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人社建社70年 | 陈超英：我与陕西人民社的两代情结

编辑部往事（编者篇）

　　上世纪70年代陕西人民出版社同事的合影　　

　　左起赵彦平、作者父亲陈策贤、章彬、张如兰　　

　　文/陈超英

　　屈指算来，离开家乡，告别陕人社，已经二十七载。星换斗移，暑去冬来。在广州，我似乎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而与故土渐行渐远。不料，冬季的一个早上，我刚打开手机微信，却被孔明的一则约稿函搅动了内心的波澜，记忆的闸门随之打开，淡忘的往事竟一幕幕浮现眼前，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个我生于斯、长于斯、两代人服务于斯的地方——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儿时的美好记忆 　　

　　从懂事起，我就爱上了陕西人民出版社这个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地方。那时我家就住在与出版社一墙之隔的出版社家属院。当时坐落在北大街的出版社大院，满足了我对文化单位所有的想象：一座欧式的三层小楼，环绕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春天食堂两旁的紫丁香散发着芳香，纸库后面的海棠花静静地绽放；秋天三排平房间隔的苹果树果子挂满枝头；用冬青围起的小花园，月季花、玫瑰花、鸡冠花、指甲花、石榴花争相斗妍。在明丽静谧的环境中，办公室里一群斯斯文文的人在堆满书稿的桌前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想着都美。（随着陕西出版业的发展，现在除了那栋破旧的小楼作为历史见证外，其他已被拔地而起的大厦所替代。是后话。） 　　

　　小学时，出版社之前出版印刷的《红岩》《王若飞在狱中》等书停止发行，被大量堆积在球场和食堂，却也为我们平添了很多乐趣。除了用这些书夹鸡毛、糖纸，一群小孩子还用书搭成了“地道”和“堡垒”，整天爬上爬下地玩“捉迷藏”，这也算是我最早的“书海行舟”。 　　

　　作者母亲李巧玲女士，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未北京颐和园　　

　　那时上学除了学习“毛主席语录”，学校基本没有教材，更没有作业。闲极无聊的我，被妈妈带进了出版社的资料室。这里，为我打开了一个知识的宝库。为了怕让人发现说闲话，我躲在资料室成排书架的角落，伴着落尘和油墨混合的书香，幸福地享受着知识的滋养：小人书、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各类童话、侦探小说、《儿童文学》《少年文艺》……高尔基、高玉宝、浩然、梁斌、周立波、李准、赵树理、王愿坚、杜鹏程、王汶石……凡是我能看懂的，统统“兼容并蓄”。可以说，我对文学的喜爱，得益于那时我妈“以权谋私”给我开的“小灶”。 　　

　　上中学后，我也经常到李素梅阿姨管的资料室借书，但因把一本《爱甩辫子的姑娘》借给同学弄丢后，就再也无颜向李阿姨开口。至此，我与出版社的书缘戛然而止。　　

　　二、父母的挚爱职业 　　

　作者父亲陈策贤先生　　

　　我的父亲陈策贤，1956年从宝鸡地委宣传部调入陕西人民社做文学编辑，后长期担任文艺部主任。我的母亲李巧玲，1957年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至陕西人民社，先在《陕西画报》做记者，后进入美术编辑部做连环画编辑，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术出版社独立出去截止。 　　

　　在那个“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时代，父母从未有过调离的念头。他们以极大的工作热忱，投入到他们所热爱的出版事业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默默奉献。而编辑工作给他们带来的成就感，我也深受感染。父亲为人纯朴真诚、待人宽厚、工作勤勉，在陕西文学圈里有着很好的人缘。无论是陕西老一辈的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还是后来的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等等，都和他有着深厚的交往和友谊。着名作家杜鹏程一直亲切地称他为“一字师”，而柳青在生命垂危之际，还让女儿把父亲叫到他的病床前，交代未竟之事。让我最为感动的是，大概在1986年陕西作协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父亲被授予为陕西文学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伯乐奖”。当时我陪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从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和他手捧鲜花、热泪盈眶的表情中，我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也对他所钟情的编辑事业有了新的理解。 

