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拍出中国的愁苦与愉悦、诉求与希望

“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没钱，没人看，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三月底，一部名为《矿民、马夫、尘肺病》的纪录片因为“云盘传播”的独特方式和极具现实性的题材在网络走红，也引发了公众关于独立纪录片生存境遇的讨论。

纪录片在中国的文化视野里，长期徘徊在国家话语与民间述说的双行线上。自1990年第一部独立纪录片《流浪北京》诞生以来，走过了三十年发展历程的独立纪录片在大部分时间里沉寂于大众视野之外，而作品背后的导演群体更是鲜为人知。

作为创作者，独立纪录片导演如何在并不广阔的生长空间里找寻、记录与表达故事？他们自身又面临着怎样的境遇？我们采访了三位独立纪录片导演，从他们的述说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

十月的广州天气还很热。老城区的一栋居民楼里，六楼是蒋能杰的工作室，九楼是他的家。蒋能杰喜欢安静的工作环境，特意在三居室里腾出一间房间，搬来书桌与书柜，安装上朋友送的二手主机和买来的二手电视屏幕，便是一个小剪辑室。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矿民、马夫、尘肺病》的后期剪辑，电脑主机的“嗡嗡”声、空调的送风声、屏幕里传出的哀乐声和哭喊声混杂在一起。

这是《矿民、马夫、尘肺病》的最后一段：赵品凤的葬礼。当盖棺的时刻来临，蒋能杰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在老家的风俗里，这意味着死者与阳世最后的道别。剪着剪着就落泪是常事，他只能到楼道里抽根烟来平复自己的心情，等待“感动疲劳”的时刻到来。

蒋能杰觉得这是剪辑中最难的一部分，理性与感性始终在互相抗争。他不断地进入那个悲伤的情境，又必须同时考虑许多问题——盖棺的长镜头要留多久？那个场景到底要不要？原先的剪辑结果往往在下一次就全部推翻重来。不到六分钟的片段，蒋能杰在第一次剪辑时便花了十天的时间。

赵品凤是一渡水镇众多的尘肺病患者之一，蒋能杰从2013年开始拍摄他的生活。彼时蒋能杰还住在老家，与赵品凤家只相距10公里，他常常骑着摩托车在两地间往返，前前后后去他家拜访了十余次。蒋能杰还帮助赵品凤从公益基金会申请到一台吸氧机。但是，2018年5月中旬的一次意外停电让吸氧机无法运作，赵品凤最终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去世。

蒋能杰未能亲赴这场葬礼。接到消息时，他正在广州忙着其他的工作，工作室的另外一名摄影师倪化轩连夜奔赴赵品凤的家，拍摄葬礼的场景。透过屏幕，蒋能杰看到人们在门框两边挂上松柏的枝条，赵品凤的棺材被放置在堂屋的中央，棺材前摆放着自己之前为他拍摄的遗照。盖棺、出殡、下葬，他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同赵品凤告别。

整部作品的剪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反反复复修改了十几版。蒋能杰不知道自己到底看了多少次，只记得在尚不确定的最后一次中，他觉得“真的一点都不能删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长舒一口气后，他关闭了剪辑的页面，靠在椅背上以难得的轻松心情抽完了一根烟，烟雾从眼前升起又渐渐散开。

导演蒋能杰 / 图源：受访者

对于这部作品的传播效果，蒋能杰最初并没有做预设，这是他控制不了的事情。因为年初的疫情，作品的线下放映会无法举办，也无法上传到正规的视频网站，投递给国内外的影展费时又费钱，他决定用最笨拙的“云盘传播”方式。

“独立电影人太惨了，导演就在豆瓣蹲着，谁标记想看，直接关注你然后再私信你，再亲手把地址递给你。”3月29日，一条微博让人们看到了蒋能杰。这条微博获得了3万多的转发和4万多的赞，评论区首条贴出了片子的网盘链接，却在第二天就紧接着失效。

