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府”，强调的是该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据之足以奠定强国基业。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就有关中、洛阳、北京等地，而不只是四川。
“天府”一词，在现在的媒体上，常是四川人的专利：说到“天府之国”，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想到的便是四川，四川省会成都市中心有“天府广场”，新城叫“天府新区”，在建的新机场也定名为“天府机场”。英国学者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一部对川菜的专著，书名就叫《天府之国》（Land of Plenty），英文原名直译便是“富饶之地”。这一称号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十年前《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新天府”，引起了许多四川人的不满。然而在历史上，“天府之国”一词既非四川专有，最初也并非指四川，其意也不仅是说当地肥沃富饶——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何像江南、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这样历史上肥沃富饶不输于四川的地方，却几乎从未被称为天府。在这个简单称谓的背后，隐藏着时常被人忽略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
在现代汉语中，“天府”的含义常仅限于“天府之国”，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权威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就只收录了“天府之国”这一词条，解释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地方，在我国一般把四川称为‘天府之国’。”《古代汉语词典》收录了“天府”一词，但同样解释为“谓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地方”。《辞源》中则列出了“天府”的四种含义：1）周官名，属春官，掌祖庙的守护保管。凡民数的登记册、邦国的盟书、狱讼的簿籍，都送天府保存。府，藏物之所；天，尊称。后泛指朝廷的仓库。2）肥沃、险要、物产丰饶的地区。3）星名。亢宿、房宿都有四星，并称天府。4）人身部位及经穴名。实际上，“天府”的含义极为复杂，还远不止这些，历史地理学者王双怀在《“天府之国”的演变》一文中共举出九种之多，除了《辞源》所列之外，还指：人的“灵府”，表示思想深邃，富有智慧；国家图书馆或档案馆；朝廷或天廷；国库或天子府库；适宜人类生活的富庶之地。
这些含义乍看上去五花八门，但其实彼此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要理解这一点，就得先明白，中国传统上是一种气化宇宙论的思维模式，并相信“天人一体”，即人体在本质上是一个小宇宙。这和西方思维中认为“思维与身体是一部不同质而又相互作用的机器”的假设完全不同，尽管它也强调“心”和“头”作为控制中心来控制其它部位，但采取的却不是一种机械论的隐喻，而认为对“气”的控制和导引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气”不仅是宇宙中有规律流动的生命力，还是人的生命所系，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汉语中说人死便是“断气”。因此，中医、养生术和内功都强调对“气”的吸纳、导引、存储（收入“丹田”），这些“气”在体内沿着经脉流动，在人体的不同部位有“穴位”像关卡一样可以疏通或封闭气流，而当人体出现病痛时便被诊断为是气流不畅所致，需要用针灸刺入穴位的方式来加以疏导，但最重要的仍是对能量的储存、集聚、控制和运用。
由于这种思维模式在潜移默化中支配着中国人对不同领域的想象，因而我们常可以看到它作为一种隐喻出现在不同类别中：中医和气功中用以指人体特定部位的“穴”，在风水堪舆术中也使用同样的术语。与古希腊的解剖医学注重肌肉与神经不同，中医在观察时注重的是“五脏”和“经脉”。先秦时医学原理常被用作政治文本中具有说服力的隐喻，因而人体脏腑的命名与国家政治基于相同的原理，所谓“五脏六腑”，《白虎通》明白指出：“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也就是说，内脏器官是宇宙结构在人体内的体现。“脏”与“腑”的声旁分别是“藏”与“府”。《素问·五脏别论》：“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写也，故满而不能实。”《灵枢·本脏》：“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而《周礼·天官·疾医疏》称：“六府，胃、小肠、大肠、膀胱、胆、三焦，以其受盛，故谓之为府。”五脏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心，储藏能量；而六腑则类似于“传化物”，须“泻而不藏”，“实而不能满”，换言之，能量需要经此处流动、传输，来供给中枢的控制支配。在这样的视角中，人体机能被设想为一个能量的储蓄池，一个人可以通过对能量流入、消耗的控制来获得力量并进行活动。
