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以灵活务实且大度的政治策略，在数百年汉化大潮中完成看似水到渠成却也难能可贵的临门一脚，这位杰出的鲜卑政治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胡族汉化、民族融合是永嘉之乱至隋统一南北二百余年间的时代主题。然而孝文过激的汉化进程，一度造成鲜卑人的族群撕裂，间接引发了毁灭北魏帝国的六镇之乱。这场带有民族矛盾与政治分裂双重性质的大乱，孕育了北朝后期分峙东西的两大政治集团，他们对于汉化态度，难免受到北魏后期汉化与胡化矛盾的影响。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便是最终完成北朝汉化任务的西魏宇文泰集团。
宇文泰的胡风与汉风
宇文泰家族是胡风浓重的鲜卑武人，同时也是孝文汉化的受害者。宇文泰之父宇文肱是武川镇的低级武官，在北魏末年清浊分途的潮流下，宇文氏家族与独孤氏、贺拔氏等都长久地被抑压于没有出路的军镇。所以当六镇起义爆发后，宇文氏家族的表现耐人寻味，时而与起义军作战，时而又卷入义军的队伍中与北魏官军作战。宇文泰父子兄弟五人，四人都死于这场浩劫。可以说，宇文泰没有任何倾向汉化的感情理由。
宇文泰倚之以成大业的军事政治集团，也多为六镇武人。以后世称道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论，八位柱国中宇文泰、元欣、独孤信、侯莫陈崇、于谨五位均为鲜卑人，赵贵、李虎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只有李弼一位是汉人。十二大将军中，元赞、元育、元廓、侯莫陈顺、宇文导、达奚武、王雄、李远、豆卢宁、宇文贵、贺兰祥、杨忠，除李远、杨忠外，其余全是鲜卑或鲜卑化的汉人。
这样一个军政集团，天然带着浓郁的胡风，似乎已经决定了宇文泰集团是一个野蛮的鲜卑族集团。然而对比魏末诸帅，宇文泰的作为，却迥异于尔朱荣、尔朱兆、高欢、贺拔岳等人，鲜少见到其狠毒残暴酷烈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作风，而更像一位传统的汉人统帅。
《周书·文帝纪下》在传论中颂扬宇文泰“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此言固是后见之明，宇文泰出身低微的鲜卑武人家庭，天生亲近儒术自然不可能，所谓的崇尚之言，当是指平定关陇后，信用苏绰、卢辩、卢诞等汉人名士而言。但以一位鲜卑豪帅、伧荒武人，而能不排斥汉人经学，亦反映出他性格中沉稳、中允及开明的优点。
宇文泰虽然终生不改鲜卑语，他的几个儿子直到北周末年还能使用鲜卑语，例如周武帝接对群臣还经常说鲜卑语，据《续高僧传》载，天和四年（569年）周武帝与众僧人对话说的鲜卑话，众僧无人能懂，后来还得靠一位懂鲜卑语的僧人法藏从中通译，才能继续问答下去。但宇文泰却不固执地坚持沿用鲜卑胡风，从其诸子孙的命名变化中可看出端倪。
宇文泰本无汉名，鲜卑名叫黑獭，后来功成名就，取汉名为泰，黑獭变为字。其三位兄长都只有名而无字，子侄辈如什肥、菩提、菩萨、元宝、萨保等名，皆是鲜卑的汉译音或是宗教名，这都是鲜卑风俗。宇文泰诸子，皆以传统的汉字名之，如毓、震、觉、邕、宪、直、招、达、盛等，都与汉人无异，区别只在于，宇文泰的儿子们仍有一个鲜卑语的字，如长子宇文毓字统万突，三子宇文觉字陀罗尼，四子宇文邕字祢罗突，五子宇文宪字毗贺突，其余诸子均是以突结尾，周一良先生曾有专论考证，说这是鲜卑人取名的习惯。到了宇文泰的孙辈，则是名、字皆取以汉字。如宇文泰之孙、北周宣帝宇文赟，字乾伯，其兄弟辈名、字也全是汉字，已是浓浓的汉风了。
当然，只从风俗上看，并不能说宇文泰就是完全回归鲜卑或是倾向汉化，判断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的倾向，自然要以政治作为为依据。
粉碎贵臣政治
贵臣政治是北朝胡族政权的一大通病。其通常形态，表现为宗室贵族或是强力辅臣掌握朝政，强势臣子的力量凌驾于制度之上左右政治走向。
北魏如此，全盘继承北魏的东魏北齐更是如此。高欢建立东魏后，出现过“四贵”，即孙腾、高隆之、司马子如、高岳。北齐武成帝时，又有和士开、娄定远、赵彦深等称为“八贵”。北齐后主时，再次出现韩长鸾、高阿那肱、穆提婆“三贵”。贵臣政治在变乱时代有其一定生存土壤，盖因其事权在人而不在制度，反应速度与变通度都很高，有利于应对频繁的战争和变幻不定的政局。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贵臣政治不仅对制度造成侵蚀，更直接瓦解君权，给政权带来极大不稳定性。高欢及后代君主虑不及此，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贵臣政治，高齐国祚短促，与此不无关系。