《矿民、马夫、尘肺病》的豆瓣评分与排名 / 图源：网络

“云盘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些微博大V的转发，蒋能杰的作品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关注，甚至成为了豆瓣实时热榜的第一名。作品的链接依然会经常失效，好在有热心的网友接力更新。他的作品出现在“30部激烈精彩大片”的推文中，甚至上传到了色情影片分享网站。蒋能杰苦笑道：“至少可以被看到，比被全网封锁好。”

蒋能杰算是独立纪录片导演中的幸运者，这一群体大多潜行在社会边缘、用镜头记录故事，却几乎不为大众所知。对他们来说，“不被看到”才是常态。

对于八十年代出生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程博来说，最初的创作始于拥有一台DV。

1999年，程博的母亲通过暑期补课得到了一笔五千元的工资，17岁的程博用这笔钱买了自己的第一台DV。那时的DV还是用录像带来存储，为了省钱，程博常常去买成捆的二手录像带，有些录像带里还保留着之前拍过的影像，有的甚至是报废的。他喜欢装载录像带的感觉，将录像带扣入槽时发出的“咔”声、甚至是它散发的塑料味都带着实验性的“酷”。

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潮流文化一股脑儿地涌入中国。程博生活的天津是当时的一个音乐唱片集散地，学校附近的小商铺里堆着装着各种唱片的麻袋，一到周末便有许许多多留着长发、穿着欧美军装的文艺青年在里边淘碟。报刊亭里摆着《DV天下》之类的杂志，里面有贾樟柯、张元等第六代导演的报道。摇滚乐、录像带、打口音像、黑白影像，这些带着反抗色彩的事物混杂成了青春的模糊记忆，那种激烈又朦胧的情感驱使着程博用影像来记录与表达。

程博拍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暗恋的一位德国女留学生，但当时她已经有了男朋友。程博邀请她来当自己策划的半科幻片的女主角。这部五分钟的短片剧情简单，女主角被隔离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后来被外星飞船救了。虽然感情没有结果，但是拍出的第一个短片还是让程博开心了好一阵。

要将拍摄的素材导出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当时的DV使用的是模拟数字信号，需要1394接口才能连到电脑的主板上进行视频剪辑，剪辑好后再刻录到光盘里。这种特定的接口在当时很难买到，还掺有许多假货，找到可以使用的接口耗费了程博许多精力。而且当时的电脑配置太低，上传的视频很容易卡顿甚至完全显示不出来，还需要经常更换大容量的硬盘，所以他最初拍摄的素材很多只保存在录像带里。

当时对程博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导演押井守和前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押井守的作品《阿瓦隆》是拍摄于波兰的科幻片，在这部作品描绘的游戏世界里，程博看到了与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相似的东欧图景与人情世故。这种熟悉的感觉同样出现在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中，“熟悉的是院子里的雪、黑白电视、床头的插梢，还有他与母亲的相处方式，我有时觉得塔可夫斯基就是我，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我和我的母亲过的也是那样的生活。”

程博觉得欧亚世界是具有共同记忆的，他想要把这种民间叙述的魔幻现实风格融入自己的作品。2001年他开始拍摄姥姥在姥爷去世后的生活，对于这部处女作，程博印象最深的是姥姥床头的台灯、老式的组合柜和绣有月季花的床单，那些东欧影像中的场景，仿佛延伸到了他的生活中，也一直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

导演程博 / 图源：网络

程博将镜头对准家里的老人，蒋能杰则将看到了村小的孩子。

出生于湖南农村的蒋能杰在求学之路中逐渐萌生出了拍纪录片的想法，一台DV让他迈向了拍摄纪录片的实践。

这其实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前想当个作家，但是写的小说总是被退稿，后来想着拍电影，但是门槛太高，就改拍纪录片了。”