基于此，我们便能理解贯通不同事务的隐喻：“府”从造字上说本指藏放财货之所，到后来则抽象化为比喻一切储存。《周礼·春官》“天府”条贾公彦疏：“府，聚也。凡物所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饮食所聚谓之六府。”《庄子·齐物论》认为，要摆脱人们之间无尽的是非纷争，最根本的办法是弃绝智慧，藏其知于“天府”，收敛起智慧光芒（“葆光”），在此，“天府”就像“丹田”一样是一个内在的积聚之所。汉语里常说一个人处事有心机谓之“城府深”；风水术上宅第也讲究“藏风聚气”，要山环水抱，才能转运生财，故宅第也称“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府，文书藏也”，这意味着对朝廷来说，文书本身就是行政权力的构成要件。原本内廷机构和人体器官隐喻的“府”，到唐代开元元年（713年）正式成为行政区划名，唐玄宗升国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这本身或许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集中化与内廷权力外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府”的含义始终隐含着“储存、支配、调用关键物资的中枢”这一层意义，因而天府星古称“令星”，在相术中被称为“南斗星主”，主财帛、田宅及衣食。人体所说的天府穴，其位置在将手伸直，用鼻尖点臂上所到之处，其原理在于：中国人相信“鼻通天气”，是生命的关键之处，而“人身诸气之府”的肺借助鼻子“外通天气”。
按中国的传统话语来说，这是一种“势”：天地之间的力量是“气”，而这种力量在作趋向性运行与转化时便是“势”，如果一个人能调动起这种力量也被认为有“气势”。“势”的营造极为重要，无所不在：风水堪舆有龙势，军事打仗有阵势，书画运笔有笔势，文章结构有文势，而军政大事也讲究“形势”，往往须占据有利的“形胜之地”，这样才能预先高屋建瓴，打下基础。这样一个能满足政治需要的基地才是“天府之国”。
“天府之国”：一个军国地理学术语
不难想见，当古人论述政治、军事问题时，也借用了同样的隐喻来说明问题。一如历史学者陈苏镇所言：“从现代学科分类角度看，先秦诸子在理论层次、研究方法、观察角度等方面往往不同，但它们阐述的大多是关于如何‘治’国、‘治’天下的学问。这些学问通常包括人性论、治国方略、历史观、宇宙观等不同层次的内容。”也就是说，先秦时代的士人最关注的还是从政治层面如何治国安邦的策略，只是他们会从宇宙论等不同层次来说明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用“天府”一词来隐喻某一地理区域的说法出现了。首创这一用法的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策士苏秦。《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他游说秦惠王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但秦王反应冷淡，于是他又北上游说燕文侯，其措辞与游说秦王时十分相似：“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
苏秦在此从军事地理学的层面为“天府”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势险固（山河作为屏障）、有军事潜力（马匹和人力）、饶有建立帝王之业的物资。像他这样的思路，在当时各国策士中其实比比皆是，范雎在游说秦王时的口吻与他几乎如出一辙：“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他强调有了这样的土地人民之后“霸王之业可致也”。而范雎受封应侯之后，接待来访的荀子时问他“入秦何见”，荀子的回答也是类似模式：“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荀子·强国》）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治国术视角中，一个地方要能被称为“天府之国”，不仅在于它能提供丰饶的战略物资，还必须易守难攻、能据以立足来奠定强国基业。这一议论之所以在战国时期萌生，恐怕正是由于当时的大国竞争走向了全面动员化，物资和人力消耗巨大，直接转化为决定各国在争霸战争中的生死存亡问题。
前代学者也已总结过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现象。1935年，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的概念，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当时各地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如旧，彼此互不依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
