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书架|巨变:厦大经济学科现代化15年的探索

杨志勇
2021-01-04 17:47
来源:澎湃新闻

【我在回顾2020年读过的书,写到《新时代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WISE足迹》(谢嘉晟、张兴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下文简称《足迹》),越写越多,篇幅太大,干脆独立成文。】

2020年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书读得少了,但读书和思考仍是一种习惯。2020年有一本书,我一收到后就抓紧阅读,随身携带,一直想写点推荐的文字,但每每起了个头,就停下。如今,由于这本书的主角洪永淼教授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介绍这本书更是刻不容缓。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WISE足迹》(谢嘉晟、张兴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下文简称《足迹》)。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WISE足迹》,谢嘉晟、张兴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足迹》是一部展示厦门大学经济学科15年发展历程,反映经济学教育如何办在祖国大地,论文如何写在祖国大地以及如何国际化开放办学的作品。全书包括四篇,分别是成长、开创、理念、建言。附录WISE足迹介绍WISE15年的重要事情。

WISE是一个经济学研究机构,即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英文(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Economics)首字母的缩写。WISE好读好记,便于推广。WISE的定位是建设成为亚太一流、国内领先,并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机构和国际交流中心。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担任厦大校长19年,以他的名字命名新的经济研究院,体现老校长的治学理念和精神脉络,弘扬老校长的科学精神,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王亚南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0-1969年担任厦大校长,现在最流行的《资本论》汉译本,就是他和郭大力一起翻译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也是他和郭大力合译的。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经济原论》等著作,回答了“李约瑟之问”,立足中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足迹》由一系列或短或长风格各异的文章组成,有新闻报道,有政策建言,有个人和机构成长的“秘史”,可读性很强,适合关心中国经济学教育和发展的读者阅读,适合关心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读者阅读,也适合那些关心自家孩子想上什么样大学选什么专业的家长阅读。

洪永淼教授自WISE成立即担任院长凡15年。书中有他成长的许多故事,充满了励志,也充满了偶然。

洪永淼上小学时,曾想当一名芗剧演员(芗剧即歌仔戏,闽南的一种地方戏,起源于漳州,现流行于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他中考时竟然报考厦门卫校护士专业,以为护士就是医生,所幸没考上,要不今天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抗疫英雄,而不是经济学教授洪永淼;他高考报志愿先报厦大后报浙大,厦大分数达线就被录取,没有了浙大的事;他理科本来读得好好的,按照理科的路走下去,也许今天的他可能在领导芯片设计。

厦大经济学院首任院长葛家澍教授推行的“引理入经”(理科生转学经济学,改革开放后,定性分析为主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改革开放的需要,经济学对数学有更高的要求,理科生转学经济学有一定优势,所以才有这样的项目),让他有了学习经济学的机会,有了富有传奇色彩的黄志贤教授的指导,而得以在硕士生阶段研究经济学说史;更传奇的故事在他转经济学专业之后,有了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学习的机会,全英文教学对他后来在WISE的实践有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因此得以认识贵人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后来邹至庄夫妇捐巨资在厦大设立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

书中记载了他成长路上帮助他的许多人,书里充满了感恩。仅仅学术界就有赫伯特·怀特(Harbert White)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格兰杰教授(Clive W.J.Granger)等等,成长篇记录了相关事迹。这不是一部传记,无法穷尽一切,因此书中更多的是与WISE发展有关的人物和事件。

《足迹》记录WISE高标准用心经营的历程。洪永淼教授推崇厦大校训,特别是校训中的后四字“止于至善”, 他一直坚持要做就做到最好,这肯定会让某些人不适应。关于改革的困难,《足迹》有所反映,但还不够全面。

为了更充分地理解《足迹》,最取巧的办法是阅读序言。序言是打开该书的钥匙,是把全书看似形散的文字串起来的关键。《足迹》有两个序,一是厦大原校长朱崇实教授的序;二是WISE洪永淼教授的序。

朱崇实2003-2017年担任厦大校长,WISE是在他任上成立的。朱校长肯定是一位在厦大历史上留名的校长。他在厦大推免费米饭,免费菜汤,免费矿泉水,推爬树课,推高尔夫球训练课等等,都成为社会新闻,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他的教育管理理念,这一点在序言中也略有反映。

