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内讧的连锁反应：“土木之变”后，瓦剌与鞑靼的命运如何？
原创 郭晔旻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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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
——《明史·鞑靼列传》
内讧迭起
公元1450年八月初三，瓦剌首领也先将英宗皇帝送还北京，结束了与明朝的战争。此举大约也不出乎时人意料。早在一年之前，朝鲜李朝的世宗大王就听到了辽东传来的流言——瓦剌以兵三千送英宗返明。不过，当时未必有人想到，远在北京城里的“夺门之变”发生之前，瓦剌统治集团的内部倒是率先爆发了一系列血腥的内讧。
最早浮出水面的还是一个痼疾：汗权。当时的也先固然声震大漠南北，但在名义上，他仍然只是蒙古汗廷内的“太师”，比起“黄金家族”的岱总汗脱脱不花仍旧矮上一头。诚然，早先的“跛子”帖木儿在中亚也处于同样的处境。对此，他的处理方法是把西察合台汗国诸汗变成“撒马尔罕的囚徒”。但也先却不能如法炮制，将大汗变成自己手中驯服的傀儡。
这是因为脱脱不花与也先分营而治，乃是名副其实的天高“皇帝”远。因此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在瓦剌发动的对北京的攻势中，也先本部人马损兵折将，负责东线的脱脱不花实力损失却很小。不仅如此，他还在1450年至1451年大举东进嫩江、松花江流域，“收了野人女直（真）等处大小人口约有四五万，内精壮约有二万。”此消彼长之下，脱脱不花声威大张，羽翼渐丰。权臣与英主的冲突，如箭在弦，面临摊牌。
双方分裂的导火索，在于汗位的继承。瓦剌方面为了控制大汗，早已将也先的姐姐嫁给脱脱不花，充当安插在大汗身边的“线人”角色。其子（也就是也先的外甥）理当继承汗位。不甘充当傀儡的脱脱不花汗却不买这个账，决心要立另一个妻子所生儿子为太子——等于要摆脱瓦剌权臣的掣肘。眼见双方矛盾无可调和，景泰二年（1451），脱脱不花率先发难，起兵攻打也先。也先初战不力，但不久就用“离间计”瓦解了对方军队，最后杀死了这位蒙古大汗。脱脱不花既死，瓦剌将其部众尽数瓜分。也先更下令大杀“黄金家族”后人。史书上说，“凡故元头目苗裔无不见杀”。忽必烈的直系后裔在这场劫难里几乎被斩尽杀绝。
在也先看来，一切都已水到渠成。1453年夏天，他宰杀白马黑牛祭天，自立为“大元田盛大可汗”，而定年号为“添元”。“田盛”者，“天胜”也；“添元”则是“天元”之讹，乃是前北元大汗脱古思帖木儿（1378—1388年在位）所用年号。这些汉式象征符号，表露出也先继承元朝大统的意图。而以非“黄金家族”的身份窃据蒙古大汗之位，从成吉思汗以来，直到蒙古各部归附大清为止的4个世纪里，做到这一点的唯有也先一人而已！
可惜好景不长，不过一年时间，大汗也先便遭到了兵败身死的下场。究其原因，倒不是真有什么只有黄金家族才能称汗的“天命”，而是也先避不开中外历史上创业者的顽疾——做得到同患难，做不到共富贵。
也先对草原的统治，实质上是瓦剌对蒙古本部的征服。他真正所能依靠的，也只是瓦剌的军事集团。在这个集团里地位举足轻重的是阿剌知院。此人以武勇称著，是也先的得力助手。也先称汗之后，其原有官衔“太师”自然就空了出来。根据元代以来的先例，太师兼任中书省右丞相，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凭资历、地位，阿剌也确实有做太师资格。谁知也先来了个内举不避亲，把这个位子给了自己的儿子。不仅如此，为了削弱阿剌的势力，也先还派人暗杀了他的两个儿子。
如此一来，阿剌知院不反也要反了。1454年夏天，趁着也先出游打猎的机会，阿剌调集本部三万骑兵发动军事政变。也先猝不及防，兵败而走。蒙古文史籍记载，他在只身逃亡途中被仇家认出杀死。原本慑于也先淫威只能屈服的鞑靼各首领趁机起兵，拥立脱脱不花幼子，将大汗之位抢回到“黄金家族”手中。随着阿剌兵败被杀，瓦剌部众退居西北旧巢。此后，活跃在东南蒙古明朝沿边的不是鞑靼部酋，而是“兀良哈三卫”部众了。
