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的语言化——语言变异与文化记忆的关系

由若干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的网络流行语“被自杀”突破了“被字句”的规则，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修辞构式转化成了语法构式。这是当代语言变异的典型代表，也是由事件动因导致社会记忆“语言化”的难得样本。社会记忆的语言化直接导致语言变异，对应着交际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的过程。经由网络的助力，“被组合”被接纳为语法构式，在当代的文化记忆中被保留下来，极大地揭示了当前中国的社会构造和民众的身份认同。

语言的第一属性是社会性。当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申明“在任何时候，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的特征之一”的时候，他希望强调的是“不能把语言看作一种简单的、可以由当事人随意改变的规约”，要看到“同社会力量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的时间的作用”和“说话的大众”。

时间、大众和社会三股力量合流，推动了“语言与社会共变”；遗憾的是，社会语言学的这一常识往往被误读，索绪尔在此多有提醒：有价值的变化无意于个体化的“言语”或“言语活动”，而在于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一旦发生变化，对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及其社群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引言】社会记忆：语言与社会共变之后

语言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范型，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套独特的常识系统。语言包含了我们在认知过程中划分和组织世界所必须的范畴和结构方式，提供了对相应认知对象的解释方式、分类原则和有关的知识积累。语言由此成为社会（集体）记忆的根本载体。语言的变异，因为改变了社会认知的范型而必然连锁性地引发社会记忆的重新整合；而社会记忆的变化，其直接的表征就是语言的变异。

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语言变异的研究集中在语言变体、多语多言、语言接触、语言转移和言语民俗等领域中，尤其是在新词的出现和旧词的消亡、优势话语的更迭、方言对地理民俗的存档等具体事项上着墨尤多，所反映的是社会记忆纷杂而细微的改变，基本不涉及类似语法变异这样对认知和记忆影响甚大的话题。当然，这也是由于语法的变异通常是缓慢的，在社会语言学才半个世纪的探索历史中还极为罕见。相对而言，语言史的研究侧重语法变异，近年来以虚词个案溯源为范式的汉语“语法化”研究就很有代表性。然而，面对悠久的语言史，多数变化是无法确定其准确时间的，被记录下来的已是语言的残迹，而引发变化的社会事实却往往无迹可寻了，相伴随的社会记忆也就很难得以确证。

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研究中既是传统话题，又是新近的热点。有意义的是，社会学者相当强调语言与社会记忆之间的能动作用。早在1925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就注意到语言在与社会紧密相关的“集体记忆”中的重要性，“不存在没有词语对应的回忆。正是语言，以及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社会习俗系统，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重构我们的过去。”他研究失语症患者，发现“在相当多的细节性要点上，失语症患者的思想和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扬·阿斯曼（Jan Assmann）指出：一个社会保持文化记忆的文化遗产，是在向自身和他者展示所属社会的构造和倾向；而“集体的认同”，“它建立在成员有共同的知识系统和共同记忆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点是通过使用同一种语言来实现的。”

聚焦于本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社会与语言的双向影响无法低估。网络打破了文化意义上的诸多垄断，纪实性开放性的民间表述在与体制媒体的博弈中逐步占据了一定的话语空间。2005年，中国网民数量突破一亿，网络语言开始成为一种独立变体；在接下来的六七年时间里，反映民间舆情的网络流行语现象从语言事实升级为了社会事实。转型导致的现实变革乃至观念冲突都在网络流行语中得到了及时呈现，其中凝结的社会想象和生活经验成为可资查验的社会记忆；而网络流行语的极速演变使得原本缓慢的自然语言变异在短时间内得以观察，也为我们一窥其对社会记忆的建构作用提供了可能。

“被自杀”是2008年出现的网络流行语，它不仅展现了社会事件被语言表述并最终改变语法体系的全过程（即下文将详述的“语言化”），而且揭示了社会记忆“语言化”对社会认知乃至社会记忆所产生的塑型影响。这一典型个案，对于全面理解语言的社会性，探讨语言变异对于文化记忆的建构功能具有样本价值，值得深描。