蒋能杰大学时学的是工业设计，摄影的基本功是高中暑假时向摄影专业的堂哥学的，他觉得自己拍得还不错，把用海鸥牌胶片机拍的照片装进相框里，挂在老房子的墙上。他不敢向身边的同学提起自己的纪录片梦，在私下里抽时间看各种关于纪录片拍摄的书籍和影评，通过百度学剪辑，几乎把网络上能找到的戛纳、柏林电影节获奖影片都看了个遍。

大学毕业后，他向许多家影视公司投递了简历，但都杳无音信。当时家乡的小学正因为“撤点并校”面临裁撤，蒋能杰便和堂哥一起回到最为熟悉的家乡——湖南邵阳新宁县光安村，用镜头记录村小里的留守儿童。

光明小学是蒋能杰的母校，他也曾经是一名留守儿童。11岁时，做矿工的父亲患上了尘肺病，母亲去广东打工。后来光靠母亲打工的收入已经难以负担家中三个孩子的学费，父亲也离开家乡南下打工。回到家乡的蒋能杰发现，村中的留守儿童问题远比当年严重，村里的留守儿童家庭占到了70%以上，而且这些孩子的年纪要更小得多。

在这部处女作《路》里，蒋能杰模仿央视纪录片的访谈形式，一遍遍地向坐在对面的孩子提问：“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打工。”孩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回答。

孩子们的回答 / 图源：纪录片《路》

作品拍摄结束时，蒋能杰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原先同他合作的堂哥到广州开了一家影楼。蒋能杰决定留下来，从孩子们的回答中，他觉得还有太多可以深入的故事。为了筹集继续拍摄的资金，他成为了一名“北漂”，做过小书店的店员和影视公司的剪辑师，用攒下来的工资和向同事们借的5800块钱买了自己的第一台DV，开始在北京和家乡两地奔波。

想要讲述一个故事的冲动促使年轻人扛起摄像头。对于程博来说，这个故事从对东欧电影艺术的迷恋绵延至故乡带着怀旧色调的物什。

为此，程博在2004年循着塔可夫斯基的足迹前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电影电视学院求学。处在过渡期的俄罗斯依然带有一些前苏联的影子，在生活设施的陈旧简陋之外，程博觉得自己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俄罗斯人身上驾驭、控制和个人主义的色彩。即使在电影制作中，俄罗斯也不同于欧美强调的团队合作，而是主张大师风与领导的灵魂作用。

蒋能杰在2010年干脆辞去了北京的工作，成为了村小的老师，他把镜头对准村子里的留守儿童们。或许是因为自己曾经也是留守儿童，蒋能杰很理解孩子们的感受。对于蒋能杰来说，这是土地和血脉的召唤，讲起那些陌生孩子的故事，就好像讲起他自己的故事。

拍摄《加一》时，主人公加一家的猫生了两只小猫咪，加一兴冲冲地对家里的牛说：“你又有两个新邻居啦！”这个场景蒋能杰似曾相识，他曾经问一个小男孩：“你平时都和谁玩？”小男孩回答：“狗。”他再问，小男孩又回答：“狗崽崽。”他特意将这些细节剪进了片子里，“孩子们没有玩具，所以和动物的感情特别好，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

蒋能杰与村里的孩子 / 图源：受访者

对于半路出家的纪录片导演夏梦怡来说，她想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来自艺术家马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夏梦怡对商业设计不感兴趣，她尝试过播音主持、平面摄影、口语教育等不同行业，在大三接触了动态影像后开始自己摸索拍摄纪录片的方法。

导演夏梦怡 / 图源：受访者

夏梦怡最初想筹划一个“外国人在长沙”的系列纪录片，通过与外国朋友的相处，她意识到这一群体其实并未真正被大众了解。讲述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夏梦怡的一个心愿。经由老师介绍，夏梦怡认识了来自瑞士的音乐家马蹄，这位“老顽童”最后成为了夏梦怡的处女作《隐居中国》的主人公。

初次见面时，马蹄带夏梦怡参观了他在长沙的家——岳麓山脚下的一栋废弃楼房。一楼是完全没有装修过的工地，大门旁还堆积着废弃的家具，夏梦怡忍不住确认：“这是你家？”收到肯定的答复后，夏梦怡跟着他继续走上积满灰尘的楼梯，一道玻璃门后竟是一个新天地。