经济学和化学是厦大的两个传统王牌学科,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科落后了。振兴经济学科,需要领军人物。朱校长在序言中说,2004年8月,他与洪永淼教授在北京见面,从晚上10点谈到凌晨快2点,谈得最多的是经济学科的改革,他们一致认为,厦大经济学科要做得更好,唯有在已有改革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深化改革才有可能做到。朱校长郑重承诺坚决支持他改革,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承诺打动了他。朱校长还认为,厦大的条件不如清华,洪永淼教授离开清华回厦门打拼,深层原因是对母校的挚爱。

关于改革,朱校长是这么说的:

改革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改革是对已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任何改革无论大小都是艰难的。洪永淼所走过的15年厦大经济学科改革之路也是充满艰难和曲折。其中许多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品尝和忍受。

连朱校长都说了改革之路的艰难和曲折,那么时任院长的洪永淼教授所遇到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经济学科的改革从“增量”做起,“存量”暂时不动,也就是在维持经济学院原体制的基础之上,新成立WISE并实施新体制,适时再推动经济学院和WISE的融合。这样,改革的目标就是两院的实质性融合。

洪永淼教授在序言中说,他受到时任母校领导的感召,辞去工作了3年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职位,回到厦门大学着手创办WISE。

对照最初设定的目标,WISE的创办和发展都不容易。开办启动的2000万元经费是学校分配给经济学院的985平台转过来的,办公室也是从经济楼划出35间。仅此一点,甚至被反对者称为经济学院给WISE“割地赔款”。不管怎么说,改革一开始就动了存量,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改革的不容易。

当年厦大经济学院的办公室,基本上就是行政人员的办公室。教师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多数教师都是集中在教研室开会,没有在办公室工作的习惯(也没有条件)。到了夜里,经济楼漆黑一片。而今,教师都有专门的办公室,利用率大大提高,教师交流更加方便。

大学的关键在教师。行政人员要以教师为中心提供服务。WISE已经形成按劳分配、同工同酬、赏罚分明的制度,形成一支团队精神强、服务意识浓、办事效率高的行政技术团队。

WISE也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管理制度和学术管理文化: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年资不同的教师学术面前同台竞技,平等对话,平等交流。在学术管理上,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教师请假调整本科生课程有了非常严格的限制,保证了教学秩序的开展。

WISE的成长和开创,让经济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成为平常事,国际顶尖学者在厦大出现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就此而言,WISE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足迹》记录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理念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现代经济学的启蒙读本。洪永淼教授是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和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足迹》收录他的文章《现代经济学的十个理解误区》,所指出的误区就很有意思: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使用高深数学会妨碍经济思想的发挥;学术讲座特别是国际学术讲座的听众越多越好;国际学术研讨会需要有五个国家以上的学者参加;知名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各个领域的专家等等。

他在数学和经济学关系上有着很深的理解。关于概率论与统计学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随机思维在经济学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全球饱受新冠疫情冲击的2020年来说尤有意义。

改革的细节问题特别多。为什么课程安排不让连续每周三节,而要拆成单双周一次和两次每次两节?原来连续三节课容易“偷工减料”,一次两节课的效果更好。显然,这是约束教师的。经济学科的学术研讨会的茶歇时间特别长,为什么?这是要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创造更多机会,让他们有时间和参会者进行更充分的面对面交流。

为什么要开那么多课程?“八高”(高级微观经济学Ⅰ、高级宏观经济学Ⅰ、高级计量经济学Ⅰ、数理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Ⅱ、高级宏观经济学Ⅱ、高级计量经济学Ⅱ、高级金融经济学)或“六高”(“八高”扣掉数理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Ⅱ)错了吗?经济学的“高级”课程用了较多数学,这确实让有的学生望而生畏。有的甚至认为,这类课程妨碍了他们的实习并影响工作机会,但实习真得那么重要吗?偏居东南一隅的厦大,所培养的学生的竞争力可能更加重要。这一点,研究生受过严格训练,已经形成口碑,有不少用人单位就是冲这一点而来专门招聘的。

WISE的发展在最初招聘教师时,遇到有人因教师薪水来自财政专项拨款,担心后面不可持续不来的问题。怎么办?必须有充足的财源。高水准的国际化班、双学位班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各类为社会提供的培训班体现了教育机构服务社会的要求,以及其他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办学经费的不足。

