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濂，“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晋和青年作家蒋方舟相聚郎园，共同探讨“温和的力量”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4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濂，“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晋和青年作家蒋方舟相聚郎园，以《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的新书发布会为契机，共同探讨“温和的力量”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周濂首先解释了书名“打开”的寓意。作为哲学系的教授，周濂在人大“西方哲学智慧”的课堂上，每次开场白几乎都会用上梁文道先生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梁文道先生笑容温和，左手持话筒，右手握拳，身后是白底红字的“打开”二字。周濂认为，这张图片体现了传西方哲学史教学的核心目标——打开各种思想，将人们从教条、沉闷、封闭的意识形态中解放。而这本书以一种讲述的语气，把直接的生活经验和抽象的哲学观念结合到一起，来拉近和读者的距离。这种拉近体现在各个方面。周濂在序里给女儿写了一段话，周濂笑着回应家庭和哲学的关系，“如果说哲学是要回答‘一个人如何生活’的问题，那么我的女儿则让我意识到一个人要如何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
但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温和的力量”，哲学和“温和的力量”又有什么关系呢？周濂用一本书和一个人为此次讨论破题。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为中世纪的思想家伊拉斯谟写过一本传记，名为《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主人公伊拉斯谟是16世纪初期重要的思想家，他所处的时代上承文艺复兴，下接宗教改革。这也造成了他的矛盾性——作为文艺复兴开创性人物的他却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保守派。尤其当和宗教改革时期的革命家马丁·路德相比时，伊拉斯谟更显得理性温和。周濂认为，他身上表现出的“不合时宜”，其实是在呼啸而来的革命狂潮前还力图保持理性的结果。
在如今这个时代，要如何“做一个不迎风起舞又有所坚持的人”，而不是陷入“全民乱讲”的时代？周濂给出的回答是“温和的力量”。他认为，要与不同意见的人形成有效的沟通，每一个人都要在各自的处境中做持久的努力。
蒋方舟：温和的力量失败了怎么办？
蒋方舟首先回顾了自己和哲学的故事。她觉得自己的心路历程，经历了哲学帮助自己解决一些问题，到哲学带来更多困惑的历程。最开始接触哲学时，哲学对她而言是QQ上中二的签名，从尼采和萨特的著作中随意摘抄。但当她把哲学作为思维保障后，醍醐灌顶式的醒悟立马被痛苦和困惑取代。蒋方舟认为哲学常迫使人们思考一些痛苦的命题，比如著名的“电车难题”，但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她用美国作家乔治·艾略特的一句话总结自己作为一个“门外汉”对于哲学的感悟，“哲学递给你所需要的一切，但把这些统统变得不值得追求”。
说完上一句话，蒋方舟笑着解释自己今天并不是来砸场子，因为“无用”之于生命具有巨大意义。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讲述的是一个按部就班生活的法官，在临死之时发现自己好像活错了的故事。蒋方舟认为这是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小说，她将这一刻的恐惧称为“文学史上最善良和震撼的一刻”。她觉得人之所以会按部就班地生活，是源于“自我辩护”的力量：“是他先动手的”，“大家都这么过”。这种生活的惯性需要哲学式的拷问来打破。蒋方舟将哲学比作刺破这种惯性的利剑，“这个斗争是非常漫长的，也非常痛苦，但我觉得也许这种痛苦的思考是人之为人、人之为一种思想的动物的本质。”
在对哲学进行整体性的解读以后，蒋方舟将“温和的力量”和西方哲学中对话的传统联系起来。周濂所提及的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在蒋方舟看来，是两种对话的方式。伊拉斯谟将对象当作平等可沟通的对象，理性地讲道理。而马丁·路德则是在自己开悟后，尽全力说服别人，然后靠强制的制度或者追随者的权力来实现自己思想的普及。
但历史上，温和的力量总是失败的，人们更欣赏狂热派和极端分子。蒋方舟将这种“失败”归结于苛刻的对话前提。首先对话的双方需要保证平等，即没有人在智识和身份上高过另一方。其次，蒋方舟认为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应该抛弃自己狭隘的立场，而不是要求别人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问题。最后，每个人都要承认自己有被说服的可能。用《奇葩说》式的夸张语言去说服他人，注定达不成“温和”的对话。
正是因为这些苛刻的条件，“温和”对话的力量战败了，很多人因为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而崩溃。比起和希特勒进行温和的对话，很多人会选择先干掉他。因此，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周濂认为“失败”中体现的是说理的限度，即不是面对所有人都要说理。温和的对话是理想状态，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世界的残酷性。周濂认为，面对说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理解”而不是“说服”作为说理的终极理想。他进一步阐释“理解”的含义，“我们可以把道理设想成道路，我们在林间小道或通衢大道上行走，在这个十字路口遇到了你，在那个十字路口遇到了他，我们彼此之间以一种礼貌的正派的方式互相打交道，然后彼此问候，交换意见，但并不意味着从此我跟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也许打过招呼我依然坚持走我的路，即便如此，因为我们的相遇，因为我们互相的沟通，我们达成了一种理解。这已经是在这个意见纷纭的时代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局了”。