一个宽敞开阔的空间，红色的地毯衬托着各式各样的家具，各式乐器和玩意儿在屋内摆列整齐，还有考究的火炉和迷你厨房。“这其实是误导小偷的办法，他们看到外面乱七八糟肯定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马蹄解释道。

马蹄在1997年来到中国，他精通各种乐器，在广州开过音乐工作室，还加入过中国十大摇滚歌手之一王磊的乐队，曾在各地巡演。起初，夏梦怡只想做一个十分钟的纪录短片，讲完他的音乐经历和感想便结尾。但这样大家只会了解到马蹄十分有限的一面。当时马蹄已经决定要搬到六百公里以外的湖南省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横岭村定居，夏梦怡便决定跟随马蹄去记录他另一面的“隐居生活”。

马蹄之前去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采集原生态音乐，夏梦怡便用不同风格的音乐串联起马蹄的故事。初涉纪录片拍摄的夏梦怡秉持着最简单纯粹的“拍到什么就讲述什么”的记录方式。但在横岭村里，她的镜头看到了和马蹄一同生活的留守儿童，还有他远离城市喧嚣、找寻内心宁静的追求。

马蹄在吹奏芦笙 / 图源：纪录片《隐居中国》

这部作品让夏梦怡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量，在长沙与山村里的拍摄、海报设计、后期的剪辑与音乐处理都是她一手包办的。作品完成后，夏梦怡希望能直接获得观众的反馈，便在学校、剧场和横岭村举行了六场放映会。横岭村没有专门的设备，她特意定制了一块幕布，拖着装着设备和物资的两个行李箱前往。

横岭村放映结束后，马蹄哭了。夏梦怡没想到他这么强悍的一个人在看到自己的故事时也会受到如此强烈的触动。对夏梦怡而言，马蹄对于艺术理想的热情也感染了她。“我从来没有这么有毅力地坚持一件事，拍摄纪录片就是我想坚持下去的。”

程博说，去俄罗斯是他的一个“败笔”。

程博留学期间，民族主义与纳粹精神相结合的“新纳粹”文化在俄罗斯年轻人中极为普遍，程博上下学时经常会受到剃着秃头、穿着长靴的年轻人的骚扰，他们会勒索金钱甚至是追打他。这严重影响了程博的学习与生活，在俄罗斯待了一年后，他决定回国。

程博在俄罗斯 / 图源：网络

离开时，程博真切地体会到了“理想破灭”的感觉，他并未在学习中取得电影拍摄专业知识的实质收获，甚至没能去塔可夫斯基位于俄罗斯中南部的故乡看看。带着对东欧风和林海景观的留恋，程博回到了中国。彼时，正是独立纪录片的“黄金时代”——2003年底，广电总局为独立电影“解禁”，独立纪录片也借着东风迎来发展机遇。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云之南独立影像展、北京独立电影展等电影节相继举办，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国内有了公开的展映平台。

但程博的创作并未因此按下加速键，放弃在俄罗斯的学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如果能在圣彼得堡顺利毕业，他将成为国内为数不多拥有“俄罗斯国家功勋证”的人，进入国家大剧院或广电部门工作。然而，缺少学历的现实让他只能通过打工来养活自己。他最初做过餐厅和酒吧里的服务员，后来才成为了雅思老师，只能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拍摄。

在后来的十年间，他陆陆续续创作了《根》、《老刘》等作品，拍摄的都是身边的人。他把拍好的作品分享给家人和朋友，母亲总是评价：“你又乱拍了啥，还不如好好找个正经工作。”拍摄了六年的《根》在天津影迷幼儿园放映，还得到了《天津日报》的报道，也算满足了他“小小的虚荣心”，但程博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出真正的作品。

