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来关于《老友记》的新闻让这部经典美剧再度刮起一股怀旧风。在剧中，六个人的故事串联起了一幅马赛克般的城市图景，与刻板乏味的郊区生活全然不同。尽管生活中有泪也
几个月来关于《老友记》的新闻让这部经典美剧再度刮起一股怀旧风。在剧中，六个人的故事串联起了一幅马赛克般的城市图景，与刻板乏味的郊区生活全然不同。尽管生活中有泪也有笑，他们勇敢地寻求爱与被爱，勇敢地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是一部可以在饭桌上追的剧，也是一部可以在睡前追的剧，更是一部可以治愈伤痛的剧。在六位主人公色彩斑斓的都市生活背后，是从冷战结束到反恐战争之间美国十年之久的黄金时代。今天的美国社会大概早已没有了剧中人的那份从容，巨变的种子早在六人成行之前就已埋下。在《老友记》轻松故事的背后，它们正在潜滋暗长。
芝加哥东南部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地区之一。从19世纪末开始，这些分布在密歇根湖沿岸的钢铁厂雇佣了数十万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来自不同族裔，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来到这里。但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变。工厂一个接一个关闭，留下了一个被经济崩溃和重工业留下的有毒环境所摧毁的地区。这里不再是工业巨兽般的钢铁厂，这里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地区。就连这里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都是0号（Exit Zero），似乎预示着出路为零。198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妈妈把克里斯蒂娜·沃利从被窝里叫醒并告诉她，爸爸工作了几十年的工厂破产倒闭了。那时的沃利只有14岁，她也许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从这个早晨开始，她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沃利已近花甲，也许正是少年的经历促使他成为一名人类学家。她用一本书告诉我们，当经济结构转型剥夺了曾经的就业岗位，一个家庭可能变成什么样子，一个社区又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在《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张伊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中，沃利将自己的人类学视角带回家，审视了她的家庭和整个美国蓝领阶层的命运。这里有沃利家族四代人的故事——曾祖父母和祖父母两代人伴随美国工业经济的繁荣而实现了阶层跃升，父母则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创伤，沃利自己在幼时遭遇家庭变故后凭自己努力考上大学；这里更有一座工业城市蹒跚挣扎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在随后的几年里，成千上万生活在其他地区的工人也失去了在工厂的工作，而这只是美国大规模去工业化的一个缩影。在沃利的笔下，真正令人心碎的不是在口述访谈中那些悲剧性的人生经历，更不是地方档案记录下来的失业故事，而是她对“阶级”的理解，是“因为我们暴露在有害污染物和有毒物质构成的环境中，阶级改变了我们的细胞、器官和生物进程的化学构成”。实际上，她本人就因为生活在工业污染的环境里而身患癌症。在对家族和社区变迁的反思中，沃利没有简单地将美国工业城市和一代美国蓝领的沉浮归咎于全球化或者美国传统企业的高成本和低效能，而是将矛头直指华尔街，批评70年代以来的去管制、减税和市场化使得企业和财商精英积累了大量财富，助长了他们的贪婪与欲望，最终使得美国经济金融化。这是她对于美国去工业化的解释。在这些变化刚刚起步时，沃利父亲所在的威斯康星钢铁公司破产了，如今则是爆炸式的不平等将美国社会撕裂，美国各界的政治共识几乎荡然无存。本书获得2014年工人阶级研究协会颁发的C. L. R. 詹姆斯最佳图书奖（C. L. R James Prize for Best Book），以及人文人类学协会颁发的维克多·特纳民族志写作奖第二名（2nd Place Winner of the Victor Turner Prize for Ethnographic Writing），沃利“生动、坦率、深刻地讲述了她从失业钢铁工人女儿到一所精英大学终身教授的经历，这本‘自我民族志’鲜明地揭示了上个世纪美国阶级政治和美国工人阶级的艰辛”，本书是“政治经济学、移民史和城市人类学的最佳作品”。
当我们想到后工业美国，怎能会忽视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从“民主的兵工厂”到破产的美国城市，工业城市的辉煌与后工业城市的萧索，再没有另一座城市能够更加鲜明地展示这种变迁意味着什么。笔者借由翻译的机会，重读了托马斯·萨格鲁关于二战后底特律的名著《美国城市危机的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底特律的种族与不平等》（Thomas J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这是一部底特律的历史，但书中的故事不仅仅关乎过去，也不仅仅关乎底特律。本书涉及几十年间的公共政策、企业的决策和种族间的敌意，这些因素不但塑造了今日的底特律，也为她的未来划下了难以改变的轨迹。20世纪50年代初，还只是黑人青年心生抱怨，他们抱怨自己的遭遇与父辈迥然有别，抱怨这个社会与自己渐行渐远。无论经济形势是好是坏，无论就业人数是高是低，底特律黑人失业率始终远远高于城市平均水平。到1980年，有将近半数成年人，他们与正式经济的劳动力市场之间只有微弱的联系。过去，大部分穷人与主流劳动力市场有一定联系，而在20世纪后期，城市贫民却发现自己处于经济的边缘。作者发现，去工业化的冲击并不均衡，因为无论是工业高歌猛进的时代还是二战后的萧条岁月里，受伤最重的永远是非洲裔美国人。