西魏也有自己的招牌贵臣，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名头比高齐的四贵、八贵、三贵更响，但柱国、大将军是西魏府兵系统的官职，宇文泰将这些贵臣的权力牢牢限制在军队范围内，不使其越界掌权。对军权的控制，宇文泰也防范得十分严密。八柱国之一李虎因早年推戴贺拔胜接掌关中军团一事，一直与宇文泰若即若离，李虎死后，宇文泰即图谋将其军权收归中央直接掌握。
十二大将军之一达奚武本有资格升任柱国大将军，但他得悉宇文泰的意图，坚辞不受，而是推举元氏贵戚元子孝接任。这是师法另一柱国元欣“从容禁闱”的故事，让元子孝当一个挂名的柱国，而另以下级部属实领兵。达奚武辞让后，元子孝接任，兵权果真被宇文氏的姻亲阎庆接掌——阎庆之母系宇文护姑母，宇文护又系宇文氏核心成员之一。
宇文泰的这种防范收到了很好效果，其稳健的运行体制很好地顶住了贵臣的觊觎。宇文泰死后，遗命年纪较轻、资历较浅的侄子宇文护辅政。八柱国中的元老普遍忿忿不平，当年立下翊戴之功的赵贵、独孤信尤为愤怒，密谋发动政变废黜宇文护。二人功勋名位都非常高，但苦于权力一直被死死限制在军队，个人威望不足以挑战宇文泰遗命，结果被开府将军宇文盛揭发，政变就此流产。
对文臣的防范，宇文泰也颇有独到之秘。《周书》42列传，其中文臣传仅10篇，较为显名者只有苏绰、卢辩二人，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北齐。《北齐书》列传亦为42篇，但文臣传多达22篇。不仅数量差距巨大，北齐地位较高的文臣，在政局中发挥的作用也带有贵臣政治的特点。
文襄帝高澄任用崔暹、崔季舒、陈元康等文臣，二崔极力打压鲜卑勋贵，一度凌驾鲜卑势力之上，结果在高澄遇刺后招致强烈反扑，几乎被处死。文宣帝高洋重用杨愔、燕子献，杨愔权力过大，引发宗室力量的敌视，终于导致一场夺位斗争。武成帝高湛及后主时代，祖珽一度擅权，亲手导演了斛律光被杀事件。北齐文臣反复做出超越权力范围的事，其实正是胡族贵臣政治的变相传承。
宇文泰十分信任名士苏绰，不仅全面接受了他的政治思想，诸如复周礼、行六条之制、推行文书账目格式等等，还授予他极大的决策参与权。宇文泰每有外出巡行，为了不耽误处理政务，竟能把预先盖印的空纸留给苏绰，允许他临机制宜，事后只需及时汇报便可。苏绰向宇文泰举荐的人才，宇文泰知无不任，其中多有因此而当上大官的。
但是宇文泰骨子里对苏绰也是有所提防的，并没有无限制地让他参与一切政治决策。以东西魏五次大战为例，苏绰仅参与了沙苑之战的讨论，其余历次战争均未见其踪影，这既可理解为术业有专攻，也可理解为宇文泰刻意将其摈斥于军事之外，以防其涉及面过大。河桥之战后长安变乱一事，更能鲜明地看出宇文泰的用心。
河桥大战西魏失利，西魏安置在长安附近的原东魏降卒赵青雀率众作乱，辅佐魏太子出奔避难的，是大将李虎和尚书仆射周惠达。特别是周惠达，此公虽位居高位，又是苏绰的引荐人，但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宇文泰将其尊于显位，苏绰却始终屈居下僚，只任职行台度支尚书，其政治地位与宇文泰表面上的信任并不匹配。
对受重用的人进行抑制，表面上看似乎委屈了苏绰之类的能臣。但从长远来看，既利于国也利于个人。西魏北周的文臣队伍没有出现擅权争权的白热化斗争，在有力的皇权约束下，始终发挥的是积极作用，这是宇文泰娴熟的政治手腕带来的长远效应。我们不能以后见之明，反过来推定宇文泰就是本着防范贵臣政治的原则限制文武贵官，而只能说，宇文泰成熟的政治心态与高超的驭下之术，达成了限制贵臣政治的客观现实。
当然，必须承认，宇文泰死后，一度出现长达十余年的宇文护专政情况。这是不是贵臣擅政呢？其实当在两可。宇文护辅政究其实质，是宇文氏皇权代际传承的特殊形态，彼时宇文泰诸子不足以镇慑诸老将，宇文氏宗室人丁单薄，皇权传递面临极大危机，所以宇文泰去世前才冒着儿子被篡权的风险遗命侄儿辅政。而从宇文护后来履行职能的情况看，他很好的发挥了过渡作用，以贵臣命名其实并不准确。
复鲜卑姓与赐胡姓的争论
宇文泰的诸项政治措施中，也有被目之为鲜卑化逆流的。比如复鲜卑姓与赐胡姓。