《根》的海报 / 图源：受访者

“那些作品都太小气了”，程博坦言自己在电影艺术领域曾经十分“崇洋媚外”，沉浸于西方的文艺体系与建构出来的普世价值，付出时间与金钱一味地追求审美和时尚。而这也是整个中国独立纪录片在繁荣表象之下存在的问题，顶着“独立”头衔的艺术家在边缘嘶吼，表达着目标不明的反抗，却脱离了现实文化的语境，缺少深度与根性。

对于程博而言，困难在于挣脱“目标不明的反抗”这种状态。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人情世故一点点地打破原有的艺术边界，被生活裹挟前进的日子也让他与人群有了更多的接触。他结识了公司高管、外国人群体和底层老百姓等各个阶层的人，普通人生活的丰富程度超越了他原有的认知。和坐在路边的大爷大妈们聊天时，他们最接地气的一些说辞和做法，都让程博感受到了新的趣味。

程博家中有个大大的书柜，里面大多是中外古典名著，一些杂志被堆在边角。他有一次无意间拿起已经沾灰泛黄的《故事会》，竟被上面写着的奇闻异事所吸引。程博觉得那些欧美的艺术形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讲故事的诉求取代了对审美的一味追逐，驱使他去探寻真正的民间记忆。

在艺术浪潮快速更迭的时候，程博“逃”向了生活。2014年，他独自带着摄影机“流浪”，为《乡愁》系列纪录片寻找素材。最初，程博对“乡愁”的理解来自塔可夫斯基的同名作品，与其类似的其他东欧影像中都流露着对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失落感。后来，他想借自己的作品表达的是大众青年无根或家乡缺失的状况，这个有些大众化的名称似乎最为契合他的情感。

这部以旅拍形式创作的作品像是一部游记，程博到禅修青年家中，听他讲述自己踏上灵修之路的过程；和行为艺术家在青岛信号山上谈论古建筑；举着摄影机和独立电影人一前一后地走着，听他讲拍摄电影的经历；或是和乌克兰青年在小餐馆里坐下，听他讲述家乡的战争和逃离的过程。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是程博的朋友，有的是经他人介绍认识的，程博就扛着一台摄影机到他们的城市记录下这些生活化的影像。

蒋能杰从来没有放弃讲述不被看见的人群的故事。在接触了其他的独立纪录片之后，他慢慢转变了自己的风格，不再刻意地提问。但他还是很喜欢互动，从不掩饰自己和摄像机的存在。有孩子直接叫他“杰哥”，下课时会结伴凑到镜头前摆鬼脸。

“小孩子最好贿赂了。”蒋能杰开玩笑道，“给他们上课、买零食、拍照片，孩子们就会乖乖听你的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又用更为认真的语气说道：“其实你有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们，他们是可以感受到的。”

除了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代课老师，蒋能杰还是第一个“大学生马夫”。他的老家靠近越城岭山脉，自清末就有开采矿石的传统，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明令禁止私自采矿，但村民们迫于生计还是偷偷开矿，马夫则负责在山路间运送矿石和炸药。

蒋能杰的父亲在返乡后成为了一名马夫，蒋能杰就跟着他一起拉货，一天能挣一百块钱。村里人笑他：“读了大学还回来赶马。”

蒋能杰从没觉得大学生的身份让他变得不同，在他的认知里，自己就是一个“屌丝”。

堂弟“牵牛”是一个小矿主，偶尔会叫他去挖矿，他就兴冲冲地去了，和矿民们同吃同住，一起下矿井。蒋能杰把DV带到矿井里，“我拍的都是证据，要搞整顿”，他开玩笑道，旁边的工人跟着起哄，正在敲击矿石的矿民起身回应“我累得半死，又没搞到什么钱。”矿洞里烟尘弥漫，出来后DV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

蒋能杰给自己留了一个镜头，算是一个辛勤劳作的纪念。那天他赶马上山，到达以后他把DV设备支在一边，开始卸货、拿塑料瓢舀水喝。他穿着一件灰绿色的外套，头发上沾着灰，脚上穿着的长筒胶鞋裹着泥，和周围的人没什么不同。“好多人都没认出来。”蒋能杰笑道。 