赫赫“小王子”
15世纪中叶是草原的另一个乱世。瓦剌固然内讧而衰，鞑靼内部其实也是四分五裂。从1454年算起，仅仅1/4世纪里居然前后更换三位大汗，且汗位一度虚悬达十年之久，时局混乱可见一斑。草原厮杀虽说习以为常，但早先已经因为也先大肆杀戮而元气大伤的“黄金家族”如何经得起如此折腾？到了1479年，随着满都古勒汗的去世，昔日人丁繁盛的忽必烈嫡裔男丁，就只剩下了一个当时大约只有5岁的孩童，脱脱不花之弟的曾孙巴图蒙克（蒙古语意为“结实”“永久”）了。
就在这时候，满都古勒汗的遗孀满都海夫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她拒绝了游牧于大兴安岭地区的科尔沁部（成吉思汗之弟合萨尔的后裔）领主的求婚，毅然嫁给了巴图蒙克。这无疑是一场政治婚姻，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绝不是神圣的爱情，而是巴图蒙克的血统——一丝微弱但能上溯到成吉思汗的血脉。在满都海夫人的主持下，巴图蒙克登上了汗位。据说，即位当年，满都海夫人即率鞑靼骑兵西征瓦剌。年幼的巴图蒙克体弱，哪里禁得起长途跋涉。满都海夫人遂命人做了一只大皮箱，将皮箱缚在马背上。巴图蒙克坐在里面，既不怕旅途颠簸，又不误行军速度。在塔斯博尔图（约在今蒙古国乌布萨湖一带），鞑靼大获全胜。满都海夫人斥责瓦剌首领“自古就是大汗的属众，怎敢僭越名分”，迫令其臣服。草原社会最重武功，这次重大胜利对年幼的巴图蒙克坐稳汗位自然大有裨益。从此，满都海夫人身兼母亲、妻子、辅臣三项重任，成为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巾帼英雄。
成为蒙古大汗的巴图蒙克号称“达延汗”。关于这个名号，早有学者考证其实就是“大元汗”。这倒也不难理解，既然出身瓦剌的也先都念念不忘“恢复大元”，作为“黄金家族”嫡流的巴图蒙克冠以“大元”汗号自然更加顺理成章。对此，《明实录》里也有证据。弘治元年（1488）五月乙酉，有一支鞑靼军队出现在大同（今属山西）近边，营亘三十余里，声势浩大。其首领还给明朝发来一份“书辞悖慢”的表文，里面俨然以明朝的“敌国”自居，并自称“大元大可汗”。考察此事的年代背景，这位“大元大可汗”自是“达延汗”无疑了。
达延汗这位“小王子”的确是鞑靼（准确地说是“黄金家族”）的中兴之主。经过达延汗的几次武力征讨，“瓦剌为强，小王子（达延汗）次之”的格局被彻底颠覆，北元以来异姓领主（“赛特”，“大臣”之意）专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蒙古大汗终于再度成为草原的真正主宰。诸部均须接受大汗的统一号令，稍有懈怠或不满的行为，便会随时遭到大汗的各种惩罚。鉴于这样的威势，大汗的直属部众因此被明朝方面称为“大虏”。
在蒙古草原所有不安定因素全部解除之后，达延汗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影响后世的业绩——分封诸子。他剥夺了许多异姓领主的领地和属民，把它们转交给自己的子孙。过去支离破裂的小块领地被合并为六万户，又依照草原的习惯，以面向中原的南方为准，分为左右两翼。当年铁木真一统草原诸部后，一共设立了95个千户。如何时隔两个多世纪，达延汗却只分封了6个万户？可叹“小王子”终究不是“成吉思汗”。桀骜不驯的瓦剌自不待言，就连势力很大，号称“二十万科尔沁”的科尔沁部也因并非达延汗诸子孙领有而被置于“六万户”之外了。
这个格局虽在以后一百多年当中有所变动（左翼的兀良哈、右翼的永谢布相继消亡），但大体格局保存了下来，进而在日后成为清朝在蒙古地区设立盟、旗的基础。察哈尔、兀良哈、土默特、永谢布、鄂尔多斯、科尔沁以及内喀尔喀诸部的活动区域日后被称为“漠南蒙古”。与之相对的，“左翼”的外喀尔喀（达延汗第十一子后裔）诸部的活动区域便成为“漠北蒙古”。即便在今日的内蒙古行政区域图上，仍然能够依稀看到昔日达延汗分封的痕迹。
俺答入贡
