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发布，上海连续六年居榜首

协同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长江经济带新时期的核心要求。

12月12日，华东师范大学发布“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0）”。该指数自2015年起每年对外发布，今年是第六次。从指数研究报告看，在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中，上海连续六年位居榜首，龙头作用显著。

指数研制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指出，该指数根据增长极、区域协同发展、区域韧性等科学理论，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与“生态支撑”四个方面综合考察城市协同发展能力，通过综合GDP水平、财政科技支出额、新基建发展水平、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等具体指标来进行精准刻画。

值得关注的是，在前五年的研制基础上，为响应新发展格局之下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需求，2020年的指标体系对标全球城市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设定目标值。如综合GDP水平、制造业500强总部数、合作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机场客货运量、互联网用户数、空气质量指数（AQI）等，对标纽约、东京等国际城市，更直观地刻画与世界最高水平之间的差距，明确前进方向。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 华东师范大学供图

协同发展能力前十强城市有进有退

指数表明，协同发展能力前十强城市依次为：上海、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值得注意的是，合肥首次跻身TOP10。

曾刚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异，11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呈现出6等级橄榄型结构特征：上海是龙头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排名首位；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无锡10座城市是能力较强的高级区域中心城市；昆明、贵阳、常州、温州、南通等27座城市是在个别领域表现突出的一般区域中心城市；内江、九江、丽水、阜阳、岳阳等26座城市是区域重要城市，往往地处较为重要的区位或拥有某方面独特的资源禀赋；宣城、广元、宿州、滁州、鹰潭等25座城市是存在提升空间的地方重要城市；达州、孝感、黄石、黄冈、乐山等21座城市是存在短板或外向服务功能薄弱的地方一般城市。

曾刚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各分领域表现存在一定差异。龙头城市上海以及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无锡等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分别具备了较强的对全流域、对所在区域的协同发展能力；尤其是上海在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两个领域基本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经济发展领域达到世界较高水平，得分均位列第一，龙头城市效应明显，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得以显著增强；其他大多数城市协同能力差距相对较小。

对标世界一流，研究认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凸显4大问题：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整体偏弱，全面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任重道远；生态支撑和科技创新成为两大突出短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动能的形成迫在眉睫；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空间格局尚未得到显著改观。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排行榜（2020年）

建立、健全都市圈联动发展机制

报告显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省会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较高的态势。

长江下游地区是协同发展能力高值集聚区，拥有上海这个辐射带动、协同引领全经济带的龙头以及杭州、南京、苏州、宁波、合肥、无锡等6个高级区域性中心城市，呈现出较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态势，成为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协同发展的样板。

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居中，但是除了武汉、长沙和南昌3个省会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较高外，其余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较为低下，三大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较强，地区内不协调、非均衡发展特征明显，城市间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新格局尚未形成。

上游地区的协同发展能力持续低下，仅重庆、成都两个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较为突出，大部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区位处于明显劣势，对外通达度和联系度较低，与中下游大多数城市相比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城市发展深受“低水平锁定效应”之苦。

为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曾刚建议，重协同，提水平：紧扣一体化、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全心全意谋发展；重联动，求平衡：充分发挥武汉、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改变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一枝独秀”、周边中小城市“萎靡不振”的不协调局面，建立、健全都市圈联动发展机制，促进邻近低水平中小城市的快速、高质量、平衡发展；重科创、促升级：协同强化核心城市的科创策源能力，打破阻碍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的壁垒，建立跨越行政界线的区域创新共同体，优化技术交易市场和技术推广体系，实现创新资源共享，推进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四链”融合发展，保障产业链安全，促进产业升级；重保护、谋长远：应加大重点企业耗电量、污水排放量的调控力度，提高各市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重视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试点与示范，彻底根治“长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