这部历时十年的《矿民、马夫、尘肺病》符合蒋能杰粗粝的风格。前期用DV拍摄的画面画质很差，因为涉及版权，整部作品都没有配乐。为数不多出现音乐的场景是在矿民休息的时候，矿民们用老式手机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还会唱起家乡的山歌。有网友评价这部作品拍摄手法业余、粗糙，蒋能杰不在意这些，他有自己的信条：粗粝的也是艺术的。

《矿民、马夫、尘肺病》的海报 / 图源：受访者

拍摄独立纪录片的过程并不总是顺利，表达的尝试与欲望面临着四围的阻碍。大四时，夏梦怡大学附近的烧烤摊夜市被连连叫停，并且因为地铁的修建面临拆迁。她和平时常去的烧烤摊的老板商量好，拍摄一部关于夜市摊主的纪录片：《远去的家》。学生导演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拍摄的便利，可以让拍摄对象放下一些防备，“完成作业”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但在环境复杂的烧烤摊，拍摄也面临着重重阻力。一些摊主在熟悉之后会接受拍摄，但夏梦怡也会收到“这你不能拍”的警告。城管与摊主的冲突常常发生，一面是维护城市形象的执法活动，一面是维持生计的小本买卖。记录这一切的夏梦怡也会卷入冲突，在一次争吵中，城管甚至想要把摄影机砸掉。

最难熬的是孤独。烧烤摊主会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夏梦怡也会在那拍摄到他们收工，送完他们回家之后，她再抱着摄影机从城中村走一条特别黑的路回宿舍，疲惫和孤独感常常一同袭来。后期剪辑时，她就每天都待在宿舍里，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剪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到了饭点就点外卖，如此循环二十来天，和室友们的作息完全错开。    

因为拍摄会与课程相冲突，夏梦怡只能常常翘课，她还考虑过在大四休学一年专门拍摄纪录片，但是学校担心政策的变化会让她毕不了业，这个设想最终没能实现。

夏梦怡在拍摄现场 / 图源：受访者

程博记录生活化影像的尝试持续着。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拍摄了二十多个人的素材。2016年，在陈丹青的建议下，程博将作品名称改为了“多点透视”，这种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风格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焦点，这也正是程博想呈现的。在他的设想中，这个系列会有四季，每季七集，人物会在不同的集中反复出现。如果反响不错，程博希望能够将拍摄范围扩大至国外。

然而，这两个设想都未能实现。由于缺钱，制作被迫中断，只有小部分在网络上上线。更为严重的是，因为长期进行拍摄与剪辑工作，程博在拍摄期间患了严重的颈心疾病，他一边在京津两地治疗，一边继续拍摄。资金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程博在2017年时心灰意冷，决定放弃拍摄纪录片，他把自己在网络上的所有作品全部删除，十余年的创作成果仅存留在电脑硬盘里。

这是商业资本带来的生存法则。线下放映空间在缩小，优酷、腾讯、爱奇艺等视频网站野蛮生长。一些形如一条、二更视频的自媒体平台开始推出纯商业模式的线上短视频，广告公司、影像公司也成了商业纪录片的重要制作方。

“纯粹发自心灵诉求的人文独立影像已经不存在了。”程博感慨。他曾经在优酷平台上传过自己的作品，优酷总部还因此同他交流合作事宜，希望他的作品往商业化方向发展。程博觉得独立纪录片始终存在一个矛盾，“你如果是独立创作的话，就不能借助任何权势，也不能很好地传播。但你如果走了商业的正经路子，策划方面就会受影响，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可能都会被删掉，只有很少部分想表达的东西可以呈现出来。”

