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婚真是无解的问题吗？面对催婚，除了在互联网上抱怨，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是否有看待催婚的另外视角？
继《我家那小子》之后，湖南卫视又推出一档名叫《我家那闺女》的观察类综艺。《我家那闺女》延续了《我家那小子》的节目模式——每期邀请四名女嘉宾的父亲与明星观察员共同观察独居女儿的日常生活，了解平时自己不知道的女儿的独居生活状态。目前播出的7期节目，被观察的嘉宾有吴昕、傅园慧、袁姗姗、何雯娜、郭跃、焦俊艳等人。
《我家那闺女》播出后获得极高的关注度，每一期播出后都能喜提好几个热搜；但关于节目的争议和批评也未曾停止。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节目流露出的催婚倾向，演播厅的讨论都围着催婚转，像有媒体做过不完全统计，仅节目前3期，四名女嘉宾就被催婚23次；录制节目时也是安排各路好友轮番上阵，口头劝婚或直接介绍对象。有网友将《我家那小子》、《我家那闺女》和芒果TV正在播出的另一档《女儿们的恋爱》（节目以“爸爸们光明正大看女儿谈恋爱”为核心），并称为“催婚三部曲”。
时值年关前后，很多年轻人对催婚话题深有感触，《我家那闺女》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年轻人怒火的宣泄地，不少公众号也推出相关文章，借对节目的分析批评，表达对催婚的强烈反对和厌恶。只是很多人内心很清楚，催婚的父母并不会看这些文章，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催婚和反催婚都会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催婚真是无解的问题吗？面对催婚，除了在互联网上抱怨，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是否有看待催婚的另外视角？
父母催婚，因为他们是上一代的父母
豆瓣上有一个热门短评强硬地批评节目，“看见一个个爹义正言辞地说自己女儿结婚生孩子就是孝就是为国家民族负责，恶心到想吐”。
这个短评代表了不少人的态度，他们将催婚理解为父母的私欲，以及集体主义思想灌输下的愚蠢，这种自私和愚蠢甚至不惜以自己孩子的幸福为代价。按这个思维出发，许多年轻人自然对催婚深恶痛绝，甚至会得出“父母是祸害”的结论。
可事实上，几个女嘉宾的父亲之所以催婚，其出发点是爱。这种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上一代父母（节目中的父母大多出生于1950、1960年代）普遍的疼爱子女的方式，即全部生活重心是子女、孩子永远长不大、操心孩子的一切事——自然包括婚姻大事。
在2月16日播出的第7期节目中，焦俊艳和Papi酱一起吃饭，Papi酱谈到一个亲人的排序问题，Papi酱的排序是自己＞伴侣＞孩子＞父母；主持人刘欣然也是将自己排第一位。有意思的是，当期有三个父亲都是将自己的女儿排在第一位，傅园慧的爸爸将父母排第一，女儿排第二；焦俊艳的爸爸说，“不会像她们把自己排第一位”，他们都是将自己排在最后。
这其实就是两代人最根本的观念差异：年轻人有权利观念、边界意识，“最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懂得尊重和放手，给予孩子、父母空间；父母把自己放最后，不是自私，是无私，无私到他们爱子女到为子女而活的地步，以至于太多父母不仅从未人格独立过，也没有最基本的边界意识。
干涉便干涉，为何父母认为子女非结婚不可？第2期节目中，主持人刘欣然问到“只有女儿结婚生子，才能够证明她是幸福的、完整的吗？”，几位父亲马上得出一致认同的结论。
父母认为婚姻是必需品，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体系里，婚姻是“好东西”，人人都可以有的，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少；而一个人的认知体系，与他们的成长背景、接受的教育、人生经历有关。虽然李银河老师在《奇葩大会》中提出了“婚姻制度终将消亡”的观点，但应该看到，那是“终将”；婚姻制度已经存在数千年了，在过去漫长的历史进程里，婚姻的确是“好东西”，它是我们从匮乏社会走向丰足社会的重要前提。婚姻制度有助于家庭的稳定、繁荣和幸福，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幸福。就比如节目的父母都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代，两个人的结合就意味着责任共同承担、财富一起积累，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则是“养儿防老”。
