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往银行存钱的？
票号和钱庄统治中国金融市场多年，它们是如何被银行取代的？在外商银行进入中国以后，华资银行业在夹缝中仍然快速扩张，原因何在？1897~1936年，中国建立了300多家银行，长期以来，学者一直认为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快速扩张是一种反常现象。然而很少有人费心去研究政府债券投机以外的因素。在《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一书中（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经济史学者程麟荪认为近代银行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发行纸币以及人事管理上均有革新。本文摘编自其中关于吸收存款的部分，原标题为“银行生命线的加强：存款业务改革”，有删节。
近代上海银行的运银车
193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兼董事长陈光甫试图解释几家重要华资银行，特别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和“北四行”在过去40年迅速扩张的原因。第一，这些银行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陈光甫认为，一家企业如果不能不间断地用新的观点和先进的方法去适应社会的需求，那就会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被淘汰。第二，这些银行的负责人具有创新精神和对客户的强烈责任感。虽然他的解释有点浅显，但他正确地指出了导致中国各大华资银行成功的最重要原因。面对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激烈竞争，中国各大华资银行在实践和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创新的方法导致了成功。
金融体系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将个人和公司的储蓄转移到私营企业、农民、个人和其他需要资本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对象身上，即为生产性投资调动资源。
不管它们的正式名称是什么，大多数近代中国的银行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因此，它们的活动基本上包含两大功能——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
银行只有在开始用客户的钱做生意时才能起到银行的作用。因此，吸收存款是银行业务的关键，在中国尤其如此。普通中国人的低收入使得储蓄来源非常有限。此外，中国人积攒金银或投资土地的古老习惯，进一步限制了金融机构可以吸收的资源。结果，大多数传统中国金融机构，如票号和钱庄很少注意吸收公众储蓄。
钱庄和票号的存款利用
集中精力专注经营国内汇款是票号的一个特色。在中国出现现代银行机构之前，票号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国内汇款业务，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业务。票号在一个地方接受现金后，通常有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另一个地方向客户支付汇款。有时汇款过程需要三个月以上。然而，由于有全国性的分号系统，大多数票号很少需要运送金银来满足客户的要求。因此，除了正常的汇费外，汇款业务还为票号提供了持有大量流动资金的机会。票号不用为这些流动资金支付利息，但可以用来发放贷款。据估计，1910年，全国22家票号共358个分支机构的汇款总额为8.24亿两白银，与当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相当。票号手里掌握着这些资金，很少注意吸收其他来源的存款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升昌票号
中国金融市场中的另一股力量钱庄也忽视吸收公众存款，因为它们可以廉价地从其他渠道获得大笔资金，其中之一就是票号。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汇款上，票号与地方的生意几乎没有联系。但票号掌握着大量的资金，于是经常向地方的钱庄提供数百万银两的活期贷款。例如，上海的钱庄在1880年代经常收到票号高达200万至300万两白银的活期贷款。
钱庄还能获得地方政府的资金。《辛丑条约》签署后，中国被迫向列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每年有大约600万两白银从外地运到上海。从1904年开始，清廷委托上海海关负责赔款的支付，在实际付款到期前将赔款存入上海钱庄。此后，上海的钱庄和票号一直从上海海关那里获得450万至800万两白银的存款。这项存款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300万两。
从1860年代开始，特别是上海等通商口岸的钱庄从外资银行获得了大量的“拆借”贷款。上海几乎每一家钱庄都从外资银行获得往往是其自有资本4~5倍的“拆借”。在上海的外资银行向上海钱庄发放的贷款总额通常超过800万两白银。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钱庄并不认为吸收存款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它们通常不接受普通人的存款，更不用说试图吸引普通人的存款，除非存款人是经理的亲戚或朋友。虽然商人有时在当地的钱庄存一点钱，但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在必要时透支他们的账户。
钱庄人对存款业务的忽视，也可以从他们的业务规定中看出。从成立到1920年，上海钱业公会向公会成员发布了三项行业规则，对钱庄应该做的业务种类和如何开展业务提供了详细的指导。然而，这些规定都不包括存款作为钱庄业务的一部分。当1920年修订的业规最终规定存款业务时，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变化。在钱业业规共七章62条中没有一条提到如何处理存款业务。钱业公会1923年和1933年颁布的业规延续了这种情况。
从政府到大众
与票号和钱庄不同的是，近代华资银行将存款视为生命线。中国各大华资银行不遗余力地设计了许多吸收存款的新方法。各大华资银行在与票号、钱庄争夺政府和大商人存款份额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社会大众。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很穷，但许多老百姓，特别是城镇居民（如工厂工人、政府职员和学校教师）仍然有少量的储蓄，或者是暂时的储蓄。钱庄和票号通常只处理商人、富人（或至少相当富裕的人）的财务问题，大多数人被拒绝存钱。这不是法律规定的，而是这些金融和信贷机构的商业习惯。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地方可以通过任何小额储蓄来获取利息。各大华资银行都认识到，如果银行能够大量积累这些小额储蓄，它将是一个巨大的资本来源。为了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它们引入了钱庄和票号从未尝试过的方法。