夏梦怡曾经在央视与光线传媒担任过纪录片导演。在她看来，电视纪录片依托电视台的资源，不必担心创作的资金，但是在拍摄形式上偏向保守，内容也缺乏深度，更像是工业化的流水线。在光线传媒里，纪录片是电影项目EPK制作（EPK：为电影宣传所做的全部视频物料，包括：制作特辑、侧拍纪录片、MV、微电影等）的一部分，侧重的是宣传，更喜欢独立影像制作的她最终选择离开。

蒋能杰把创作和商业分得很清，“不挣钱的”和“挣钱的”。他的公益影像作品大多都得不到投资，有时会有公益基金会给予数万元的支持。商业片是在借钱和众筹之外的另一种挣钱方式。

蒋能杰最初做过其他更加稳定的工作，但是时间都不长，总是“挣够钱就辞职”。后来棉花沙影像工作室的正式员工慢慢增加，最多时达到了十个人。为了筹集资金，工作室还会接一些婚纱照、商业短视频拍摄的工作。蒋能杰说自己在挣钱方面还是很“世俗”的，会去衡量拍摄的收益，和客户讨价还价，因为作品常常会因缺钱而“难产”。

但在创作时，蒋能杰几乎从不考虑付出与收入比。他的作品拍摄周期总是很长。一方面是因为缺钱，更重要的是为了故事的完整性。他不是一个耐心的人，对家人与团队都是如此，但唯独面对自己的作品，他愿意耐心地等待故事的发展与变化。蒋能杰享受创作时的自由状态，但是“自由”并不完全，“要想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钱、播放渠道、内容会不会被禁。”

夏梦怡是蒋能杰的好友，曾经收到过他赠送的作品的DVD。夏梦怡很钦佩蒋能杰的创作态度。她曾经受周浩、范立欣等学院派导演影响很大，后来又与他们相识，“扎得住”、态度坚定而尖锐是老一辈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共性。

在高校开设纪录片专业后，科班出身的青年导演渐渐活跃起来，他们的拍摄技术更专业，题材也更加多元化。夏梦怡提到，许多曾经拍摄独立纪录片的青年导演在近些年都回到了学校教书，还有一些被界面新闻旗下的箭厂视频看中，从事微纪录片的创作。箭厂视频采用“孵化”模式来培养新兴导演，支持导演拍摄自己擅长的题材，再将作品投递到国际电影节。“它因为有界面新闻的支持，压力要小一些，不需要实行盈利模式，可以更注重内容创作，但是现在这些平台很少了。”

箭厂视频的微博号 / 图源：网络

对于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被看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它并不关乎点击率增加带来的成就感，而是记录的世界与群体得以呈现的机会与权利。

因为题材的原因，蒋能杰的作品总是跨不过“拍摄许可证”和“播出许可证”这两道槛。为了不让自己的作品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他无奈地选择让它们成为“黑户”，只能借助民间放映机构进行放映。

蒋能杰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他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却为了作品的传播在书店、高校、咖啡馆等各个放映场所奔波，用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向观众分享作品背后的故事。开场白总是很简单：“我叫蒋能杰，来自湖南，是这部片子的导演。”

夏梦怡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进行传播。她是幸运的，学生时代创作的纪录片赶上了视频网站蓬勃发展并且管制相对宽松的时期。处女作《隐居中国》入围了巴黎青年短片电影节，随后在湖南卫视、青海卫视等频道播出；《远去的家》上传到B站后被粉丝刷上了首页，几天内就有了几千条弹幕。她有许多个视频网站的账号，“能上传都会上传，万一有人想看但是找不到资源怎么办？”

“因为小众，所以独立。”夏梦怡言语中透露着一丝无奈。程博则觉得“小众”的头衔带有一些苦涩的意味。非主流的艺术家其实也渴望有自己的大众粉丝去交互。他认为看待独立纪录片的正常心态是看创作者讲故事，是一种记录现实的文化诉求。只有当传播渠道走向多样化，受众的边界才能不断扩大。

