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他乡的俄罗斯

大约在本世纪初，有一家伦敦乐团来联系我，希望能够翻新他们的演出曲目。在对苏联的作曲家进行研究后，我提出了一个名为“他乡俄罗斯”的系列，即那些富有原创性，但由于各种原因在其祖国之外不为人知的音乐。有些作曲家甚至尚未收入西方出版的参考书中。 

这其中包括深居简出的加琳娜·乌斯特沃尔斯卡娅，这位肖斯塔科维奇的学生回绝了他的关注，并曾多年宅家拒绝出门；在莫斯科成为神秘主义者的阿林达·卡拉马诺夫，他在某个早晨听到了耶稣在邮局大楼屋顶上布道，他的人生从此改变；格鲁吉亚的吉雅·坎切利写下了壮怀激烈的交响曲；还有两位鲍里斯，分别姓季先科和柴可夫斯基，他们分别表达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各自独特的思想形态。

他们没有被官方封杀，或者说没有被封杀很久。旋律唱片公司（Melodiya）录制了他们的音乐，并在俄国音乐界广为人知。当我第一次研究米奇斯瓦夫·魏因贝格的丰富作品时，我发现许多专业人士会在家里演奏他的弦乐四重奏，却不知道他写过26部交响曲和7部歌剧。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克的尖刺作品被人偷运到国外，找到了德国的出版商，在本国则以地下出版物形式在读者间流传。正如克里姆林宫试图控制作曲家的力度一样，好的音乐也能找到出路。

米奇斯瓦夫·魏因贝格，波兰裔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

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控制者是苏联作曲家协会秘书长吉洪·赫连尼科夫，他自己的华丽乐章很可能是由委员会创作的。赫连尼科夫曾在1948年领头发起了斯大林的反肖斯塔科维奇运动，直到1990年代仍担任要职。他对施尼特克的厌恶是一种由不理解、嫉妒和反犹主义这些部分组成的毒液。但是，尽管他阻止了作曲家去国外出席首演，却无法阻止其音乐在苏联的发展。当赫连尼科夫取消施尼特克的第一交响曲在莫斯科的首演后，指挥家根纳季·罗日杰德斯特文斯基将一百位乐手送上夜班火车，在莫斯科以东350英里外的下诺夫哥罗德首演了这部作品。

赫连尼科夫也不敌现代主义的新风。1963年，阿诺德·勋伯格的女婿、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路易吉·诺诺访问苏联，使得莫斯科音乐学院对无调性音乐的态度松动了，甚至连爱迪生·杰尼索夫这样温顺的作曲家也开始教授无调性音乐。而皮埃尔·布列兹的一次巡演则使苏联音乐开始电子化。

爱沙尼亚人阿沃·帕特因使用序列音乐技法而受到赫连尼科夫的指责，他转而以不可抗拒的催眠式极简主义风格创作虔诚的基督教音乐。帕特与施尼特克一起，他们的声名很快远播俄罗斯之外。

是什么阻挡了其他作曲家？是市场的力量。当时的国营演出代理机构Gosconcert向伦敦和纽约的演出主办方提出音乐会的建议，这些主办方不愿意为不知名的作曲家赔钱，同时Gosconcert也无意出口他们。某种商业上的共谋成为了主导因素。

在那个工人的天堂解体后，许多作曲家移民西方，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和更为热烈的反响——施尼特克和索菲娅·古拜杜丽娜去了汉堡，坎切利去了安特卫普，尼可莱·康多夫去了加拿大，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和埃琳娜·菲尔索娃去了伦敦。在我策划“他乡俄罗斯”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世，并且渴望能参与其中。

我在21世纪遇到的障碍不再是“铁幕”。我曾经与四位著名的俄罗斯指挥家讨论了这个项目，他们都对我选择的作曲家赞不绝口，并对他们的音乐大加赞赏——直到我提议他们来指挥，此时，各种借口就像契诃夫笔下乡间别墅里的伏特加一样汹涌而来。那些音乐太长、太短、太响、太静、太慢以至于无法创造高潮，可能无法将指挥家塑造成英雄。

演奏家们向我保证，苏联时代也是如此。在罗日杰德斯特文斯基为施尼特克挺身而出，以及尼姆·雅尔维为帕特举起指挥棒之外，很难找到一位将音乐新作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指挥家。大提琴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1972年被放逐，使得新协奏曲的委约工作顿时大受影响。

针对音乐新作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官方封杀。只是在苏联音乐家出国巡演时，这些新作品被留在了家里。瓦伦丁·柏林斯基回忆录的新译本《一生四重奏》（A Quartet for Life）生动地描述了鲍罗廷四重奏在莫斯科与施尼特克、魏因贝格、舍巴林、加里宁以及其他不少从未被列入他们的国际巡演曲目单的音乐家的交往。音乐家们在当时和现在一样，更愿意演奏公众会付钱的作品，同时向作曲家们承诺他们的时代终将到来。

《一生四重奏》

而它刚刚来到。立陶宛指挥家米尔加·格拉日尼特-蒂拉今年在此方面独占鳌头，她指挥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录制的魏因贝格《第2&21交响曲》在DG发行，并刚刚获得一座来自《留声机》杂志的奖项。法国钢琴家海伦·格里莫近年来对乌克兰作曲家瓦连京·西尔维斯特洛夫的永恒的冥想曲展示出了新鲜的激情，DG在这个月也将重点推出这片激情的结晶。

米尔加·格拉日尼特-蒂拉指挥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录制的魏因贝格《第2&21交响曲》，刚刚获得《留声机》杂志评选的2020年度最佳管弦乐专辑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唱片公司ECM已经接纳了亚美尼亚作曲家提格兰·曼苏里安（Tigran Mansurian），与他一同的还有作品充满沉思的亚历山大·奈菲尔（Alexander Knaifel），而他们之前已经在不断吸收坎切利、施尼特克和帕特的音乐。在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可能正在电台里不知不觉地听到他们的作品。古拜杜丽娜的一部重要作品《上帝之怒》上个月在封城中的维也纳举行了首演，并通过直播让全世界得以观看。尼可莱·卡普斯丁的大提琴协奏曲赶在他于这个夏天去世前终于出版了唱片。人们也重新对在英国的第一波新冠疫情中不幸去世的斯米尔诺夫再度产生了兴趣。

坎切利回到祖国格鲁吉亚后，在去年10月去世时，小提琴家吉登·克莱默深情演绎了他的《仁慈和希望的和弦》，这是令他区别于当时所有其他声音的独特表达。在“他乡俄罗斯”中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曲家们共同拥有而且突出的一点是一种顽强的个性，这种个性使他们能够在国家干预所造成的小麻烦以及那些有责任将他们的音乐分享给全世界的人的恶意忽视中幸存下来。不要怪马克思。要怪就怪那些指挥大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