“天府之国”的论述也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其含义乍看是经济学意义上，实则却是一个军国地理学术语。因为“天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非市场经济的“贡赋经济体制”，是通过赋役征派来汲取物资，着力于户籍、地籍、田赋、差役、漕运、仓储等，并最终用于建立强国基业。这显然不是真正的商品贸易，贡赋的物资都是通过税收或武力威胁强取来的贡品，因而这一商业体制是为政治性帝国效力，物资的流通内嵌在政治运作的框架内。在商品和货币经济充分发展之前，这种实物形式的租税、贡赋差不多就是物资流通的主要形态，“政府主要通过直接征发力役、兵役和各种实物维持战争”。大体上，这接近于经济学上所说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也就是径自掠夺他人资产和强迫他人付出劳力，而非通过生产技术和市场运作，只不过古代帝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调集资源供养强大的军队来进一步获得政治权力的扩张——概言之，他们是政治家，而不是合乎经济理性的市场算计者。也正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因而建立政治势力必须要有一个就近的基地，否则远处的物资不易调配。
在军国地理学的意义上，“天府之国”强调的不仅是“物产富饶”，更重要的还在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即便不能争雄天下，至少也能割据一方。南北朝诗人庾信《蒜山被始兴王命作诗》有一句“形胜信天府，珍宝丽皇州”，也指出“形胜”是“天府”的组成要素，不过他这里所说的“天府”乃指蒜山所在的京口（今镇江），当时这里是南朝最重要的关隘。正因强调此地坚不可摧，故而在古代文献中，“天府”常与“金城”并用，《陈拾遗集》卷五：“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又如清乾隆《崇明县志》载有清人名吴金城，“字天府”。
清初学者魏禧曾概括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重点，第一条便是：“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故边与腹无定所，有在此为要害而彼为散地，此为散地彼为要害者。一以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者不择地。呜呼！古今豪杰，暴起草昧，往往迫而应天人之会，初未尝迁地而谋形胜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势，以驱策天下，而天下无以难之。”也就是说，建都的“形胜之地”必须是一块能够控制天下、而不担心天下可以反制的“根本之地”。
在治国术的视角下，这种论述几乎是一种固定模式，虽然未必使用“天府”这一隐喻。如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死后，鲁肃向孙权进言：“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吴国覆亡之后，陆机著《辨亡论》，谈到吴国也是这样一番形容：“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术，敦率遗宪，勤民谨政，循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只不过吴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仍然亡国，陆机故而得出一个深合儒家观念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不在险”。
和“天府”这一战国策士的术语相比，这一观念甚至起源更早。《易·坎》：“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陆机《辩亡论》：“《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国语·郑语》：“虢叔恃势，鄶仲恃险。”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家在极早的年代便已意识到地势险要对自身安危的重要性；然而到战国时期，随着军事征战的激烈化，越来越多的人物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政治上获得优势最重要的条件。《史记·吴起列传》记载魏武侯在西河上感慨魏国“山河之固”，但通晓兵家、法家、儒家学说的吴起却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在此他举出历史史实强调：即便据守地势险要的形胜之地，但统治者“不修德”的话，仍会亡国。
秦代的覆亡证明关中之险固亦不足为恃，汉代儒家更强调“德义”、“仁义”的重要性。《史记·陈涉世家》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贾谊便反对西汉诸帝固守关中以防备、控制关东诸侯，认为“兼爱无私”足可消除天下敌意，使得防备失去意义。这样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每每总有人抬出来。《魏书》卷五四高闾传：“臣闻为国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赏。……《易》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长城之谓欤？”这里他虽然赞同修长城以备北方游牧民族，但同样将“设险”列为不那么重要的一点。《北齐书》卷四〇唐邕传，记载有人对北齐开国皇帝高洋说，并州城“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高洋却说：“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以此表明自己重视的是人才而非城池。后世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发展了这一观点：“图王业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险要财赋之谓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谓也，得其贤也。”这也恰好证明，传统观念中王业正是要“得其险要财赋”。
