很大，最大能相差二十岁。在学术研究上，有些同学进校时的成熟程度就已经很惊人了。有一位同学进校后不久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从水稻的读音来分析亚洲栽培稻的起源》，整篇文章通过稻谷的读音在中国、东南亚、日本、印度这样一条线上的演变，来推测稻谷最早起源的地方。当时我读到这篇文章特别惊讶，因为我都还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而别人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同时我也深深地知道“见贤思齐”，自己不如别人，但可以努力补上去。
我们的研究生阶段，学校读书的气氛非常之好，或许是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大家都在意气风发地追求新的目标。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裹挟”，跟上这样一种节奏和步伐。当时复旦对大学生开放的图书馆，是在如今的理科图书馆位置，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可以到如今“外办”位置的参考阅览室读书。那时，图书馆早晨八点钟开馆，开馆之前门外早已排了很长的队，基本上一开馆马上就没有位子了。我当时用的比较多的是图书馆一楼大厅里面的一个古籍阅览室，因为基本的几套书都在那个地方。
老师们的启发和熏陶
专业方面的提升，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幸遇到了几位很好的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充分的指导。我时常觉得，老师是在发掘好的学生，学生也应该和老师互为呼应。
在复旦我遇到的第一位好老师是陈允吉先生。当时有一个制度，要求老师要有固定的时间到学生宿舍解答学生的问题。作为课代表的我，会陪着陈老师到学生宿舍走一圈，结束就到我宿舍对谈，于是我相比其他同学有更多机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陈老师也会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把各种有兴趣的问题拿来问他，他也把知道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告诉我。我得到了很多指点，他也更加了解了我。
曾担任过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三位老师：陈尚君（左）、陈允吉（中）、陈思和（右）
我以前看杂书，实际上也获得了一些好处。比如我读鲁迅的文集，把那一小本一小本的文集基本都收集齐了。其中鲁迅有一句话是：问太浅的问题被老师看轻，问太难的问题把老师难住也不行。所以当时我在和陈老师的相处中，始终把握着这样一个度。陈老师读书是很有兴致的，懂的东西也特别多。我们往往不会就某一个问题谈很多，但古往今来什么问题都谈。现在我也跟学生们讲，学生要会提问。提问有个前提：你了解老师多少——你既不能提太浅的问题显得自己可笑，也不能提太深的问题，否则老师也解答不了。
我能进入研究生考试是陈允吉老师帮我找王运熙先生推荐的，还记得是在中文系的楼梯上，王先生很和善地就答应了。研究生面试也是王运熙先生主持的，过程中问了很多东西，我的回答很老实——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还记得王先生问了一个问题是：“哲学史有没有读过什么书？”我回答：“读过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但只读了前三册，第四册没有找到。”王先生告诉我，第四册还没有出版。现在很难去还原我往日读书的面貌，但我曾经确实是怀着渴望在读书的。虽然不能说完全读懂了，但是在翻的过程中，在懂和不懂之间，不断提升自己。经过这样的过程，我就进入了研究生的专业学习。
当时的专业学习，和现在的研究生不一样。研究生刚恢复招生，学校的管理还很简单，整个研究生部只有四个老师，大部分管理措施由导师说了算。我们的课程主要分两个部分，除了英语有别的授课老师外，专业基础部分由王运熙先生负责，专业课部分则是由导师朱东润先生负责。
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整理完了朱先生的文集和两部遗著，我对朱先生的认识是：他的学问在当代学者中是很少见的，他所达到的宽度和深度都是惊人的，而且朱先生的学问中始终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把传统的学问和现代的学术结合在一起。朱先生早年是读过经学的，后来又有留学的经历，还教了十五年的英文……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成为中国文史研究领域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朱先生给自己的书斋取了个名字“师友琅琊馆”，取自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之四的两句“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琅琊邴曼容。”“师友琅琊”是对邴曼容为人态度的推崇，邴曼容的立身原则是：君子有守，不强求显达，但对自身修养要求很高。这一点在朱先生的经历中也是非常明显的。