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魏帝下诏“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魏书·魏本纪第五》）这一政策，专门针对的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鲜卑人改汉姓。北魏帝室的姓氏由元氏改回拓跋氏，其余诸改姓者都恢复了太和汉化前的原貌。
魏恭帝元年（554年），宇文泰又以强力手段推行了赐胡姓。据《周书·文帝纪下》载：“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如果说第一波复鲜卑旧姓，还只是特定人群的改革，那么第二波次的全面赐胡姓，并且是赐了一些极不常见、已经无人使用的胡人老姓，这一行为的涉及面、影响力，就足以令论者坐不安席了。这难道不是对北朝民族汉化潮流的疯狂反扑吗？非也。
复鲜卑旧姓与赐胡姓，从时间点上看，都比较敏感。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便可发现一些端倪。大统十五年是西魏府兵建制比较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八柱国”中的六位，都先后晋升为柱国大将军，这标志着柱国、大将军体系的完善。府兵系统是西魏赖以生存的军事根基，宇文泰一直对维系军人凝聚力比较关注，甚至不惜采取重赋敛的方式维持府兵的供给。在如此重要敏感的关头，宇文泰做出一些超乎常理的行动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复鲜卑旧姓便是这些超常行动中的一环。
如上文所述，柱国、大将军中多数为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恢复旧姓相当于强化鲜卑民族认同，拉近宇文泰与诸大将的感情距离。这与宇文泰与柱国、大将军广泛通婚，从其意图上看是别无二致的。
恭帝元年赐胡姓，历史节点也值得琢磨。赐胡姓的内容其实有二，一者，对大量功勋卓著的战将赐予鲜卑姓，《周书》中记载了多达30位的胡汉将领被赐姓为新的鲜卑姓；二者，府兵系统中按照部兵与主将同姓的原则赐胡姓，比如隋朝名臣高颎的父亲高宾，因其隶于独孤信的帐下，便被赐姓为独孤，高颎直到隋朝建国后，还被文帝独孤后称之为“独孤”。
若说以改易姓氏笼络军心，大统十五年的复旧姓已可笼络大部分高级将领，为何恭帝元年又有如此大范围地赐姓？其动力来自于宇文泰的政治意图。
宇文泰扶立元氏建立西魏，前后经历了四位元魏皇帝，分别是孝武帝、文帝、废帝、恭帝。文帝在位十七年甘心当傀儡，与宇文泰相安无事，但元氏皇族并不甘于任宇文氏摆布。废帝上台后，随即爆发了宗室元烈谋变之事，史书对之语焉不详，宇文泰以雷霆手段处死元烈。废帝对此颇有怨言，宇文泰随即于553年逼其退位并毒杀之。
恭帝元年，西魏相继吞并了汉中、蜀中和荆州，疆域大幅增加，国力不断增长，宇文泰的政治威望也随之不断上升。之前宇文泰之所以没有取魏而代之，就在于国内人心不附，还须借元氏的招牌笼络人心。此时距西魏开国已过去了20年，若是再长久拖下去，难保不会夜长梦多，再出现元烈事件，那就是弄巧成拙了。
对比东邻，高氏已在550年篡魏建齐，宇文泰大概觉得时机条件已然成熟，或许已在逐步展开禅代之事。而大范围赐军人以胡姓，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似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重要一项。
然而无论本心如何，宇文泰复旧姓、赐胡姓，毕竟在形式上造成了一定胡化影响，对孝文帝以来已趋主流的汉化风潮是一大倒退。毕竟政治家也是人，人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全都有客观理由。作为鲜卑族的首领，又亲身经历了魏末汉化造成的灾难式影响，宇文泰不可能不对本族文化有所认同，一些政策偶有回流，想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大局看，这一形式固然造成不好的影响，但终究影响不了宇文泰主张汉化的主流意图。
远法周礼的汉化精神
汉化落实在政治层面，最核心的是制度的创革。在这一方面，宇文泰无疑引领了北朝的潮流。
宇文泰统一关陇后，对儒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周书·儒林传》载，“及太祖受命，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
