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忆姑母陆小曼(上):曾受顾维钧器重的才女

陆宗麟
2020-11-27 08:50
来源:澎湃新闻

“曼庐墨戏——陆小曼的艺术世界”展览日前正在上海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举办(展至2020年11月29日),展出一批此前从未公之于世的民国才女陆小曼书画作品和文献。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登陆小曼堂侄女撰写的《忆姑母陆小曼》。上篇介绍陆小曼早期家庭和婚前生活、与王赓的第一段婚姻关系。

陆小曼

陆小曼是我的姑母。自我出世到她逝世的五十一年中,我们有三十多年相处在一起,特别是姑父徐志摩逝世后,我就搬住在她的房内,从此朝夕相处,相依为命。她每遇到高兴或者烦恼的事,总是推心置腹和我谈说,所以我对她一生的经历和遭遇比较了解。

姑母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在北京、上海的社交界中和报章杂志上,曾轰动一时,社会上对她和王赓、徐志摩的关系,有着各种不同的传说,她在世时曾向有关方面作过一些声明。现据我的回忆,如实地将她的一生事略写出来,供有关方面参考。

陆小曼参加陆宗麟与邱沈钧婚礼的旧影

一、家庭和婚前生活

陆小曼生于1903年,原籍江苏常州,实际上生长在上海。1965年4月3日因宿疾久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63岁。

陆小曼的父亲叫陆定(1873—1930),字建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日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因此在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曾下令逮捕了陆定和其他很多同盟会会员。不久,袁世凯杀害了十三名同盟会会员,陆定由于曹汝霖、张一麐等人的营救,免遭杀害而获释。后来陆定在北洋政府当过财政部司长,还创办了中华储蓄银行,自任经理。据说我国银行界零存整取的储蓄方式,就是他第一个试办的。中华储蓄银行因北洋政府发行的“九六公债”发生停兑风潮而倒闭,陆定因此破产。北伐战争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成立,聘请陆定为财政部参事。他由于晚年处境不佳,闷闷不乐,于1930年因病逝世,终年57岁。

陆小曼的母亲叫吴曼华,所以她取名小曼。吴曼华也是江苏常州人,出身于官宦人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士,特别擅长工笔画。在清代,陆定一度担任北京贝子贝勒学校的教师,这些王子王孙写的文章作业,陆定带回家中,由吴曼华帮助批改,可见她的文学基础很好。

陆定夫妇先后生育了九个儿女,不幸大都在幼年、中年死去,只有排行第五的女儿陆小曼幸存,因此对陆小曼十分宠爱,视为掌上明珠。加上生长在官僚家庭,这对陆小曼的性格和生活作风,有着很大的影响。

陆小曼习字

陆小曼自6岁起,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13岁那年转入北京圣心学堂读书。圣心学堂是法国人办的,当时一般人叫它“法国学堂”。学生都是居住在北京的外国青少年,附带招收少数中国学生。因为收费高,是贵族化的学校,多半是北京军政界部长级一类官吏的小姐才能进得去,如曹汝霖的女儿当年也在圣心学堂读书。陆小曼生性聪慧,又肯勤奋学习,十六七岁时已精通英、法两国文字,还能弹钢琴,长于绘油画。有一次外国人到圣心学堂参观,看到一幅油画,问是何人所绘,当校方告知是学生陆小曼的作品时,外国人很欣赏,当即支付200法郎,作为学校办学经费,将这幅油画买去,此事引起校内和社会上对陆小曼的注目。

陆小曼《日长山静》

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圣心学堂推荐一名精通英语和法语、年轻美貌的姑娘去外交部参加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当时圣心学堂校方就选派陆小曼前去。那时她十六七岁,经常被外交部邀请去参加接待外宾,主要是担任口头翻译。她后来常常和家人谈起:在那个时候,担任这种翻译工作非常伤脑筋,因为不仅仅把双方的对话译出来就算了事,还须随机应变来对付这些蔑视华人的外国人。例如,有的外国人在检阅我国仪仗队时,看到仪仗队的动作不够整齐,就会当场出言不逊,表示不满,这时为了维护国家的体面,就得立即用适当的话来对付。又如在招待他们看文艺晚会时,对于有些水平不高的演出,他们常会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么糟糕的东西,怎么可以搬上舞台。”在这种场合,就非回敬几句,压一下洋人的气焰不可,以争回祖国的荣誉。所以她对旧中国军阀官僚的腐败无能和洋人的侮辱、嘲笑,因身历其境,感触特深,这就使她以后对一切军阀、政客特别厌恶。