　　作者母亲李巧玲女士，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秦兵马俑展厅前　　

　　对于母亲，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她历史清白——别人的工作简历通常会出现五行六行以至更多，而她却只有一行“陕西人民出版社”（直到美术社独立出去后才又添一行）。编辑，是母亲这一生唯一从事的职业。她正直善良、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在群众中有着很高声誉。在工作上，她更是勤恳敬业，在我的印象中，她除了忙还是忙。当然，她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当时陕西的着名画家刘文西、茹桂、王西京等都为母亲所编的连环画画过插图，中国最着名的连环画画家贺友直也与她有过合作。她改编自《三国演义》《水浒》的连环画，出版后在市场上深受欢迎；她编辑的《带响的弓箭》发行量达到260多万，长期保持着陕西人美社本版书的记录。 　　

　　上世纪70年代未作者父亲陈策贤先生陪同图书作者游览碑林的照片　　

　　父母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把我从小放在外婆家，直到上小学才回来；妹妹则寄住在院子门口的武奶奶家，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在他们离退休之前，我们家一直在社里的饭堂吃饭，家中基本不开伙。离退休后，他们才算过上了正常居家过日子的生活。　　

　　三、被动的人生转折　　

　　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高考上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共青团陕西省委，在组织部工作若干年。那时，团省委工作氛围很好，大家的上进心很强，我处在工作一线，下基层调研、蹲点，搞团组织整顿、建设，一年到头都在奔波，忙并快乐着。原以为我会走上一条从政的道路，谁知在1985年命运却发生了转折。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业迎来了春天。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的父母，扬眉吐气，活力焕发，找回了职业的神圣感，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出差、组稿、编书，常常熬夜加班，看到他们每编出一本好书的喜悦，我打心底替他们高兴。 　　

　　上世纪八十年代，沐浴改革开放春风，奋发向上、献身“四化”成为了一代青年的青春写照，青年读物也应运而生，深受广大青年欢迎。由于市场看好，陕西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宣布成立青年读物编辑部。 

　　1990年春游时，与青年部同事的合影　　

　　前排左起雷波、蒋丽；后排左起何大凡、陈四长、孔明、作者　　

　　在物色人选时，时任经济理论编辑部主任的朱玉，向社领导推荐了我。理由：他看过我的高考作文，认为我文字不错；还有我在共青团工作熟悉、了解青年情况。我父母得知后，喜出望外。在他们眼中，编辑是一个有文化内涵、受人尊敬、值得托付终身的职业。于是，反复给我灌输做编辑的种种好处。 　　

　　一边是已有一定基础并会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工作单位，一边是父母苦口婆心的劝导，我内心纠结许久。最终，还是遂了父母的心愿，答应调到出版社。 　　

　　当我以“子弟兵”身份回归时，看着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面孔，兜兜转转一大圈我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惟有喟叹命运的神奇。　　

　　四、难忘的岁月留痕　　

　　青年读物编辑部，我是第二个报到的人，先于我的是李端。李端个子不高，却绝顶聪明，口才一流。经常听他侃新观念、新思潮以及锻造、架构、河床等新名词，被他忽悠的五体投地。接着，兰大才子孔明分配进来。我们仨一开始，先由政治理论部的领导代管，直到部主任陈四长从《当代青年》杂志社调入后，青年部才自立门户。之后，随着蒋丽、雷波、何大凡的加盟，青年部兵强马壮、卧虎藏龙，成了全社最年轻的队伍。当李端过早地离开我们南下深圳后，青年部的六人组合，一直延续到我南下广州。 　　

