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元化｜胡晓明：一个人的百年史

今天（2020年11月30日）是王元化先生诞辰百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在最新一期组织了多位学者，以笔谈形式纪念王元化先生，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市场”栏目节录转载该系列文章。以下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胡晓明教授的文章，原题为《一个人的百年史——略论王元化思想的内在紧张及其原因》，原文注释未收录。

小引

王先生最突出的特点，乃是一个思想的勇者，一个对时代负责的、面向真实的思想者，一个为思想而生的人。王先生的写作并不算多，我们这个时代总有一些人写得太多，但是总是少了一点为人道的社会、为文明的社会、为人类的明天而奋斗的理想，不能说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只不过更多为了个人的成名成家。然而正如马一浮所言：“朱子曰：‘仕宦夺人志。’以今观之，可以夺人志者，非独仕宦也。凡意有所歆羡，所牵而不能自拔，皆夺志也。”我今天着重要谈的是另一个特点，即王先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勇者，而更像是一个极富于内在紧张的复杂严肃的思想者。内在紧张是他的思维品质。

一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内在紧张”。内在紧张与内在矛盾不一样。矛盾是指一个思想者自身没有解决的相互冲突的困惑，最终导致思想成果与人格结构中不能自洽的自相矛盾。而“内在紧张”有两层含义。一是思想者本人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思考，而是从大千世界的经验与历史人生的体认中去思考，因而他的思想底面是生动、鲜活而富于变化，充满存在本身的内在紧张的。而此种内在紧张，最终又成为他的思想论述的条件与途径，通往消除紧张的思想结果。黑格尔的《小逻辑》正是如此描述认识逻辑的。二是由于大千世界历史人生本来就有若干无解的问题，也就是存在本身无法消除的有限性，以及有限性之间的内在不和谐。因而，紧张的化解并非一定要成为思想成果的必然要求，因而保留这样的内在紧张成为一种具有区分智慧的真实的思想者品质。

于是我们理解王元化先生，首先即是他所面对的对象决定了他的思维品质，一定是富于内在紧张的。倘再加申论，上述“内在紧张”的第二层含义，又可析为三类。一是历史人生的多元素。正如巴尔赞所说：“为什么每本历史书的说法都不完全一样呢？这是因为历史的主题是人生，历史元素与历史元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经过一再改写就能述说得尽的。对于同一个历史时期，读者可能看到两三种，甚至五种或十种不同的说法，并从中找出各种不同的意义。同时也会发现一个由不同说法建构出来的庞大史实。”何况，历史学家也是人，人的有限性与不可能完全克服的主观性，也参与形成了历史观察与叙述的多元性质。二是事物两极之间的相互紧张的引力。正如先贤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诗人而兼先知的作家纪伯伦也再三说过：快乐与悲苦是分不开的，“你的盛酒的杯，不就是那曾在陶工的窑中燃烧的坯子么？”远在纪伯伦之前，睿智的蒙田，曾提出我们会为“同一件事哭和笑”，英国的性心理学家霭理士有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即“管我们哭的几根肌肉也就是管我们笑的那几根”。三是价值与价值之间的正当性悖论。这里有四项原则应该记住：1.人世间的事情绝非只有一个解答。2.两者俱真的答案之间，会有冲突和矛盾。“‘我们不能拥有所有的东西’，这是必然的真理，而不是偶然的真理。”3.真的答案之间，不一定构成一个和谐有机的系统。4.理性当然无法解决与控制一切人生的问题。因此，面对复杂存在本身的内在紧张，是思想者思考品质的基本特征。