也即，从功利角度看，婚姻就像是两个人的合作，它的效益高过一个人单干。上一代父母是在这种观念下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也是这种观念的受益者（节目的几组父母都婚姻幸福，子女成器），他们自然希望女儿能够复制他们的路径。
总之，父母催婚主要是出于爱——只是他们是上一代的父母，观念也停留在上一代。他们往往察觉不到这种没有边界感的爱会给子女造成压迫，无私也会成为另外一种意义的“自私”。你可以说父母“古板”“落伍”“爱的方式错了”，但实在不应将父母的爱理解为“恶心”或“勒索”。
子女有权反催婚，但我们是合格子女吗
父母是上一代的父母，但子女已经是新一代的子女了。于大城市里的许多人而言，婚姻已经不再是必需品，它只是一个选项而已。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指出，“个人最主要的义务在于对自身负责，而非对他的伴侣或者孩子”，当代对个体的推崇已经远远超越了想象。
我们爱自己、爱独立、爱自由，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太舒适了，就像节目中的袁姗姗那样，一个人的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如果是两个人生活，可能就意味着迁就、让步、妥协、磨合。因此很多人不断降低婚姻在生活中的次序。
这时与父母的观念冲突就出来了。父母的干涉成为困扰，困扰激化为矛盾，矛盾累积为痛苦，甚至导致很多年轻人与父母关系恶化。这样的情况愈发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催婚日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互联网上也形成声势浩大的反催婚声势，层出不穷的文章批评中国式父母“人格不独立”，批评中国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纪伯伦的“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都快被引用泛滥了……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父母成了压迫者，而子女们都是受害者。
如果你不想结婚，你当然可以旗帜鲜明地反催婚，你当然应该守护你的权利——哪怕“侵犯者”是你的父母。只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你索取了一切属于你的权利（甚至过度索取），却从未履行好与权利相匹配的义务？
比如你虽然说“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但你想过没有，“你的父母，其实不是你的父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世界上的确有许多混账父母，但混账子女更多。许多子女享受着父母亲全心全意的爱与付出，他们习惯了向父母伸手，名牌衣服要父母掏钱买，房子要父母掏钱买，婚礼的钱要父母出；可一旦父母干涉了他们什么事，他们就忙不迭地大声嚷嚷：我要做自己，你们不要来干涉我……你苛求了父母抚养栽培你的义务以外的东西，要车要房子时你怎么就没想到独立？这其实是假独立、真自私。”
多少中国式子女工作后还在啃老（如果以18岁为基准，那90%以上的子女都是啃老族）？多少人买房买车需要父母掏空积蓄？需要父母付出时，你心安理得享受父母的牺牲，可一旦涉及到你的权利，你就大声嚷嚷“父母是祸害”，这是哪门子的“个人主义”？“自私主义”更贴切。
因此，假若你成年后就彻底断奶，并履行好赡养父母的义务，那么你不理会父母干涉、为自己而活，旁人无权置喙。可假设你平生都在享受父母为你做的一切牺牲，却又不让渡自己的某部分权利（连听他们唠叨都觉得烦），那么你的抱怨也没有太多值得同情的地方——只会让人觉得你是“白眼狼”。
去沟通，而不是防卫过当、反应过激
在《我家那闺女》播出前两三期后，有不少公众号给该节目“判了死刑”，认为节目“消解独立女性价值”云云，但完整地看了目前播出的7期，笔者认为这些批评有些反应过激（当然也有可能是批评声让节目组改进了）。节目在议程设置、话题引导上围着催婚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节目热度与收视率的需要——催婚是最容易引起年轻观众共鸣的一个点。但节目的价值立场，是否一直在鼓吹结婚的必要性，是否更多站在父母的立场上？