“被自杀”：事件动因与修辞构式

2007年，“人民网”舆情监控室开始发布蓝皮书《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以体制媒体视角发布重大舆情，开始记录涉及与网络流行语相关的诸多公共事件。“被自杀”是该报告2008年排行第二的网络流行语，“在河北沧州警察虐杀歌女的网友议论中开始出现，阜阳‘白宫’举报人离奇死亡后流行于网络”，含义是“警方‘自杀’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以百度和谷歌中搜索出来的结果看，“被自杀”当年共计出现在了14330400个网页上；而在与“人民网”有隶属关系的《人民日报》上，截至2017年4月底却仅有2个语例。

（一） 被关注的偶发事件

该报告提到的流行原因是一起真实的新闻事件。2007年，曾任阜阳市某经贸发展局局长的李国福多次到北京举报该市颍泉区区委书记张治安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民间俗称“白宫”)等问题。2007年8月26日，李国福从北京返回阜阳当天即被颍泉区检察院带走，随后被拘留、逮捕。2008年3月13日凌晨，“白宫”举报人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死亡。对于李国福的突然死亡，当地检察机关公布的调查结果是：李国福系自缢身亡，根据是“其死亡现场呈现自杀迹象”。但李国福家属不认可这一结论，他们认为李死因蹊跷，有待查明。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许多网民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李国福没有自杀动机，因此，他们怀疑是被他杀。为了表述这一既像“自杀”又似“谋杀”的蹊跷死亡事件，网民们创造性地在“自杀”前加“被”，产生了“被自杀”这一奇特的表达方式。

（1）今年初，李国福意外死在监狱医院。检察院迅速做出鉴定结论，称其“自杀”。众多网民认为，他是“被自杀”而死的。（东方早报，2009.08.16）

（二） 被激活的修辞动因

语言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种利益或情绪。网友意图描述李国福的死亡事件，同时又想对此表达质疑、同情甚至愤怒之情，而既有的语法系统却不足以表达这样的话语事件，“被自杀”这一当年并不符合语法要求的说法也就横空出世了。按照刘大为的观点，“在语法功能之外那些相对来说较为具体、较为特殊或较为少用，以及立足于新的认知经验和交互意图才萌生出来的功能要求，依然要在语言的结构中得到实现。与语法功能相比，它们就成了似乎在追求特定效果的修辞动因。”公众对“白宫”非自然死亡事件产生了强大的言说欲望，这正是当年“被自杀”这一说法被发明的修辞动因。

“被自杀”出现在网络之初，是一个“修辞构式”，也就是依据语法无法完成意义推导的格式，因为“自杀”是一个自主动词，无法用在表示被动的“被”字之后，所以它还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修辞说法。具体而言，就是在言语交际时，说话者和听话者需要动用相当多的认知和沟通成本，诸如复述或了解“白宫”事件等信息，才能调动背景知识来扭转语法习惯带来的认知惯性，将“被自杀”的意义暂时理解为“被他人判定为自杀、被他杀或被迫自杀”。很快就有学者开始认定这是一类能“产生强烈的修辞效果”的“反讽”，其手段是“言者故意把‘说’字隐去，把嘴上说的当成实际做的”，“利用语言的‘自反性’故意把‘名’和‘实’混淆。”

（三） 被突破的“被字句”的语法构式

所有的“修辞构式”都是对“语法构式”的突破，因为语法构式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惯有语法格式，是可以通过构成成分来推导其组合意义的，而修辞构式则不能。参照“被字句”的语法构式来看，“被自杀”在当年无疑是违规的。

汉语语法研究的多数学者普遍认为被动句里的“被”字是由表示“遭受”义的动词“被”演化而来的，即“被”由表示“遭受”义的动词演变为表示被动语法意义的被动标记。“被”后面的动词要带有强及物性且不可为光杆的动词，“被”之前的主语需要与后面的名词之间具有施受（也就是动作的发出者与接受者）关系。如例2就合乎“被”字句惯常的语法构式：

（2）外交部确认中国公民樊京辉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并残忍杀害。（新京报，2015.12.13）