达延汗去世（大约1516年）之后，统一的汗国在家族纠纷中倾覆了。当然，各部的领袖们——彼此是兄弟辈或堂兄弟辈——都承认达延汗的嫡子左翼（察哈尔部首领）拥有大汗的尊号，并在理论上对所有人有最高统率权。但实际上，16世纪中期之后，大汗只对鄂尔多斯部保有仅在名义上的领导权，而对漠北的外喀尔喀部就更加鞭长莫及了。
实际上，当时蒙古地区最有势力、最有威望的首领乃是土默特部的俺答（阿勒坛）。他虽然只是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次子、土默特万户的领主，但“于以往丁壮之年期间，对外进行了四十五次大的战役”，可谓战功卓著。在其兄吉囊去世后，俺答总揽蒙古右翼三万户，“自上谷（今河北承德东）抵甘凉（甘州、凉州），穹庐万里”。连作为宗主的大汗（察哈尔汗）也惧他三分，先后赠其“索多汗”“土谢图彻辰汗”的称号。甚至察哈尔万户的游牧地，最后也为远避俺答的锋芒，被迫东迁到了现今的辽河中下游流域。
在俺答生活的时代，鞑靼各部的生活形态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所谓“逐水草而居”，在达延汗时代，汗廷每年都会于大漠南北作长距离迁徙游牧。大体言之，秋天从克鲁伦河经今蒙古国东南部一带南下到旧元上都之地住牧，然后由此西行，先在威宁海子一带暂住，待冬初黄河封冻后踏冰进入河套，在那里过冬。来年春初，趁黄河解冻前迁出河套，沿原路向东北游牧，夏初到达克鲁伦河。
而达延汗的子孙们则开始了名为“画地住牧”的生活。用当时明人的说法来说，就是“诸虏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部皆有分地，不相乱”。这虽然对减少鞑靼内部各部的冲突有所帮助，但游牧经济很快也遇到了它的瓶颈：由于畜群增长，原有牧地不够使用，牲口总头数的增长要求增补饲料牧地；此外，日益发展的畜牧业剩余产品也需要找到渠道交换“绸缎绢布”乃至“锅釜针线”等生活日用品。
对于第一个问题，俺答的反应是向西发动武力扩张。他曾经六次出兵征讨瓦剌，迫使其进一步西迁到阿尔泰山一带。可惜土默特部距离漠北过于遥远，俺答赢得的胜利果实——包括旧日蒙古帝国京城所在的和林——最终都落入外喀尔喀部的手里。当然，土默特在战事中也并非一无所得。俺答几次出兵青海，留其子丙兔等七部于此。“西海”就此成为土默特的领地，明朝则被迫接受了“环甘皆虏矣”的既成事实。
至于第二个问题，俺答准备通过与中原的贸易来解决——用畜牧业的剩余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业、手工业商品。此时的鞑靼，对遥不可及的入主中原“恢复大元”早已兴趣缺失。从各部首领到普通牧民，只打算在商业往来中安享太平之福而已。可惜明朝方面对此反应异常迟钝（另外封贡贸易本就是桩“厚往薄来”的赔本买卖，势必加以限制）。刚愎自用的嘉靖帝屡次三番拒绝互通贡市的要求，终于引得俺答暴怒，举兵十万包围北京城，大掠而去，酿成了震撼全国的“庚戌之变（1550年）”。战端既开，兵连祸结。光是从1553—1560年，明方仅边关大将总兵、副总兵战死者就有10多人，军卒死伤更无从计数。嘉靖帝因此“终夜雍床，不能安寝”，堪称自作自受。
最终消弭这场无谓战事的是一次戏剧性事件。隆庆四年（1570）九月十三日，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为未婚妻被祖父强嫁他人，愤然投明。明廷意识到 “奇货可居”，遂妥善处理，终于与俺答达成协议。俺答一向所企求的开市和通贡也终于实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互市的开展，许多喀尔喀乃至瓦剌的领主也派遣大批商队以漠南各地领主的名义到马市、民市、月市进行贸易。土默特方面当然不会错过商机，或者按市场马价抽分贸易税，或者将自己由市场上交换来的剩余物资高价出售，从中取利。俺答汗的营帐地库库和屯，也因此迅速成为漠南蒙古手工业及商业中心。这座蒙古语里的“青色之城”到了今天，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是为呼和浩特。