二

由此可以具体论及王先生思想世界里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内在紧张。第一个比较大的内在紧张，是关于学术与思想。众所周知，一方面，先生一生擅长以理论思辨为主的论述，用他的话来说，是“在荆棘丛生的理论之路上跋涉”；另一方面，又倾力主编过建国以来最大的古文字工程《古文字诂林》，主编过《学术集林》，如果是在学术传统中，这两种学术进路即汉宋学之歧，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然而在一个学人的身上，在方向的择取、时间的分配、精力的投入以及兴趣的关注等方面，当然会有一种内在紧张。再如，另一项至今仍未明朗的事实是先生于1992年至1993年，从反传统为主调转向不反传统的写作姿态。这个事件使得“王元化”这个名字很有张力，本身就是学术与思想之间内在张力的具体展开。一方面，这是先生的认识过程，张力正是其特色，达至紧张的化解，是其目的。正如论者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上，乃至在学术界中，有一种对元化先生的误解，认为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编辑《学术集林》，梳理中国思想的历史源流，是一种复古倒退的倾向。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梳理思想历史源流，对传统文化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正是认识现状和展望未来的必要前提。元化先生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从两极相依而论，欲虚反实，欲推先挽，从一个维度用力，可以更能到达另一个维度，深深海底行是为了高高山上立。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在王先生那里，有两种情形，一是学术与思想的张力，是可以整合的，尤其是在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那里。但另一种情况是，学术与思想确实不可整合成一个东西。让我们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为什么要办《学术集林》。《清园文存》所选1993年致林同奇的信中写道：“目前有一种倾向，即对过去所未经仔细咀嚼加以消化西方现代思想，仅得其一知半解之皮毛，即率尔引用，或夸夸其谈之风，已逐渐衰微，为识者所弃。对传统则以更科学态度予以辨认。总之对二者进行再认识、再估价。我的变化并无回归儒家的意思，只是对自己过去一些简单化见解加以反省而已。”首先，王先生将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西学优势向传统国学的学术转身，说成是由粗及精，由浅入深，这明显是把一个更具有隐性的时代思想观念变化置换成了学术本身的精进深化，悄悄抹去了其间思想史的痕迹。其次，对于国学，强调的是"以更科学态度再认识"，讲的是学术本身的求真求实，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也算是一种“思想”，但毕竟与“有思想的学术”不一样。譬如，王先生花很大的力气主编《古文字诂林》，这毕竟是一种工具性的学术，跟思想性的《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不一样。王先生是清楚这其中有消除不去的紧张的。我们从王先生的思想里看到的是，回归学术本身，而非学术工具化，这是学术以自身为目的的自觉。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学术的可贵之处。现在有些人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冲动、思想性，但却不肯为20世纪90年代说句公道话。学术求真的要求越高，其自主性的诉求越强；其自主性越强，学问本身的问题就越多，知识的自足性就越大，而其功利性、应用性的需求，就越是间接、靠后。因而王元化反对“一知半解”“率尔引用”，无论中西学术，都主张从容讲论、冷静评估、再三衡论，这正是学术自身价值得到尊重的体现。因此，王元化懂得尊重学术，尽管不能说他是为学术而学术，却表明他知道学术与思想之间有不尽完全松开的紧张。其实在王先生的世界里，与此相关联的是，训诂考据与义理、学问与见识、知识与性情、文学性与政治性，当然可以辩证地统一，但他确实也是看得到两造之间实有不必勉强合一的张力，有时候，是离之双美，合则两伤，先生懂得这个道理，这使他不同于黑格尔式的主观辩证逻辑，更倾向于一种区分的智慧。

另一项比较重要的内在紧张是关于理性。首先，王元化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将理性本身看成是主体与客体、自在与自为、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辩证运动，因而以极富于张力的二元论式充分展开理性本身的内在结构要素。这在他研究《文心雕龙》、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以及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反对所谓“知性的分析方法”里，最见真章。但是大多数论者只了解先生的这一面，即“紧张”经过认识的辩证而得到的化解与综合。其实他晚年将《文心雕龙创作论》修改而为《文心雕龙讲疏》，已经透露了消息，即那种理性化的解读与建构方式，当然有助于《文心》此一名著的利用，但也可能牺牲了其中中国传统文论的内在气脉。

王元化早在1979年就已经对黑格尔式的圆满辩证法有所认识。他引费尔巴哈的观点说：“认为哲学在一个哲学家身上得到绝对的实现，正如认为‘类’在一个个体中得到绝对的实现一样，这乃是一件绝对的奇迹，乃是现实界一切规律和原则的勉强取消……因此也就别无他望，只有等待世界的真正终结。但是，如果今后历史仍像以前一样继续前进，事实上上帝化身的理论也就被历史本身所驳倒了。”这里，实际上表明如果一切认识都通过辩证逻辑光滑而圆善地解决，理性本身也就停止了他的生命。这个批判通往王元化后来关于理性绝对性的思考。