这段话的重点在结尾：复姬旦之茂典。
宇文泰并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对儒术产生什么兴趣，古奥艰深的儒家坟典并不是他一个代北武人所能理解的。支撑他崇尚儒术的动力有二，其一是寻找治国的理论武器，其二是占领政治法统的高地。
第一条好理解，毕竟十六国以来诸胡受汉化潮流影响已深，诸国基本上一建国就要全盘沿用魏晋旧制，石勒、苻坚开太学、重用儒生的行为，给后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真正能体现出过人之处的是第二条。
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武帝入关，从法统意上说，本来要比高欢拥立的清河王之子元善见更为正统。但孝武帝入关不久便与宇文泰发生龃龉，被后者毒杀。高欢抓住这一把柄，反复实施军事、政治之挞伐，加之东魏拥有的国力优势，西魏的法统基础其实很薄弱。
相比一直自谓为正朔的南朝，西魏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即如高欢，也自承不及梁朝法统，《北齐书·杜弼传》载高欢之评论云：“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面对东方和南方两大强国，怎么办？宇文泰石破天惊地创造出复周礼、设六官的手段。
从时间上看，宇文泰于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方始下令依《周礼》设六官，但这一过程却不自当年始，而是经过十几年的酝酿，政治和学术准备都达到了一定程度，才全面铺开的。
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年），苏绰就先后帮助宇文泰制定了二十四条新制、十二条新制，下发了复周礼的指导性文件《六条诏书》，其阐述的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等内容，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苏绰还以革易魏晋以来浮华的文风为切入点，将官方文书格式改为西周的大诰，从各方面营造复周礼的氛围。
复周礼的着眼点在于哪里呢？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宇文泰将西魏法统内涵直接上承西周，以复古改制的方式，对抗南朝传承的中原正朔和东魏北齐的汉魏旧制。毫无疑问，在当时的状态下，这是宇文泰解决法统危机唯一可走的路。关陇地区残破的文化环境，迅速被宇文泰集团以周礼为旗帜统领起来。如《周书·儒林传》所描述的：“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 同传中肯地评价西魏北周的文化风气，“虽遗风盛业，不逮魏、晋之辰，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
宇文泰复古改制没有走当年新莽复周礼的老路。周制六官的创设中，虽然恢复了西周公、卿、大夫、士，撰次周礼朝仪，车服器用全依古礼，但其实际行政制度，却并没有食古不化。
六官是指中央的六个行政部门，分别是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以其具体职能而论，大致能和后世的吏、户、礼、兵、刑、工相对应。实际施行过程中，周礼官制其实仅在中央及少数州郡推开，绝大部分地方行政系统仍然是汉魏旧制，毕竟在实际运用中，汉魏制度比遥远呆板的西周制度更为实用。六官制一度造成北周制度杂芜之局面，但此事应当观其大者，复周礼、设六官起到了绍绪古法稳定人心的作用，至于制度杂芜这些技术层面的弊端，则是可以左右处之的小节，总体上看，宇文泰的复古改制是积极的进步的。
宇文泰一生对于北朝民族融合无疑是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虽然他依违于胡汉之间，对本族的风俗文化不能做到决然的断舍离——这固然也是不符合人的基本情感认知规律的，但他终于能以灵活务实且大度的政治策略，在数百年汉化大潮中完成看似水到渠成却也难能可贵的临门一脚，这位杰出的鲜卑政治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