瓦剌再起
也先败亡之后，瓦剌俨然变成了草原舞台上的配角。《明史》为此感慨，“自也先死，瓦剌衰，部属分散，其承袭代次不可考。”
也先之后，瓦剌因受到蒙古本部（鞑靼）的阻隔，同中原地区的贡市贸易联系时断时续，因此近乎从中原史家的视野里消失。但在今天的新疆与中亚地区，瓦剌仍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与俺答求贡的原因类似，瓦剌人的牲畜总头数愈多，接近中原市场愈困难，对富庶的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农区市场的需要就更加迫切。
根据《拉失德史》的记载，大约1468年左右，一支瓦剌军队侵入“蒙兀儿斯坦”（指阿尔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地区），东察合台汗国羽奴思汗亲自领兵在伊犁河附近抵抗，却被打得落花流水。直到几年后瓦剌军大掠而回，眼见蒙兀儿斯坦重新变成了无主之地，羽奴思汗才敢返回故土。直到下个世纪，情况也是如此。1552-1554年间，瓦剌骑兵又一次如同飓风一样侵袭伊犁河谷，当地统治者只得落荒而逃。说来有趣，当时这一地区诸多势力间仿佛存在一个从东向西的鄙视链。巴尔喀什湖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本是河中的定居民所惧怕的，但他们自己又被同属游牧民族的瓦剌人吓跑。塔什干是中亚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当地的统治者虽然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拥有“黄金家族”的高贵血统，却对从伊犁前来讨救兵的客人感慨，就是有十个像他们一样的君主，也是无力反抗瓦剌人的。
然而，瓦剌各部在政治上仍然陷于分裂。因此，在面对达延汗的鞑靼军队的进攻时，瓦剌败多胜少，只能一步步向西退却。一直到16世纪50年代，瓦剌人为了改变其互不统属的状况，才再度结成联盟，公推和硕特部首领为汗。
到17世纪前期，经过长期演变，瓦剌诸部归并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以及附牧于杜尔伯特的辉特部。准噶尔初在额尔齐斯河至博克河、萨里山一带，后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和硕特游牧于从额敏河两岸及阿拉湖以南直抵塔拉斯河流域的狭长地带,有时还包括塔尔巴哈台（塔城）；土尔扈特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及其以北；杜尔伯特则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两岸。
与俺答时代鞑靼的扩张如出一辙，随着时间的推移，瓦剌人口、畜群的增长与领地有限的矛盾也变得无法调和。于是，各部的领袖“形象犹如狂奔羊群的短尾苍狼，眼睛如久未吃食的饿雕”，企图恢复旧有的荣光。1628年，土尔扈特部占领乌拉尔河、伏尔加河流域。1637年，和硕特部入主青海、西藏地区……距离也先时代两个世纪之后，瓦剌人终于展开了大反攻。
可惜为时已晚。就像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在名著《草原帝国》里描述的那样，瓦剌（卫拉特）人“在东戈壁地区遇到了清朝大炮，以及在叶尼塞河上遇到了莫斯科的连发枪。13世纪遇到了18世纪，不是势均力敌的。最后一次的蒙古帝国在它正上升的时候倾覆了，这是因为它是过时的事物了”。
参考文献：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
内蒙古社科院：《蒙古族通史》；
马大正、成崇德：《卫拉特蒙古史纲》；
温德华：《俺答汗研究》等
原标题：《血腥内讧的连锁反应：“土木之变”后，瓦剌与鞑靼的命运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