基于这些历史，儒家士人开始质疑经典中理想的“宅中图大”、“卜居地中”之说，转而强调人才、德性的重要性。唐末李庾《两都赋》中最后总结：“则知鉴四姓之覆辙，嗣重叶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东在西可也。”他认为王朝兴衰还是因为人事，地势不足凭恃，定都在哪里都可以。北宋初期的976年，考虑到开封府在平原上无险可守，宋太祖有意迁都洛阳，于这年春巡幸洛阳，但其弟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反对迁都，理由便是“在德不在险”。明代人也常夸赞燕京适宜建都，但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后，刘溥在《感怀》诗中说到“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龙沙一泪涟”，四塞山河之固显然并未使国家免于这一耻辱。
明白了这一套军国地理学的治国术理念，我们才能理解最早称四川盆地为“天府之国”的诸葛亮，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这一说法的。按《隆中对》所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在这里他首先指出的是“险塞”而非“肥沃”，并紧接着指出刘邦曾以此为基地（汉代益州包括刘邦称汉王的汉中盆地）成就帝业；至于“沃野千里”，只是因为在农业文明的条件下，这是物资供应富足的基本要件，但相比起地势险要的“形胜”之势，这是次要的。在此之前，两汉之际公孙述割据益州时也是如此，重在所谓“地险众附”。常被人忽视的是，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描述益州之前，在谈到江东（“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和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时，其实也是出自相同的逻辑。现在还有一种流行的误解，认为成都平原取得“天府之国”的称号是在李冰父子修都江堰灌溉良田之后，但从政治战略的视角来说，在诸葛亮提出以巴蜀为根据地争雄天下之前，这里不可能被称作“天府”，因为这一称号仅在帝王建都时适用。
事实上，虽然现在很多人以为四川作为“天府之国”形容的是其“土地肥沃”，但历史上谈到时，强调的却是其险要的一面。《周书·齐炀王宪传》：“初，平蜀之后，太祖以其形胜之地，不欲使宿将居之。”也就是说，这里地势险要，故而北周太祖宇文邕不想让宿将镇守，以免此人趁机割据。从据地建业的视角来说，“地险”显然比“肥沃”是更重要的考虑重点，故此杜甫在《诸将五首》中论述政治形势时强调“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南宋楼钥《送王粹中教授入蜀》一诗起首一句便是：“万山四塞围平陆，大为关中次为蜀。”另一位南宋诗人吴潜送人入蜀，在《贺新郎·送吴季永侍郎》中也形容四川是“四塞三关天样险”。清人杨芳灿在谈到四川作为“天府”时强调的也是其险要而非肥沃：“大易云：主公设险以守其国，盖言地利必资形势也，蜀国如天府奥区，直坤维而疆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形势之险甲于寰宇。”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便从军国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强调：“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基于这一判断，他认为“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因而“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最早称四川盆地为“天府之国”的诸葛亮，为何要强调东连荆州、北争汉中，并连年出兵，六出祁山，因为不如此不但无法争夺天下，甚至可能自身难保。
既然“天府之国”是一块能成帝王之业的根据地，也就不奇怪为何像江南、珠三角这样虽然肥沃、但不足以据险图霸的地方极少会被称作“天府之国”了。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其中强调“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然而，帝王建都之地无不都是“以一隅当天下之众”，因而此地最好形势险要，无须四面受敌。事实上，历史上最早、也最频繁地被冠以这一称号的不是四川盆地，而是关中平原。原因很简单，从中国的地形大势和传统政治格局来看，关中虽非最肥沃之地，却被一再证明是建立霸业的极好基地。