我清楚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她带了我去参加一个节日宴会,会上有的外国人为了取乐,用点燃的纸烟头,接触中国儿童手持的气球,突然“乒”的一声爆破,原来高高兴兴玩着的孩子,吓得哭叫起来,而那些外国人却捧腹大笑。这些中国孩子都是所谓高级华人的子女,可是高级华人眼看洋人作弄自己的孩子,只是尴尬苦笑,谁也不敢提出抗议。姑母陆小曼睹此非常气愤,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也用同样的做法烧破外国儿童的气球,使洋人吃惊,也使那些高级华人目瞪口呆,而姑母自己则坦然自若。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

顾维钧对陆小曼的表现颇为满意,曾当着陆定的面对一个朋友说:“陆建三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陆建三听到这话,深感啼笑皆非。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陆小曼认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相比是讲得好听,干得更坏。在那段很长的时期里,又遇到徐志摩不幸逝世,精神上受到的挫伤、打击太大,加上身体羸弱,长期卧病在床,足不出户达十余年之久,根本不愿与外界接触。

小曼

她生长在官僚、银行界的家庭中,又是九个孩子中仅存的一个孩子,父母宠爱,养成高傲、奢华的生活习气,加上在教会学堂受教育,在社会上接触一些上层人物,形成当时称之为名门闺秀的气派,这是不足怪的。她在1925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可叹我自小就是心高气傲,想享受别的女人不容易享受得到的一切,而结果现在反成了一个一切不如人的人。其实我不羡慕富贵,也不羡慕荣华,我只要一个安乐的家庭、知心的伴侣,谁知道连这一点要求都不能得到,只落得终日里孤单单,有话都没有人能讲,每天只能强自欢笑的在人群里混。

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她的为人:

徐志摩虽是受西方教育的文人,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极为不满,不但不做国民党的官,而且从不与国民党官僚政客交往,这对我姑母有很大影响。记得1932年,我姑父不幸逝世后不久,张慰慈曾对我姑母谈起,宋子安想来拜访她,她毫不迟疑地加以回绝。后来又有一次,张慰慈特意打来一个电话,说宋子安请她去吃饭,她再一次断然拒绝。大家知道,宋子安是宋子文、宋美龄的弟弟,如果和宋子安结上良缘,“荣华富贵”是享用不尽的,可是她毅然果断地拒绝了。

陆小曼《日色冷青松》

根据我舅公,也就是陆小曼的表舅周叔廉说:当陆小曼和王赓离婚后不久,美国好莱坞某电影公司汇寄给她一笔巨款(5000还是10000美元,现在不能肯定了),邀请她去美国拍电影,这时很多亲友劝她去美国。但她认为一个中国女子去当外国的电影明星,不是光彩的事。在谈家常中,如提到当时在好莱坞的黄耐霜,她总是摇摇头,表示不值一谈。同时,她父母只她一个亲人,也舍不得让她去美国。最后,还是由她自己决定不去美国,将那笔巨款寄回。

约1941年间,徐志摩父亲徐申如在临终之前,派他的账房先生谭某请陆小曼回浙江硖石徐家去一次,徐申如当时是硖石的豪绅巨富,准备在他的产业中分一份给儿媳陆小曼,但她并没有回硖石接受遗产。

又如1957年的某一日,张歆海的夫人韩湘眉由美国来华探亲,看到我姑母时非常高兴,说她竟胖得认不出来了,还说她的精神这样好,真是想象不到。韩又告诉她,在国外的老朋友都知道她浑身是病,什么工作也不能做,而且生活无着,日子很难过,所以都希望韩这次回国能来看看她问候她,并委托韩替大家给她一点帮助。她表示感谢老朋友们对她的关怀,但断然谢绝了她们给她的帮助。在她整个一生中,类似情况是一贯的,直到祖国解放,在党的关怀教育下,像她这样悲观消极的人,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二、与王赓的关系

陆小曼与王赓是在1922年结婚的,那年我姑母刚19岁,他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种形式的结合。