1987年青年部春游的照片。后排蒋丽，前排左起孔明、李端、作者、陈四长　　

　　至今，我都非常庆幸，能有缘与部里所有的人成为同事。主任陈四长写得一手好文章，思想开明、处事温和，善于营造民主宽松气氛，给了大家自主开发选题、组稿的空间，使年轻编辑得以迅速成长，我本人即受益于此。就拿我当时组织的一套“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为例。当我将选题思路向他汇报后，立即得了他和当时分管副总编辑朱玉的肯定，并鼓励我放手去做。有了他们的支持，底气大增，我便单枪匹马地闯到广州、深圳、武汉、上海等地落实作者、拿出编辑方案。在编辑出书的过程中，只要遇到困难，他都会尽力帮助解决。这套书丛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荣获了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和北方十五省优秀图书奖，参与写书的那批作者也由当年的讲师，全部成为了教授、博导。 　　

　　除了工作上的进步和收获外，让我最感念的是青年部当时那种朝气蓬勃的工作氛围和关系融洽、其乐融融的人际关系。就拿1990年编辑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来说，陈四长主任一声令下，部门六个人立即撸起袖子，找材料的找材料，剪的剪，贴的帖，编的编，在欢快的气氛中，仅用了短短两三天就完成了任务，并收到了印数80几万的好消息，让大家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 　　

　　业余生活，也是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几乎每个春天，我们都带着干粮，骑着自行车，畅游在西安周边的山野乡村，轻松惬意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滋养；早上一上班，常常会有人把从家里带来的特色早点、小食品拿给大家分享；中午聚在办公室，大家或是乐此不疲地打着康乐棋，或是斗智斗勇地下着军旗、象棋；下午闲暇时，大家愉快交谈、分享着各种有趣的信息和事情；作者找上门，本来只是某个人的朋友，可后来聊着聊着就成了大家共同的朋友。就拿孔明来说，他才思敏捷，文章高产，交友广泛。到编辑部找孔明的报刊编辑、作者、朋友居多。每次他们的到来，都会给编辑部带来欢声笑语和不乏八卦的谈论话题。 　　

　　至于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更如同兄弟姐妹一般。在我眼中，陈四长像似兄长，敦厚宽容，对下属从无重话；孔明、雷波，像似兄弟，敏学好思，处事得体绅士；大凡、蒋丽胜似姐妹，善良大度，待人巴心巴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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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与孔明和妹妹拍摄于贾平凹文学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意指女人多了，容易产生矛盾，滋生是非，闹得不可开交。而我和大凡、蒋丽之间却从未红过脸，更多的则是无话不谈，毫无芥蒂。我记得当时分管我们的副总编辑朱玉曾当我面说，“像你们部门三个女人处得这么好的真不多见。”我把此话理解为是对我们人品、修养的肯定和褒奖。他说的不错，我们三个人不仅当时关系很好，即使分别多年，彼此的挂念还有增无减，友谊的小船仍风正帆悬。 　　

　　我在陕人社青年编辑部工作的八年，是我编辑生涯的第一个驿站，也是我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渡。在这里刻下的岁月痕迹，成为了我日后在出版业继续打拼的动力。虽然我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广东出版，但我永远感激陕西人民出版社——这个我“梦”开始的地方。

　　作者陈超英近照　　

　　陈超英，1957年生人，中共党员，编审。1985年由共青团陕西省委组织部调入陕西人民出版社青年编辑部，1993年调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书报刋》编辑部，1995年调任广东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主任，2004年调任广东省出版集团出版资源部副总监。现受聘于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出版处，任专职审读员。

　　2021年元月中旬，陕西人民出版社将迎来70年的历史时刻。即日起，陕西人民出版社联合《阳光报》、阳光网、《阳光报》新媒体，面向全国有奖征集与该社70年历史有关的优秀文章、图片、短视频，欢迎全国的作者和读者踊跃来稿。征文分为三大类，文字类、图片类、视频类，其中文字类设置了三个栏目，分别是：书海钩沉（作者篇）、编辑部往事（编者篇）、读书识“人”（读者篇）。欢迎广大作者、编者、读者朋友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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