陈尚君与导师朱东润先生合影，1981年12月
朱先生的授课方式是，学生每两周有一个半天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带着我们读唐宋的文学作品，也会谈他自己的感受。跟着朱先生读书最大的收获就在于，他是一个不受传统或主流观点左右的学者。他讲到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和一般的说法不同，有他自己的体悟。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会觉得他的体悟讲得很随意，但仔细读他的著作就越来越能够体会到，他是在把古人的书融通透彻之后再得出自己具体的认识和感受。后来在整理朱先生的著作中我才意识到，当年自己对朱先生所讲的内容并没有完全理解。所以我觉得，整理朱先生遗著的过程，是一个重新读书和学习的过程，有特别的收获。
朱先生对于学生有严格要求的一面。第一年里，他对我说：“像你这样是不应该跳级的。”朱先生认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拼命被拔高，会容易受到打击，对于发展是不利的。因此，像我这样在大二上学期就考研究生，朱先生认为是不合适的。那时我想，朱先生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对我的能力缺乏信心。那么，我就应该做出一些让老师看得上的工作。第一个学年末，朱先生布置的作业题目是“大历元年后之杜甫”，告诉我们要尽量自己写，又补了一句“虽然拿别人的抄来也是会给分数的。”后面这半句友善的提醒，我总觉得应该是对我的能力缺乏信心。所以，那个夏天我就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希望自己能在学术上拿出一些独特的东西。
把几种杜甫的传记看过后，我觉得始终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杜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五年突然离开成都草堂沿江东下，走了一个奇怪的“之”字形，究竟是什么目的？旧书的解说认为，杜甫是因为严武已死，蜀中将乱，于是避难而东下。但我总觉得不是这样。于是，我就掐天掐月地计算杜甫的行程，同时把杜甫在行程前后的所有诗歌仔细阅读、比较……最终，我分析出的看法是：杜甫离开成都草堂后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进京，在峡中的停留只是出于偶然改变主意。
那次作业，我交给朱先生三篇文章，虽然第二、三篇文章可以说毫无新意。第一篇文章探讨杜甫离蜀的真相，第二篇是讲杜甫离开成都草堂后的思想变化，第三篇是讲杜甫晚年诗歌的艺术成就。第一篇文章在交了作业的五年后，发表在了《复旦学报》1984年第一期上，改题目为《杜甫为郎离蜀考》，原稿后来收录在了复旦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之一《敬畏传统》里。我相信，朱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后会理解，我把从宋代以来对杜甫的基本论述给否定了，在这个关键点上系统地提出了新的认识。这次作业，朱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
朱东润先生题字
我这样做论文的方法，其实都是受老师的启发和熏陶。当时我受到的一个最直接的启发就是：发表的文章要能够让老师看得上，能够达到老师所期待的水准。现在我也会这样跟学生讲：写文章，要把读者做一个假设的推定。如果把文章的对话者定位为一个学术大师的话，你的文章就会写得很小心，而且从选题到表述都会拿捏一个合适的分寸；如果你随意写自己的感受，并不会有太多的收获。
在后来做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换了几个不同的方向。我曾经交给老师一篇关于欧阳修的《欧阳修著述考》。朱先生看到以后说了一句：“像你这样做学位论文，三年大约是不够的。”从这句话中我能体会出，朱先生还是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所花的精力的。作为研究欧阳修的第一步，把欧阳修所有著作做彻底的整理和界定，还是有意义的。