引入银元和银两的组合账户是现代华资银行吸引客户和存款的重要手段之一。银作为一种支付媒介在中国几乎存在于整个帝制时代。中国第一次发行白银材质的货币是在西汉年间。之后，白银主要以银锭的形式进行流通，其中大部分因外形被称为银元宝。“两”（tael）一词代表了在中国流通的银币单位，其纯度、大小和价值因地而异。中国各地使用的银币有数百种，这使得商业交易极为复杂。16世纪中叶，西班牙银元传入中国，因其使用方便而越来越受欢迎。随着中外银元流通的增加，银两在实际流通中逐渐被银元取代。到1920年代末，银两在我国银通货中所占比重不足10%。几乎所有的银两都存放在银行的金库，实际上从日常流通中消失了。于是，银元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
1889年，由清政府批准的第一种本国银元在广州铸造。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银元为中国的标准货币。然而，钱庄与外资银行进行的所有金融交易仍然用银两计算，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禁止银两的使用，并将银元作为所有商业交易的标准货币。不同商业中心地区的商人为商业交易制造了不同标准的货币。它们在上海被称为“规元”，在天津被称为“行化（银）”，在汉口被称为“洋例（银）”。所有这些都是虚拟单位，在商业世界中仅仅用于计算，而实际易手的货币仍然是银元。
这种复杂的系统给钱庄提供了一个压榨客户的好机会。一位顾客在一家钱庄只能开银两账户。由于实际付款是用银元支付，客户在付账时不得不从钱庄购买银元。与此同时，客户必须先将银元卖给钱庄，然后才能存入钱庄，因为他在出售产品时收到的是银元。银元与银两互相兑换的这两种情况，客户都必须支付比正常汇率高出25%的佣金。包括上海钱庄在内的全国大部分钱庄都不接受银元存款。即使它们偶尔破例，也不会对银元账户支付利息。此外，钱庄直到1920年代末才对客户的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这一制度明显提高了商业交易成本，剥削了客户，抑制了老百姓的存款，从而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钱庄从这一制度中受益匪浅，坚决拒绝任何改变。
这一传统被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先驱的近代华资银行所打破。从一开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在其章程中宣布，存款人可以开立银两账户或银元账户，或同时开立这两种账户，该行向这两种账户支付利息。许多金融专业人士，甚至该行的工作人员最初都嘲笑这种政策。然而，银元账户作为一种全新的做法为该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大大增加了客户和存款。此后不久，所有现代华资银行都效仿该行，向客户提供银元账户，并支付这两种存款的利息。此创新被一位著名银行家认为是促成中国各大华资银行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现代银行机构也积极地寻求吸引公众储蓄的办法。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把微薄的储蓄放在家里的抽屉，或者把金属储蓄埋在地下是一个长期的习惯。为了打破这一习惯，各大华资银行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人们相信，如果在银行的指导下使储蓄发挥作用并赚取利息，他们将获得好处。它们在报纸、杂志和其他地方做广告，使人们了解储蓄的好处和储蓄的方法。
当金城银行在1919年开始其储蓄业务时，很少有人表现出兴趣。银行在剧院、公园和其他公共地点分发了许多小册子，介绍储蓄和银行特殊账户的优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18年成立了一个储蓄互助会，并邀请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担任主席。该会特别关注学生，该行也在几所学校和大学设立了办事处，为学生和教师服务。到1933年，共有109所学校、2万多名学生参加了这项计划。尽管大多数学生在校时几乎没有存款，但这项计划给该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一位校长观察到，他的学生对这个项目印象深刻，他们都认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他们最信任的银行。这种态度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父母，而且学生离开学校开始工作时，也更有可能与该行有业务往来。
此外，华资银行还设计了各种储蓄账户，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浙江实业银行首先推出了一个“小额储蓄账户”，存款人每月存入一元，为期15年，到期可获得500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一元账户”，宣布客户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该行开户，获得该行的全套服务。一位不相信该行的顾客拿了100元来要求开100个账户，工作人员毫无怨言且耐心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对一些人来说，这似乎很荒谬，因为该行的服务成本肯定超过了这种账户的收益，该行总经理陈光甫成了“中国银行家中的笑柄”。然而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人用一元开户。大多数开了这类账户的人成了这家银行的忠实客户。很快其他银行也纷纷效仿。1923年，金城银行为冯玉祥的军队引进了“一元账户”，并吸引了大约500万元的存款。
到1920年代初，其他类型的储蓄账户，如“退休储蓄”“婚姻储蓄”“婴儿储蓄”“士兵储蓄”等都由这些华资银行引入。事实证明，这些新账户有效地吸引了许多客户和存款。“南三行”和“北四行”的储蓄存款增加了一百多倍，从1921年的255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2.684亿元。1921年，这些银行的存款总额中只有3%来自储蓄账户；到1936年，储蓄存款占这些华资银行存款总额的24%。
近代华资银行存款的增加
为进一步鼓励人们储蓄，各大华资银行纷纷采取防范措施，维护存款人的利益。从1930年开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建立了独立的储蓄部门，拥有独立的资本、准备金和会计制度，其他重要华资银行也紧随其后。
这些储蓄部门的详细资产负债表每季度公布一次，向存款人和广大公众详细说明其投资的性质和价值。储蓄部门积累的最终利润被保留为准备金，而不是作为银行的股息分红。在这种制度下，小储户受到双重保护。一旦银行被迫进行清算，管理层保证首先考虑储蓄存款持有人的债权，然后再考虑一般债权人的债权。
改善银行服务是吸引更多储户的另一个重要途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客户第一”为座右铭，要求全体员工真诚为客户服务。他们在为顾客服务时必须保持微笑，并尽量避免顾客等得太久而无法进行交易。根据客户的观察，在汇丰银行交易平均要花费30分钟，在麦加利银行也要花费半个多小时，然而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位客户平均5分钟就可以完成他的银行业务。此外，正如一位会计所说，外资银行的工作人员在与客户打交道时通常相当傲慢，但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办理业务时，客户却感到如沐春风。
总的来说，各大华资银行采取新的途径和方法，在吸收存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1921~1936年的15年间，九大华资银行的存款总额增加了近6倍。考虑到当时中国资本的稀缺性，存款业务非常成功地为这些银行的贷款业务提供了大量资金。
程麟荪著，徐昂、袁煦筠译，《近代中国的银行业》，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