就业中持续的歧视、技术变迁、制造业去中心化和城市经济下滑强烈影响了底特律大都市区黑人的工作前景。白人和黑人之间永久性的种族分裂使得更多黑人经历了去无产阶级化。成千上万白人正在搬到城市蓬勃发展的郊区。黑人也在搬家，但他们被牢牢封锁在种族界线之内——相比美国历史其他时期的其他人群，底特律黑人被困在城市的特定区域里，无法通过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来适应一个变化中的劳动力市场。城市工业经济基础日渐薄弱，已经无法为黑人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但60年代很少有黑人能够跟随就业岗位一同离开城市，他们因居住隔离而没有机会离开，也因为资源有限而没有能力离开。即便有的选，也谈不上值得选。正像萨格鲁说的那样，在美国工业城市面前，“去工业化如同一个倔强决绝的浪子，头也不回地带着汽车企业和供应商前往郊区、前往中西部的乡村、前往阳光带、前往加拿大和墨西哥，前往全世界寻找廉价劳动力、低税率和宽松的管制”，留下来的何止一地鸡毛。底特律和其他美国大城市若想复兴，只能向历史寻求答案，用不屈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回应战后城市转型的持续影响，以更具创造力的方法与盘根错节的种族、居住、歧视和工业衰退等力量一一周旋。可是对于种族高度不平等的美国城市，作者已经失去了对于其可能复苏的信心，“长期以来，少数族裔被隔离在条件最为恶劣的社区里苦苦挣扎；长期以来，紧缩政治在城市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种下的恶之花已然开花结果；长期以来，底特律和底特律人早已在州和联邦的政府舞台上变得人微言轻”，因此像底特律这样的城市，距离复兴怕已是远隔重山了。萨格鲁是土生土长的底特律人，写作本书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历史“青椒”，但《美国城市危机的源起》出版次年即获得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即肯尼斯·杰克逊奖（Kenneth Jackson Book Prize），1998年又斩获有美国历史学最高奖项之称的班克罗夫特奖，后被普林斯顿大学选为最有影响力的100本书之一（Princeton Classics）并两度再版，如今已被多所大学列为城市史课程必读书目。这是关于底特律衰败的故事，但如果仅仅将本书视作对底特律城市危机的思考，显然低估了其在方法论和解释力方面的意义。
不过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在去工业化的冲击下一蹶不振。匹兹堡曾经是钢铁的代名词，但如今，这里的大部分工厂都已不复存在。与许多美国中西部工业城市不同，这个曾经的制造业中心城市现在被服务经济主导——尤其是医疗保健。匹兹堡的变化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都注意到从曾经的钢铁之都到今日的高技术城市，匹兹堡在100年间经历了萧条和复兴，以医疗、教育为代表的服务业成为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复兴引擎。匹兹堡大学城市学家萨比那·迪特里克不无自豪地说：“想要寻找希望吗？来匹兹堡吧。”可新经济的另一面却很少引人瞩目，加布里埃尔·维南特的研究倒是个例外。维南特《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刘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改变了我们对去工业化的理解，他认为去工业化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即医疗保健经济，由此产生了数百万低收入的、大多数没有加入工会的白人女性和少数族裔劳工——在20世纪50年代初，该地区很少有人从事医疗保健工作，而近20%的人工作在金属行业，尤其是钢铁行业；如今，匹兹堡市内或周边地区很少有人从事钢铁或其他工业工作，但医疗保健工作占该地区劳动力的近20%。他以社会史的视角探讨了后工业转型对一座城市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他关注的不是熠熠生辉的新医疗保健产业，也不是在匹兹堡复兴中心高层摩天大楼里上上下下的白领精英，而是将日常生活的微观细节和美国接受“大规模低工资私营部门就业”的宏观层面分析结合在一起。在此期间，在钢铁和金属加工行业，工资相对较高、有工会的就业岗位大幅下降，而在医疗保健和相关部门，工资低、不稳定、没有工会的就业岗位激增。工人阶级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从不成比例的白人和男性，变成不成比例的非白人和女性。他写道，由于战后福利国家“通过工业经济支柱向工人阶级提供经济保障”，即以工业民主换取工资和福利的增加，因此去工业化是一种集体经历。几十年来，关于工业衰退社会史的学术研究表明，裁员和工厂关闭是如何使整个社区破裂的。在此基础上，维南特探索去工业化的社会危机如何导致社会再生产的破碎和日常生存策略的重新配置，如何重构了家庭结构和社区关系。那些有家人和朋友可以求助的人获得了贷款、食物、日托，幸运的人还能找到工作；那些没有在邻居或社区机构找到帮助的人，则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当烟雾停止从河边的大火炉里冒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到人生变了，无论这种感觉来得敏锐还是迟钝。维南特指出，“在工业就业下降的同时，护理劳动力的增长并不是巧合，这些过程是相互交织的”。随着钢铁工人及其家人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更多的医疗保健。即使工业经济急剧萎缩，护理经济却蓬勃发展。医院和养老院掀起了招聘狂潮，但许多护理工作与该市失去的制造业工作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与他们的蓝领前辈不同，家庭保健助理和医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难以预测，工资却很低。新的工人阶级不成比例地由女性和少数族裔组成，这改变了美国蓝领家庭的结构。有评论人相信，“关于蓝领工人被粉领工人所取代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多讨论，但让这本书脱颖而出的是维南特的观点，即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现象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原创作品，但它也生动易懂”。本书获得2022年度的C. L. R. 詹姆斯最佳图书奖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奖（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Award）。