朱先生为人的方式确实和别人有些不同，他不太当面表扬学生。当他觉得我的文章还不错的时候，只会对我说：“问题挖得很深”，然后再加一句，“有些文句不太通顺”或者“还有些错别字”，“文章还有些夹生”。对于学生发表文章，朱先生抱持的态度是：你们写的文章，如果自己觉得合格，就投到刊物上去，我不帮你们推荐的；如果你们担心自己人微言轻，写的文章别人可能不会注意，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不是寄希望于别人的推荐。因此我觉得，自己从学术的起步阶段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其中有一两篇文章还能够入老师的“法眼”，是自己的一种幸运。至于说要在学术上走出道路来，那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与朱东润先生不同，王运熙先生真的可谓是“见善必举”。
当时，作为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的王先生，负责给我们古代文学专业的六个研究生上课，而且是到学生宿舍给我们上课的。王先生上课的方式是：我们六个研究生坐在桌子的中间，王先生坐在旁边床的角落里，拿出练习本，把准备的东西讲给我们。当时王先生讲的东西是最基本、最直接的。讲文献学，他主要讲《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提要》等。王先生始终认为，他在复旦也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但自己一生的学术所受影响最深的是《四库提要》。这是他的心得之言。通过读《四库提要》，可以知道学术源流以及每一本书流传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从中可以学到自学的态度——“公正平允”，也就是中正折衷之论。
王运熙先生
历史方面，王先生主张要读《史记》和《资治通鉴》。当时我们还受到一个特别的影响，就是来自蒋天枢先生的说法：《史记》是绝不能读标点本的，要读金陵书局本。好在那时复旦图书馆的书我们都可以借，所以就借出金陵书局本的《史记》来读。每天晚上十点半灯熄了，我们就在走廊里借走廊的灯读。哲学方面，王先生主张我们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还要知道一点佛、道的内容，这部分看起来简单，其实是中文学习入门所需最基本的部分。
王先生见到学生好的地方会表达出赞赏，也会主动地帮我们把文章投出去。我写的第一篇文章缘于看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中孙望先生辑佚出来的《全唐诗补逸》选录，我当时的方法是，用上海书店《佩文韵府》索引的部分，一个词一个词地去查，查证哪些是《全唐诗》里有的，哪些是没有的……写出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王先生看到后说：“这样的文章应该已经可以发表了”，但又说了一句：“孙望先生我是认识的，你这个文章应该寄给孙先生看一看。”孙先生很快就回信了。王先生说：“既然孙先生已经接受了你的意见，这个文章就不合适发表了。”那篇文章，我到现在也没有发表。
研究生二年级上学期时读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我觉得对于温庭筠生平的考证还有重新斟酌的必要，仔细分析以后发现，主要是关于温庭筠生年的那首诗《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的赠送对象——“淮南李仆射”到底是谁？因为对一些基本文献的解读不同，所以同一首诗的赠送对象会出现很大的解释空间。夏承焘先生认为是李德裕，因此对温庭筠生年的考订是812年。我认为赠送的对象是李绅，由此把温庭筠的生年往前推了十二年，即801年。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长文，在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叫《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对于这篇文章，王先生看了之后说：“这样的文章作为学位论文已经够了。”朱先生也看到了，说：“文章写得还不错”，然后又加了一句“内容还有些夹生”，夹生的意思是饭还没完全烧熟。
后来，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中引了我的这篇文章，同时有一些细节方面的纠订。虽然当时能够发表一篇文章还是很高兴的，但我也逐渐认识到，一个人的学术之成熟最重要的体现就在于：分寸之拿捏和把握。当年我在学生时期写的文章，确实有一点任意解释和过度阐发，这是学术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一次，陈允吉先生在路上碰到我，对我讲了一句话：“你写东西不要老去驳别人，抠别人的问题。一个人在学术上要站得住，还是要靠自己的东西。”这个话我是听得进去的。因为我也知道，这样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写的，真正要写能“让自己站起来”的东西，会很难。
