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东京湾区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经验教训，将为我国的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建设提供借鉴。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正式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区域一体化建设已成为我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脉络意义深远。
如何建设“区域一体化”，放眼全球，成功先例不在少数。其中东京湾区的发展建设中有相当多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现实与目标，可以更高质量地推动长三角、粤港澳等地的一体化发展进程，让城市群成为当地经济增长引擎。
相比东京湾区，我国长三角与珠三角的面积更大，城市之间界限更多，如何将资源配置用足用好，如何使分工服务能力越提越高，如何让单独创新形成共同创新合力，这是我国建设区域一体化经济进程中需要面临的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东京湾区的发展路径，为我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东京湾区的形成和演化
东京湾区位于日本本州岛关东平原南端，为房总、三浦两半岛所环抱，南北长80千米，东西宽20-30千米，湾口宽仅6千米，是一个纵深80余千米的优良港湾。东京湾区包括“一都三县”，即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埼玉县，陆地面积1.36万平方公里，占日本陆地面积的3.62%，经济总量占据全国的1/3，汇聚了日本的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等主要工业部门。东京湾沿岸由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6个港口首尾相连，形成马蹄形港口群，年吞吐量超过5亿吨，并构成了鲜明的职业分工体系。
在港口群的带动下，东京湾区逐步形成京滨、京叶两大以制造业、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带。1986年起，湾区内建成第一条高速公路，由西端川崎市横越该湾至东端木更津市，大部分公路由长的海底隧道组成，又加建了一座桥及人工岛。湾区内现代物流、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十分发达，三菱、丰田、索尼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就位于此地。东京湾区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也是日本重要的能源基地、国际贸易和物流中心，还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和产业中心。2015年东京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9876亿美元，占日本GDP（国内 生产总值）总量的40%。
回顾东京湾区的经济发展历史，可概括为以下三大阶段。
1.东京湾区形成，成为日本经济核心与物流中心（江户时代）
17世纪初，因日本的政治中心由关西地区向关东地区转移，江户（东京旧称）逐渐成为日本新的经济中心。至德川时代中期，江户已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商船到江户港（东京港）停泊，17世纪末时江户人口数已达100多万。但是，直至19世纪中叶，东京湾区还只是一个物流中心。
2.东京湾区现代产业开始形成，工业带发展（明治时代至二战后）
自明治时代，由于优良港湾条件以及19世纪下半期后的不断填海造陆，工业沿着东京湾西岸东京和横滨之间发展，形成京滨工业地带。二战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使得环绕东京湾的海滨90%都被开发为人工海岸线，人工岛屿相继产生，工业更沿岸向东、向北扩展，成为京叶工业地域，是日本发展加工贸易的心脏地带。
东京湾区集中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还建设了金融、研发、文化和大型娱乐设施、大型商业设施等，成为世界有名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娱乐中心和消费中心。
3.日本把港口发展项目提高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高度加以规划和实施（1951年之后）
东京湾区沿岸有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等港口，日本高度重视各港口的协调发展，把港口发展项目提高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高度加以规划和实施。1951年《港湾法》以及1967年《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的制定，将东京湾区各港口的竞争转换成了整体合力。经过多年发展，东京湾港口群已形成了鲜明的职能分工体系：横滨港专攻对外贸易，东京港主营内贸，千叶港为原料输入港，川崎港为企业输送原材料和制成品，各港口虽然保持各自独立经营，但在对外竞争中则成为一个整体，提升了东京湾港口群的整体竞争力，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群中自由流动，促使人口和经济活动更大规模地集聚，形成了城市群巨大的整体效应。
以下为东京湾区的发展演进路径（见表1-1）。
表1-1 东京湾区的发展演进路径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是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从东京湾区经济历史的演进来看，东京湾区自形成以来，不断依靠科技创新、文化政策推动，助力产业优化升级。因此，我国要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也不妨从这些方面入手：
1.大力推动区域内文化合作
通过考察东京湾区的文化合作历程，我们发现其文化合作经验主要有文化政策推动、第三部门协调、文化资源共享等。政府以强有力的政策杠杆，为湾区文化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巩固文化合作成果；公共交通和文化设施的合作建设，有效地减少了区域内公共交通和文化基建成本，使湾区文化交流活动更为便捷和频繁，不断满足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其文化素养，同时打造了湾区的文化标识，强化了湾区内居民共同的文化记忆和认同感；文化资源共享，扩大了湾区内优秀文化资源的传播广度和开发力度，丰富了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为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内在能量。
东京湾区以东京文化影响力为基点，以强辐射态势驱动千叶县发展，打造文化资本标杆，强化文化竞争力，成为东京湾区文化合作的重要战略。日本的国土交通省针对东京文化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从文化合作与创新角度结合东京湾区实际，以东京为基轴放眼国际舞台，助推文化发展，使东京的文化艺术力量发挥出湾区核心引领作用。
2.创建技术创新的产业体系
技术创新是东京湾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引擎。与一般的城市群相比，东京湾区内汇集了高度发达且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从而有利于技术的突破与创新，而这正是东京湾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代表产业是金融业和高端制造业，其中造船、钢铁、汽车、精密仪器等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东京湾区内的东京市就聚集了全日本20%的大学和30%以上的教员，集聚了全日本25%以上的民间研究机构和全日本50%的顶级技术型公司。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7家金融企业、4家汽车与零部件企业、10家TMT企业的总部位于东京。而即便是美国传统的经济中心纽约，在2018年也就只有世界500强企业中的4家TMT企业总部。