岂止是医疗产业，在许多走上转型之路的美国城市里，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大都市时代中心城市新的增长点和复兴机遇。对于中心城市而言，金融、信息服务、通讯和政府等行业成为中心城市最重要的就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产业、教育和文化产业等新型部门成为中心城市着力发展的对象。可转型并不只有光鲜的一面，更不会只有胜利者，那些在被光环遮挡的阴影里的劳工阶层同样值得关注。他们曾经是“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在60年代末将保守派尼克松送上总统宝座；他们如今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正如记者莎拉·斯玛什在她的著作《心脏地带：在这个地球最富裕国家打拼和受伤的回忆录》（Sarah Smarsh, Heartland: A Memoir of Working Hard and Being Broke in the Richest Country on Earth, New York: Scribner, 2018）中所写的那样，“你可以在这个国家呆很长时间而不被人看到”。1980年，斯玛什出生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农村，里根政府削减福利、去管制和市场化改革正在逐渐波及到这里。她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写道，她出生的年代“正逢我的生活和美国工人的经济衰退将同时展开……但我们在堪萨斯的田野里还看不见它”。斯玛什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透过她坎坷的经历，读者看到的是美国中部贫困家庭的遭遇。这虽然是一本关于贫困和贫困造成的混乱的作品，但语句之间却常常充满诗意。她在离婚的父母之间辗转，有时跟着祖父母一道生活，跟着他们去任何能找到工作的地方。与前几代人相比，她的生活已经算是稳定的了——斯玛什的母亲在18岁生下孩子之前，住过48个不同的地方；她的祖母结过七次婚，为了给自己和孩子们寻求更好的生活，她几乎走遍了整个中西部。为了生存下去，拼命干活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常常是没完没了的、累人的工作——斯玛什的祖父耕种着160英亩的土地，兼职做屠夫，还得收集和出售铝罐来维持生计；她的父亲是一名熟练的承包商，最终从事了一份运送清洁溶剂的工作，因为化学中毒而患上精神衰弱。斯玛什写道，因过度劳累导致的身体虚弱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很少有人能获得医疗保健，“种植食物、供应饮料、建造房屋、组装飞机，这些都是有钱的人吃、喝、住、住的东西，而你自己的身体却不能去看医生，这种感觉真是太糟糕了”。斯玛什写道，她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准备了15年，“我们的故事恰好是关于贫穷的，贫穷不仅会带来心理上的危险，还会带来致命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改变了一个个像斯玛什一样的家庭，也改变了美国。本书值得与《乡下人的悲歌：一个危机中的家庭和一个危机中的文化的回忆录》（J. D. Vance,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New York: Harper, 2016）对读，这两本回忆录的作者，都是最终在教育的帮助下超越贫困的人，都追溯了各自动荡和混乱的童年。不过两位作者斯马什与万斯的观点却针锋相对。万斯讲述的是一个让保守派着迷的神话，那就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自己懒惰；而斯玛什则谴责这样的神话，她要告诉我们，贫穷不是懒散和错误选择的结果，美国梦并不一定是任何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实现的。但两位作者的回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现实，那就是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这种分裂体现在政治上，体现在种族上，也体现在社会经济上。一个永久的贫困群体正在形成，他们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用尽毕生的力量呐喊却很少有人能听到。
后工业美国，有的城市还陷入在衰败的泥潭里，有的城市已经走上了复兴道路。但这样的复兴，真正的受益者究竟是何人？城市的物质环境改善了，富裕人口和中产阶级回来了，产业结构得到升级改造，但也出现了城市空间破碎、社区有机性解体、阶层分化和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等问题。城市空间呈现碎片化和两极化的趋势，复兴社区和衰败社区交织在一起，中产阶级和富裕人群居住在环境优美、交通便捷的高端社区里，穷人被排斥在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之外，只能蜗居城市边缘，彼此之间如同两个世界一般彼此隔绝。他们很少出现在《老友记》的故事里，但在美国存在了几代人的深层断层线早已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