自媒体时代存在“温和的力量”吗？
黄章晋发言前先是表达了自己参加哲学讨论的不安。但作为资深媒体人，他成功将“哲学”话题引至“媒体”范畴的讨论。从业18年以来，黄章晋认为在一定开放度的社会里，如果社会交流比较充分，人们的观点会趋向中庸。他提到了1980年代初的张华事件，一个大学生跳进化粪池救了一个农民，自己却身亡。那时候的舆论有的人认为不值得学习。但今天的舆论会很不同。所以黄章晋对于未来很乐观，“我们越来越趋向正常的有共情、有同情心的哺乳动物。之前好多时候感觉和你共享同一个归类的人群其实他是爬行动物。就从我自己看，我未见到历史上有任何一个人群像我经历过的这样如此快地向文明的方向进化。”他认为，拥有最强大力量的社会在使用自己力量的时候是审慎的。
黄章晋随后提出“传播势能”的概念来总结传播规律。有“传播势能”的东西，一定和日常情感和感知的场景上有差异，且差异性越大，越容易传播。如果势能不够大，人们会不自觉地去添加它。而权力欲越强的人，越容易添油加醋，更强地把经验具像化。因为一旦读者的回馈符合预期，传播者会感觉到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之后，他们会不自觉去挖掘新的有传播的素材。一个接着一个，很快就忘。
所以自媒体是否在利用传播势能贩卖焦虑呢？黄章晋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自媒体讨论的话题总是和受众有关，焦虑从本质而言是不可以传播的。“真正符合主流人群痛苦和不安的东西，哪怕有夸大，也是为大家释放警讯，是一种心情的宣泄。这些事件提高了大家的承受阈值，应该表扬，是一种温和的维稳。”
但蒋方舟随后对这种“温和”提出了质疑。她认为，当语言和论辩到达了某种激烈程度后便很难降下来。从前的论坛时代，大家还会寻求理性的表达，但如今的语言暴力却越来越严重，网络论战动辄开骂。蒋方舟说，“我们很多的语式、表态、动作，我们对于人和人关系的想象已经不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感受，而是被社交网络、大众传媒定型过的一种更戏剧化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的暴力和对抗性似乎更加严重。
黄章晋则认为论坛时代的“温和”来源于信息的隔绝。过去上网的人是塔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冲突无法显露。而如今微博将大家交流的壁垒拆掉，信息可以自由地流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说”比“说什么”更加重要。
朋友圈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和人们所批判的“标题党”横行不同，黄章晋觉得正常情况下人们会把“温和”和“理性”视为价值最高级，而把“激进”放在比较低的位置上。微信改版后，把“点赞”改成了“好看”，之后咪蒙的点赞率急速下降。黄章晋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以前点赞是“我”和“作者”的关系，现在的好看是“我”和“朋友”的关系。人们更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将自己呈现为老成持重和有教养的人。黄章晋继续说道，“社会有一种驯化过程，如果公众号一惊一乍，会流失读者，显得你这个人没有品。所以人们内心里对什么更敏感，和自己想要做成什么是分离的。”
而另一种分离，则是周濂提到的朋友圈的孤岛。每当有公共事件发生，人们就会因为观点相左，取关和拉黑一些人，最后得到一个高度净化的朋友圈。从这个程度来说，周濂认为朋友圈很像从前的BBS。而至于“标题党”的文章，黄章晋认为它们的受众和使用中老年表情包的人一致。因为年轻人觉得这些文章太“低级”，所以它们根本无法抵达年轻人的朋友圈。
在这两种分离的作用下，黄章晋觉得传播的结果呈现出“最大公约数原则”——社交媒体最受欢迎的是“健康”和“情感”问题。他打趣道，“看《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的人看到这两个‘问题’都没问题，不会吵起来。最后都发展成养生和鸡汤”。
但这种“温和”背后真的就没有焦虑存在吗？蒋方舟认为当看到不值得讨论的问题被热议时，自己有一种“知识分子表达的焦虑”。她很疑惑，“当你们觉得真正重要的问题不能以一种重要的方式被探讨出来的时候，会愿意做退而求其次的表达吗？比如从电视剧《都挺好》来分析一下哲学？”
但蒋方舟眼中不值得讨论的“996”和“《都挺好》”，在周濂眼中却并非如此。但同时，周濂也承认，有很多话题被悄悄屏蔽到了公共讨论的范围之外。这在某种程度上，给所谓的知识人构成了很强的压抑感，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伤害。周濂坦言不知道有什么方式能去疏导它，但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他认为有些话题即使无法成为公共议题，也可以在小的范围内讨论，我们也可以从这种非常小的、封闭的圈子里朋友间话题的共享中获得生活的力量，以及这种探讨给你的滋养。 在周濂看来，“温和”关乎你“怎么讲”，“力量”在于你“讲什么”，所以“温和”与“态度鲜明”并不矛盾。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坚持“讲什么”就是一种“力量”，但讲述可以用温和和迂回的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