王元化对现代理性的态度有前后的变化，这是他从第二次反思到第三次反思的重要标志。第二次反思，是对理性有一种近乎宗教的信念，他那时在隔离反省时期，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对理性的信仰，是他思想的支柱。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在理性的法庭上来评估。然而第三次反思，对理性的复杂性有了新认识。明确提出“理性不能把握真理”，则是关注于更大的问题，即五四新文化传统中，一种对理性过于坚执、过于相信、并滥用了理性中的理想性，或理性的一元化、独断论、权力中心化的思想心态与思维方式。其中不变的东西，正是十分可贵的对于理性的怀疑、询问态度。理性一元（所有的人生目标中只有一个真；理性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理性至上（所有的冲突都由理性与非理性、不够理性的冲突所引起；人最终服从理性，所以改造合理），有了这样的信仰，于是就有了人性改造工程、思想改造工程，并视洗脑为当然。更可怕的是洗亿万人之脑而为一人之脑的，还说是回到了真理和自由。而王元化在20世纪90年代花大力气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同一哲学的反思，对卢梭国家学说、启蒙理性的反思，与哈耶克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另一支传统，即从柏拉图、笛卡尔、卢梭、黑格尔等人的理性建构主义传统的大力批判，也是完全一致的。王元化非常重视晚年此一项未完成的思想成果，这正是透过理性的内在紧张，达到对理性的新认识。

然而我更要加以指出的是，王元化并非彻底的有限理性论者。在他的思想中，还是有绝对理性的影子在晃动的。如讨论思想与历史派生条件下的关系，他就认为思想可以是脱离具体的历史而恒久不变的：

谈到传统伦理道德时，必须注意将其根本精神或理念，与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严格地区别开来。不作这样的区分，任何道德继承都变成不必要的了。每一种道德伦理的根本精神，都是和当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混在一起的，或者也可以说，前者是体现在后者形态中的。倘使我们不坚持形式和内容同一的僵硬观点，就应该承认它们两者是有区别的、可分的。冯友兰于六十年代出于担心要全盘否定道德继承性的考虑，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就是依据上述可分性的原则。不过，他用了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说法，以致遭到非难。可分与不可分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导致了道德可以继承与不可以继承的分歧。如果认为是不可分的，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根本精神及其由当时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是等同的，那么在古代一些杰出人物身上还有什么崇高精神、优秀品格、善良人性？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完全超越他的时代，完全摆脱由当时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不能要求他们活在和我们一样的社会制度中，从而在派生条件上具有和我们完全一样的道德观念。如果坚持思想的根本精神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两者是不可分的，那么道德继承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王先生在这一段话的背后，其实有很多未明言的潜在论述或默会的知识，波兰尼所谓支援意识，那就是，对于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的信念。他毕竟不是一个后现代的相对主义者。为什么他与德里达的对话中，期期然不能同意德里达说的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而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向德里达表明中国自古以来思想传统的逻辑性、理性以及中西共通性，原因就在于此。他明白与尊重理性内在的紧张。另一处，他强烈批判了理性一元化主义的时代痼疾之后，笔锋一转，“但这又并不是说知识人可以不去探求真理，放弃追寻理想。我理解的探求真理的态度，仍然是一种执着虔敬诚实的热忱，是人文知识者的一种高尚的气质。我曾谈到爱因斯坦、霍金以及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中所表彰的德国科学家，那样一种忘我舍身、以真理作为人的最高幸福的气质，永远都不会失去光彩的。同时，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疾虚妄、求真知、关怀天下，追求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永远不会失去光彩的。一方面，对知识和文化的信念，对真理和道义的担当，对人的自由命运的关心，永远都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人文的意义”。这可以解释何以理性因剥离了派生条件而重获生命的背后信念。