在秦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天下之后，这差不多是历代士人的共识。刘邦建立汉朝后，在讨论定都时，“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他定都洛阳，但刘敬和张良均极力主张定都关中，认为这里才是“天府”，但所举出的理由其实都侧重关中“险固”的一面，也即关中比洛阳更适合成为控驭天下的“用武之国”。
秦汉之后，每当有人谈及天下大势，便有人主张关中是最适宜定都来掌控天下的“天府”，在诗文中出现频率极高。唐人袁朗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突出长安一带自来是帝王之地：“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龙飞灞水上，凤集岐山阳。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宸居法太微，建国资天府。”甚至在唐末长安被毁之后，仍有许多人坚信应建都关中以定天下。北宋灭亡后，当时一度考虑以金陵、南阳或长安作为高宗驻跸之地，郑骧认为“南阳、金陵偏方，非兴王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可以驻跸”；《三朝北盟会编》所谓关中“据山河百二之险，自古号天府之国。保关中所以卫京师”；绍兴十年（1140）金人议和，考虑归还关中之地，宋臣张阐力辩取得关中事关兴复：“关中必争之地，古号天府，愿固守以蔽巴蜀，图中原。”
明清虽建都于北京，关中残破，但始终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关中就控驭天下形势而言是最佳建都之地。明末林时对《荷牐丛谈·论京都形势》就认为定都北京虽比洛阳、开封好，但不如西周、西汉之定都关中：“本朝之燕都也，盖与古不同，稍难于周汉而大胜于东汉赵宋矣。夫周汉建都西北，地资建瓴之险、人藉风气之劲，天下莫之竞焉，东汉宅雒已失全势。”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想法，明末大儒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主张，明代危亡，都是因为“建都失算”，他认为金陵是最佳定都之地，理由是形势已变，当时关中人才、经济皆不如金陵，但在他心目中，除去金陵之外也就数关中最适合建都了。但清初的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却明确主张关中是最佳建都之地：“人亦有言：‘建都之地，关中为上，洛阳次之，燕都又次之’……‘然则当去燕京而都金陵乎？’曰：‘金陵可为创业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然则建都者，当何如？’曰：‘法成周而绍汉唐，吾知其必在关中矣。’”（《读史方舆纪要·北直方舆纪要序》）
这个信念直至晚清都一直有人主张。1851年，太平天国起兵后攻占永安，有道州举人胡孝先求见洪秀全，而他提出的建议便是：“关中天府之国，周秦之所以兴，欲争天下，必先取咸阳，然后出山右，定燕蓟，天下可传檄定也。”（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其时列强进逼，尤其是在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攻破之后，很多士人意识到北京的脆弱性，于是许多人再度提出关中才是最适合的建都之地。这些人的立论往往带有战国时期策士的影子，多从天下形势着眼，如1890年汤震著《危言》自序的第一句以“吾欲为策士”来献议，开篇第一卷“迁鼎”，起首便说：“未有三面临边，一面制敌，而足以控引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者”，他认为，虽然北京“内外蒙古依我肘腋，资我卵翼，踞三关、包渤海，此非所谓天府欤”，但现在已不适合建都，长安更适合：“长安，山河四塞，崤函重关，晋豫翼其左，疆陇蔽其右，俯瞷宛洛，前控襄邓，旁襟黔蜀。”
四年后，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问世，同样强调形势已变：“世变靡常，今昔异势。燕京自辽金元明以迄本朝，建都旧地，西南北三垂高山，东面距海，膏腴上壤，形势天然，亦犹古人所称关中天府四塞之国也。”而他开出的建议同样是迁都关中：“求今日之地势，可以居中驭外、雄长天下者，其惟关中乎？关中形势，沃野千里，沟渠四达，耕渔畜牧可以广事屯田。又有河东花马盐池可以为民利。天府陆海，今何必异于古所云也。又况山河四塞，海外诸国舟楫不通，即陆路之铁路火车亦未能遽到。重重关键，气毓真王，南北东西无思不服。自古中兴之主抚有西北，则可以莅中国而有东南，虽时会使然，亦形势之利便为之也。”又数年之后，1900年的义和团之变中，首都北京再度被八国联军攻破，两宫西狩，证明北京在面临来自海上的敌军时相当脆弱，无险可守，迁都西安之说再度兴起。周景勋便上书张之洞说：“都城不迁，建路于引寇招敌之地，虽一寸而不为建。陪都于长安，设路于有利无害之方，虽万里而不惜。”
这差不多也是西安、关中被视为适合建都的“天府之国”的最后辉煌，在那之后，随着近代形势的急剧变化，很少人再去从历史典籍中去理解“天下形势”，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对传统理念的隔阂也日深一日，甚至连“天府”本身的含义也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其结果是，很少人还记得关中曾是“天府之国”，这个称号似乎变成了四川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