WISE的探索是为经济学科现代化探路,因此更有意义的是存量改革,实现经济学院和WISE的深度融合。经济学院原先各系都是独立的,系和学院平级,学院更像邦联。后来,学校进行学院制改革,强调学院对系的领导,系降格,但各系运行惯性仍在,各系削权问题岂是一纸公文就可以解决的?各系教师待遇不同,待遇好的不愿意融合,实属正常。话说回来,待遇差的也不见得愿意真正融为一体,因为担心自己淹没在里面。没有最优的方案。按待遇最高的系标准拉齐,不失为一条路。实质性融合之后,待遇不吃亏,这是减少反对力量最重要的一步。

改变各系独立办公的做法,让各系行政人员集中办公,强化行政管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让行政为教学科研服务,让行政回归本质,15年的变化已经有目共睹。好多访问厦大经济学科的国内教授对自己一到厦门,就拿到一张行程安排表,感到惊讶。厦大行程一目了然。这可以最大限度节约沟通成本。经济学科的高效率来自哪里?周末学术会议很多,行政人员加班不少,制度约束不可少,但可持续的是约束与激励相称,否则难以为继。这些都是靠制度保障的。

厦大一直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洪永淼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梦’的系统结构、操作层面及国际比较研究”课题,最终证明,这样的研究项目完全符合新时代的要求。任何研究最终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更是如此。洪永淼教授倡导政策定量评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经济学智库,他和团队一起,力图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这些内容在《足迹》也有反映。

WISE以及经济学科现代化的成功与否,最终要看口碑,这个口碑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工作基础之上的。对于一个学术机构,真正的成长是当你成为其中一成员之后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这点来看,WISE已经做到。每个学科都有数得着的学者,学科才能算成熟的。人比数(成果的数量)更重要。人走了,数留下,只能代表过去的实力。数随人走,才能真正反映实力。真正的人才是不会为了几个钱而走的。学科的实力,最终要数的是人。

厦大经济学科在经济学界的声誉,与15年来的建设不无关系。这是一个止损和创新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是辉煌,财政学和统计学都是全国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会计学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另一是上海财经大学),但90年代经济学科滑坡了。不进则退。或者说经济学科还在进步,但别人进步更多,这样经济学科就落后了。总之,比较需要有合适的参照系。80年代经济学科再辉煌,也没有如今的国际化程度,没有如今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客观事实。

经济学科现代化探索中,一直有反对的声音。或因亲属工作身份转换遇到问题,或因指导的学生无法直接留校又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支持者甚至成为反对者,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步伐没有停滞。特别是最近三年,可能是最艰难的三年,学术活动如常。这是改革的成果。

读《足迹》,我一直是跳读,许多事情历历在目,许多文章在不同场合已读数遍,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经济学科的现代化探索是怎么开始的?《足迹》提供了一些答案,但还不够。

一个学术机构的成长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甚至在想,厦大校友中在常春藤大学经济系任教的并不多,但有一位足够有影响力并愿意帮助母校的就够了。一人的贡献远远多于很多人。15年来,我亲眼目睹洪永淼教授为厦大尽心尽力,“科学精神+奉献精神”,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2016年10月成立的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让厦大经济学科实力再次提升。邹先生,不是厦大毕业生,不是厦门人,不是福建人,为什么会斥巨资在厦大建立中心?是因为他对洪永淼教授的认可和支持。

15年经济学教育改革之后会怎么样?改革的成果如何才能巩固?我想这是后继者的压力,困难可能超过了各种想象。

有人需要平台,只是为了做事。有人需要的是平台本身。境界高低自见。走过了15年的WISE,未来将交给未来。

我郑重推荐这本书,尽管就书本身来说,还有很多不足,如部分内容重复,可以再精炼些,但这本书丰富的资料,不同视角的观察,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大空间的思考。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思考学术机构的创设与发展,思考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果实如何才能保留下来的机会。

我相信,党和国家在全面深化改革,教育改革的推动力将让厦大这所即将100岁的高等学府永葆青春。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经智库》副主编,著有《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大国轻税》等。)

    责任编辑:蔡军剑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