 “越来越难了。”这是独立纪录片导演最大的感受。越来越多的独立导演也开始尝试云盘传播的方式，将自己创作的纪录片、电影资源公开。蒋能杰明白背后的无奈，每当看到公开资源的信息，他总会在社交平台上帮忙转发并附上自己的影评，“助力传播”是他提到最多的词。

蒋能杰在微博上助力独立导演传播作品 / 图源：网络

“云盘传播”之后，火出圈的蒋能杰“遭受了毕业十年从未有过的赞誉和曝光，也遭受了十年从未有过的攻击和谩骂”。他感动于媒体和网友的传播与发声，也对“乱扣帽子”的个人攻击和攻击中暗含的冷漠感到愤怒。“传播负能量”是他最常受到的指责，针对纪录片中的群体，“穷就是不够努力，不配活着”的评价也不绝于耳。

“我不拍，这些现象就不存在了吗？”回应过太多的争议，蒋能杰觉得自己已经疲惫了。纪录片导演的本职工作就是呈现事实，当然也有发声的情怀，去扫除每个人的偏见是不可能的。

夏梦怡记得，《远去的家》放映之后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很大关注，在地铁线路施工后，政府专门为夜市摊的摊主重新规划了一块新的摊点，与原址大约相距三四百米，她后来还曾到那同摊主们叙旧。

蒋能杰在拍摄之外联系了关爱留守儿童与尘肺病患者的公益基金会，尽可能地为这些弱势群体找寻资源。后来，改善尘肺病群体生存状况的议案登上了“两会”，政府也加快统计尘肺病患者的人数；更难得的是，一些在外务工的父母在作品播出后相继回到了家乡。

但并非所有的变化都皆大欢喜。在《路》拍摄完后，湖南卫视注意到“撤点并校”后孩子们上学交通不便的问题，向村子里捐献了一辆校车，但因当地道路过于狭窄，存在安全隐患，校车只能闲置，孩子们依旧每天步行十多公里去往镇上的学校。

“我是一名导演，作品拍完后我的任务也就差不多完成了，但是公益影像只有传播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然而，传播的效果并不在导演的计划范围之内，这也是纪录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固有边界。蒋能杰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那么“玻璃心”了，他做好自己的工作，而故事未来的走向，更多是由政府与公众来决定的。

《矿民、马夫、尘肺病》走红后，采访的邀约纷至沓来，在接受采访、参加对谈活动之外，蒋能杰也在忙着另一部作品的后期工作。将这些纷杂的事情都完成后，他给自己放了个小假，回到湖南老家陪伴家人、走访贫困的尘肺病家庭。在他的工作规划里，下一步是将镜头转移到家乡之外的地方，去讲述成年心智障碍者的故事。

拍摄纪录片是学生时代的一场冒险，一个人、一台摄影机就可以描绘自我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在拍摄中短篇的纪录片之后，夏梦怡开始构想自己的长篇纪录片，寻找一个具有故事性与力量性的题材。喜欢四处采风与旅行的她觉得，故事依然发生在未至之处。

在经过近三年的休整后，程博拿到了等待已久的商业投资，开始筹备下一部纪录片。他不再纠结自己是艺术家、电影人或是混子，他只是在生活中的修行者，从镜头之外观察着大家，并身体力行地与众和好。

对于独立纪录片的未来，程博仍然抱有期待。他觉得未来的某一天，独立纪录片也可以像小视频一般走进大众生活，“迷你商业将协同专业设备的日趋大众化，使得中国独立影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普遍创作、人人随意创作的未来中国影像志里，人文会良性生根。”到那时，独立纪录片导演或许不会再被标榜为边缘艺术家，而只是万千讲故事的人当中的一个。     

参考资料：

朱靖江 梅冰：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张晓风：大陆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媒介内容研究——基于大陆三大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展映影片的定量分析，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夏梦怡创作手记：从外国人在长沙到马蹄离开长沙——我们是逃离城市的疯鸟

谷雨实验室：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出圈，因为人人都觉得他苦涩

记者 / 一多

编辑 / 香蕉爆

排版 /  红酒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