自己学术空间的开拓
真正我自己学术空间的开拓，应该说是在唐诗的考证方面。
工作中的陈尚君，1987年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是以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为代表的，主要是把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位前辈治唐史的方法援入了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和对唐诗的考订。傅先生的研究方法受法国社会学派的影响很深。根据丹纳《艺术哲学》里的观点，伟大作家的出现一定是一种群体性现象，而二、三流的艺术家常常会被人们忽略。然而，如果要理解一个时代的艺术氛围、文学氛围，对二、三流艺术家的研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傅先生的工作当年引起特别关注的点就在于，对唐代前中期一群二三流诗人生平和诗歌写作的具体考订。传统的唐诗研究主要是从唐诗里学习章法、句法以及诗的写法——读诗是为了学诗，这也是自唐宋以来一直到明清时期文学研究的主流。五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占主流的看法受到苏联“作家作品论”的影响，比较注重思想艺术成就，对作品的解释有时会相对比较含糊。因此，傅先生当时所提倡的有些做法，我觉得是可以吸收的。
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发现1982年出版的《全唐诗外编》中还有很多诗并没有做很好的辑录和考订。在《全唐诗外编》出版之前，我给孙望先生去过信，把我发现的一些唐人佚诗的线索也告诉了他，他也愿意收进去，但并没有来得及在书出版前订补进去。那时我就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前人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清代甚至倾皇家之力来编《全唐诗》，后续又有多位名家对《全唐诗》做了订补……为什么我手上还会有一些唐人的佚诗存在？我当时的体会是，唐人诗文亡佚的过程，正如同一颗陨石从天上掉下，分裂成无数碎块来到人间。
曾经在目录学课上我受到一个最直接的启发是：通过历史上的书目了去解古人在古代曾经做过哪些书，通过《四库全书》《中国丛书综录》等书,去了解有哪些书保存到了现在，同时把这两种目录相比较，就会发现有哪些书失传了，以及失传的书有可能通过哪些途径保存了下来。唐诗最基本的阅读途径,是读唐诗的选本和唐人的文集，但我带着用目录学方法来掌握群籍的思路,做唐人诗歌的辑佚和考证，把所有存世的典籍作为考查的对象。那时年纪轻、精力好，真的翻了许多种书。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自己1983年结婚那一个月的前后,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全唐诗〉误收诗考》，考出了六七百首《全唐诗》里收录的非唐人所作的诗，后来重新修改了一稿，于1985年发表在了《文史》第24期。这篇文章算是我独立在一个专题里从最基本的文献开始所做的研究。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做唐诗辑佚就应该对唐诗中前人的种种错误加以梳理，以避免自己犯同样的错误。当然，做这么大的题目，单凭我自己的学术根底是不够的，也借助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书，比如台湾学者昌彼得、王德毅等编撰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我在图书馆发现这本书后，就拿来和《全唐诗》的作者索引逐个对读，发现线索后再逐一去追踪，这样就能发现有哪些宋人的诗被误收入了《全唐诗》。
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独立地做出了自己的著作《全唐诗续拾》。1985年2月第一次交稿时有2000多首诗，后来中华书局退改，让我再修订《全唐诗外编》，书出版就到了1992年。因为那个时候出书很难，何况还是这样一个会引起学术界关注的题目，所以这本书的出版让我觉得很荣幸。当然，这部书是在前数码时代做的，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只有那么多方法，书中必然还会有一些问题。尤其现在古籍可以检索了，许多问题更容易发现。