其实并没有。节目组虽有意放大催婚与反催婚力量的冲突，但就观点上来说，它还是通过剪辑，努力做到均衡。比如第2期，李立群说，“天下父母心是希望我们的儿女幸福，结不结婚只是一个动作”；第4期，包文婧来帮袁姗姗收拾，袁姗姗自我怨叹“谁娶到我也是倒霉时”，包文婧回应她，“每个人的优点都是不一样的，不能拿会不会干家务，去衡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第5期，嘉宾王刚对郭跃父亲的“逆爱”提出直言批评，并说父亲对成年女儿应该扮演的角色是“守望”，守着，然后望着子女慢慢走远；第6期，更是将郭跃请到演播厅，让父女俩消除隔膜，真正沟通起来；第7期，请来的嘉宾易立竞是支持不婚的单身女性，与几个父亲进行辩论，一开始态度最强硬的焦俊艳爸爸后来也“大彻大悟”，女儿自己做的决定未必是错的，反倒是自己为她安排的路可能不适合她……
因此，通过节目除了看到催婚这一客观事实，我还看到节目组纾解这一困境的尝试和努力——它并不是说结婚好还是结婚不好，而是想让两代人理解彼此的立场，为他们搭建沟通的桥梁。
去沟通，是年轻人面对催婚最重要的解决方法。一则，沟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年轻人的“义务”。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但赡养除了最基本的物质赡养外，还有一个精神赡养，即理解、尊重、关心、体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使其愉悦、开心。很多年轻人钱是给够了，但平日里与父母沟通还是太少，比如父母的微信懒得回，父母若问起工作生活，也懒得说，因为认为他们不懂、也不想让他们担心。如此，不仅父母的情感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客观上也加剧父母对子女情感生活的关注——没啥可聊、没啥可说、没啥可寄托的，只能将精力集中在子女的情感大事上。
二则，代际矛盾永远存在，不仅是我们与父母之间，也将存在于我们与我们的下一代之间。父母很难改变，我们也不会妥协，只有沟通一条路可走。有子女会说，催婚明明是父母思想不开化，凭什么成我的责任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书介绍了人类文化传递的三种模式。通俗地理解，第一种是由父及子、由前至后的“前喻文化”，第二种是无分长幼、相互学习的“并喻文化”，第三种是长辈需要反过来向幼辈学习取经的“后喻文化”。你不是凭空成长的，父母在“前喻文化”阶段耐心教导了你，在“后喻文化”，由你来教导他们，可以不要如此不耐烦吗？
三则，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在过度讨好年轻人——因为社交网络是年轻人的天下，消费世界里年轻人是支撑力。各大公众号都敏锐地捕捉年轻人的情绪，他们喜欢什么、反感什么，再将这些情况都推到一个极端，以满足年轻人的情感宣泄，换取流量和金钱。因此社交网络上的中年人，多是“油腻”的；孩子，常常是“熊孩子”；老人，往往不可理喻，是“坏人变老了”……
《社会性动物》一书中写道，“人们往往给过失者冠以诸如‘疯狂的’‘虐待狂的’或其他什么名称来解释他们的令人不愉快的行为，从而把他们从‘好’人中排除出去。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必为其行为烦恼了，因为它和好人无关……”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懒惰和不作为——我们已经事先预设了他们是“坏的”，并且无从改善，由此便省掉了改变的努力，我们要做的只是在社交网络上宣泄下对他们的反感——多快好省、又爽又能抱团还能凸显出自己的“新潮”。
但某些时候，是否有可能是我们过度敏感、防卫过当、反应过激了？我们没认真去做过，怎么就觉得不可能呢？哪怕你让父母知道单身的你过得非常幸福，这也是一种劝说和沟通，但你试过吗？如果沟通不了，你试过为父母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吗？只会在网络上撒气抱怨，跟现实生活中到处托人介绍对象的父母又有什么区别？
可以预料文章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可事实上，你会说的那些道理，我都赞同并理解——关键是，父母们看不到，或者假装看不到。提供情绪的宣泄很容易很解气，但它也往往是无效的；最务实也是最困难的办法，只能是试着去沟通——不是那种向父母扔几个大道理、然后捂上自己的耳朵的沟通，而是心平气和、愿意倾听、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说服的那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