王赓,江苏无锡人,作家王西神的侄子,比我姑母略大几岁,婚前曾去美国西点军校学军事,毕业后回国,由我姑母的寄父母唐在礼夫妇介绍与陆小曼相识,两人又经父母同意订了婚,于1922年完婚。王赓曾在北洋政府军界任职,由于北洋军阀混战不休,全国经济长期停滞,加上贪污腐化,北洋政府财政拮据,经常发不出军饷。王赓婚后,不断向岳父陆定的银行透支借贷,影响陆定经营的中华储蓄银行。常有头寸调不转的情况,据说中华储蓄银行的倒闭,与王赓在该行的大量透支有关。婚后第二年,王赓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警察局局长,由于当时的陆小曼已有名气,有人在哈尔滨市的街头上张贴陆小曼的大幅照片。不久,王赓又回到北京,在北京北洋军阀部队中工作,具体职务不详。他们在初婚的头六个月,感情尚好,以后王赓对我姑母态度逐渐不好。据说王赓早年丧父,加上患有肾炎,性情急躁,两人的感情起了变化,夫妇不和,经常争吵。

陆小曼自用品

当然,这样的关系是维持不下去的,后来在上海两人又发生一次大争吵。那天,唐瑛(上海的名门闺秀,当年有“南唐北陆”之说,就是指在南方的上海有唐瑛,在北方的北京有陆小曼,两人是京沪两地闻名的女性)请他们夫妇吃饭,王赓有事,吩咐陆小曼不要单独随他们外出跳舞。陆听了这番话,非常气愤,当同伴们约她外出跳舞时,她没有马上答应,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总以为受庆(王赓的号)怕小曼,谁知小曼这样怕他,不敢单独跟我们走。”同伴边说边拉她往外走,刚要上车的时候,正巧王赓也来到了唐家的门口,看到陆不听他的话,气得面孔绯红,大声责骂她:“你是不是人,说定了的话不算数!”周围的宾客看到这个局面,纷纷溜走,她就被王赓接回家去了。陆小曼在众人面前受到王赓的辱骂,实在又气又恨,第二天就找她母亲,非回京不可,声明今世再也不回王家,准备侍奉两老归天。在这种情况下,母女俩回到北京,她将在上海受王赓当众辱骂的情况告知父亲,陆定也非常气愤,支持女儿的行动。可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女儿和王赓离婚,为了这件事家庭之中经常不和。

最后陆定瞒着妻子,打电报给在上海当律师的亲戚李祖虞,委托他在上海与王赓办理离婚手续。当李祖虞去找王赓的时候,王赓已经在吃官司了。因为王赓当时代表北洋军阀来到上海购买军火,对方是个白俄,专门贩卖军火,王赓将买军火的款项交给这个白俄以后,白俄携款逃跑失踪。所以北洋政府派人来上海查办此案,将王赓关押起来。那天王赓对陆小曼发脾气,大肆辱骂,就是因为发现这个白俄已经潜逃,心情非常焦虑急躁,但他并未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对陆小曼讲明,反而将怨气发泄在陆小曼身上。

王赓在狱中接到离婚的要求,就同意签字离了婚。当李祖虞将法院准予离婚的判决书通知北京,陆家又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陆定委托李祖虞在上海代办离婚,全家并不知道,等到李祖虞手续办妥以后,木已成舟,陆母认为不应该当王赓被捕在狱时,逼迫王签字离婚,这是不道德的,因而引为内疚,和陆定争吵,经亲友劝解才平息。

离婚后,王赓好几年没有再来姑母家中。1931年10月,我姑父徐志摩不幸因飞机失事逝世,王赓闻讯,曾于同年11月前来上海我姑母家,探望姑母一次。当时我姑母情绪不佳,卧病在床,王赓进了姑母房内,一面动手拉开窗帘,一面对我们在场的人说:把房间搞得这样暗,不通气,不但不利于病人,就是没病的人也要生病的。他看到姑母在昏睡中,不愿打扰,坐了一阵就走了。看来王赓是有心和陆小曼破镜重圆的,陆母也希望如此,但姑母坚决拒绝。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在上海《申报》上曾刊载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说王赓在上海外白渡桥堍的礼查饭店丢失了作战的军事地图,同时又说王赓和陆小曼的关系,似乎王赓的重大失职,是为了追求美人而引起的。当时姑母一直卧病在床,一·二八战争期间,根本没有出过大门,凭空编造的这条“新闻”,对她无疑祸从天降。事关国家大事和个人名誉,陆小曼为此曾去申报馆要求更正,但申报馆只是用小体字登载在不重要的版面上。