另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讨论的是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孰为重要。王先生研究卢梭的公意学说，其中一个指向是“公意的概念使人很容易想到我们所说的‘人民’，人民这一概念正如公意的概念一样，也是排除了特殊性与个别性的”。对于个体权利、个人意识与个体生命的忽视，是他长期思考与体察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百年历史革命实践的一个重大结论。然而这当中仍有内在紧张。2005年写的《传统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从精英与大众两个层面上再次展开这个问题。“我过去认为，中国的传统里边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资源很少。现在看这个问题，这个大前提是对的，说法也是对的。中国少谈到个人，权利理论方面，确实不如西方的多。西方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的发展得很丰富的文化，对照之下，中国是不够的。但是并不是绝对没有。比如我曾经多次讲过的独立人格、思想、自我尊严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等等，有很深厚的传统，都是看重自我，很个人取向的。中国士大夫文化可以有一个批判意识，反抗精神。孟子就提出威武不能屈；中国现代的陈寅恪，都公认他最有风骨。他的资源哪里来，还不主要是儒家么？儒家哪里只是心性之学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整体的个人观念，也重要。我们就仍以儒家为例吧。儒家看个人，不是着重放在个人的本身的发展解放，而是把人与人的相处放在一个关系的网络去理解。我觉得可以纠正个人主义偏执于极端的发展，那是从一种所谓希腊的目的论的观念而来的结果。自主是现代启蒙的基本价值。但仍需要分疏。如果它强调只有个人是一个独断的价值源头，只自己根据自己、自己决定自己，反对有任何别人的批评和别的价值来源，这就有问题。每一种的价值观念都成为一个分裂而自足的世界。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没有一个价值观能干涉我的价值观。是魔鬼、是神灵，都是有他个人自己的事。我可以决定我选择做奴隶的自由。这在美国有。具体的表现就是麦克维尔（俄克荷拉马州爆炸案的主犯）。关键是从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出来定是非。个人近乎等于上帝的一付样子。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他认为错的就是错，那么多人死了，到他自己判刑，到了自己最后的时刻，他还是认为没有道歉的必要。他认为他的选择主义完全是对的。他是英雄，庸众只是他的炮灰而已……”

由此可见，在个人观念上，他兼采中西，仍然保留其思想的内在紧张。

三

除上述三项，认真分析起来，王元化先生的复杂思考还体现在更多的领域，如五四与后五四、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两面、“人民”的歧义、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儒家的两难性、中国传统的黑暗与光明等。内在紧张一方面是时代赋予思想者的特色，另一方面，内在紧张及其未能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时代思想探索的潜能。至于其中的原因，黑格尔式的思维训练、学术渊源的多重背景与资源是主要方面。他是党内少有的兼有传统国学、俄苏文学理论、德国古典哲学及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想背景（追随顾准与孙冶方）以及欧美日本汉学因缘的理论工作者。此外，其特立独行的个性与自由精神也是一个原因。他说他是永远的单干户，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加入合作社，就是为了保持思想上的内在张力与人格上的独立自由。但除此之外，我愿意再提出一个理由，即每个重要的思者，其实都是时代的大脑与良知。我认为王元化先生的思维特质跟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历史深处，积压了太多的内在紧张。

按照巴尔赞的说法，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五百年，是西方文明走向分裂的五百年。他认为，真正世界史只有四次可以称得上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即16世纪的宗教革命、17世纪的君主制革命、18至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以及20世纪的俄国革命。宗教革命是从一元走向多元的革命，松开了信仰。君主制革命是从上面走向下面，法国革命是从专制走向个人，是社会解放。俄国革命是从个人走向集体。五百年大趋势，即由合走向分。

人类文明走到今天，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能量释放的进程。而中国在短短一百年的20世纪，将西方文明“分”的历史上演了一遍。辛亥革命的上下翻转（上层城市社会与底层农村社会）、当代社会的左右互搏、改革开放的一多纠缠（经济一元化目标与政治社会多元化目标）以及自由与平等的正负相抵，我们的历史深处，积压了太多的分的张力和相互克制的能量，一会儿这个神扶起来了，一会儿那个神又倒下去。这就是各种立场、情感、分歧与别解并存的原因。所以思想内在的紧张，背后有历史生命未能舒展的背景。

一个人的百年史，我们可以透过"王元化"这个符号，解读何谓中国，何谓中国现代思想。

《论王元化》，胡晓明 沈喜阳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