东京湾区正是抓住了科技创新的历史机遇，引导各种要素资源加快向湾区集聚，实现了产业的升级和跨海交通的通达，从而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周边腹地为支撑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3.制定合理有效的创新制度
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东京湾区经济形成的重要保障。城市群涵盖了多个行政区，当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人力、资金、科技、信息等要素是全方位流动的，要使城市群的“多核、多圈”聚合为新的“核心区”，以开阔的“叠合、共生”视野对外辐射扩散来谋取更大的整体利益，这就需要通过制度安排给予区域内的融合发展模式进行统筹规划。
回顾东京湾区经济的发展，无不是市场主导与政府调控相结合而形成的。东京湾区内由于日本土地资源稀缺、区位经济发展不平衡，促使日本政府较早意识到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规划整治的重要性。1950年，日本政府就制定颁布了《国土综合开发法》，1956年颁布《首都圈整备法》并制定开发计划，1956至1999年，又先后5次对东京湾区的规划和开发方针进行修改，从而助力东京湾区经济形成。
4.构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从产业结构上来看，东京湾区的港口城市群是一个协同发展的格局。东京依靠本身的首都优势，聚集强大的人口、资本、生产、信息要素，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金融、工业、商业、文化、政治中心，围绕核心城市大力发展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格局，是促进湾区内城市群共同繁荣的必经之路。东京湾区将包括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滨港、横须贺港、木更津港和船桥港在内的7个港口整合为“广域港湾”：东京主营内贸，千叶负责原料输入，川崎是原材料和制成品所在地，横滨专攻对外贸易，各港口对内各自独立经营、分工明确，对外则形成统一整体，实现城市群港口群巨大的规模经济。
我国区域一体化的建设，也应构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格局，优化提升区域中心城市，以中心城市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注重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
结语
东京湾区以庞大的经济体量、高效的资源配置、包容的文化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其强大的辐射能力带动了周边的经济发展。从它的发展经验来看，东京湾区的发展得益于湾区内的文化合作、技术创新的产业体系、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协同发展的港口城市群等。透视东京湾区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经验教训，将为我国的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建设提供借鉴：
第一，共建人文合作的城市群。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城市群以其综合优势，往往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地区和重要引擎，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地缘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举办各类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打造江南文化、岭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增强城市群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居民文化素养与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塑造和丰富人文精神内涵，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文化资源供应链、文化品牌服务链中的地位。
第二，共建科技创新的城市群。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通过科技创新，突破一批重大科学难题和前沿科技瓶颈，进而引发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带动新兴产业成长，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产生区域和城市创新要素集聚的“连锁效应”，将真正推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发挥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等高端要素集聚平台作用，联合打造一批产业链条完善、辐射带动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科学研究和原创思想为基点、以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研发为转介、以产业化和市场化生产应用为出口，构建一条全链条式创新—产业体系。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式分工，奠定城市群内科技和产业分工的一体化格局，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第三，打造低摩擦成本的创新制度。从长三角城市群来看，无论是上海的城区与郊区、江苏的苏南与苏北、浙江的浙东与浙西、安徽的皖南与皖北，区域内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共存，制约了长三角区域的一体化发展；从粤港澳大湾区来看，粤港澳三地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存在差异，各类要素还难以完全自由流动，内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因此，区域一体化的建设，需要协调与平衡区域内经济发展、基本建设、社会发展和环保教育的要求，需要突破现行的管理制度与法律法规，消除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降低规则和制度的摩擦成本，实现经济资源高效配置和自由流动。
第四，打造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郊区、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需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例如对土地不敏感的产业与功能即便基于一时政策导向外迁，也往往会基于集聚效应回流。因此在产业分工上，需要平衡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与“分流效应”。同时，周边城市发展需要充分发展“个性”，只有差异化错位发展，才能形成和核心城市的对流，避免此消彼长的无效竞争。坚持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结构科学、集约高效的城市群发展格局，提升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作者林勇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珠三角规划专家；沈玲娣为经济学硕士，国际投资机构投资经理、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