做这样的工作，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通过熟悉目录学以掌握群籍，把所有前人有的书作为文学研究可以参照的文献来阅读和利用。第二点：文史结合，在“人、事、时、地、书”这五个层面上把读过的书和已有的书的内容进行网格化，同时进行定位。在这方面，文史没有界线，是打通的。我觉得，我的考证对读过的书里涉及到的作家和作品的年代、地点、人物归属、书的定位等，和前人的考证相比都更为用气力追求精致和准确。第三点：对一切文献都持怀疑的态度，不盲目轻信。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深刻影响。比如陈垣有一本书叫《陈垣史源学杂文》，其中就说到他的治学格言：勿信人言，人皆诳汝也。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目验和判断，不盲从于别人所说的话。
“不觉老之将至”
《全唐诗补编》做完以后，我又做了《全唐文补编》。从个人心得来讲，《全唐文补编》比《全唐诗补编》的学术质量要好很多，当时反复校勘的文本，校样的改动都是密密麻麻。这之后我又做了《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样的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大概从90年代末开始，我逐渐感受到古籍数码化的实现以及由此带来的现代学术的根本性变化。因此，最近的二十年，我处于一种在彷徨中坚决跟上时代节奏的状态。
陈尚君《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9月版
现在我手上还有两部书。其中一部是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增订本，原本是我在2006至2008年做的，当时还不习惯也不放心用电脑，做的纸质文本。但因为原来还有一部分没有定稿，最近我又在做电子文本，回过头去看纸质文本，质量还算不错，问题仍然很多。所以，我准备把原来的纸质文本重新做一遍，形成新的电子文本，再交给中华书局去出版。另外一部是《全唐诗》，是我下决心在最近的十来年全心全力做的一项工作。虽然还没有完全定稿，存在的问题依然多如牛毛，但大端的东西都已经摆定了，我就先交给出版社去审读。就在昨天，一个复旦的研究生告诉我，他家的族谱中有一百多首唐诗，给我发了过来。我看了，居然还是可靠的，真的很惊人！唐人的诗歌，在我开始读书的时候就总觉得文章已经被前人做尽了，作为后生已经没有机缘作出超越前人的东西了，但几十年下来会觉得，只要开拓思路，掌握方法，同时付出代价，不畏艰辛，居然有上万篇诗文的新发现，巳经发表几百篇，仍然可以写许多内容一新的文章，真是学术天地无限开阔。
这里我也要特别说明，传统的学术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现代科技，包括文本的检索、世界图书资源的公开等，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机缘；但传统学术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并没有改变——书要人来读。读的书到一定量以后，才能有质的提升。也就是说，只有在读了一定量的书之后，才能判断文本，理解文本，解说文本。这几年，我在做《全唐诗》全部文本的校对，做完之后不禁深切地感慨，现在的学术环境对于一个真正要做学术的年轻人来讲，有无限可以开拓的空间。好的题目很多，问题是你自己能不能达到一定的认识和水平来掌控这样的题目。
现在的电子文本所具有的可以不断修改、不断累积、不断更新的方式，对于传统学术来讲是非常之珍贵的。比如白居易诗的校勘，前人已经做过大量的工作，我就把得到的所有文本在一个文件里反复不断地去校对修改。以前要是听说某人的文章修改了八到十次，就佩服得不得了，而现在我手上这个白居易的文本已经至少改过一万次以上了。我几乎每天都会打开那个文本，发现的新东西就做改进。这就是现在的写作方式。所以，不是我能超越前人，而是我在掌握了现代手段之后能够比前人做得更好。但是在这中间，除了要靠检索，一切都还必须靠目验，这点原则并没有改变。而且，对复杂文献的判断和解读是需要自己的学术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实现的。
这几年，我的另外的一个变化在于尝试了一些新的东西，包括在特定场合之下的发言、纪念性的文章、悼念前辈朋友的文章、为一些专栏写的文章等。举个例子，我以前从来不写鉴赏性质的文章，2015年被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教授“缠住”，不得不给《历代女性诗词鉴赏词典》写鉴赏文章，拖了许久，总算给他写出了二十篇左右。其实，写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居然还是能够做这个事情的。这样忽然兴致盎然，尝试了给《文史知识》等报纸杂志写专栏，今年也是第五年了，已经交了大概两百篇左右的文章，居然还得到不错的反响。六十多岁还能有学术的转型，确实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也许自己还有更多的能力可以被发掘，年龄应该不是问题，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不觉老之将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