陆小曼

王赓确实是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的,由于泄密失职,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南京狱中。当时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气愤,为什么姑母与王赓离婚已有六七年,还会无缘无故造谣中伤她。为了此事,陆母患了精神病,一定要派人去南京,问狱中的王赓究竟是怎么回事,并追究此事的责任,此一任务就落在我父亲陆耀焜的肩上。这是因为,第一我父亲和陆小曼,虽然是堂兄妹的关系,但由于我父亲自幼丧失父母,一直由叔父陆定抚养长大,和陆小曼长期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无异嫡亲兄妹,完全有责任为她查究事情的真相。第二,王赓和我父亲感情非常好,在王和我姑母离婚之后,王和我父亲之间的情谊,还是保持不变,他有把握可向王了解内情,所以决定由他去南京向王面询。

我父亲见王后,告诉他,他这次闯了大祸,害得姑母全家不安,不但姑母本人加重了病情,她母亲也因受刺激太深,发了精神病。故非迅即把问题澄清不可。王赓当时对我父亲仍以“阿哥”相称,流着泪对我父亲说:他的军用地图落入日军手中,泄漏了军机,是事实。但别人为什么借此造谣中伤陆小曼,则他也不知道。他告诉我父亲的丢失地图的经过,后来是姑母讲给我们听的,事隔四十余年,我现在只能隐约地记其大概。

据王赓说,在一·二八淞沪战役开始不久,正在激战中,我国军队想用炮弹把日军驻江湾的司令部炸掉,可是总有偏差,不能命中,王也是指挥人员,很着急,心想是技术方面有问题,决定去找在美国总领事馆做事的美国西点军校的美国同学,请教一下。他就穿了一件长袍,但忘了换下显眼的军裤,带着皮包,自驾摩托车前往。他须取道外白渡桥,事前既不知道在外白渡桥已有日军岗哨,又因他是高度近视眼,未能较早发现日军岗哨,等到驶近看清日本兵,准备掉头回避时,日本兵已看到他外露的军裤,就追了过来。他急忙逃入桥堍的礼查饭店,躲进厨房,要中国厨司把他随带的皮包,放进炉内烧毁,厨司因事出突然,吓得一时不知所措,而日本兵已经跟踪追来,将他扭住,把他连同皮包一起带走。他当时就向日军声称,不用硬扭,愿跟着走,但是必须到左边的捕房转一转。因为租界里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们就一同到了虹口捕房。王的目的是想把装有机密文件的皮包交给捕房里的中国人,后果然如王所愿,皮包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

陆小曼《古木昏鸦》

陆小曼《野渡无人舟自横》

当时王赓还要我父亲相信他,他以人格保证,决不会干那种“献地图”的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无耻勾当。关于这件事究竟真相如何,至今还没有别的材料可资左证。但我们家里人,根据他平时不爱虚荣、不贪小利、节俭朴素、诚实可靠等比较正派的生活作风和爱国思想,都认为他并不是那种甘心“献地图”的卖国之徒。此外,如果王赓确实是献图的话,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关了王赓几个月就放出来,不久还送往国外工作。

大概是在1936年,王赓从国外回来,到了上海,原打算去看望我父亲,因为他在先见面的亲戚那里,知道我父亲已在1935年去世,就没来我家。那时我本人在南京工作,他到南京后,就找我去见他,向我问长问短,着重问我父亲去世后有什么困难。从那以后,他和我们完全失去了联系。

1945年初,我在重庆遇到蔡文治,他是参加开罗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军事参谋人员。据蔡告我,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开会,美国方面指定要王赓参加会议,因为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美国人相信他。那时王赓虽有病,也被蒋介石带往埃及,上飞机后,病就复发,留在开罗治病,听说后来病死于开罗。

上海市静安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整理(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未作删改。原题为《忆姑母陆小曼》)

    责任编辑:陆斯嘉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