例中“杀害”的动作发出者是“极端组织”，接受者是“樊京辉”。比较之下，“自杀”的语义要求施事和受事都是自己而非他人，所以无法进入传统“被”字句的语法构式。“被自杀”因而成为对语法构式的突破，随即引发了语言学界的持续关注。2009年王灿龙就以《“被”字的另类用法》为题指出这是一个现象级的语言变异，但“这类不及物动词的‘被’字句用法主要限于网络，至于能否真正进入一般的日常语言生活，并被大众和学界所广泛接受，还不得而知” 。

“被组合”：社会事实与语言变异

那么，“被自杀”这几年的应用情况如何？让我们以百度指数为参考，来说明“被自杀”在网络上的搜索规模。

（一）“被自杀”的固化

从图一可见，2008年首现于网络的“被自杀”，是从2009年开始被网络热搜的，其中较高的三个波峰都有明确的事件动因，它们强化了公众对“被自杀”这一说法的理解、适应和记忆。

第一个波峰出现在2010年1月，广东深圳市的台资企业富智康集团（2013年以前名为“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及生活园区发生一起员工坠楼身亡事件，在之后的半年内有国内主流媒体报道的一系列跳楼死亡或重伤事件多达十余起，大多数死者的自杀动机或死亡原因未知，之后富士康员工跳楼新闻被封锁。中央部委联合调查组于当年5月前往调查；而网民普遍认为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富士康员工“被自杀”的元凶。十多次跳楼案的报道成为一次次对“被自杀”这一新兴说法的强制性复述。第二个波峰的时段在2011年8月底。湖北公安县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谢业新，在协助查办该县副书记贪腐案后不久在办公室内身亡，身上有10余处刀伤，当地公安机关宣布其为“自杀”，但诸多蹊跷敏感之处也引发公众认为其“被自杀”的疑虑。由于与“白宫”事件的高度相似，这一轮波峰达到最高值，“被自杀”以几乎复制的方式再次被阐释与传播。第三个波峰是在2013年5月上旬，北京京温商城安徽女孩袁某坠亡案后，民间回应激烈。知名博主“琢磨先生”率先发表了“不会自杀承诺保证书”，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推特上以数十万人次的量级被复制转发，一些知名用户如李开复等人的加入更是引发社会的热议。至此，“被自杀”以不需要解释的方式直接进入了人们的自觉表述中。

（3）我是李开复，我绝对不会自杀。将来如果我出任何意外都是他杀，请警方务必彻查。转发本微博并做出你的承诺以防被自杀。（原微博已被删除。仍可见于https://twitter.com/kaifulee，2013.05.09）

于此同时，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见诸自媒体。“躲猫猫”、“俯卧撑”；“喝水死”、“鞋带死”、“睡觉死”“谈话死”、“噩梦死”，等等，都曾一度流行网络。虽然没有以“被自杀”为新闻关键词，但是它们曝光的各种事件细节，固化了人们对“被自杀”的理解和记忆，以联想的方式与“被自杀”构成语义上的聚合关系。

（二）“被组合”的衍生

2009年7月，西北政法大学应届毕业生赵某在天涯论坛上发帖，揭露所在高校为保证毕业生就业率，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用工单位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以造成毕业生就业的假象。

（4）在从未听说过就业单位的情况下，便与当地一家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对此，高校毕业生赵冬冬自称“被就业”。一时间，“被就业”成为社会热门词汇。（人民日报，2009.07.27）

这是在《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的“被组合”语例。“被就业”一说套用“被自杀”的格式，引发了“被组合”的风行。

（5）2009年“被”字被广泛使用并不是某个人的心血来潮。早在60年前，中国人就是“被压迫”、“被欺负”、“被剥削”的。60年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例如：“被代表”、“被富裕”、“被就业”、“被自杀”等等。（杨恒均，新浪微博，2010.01.04）

此时，以“被自杀”为代表的“被组合”（如“被代表”、“被富裕”、“被就业”）明显不同于 “被压迫”、“被欺负”和“被剥削”这类被字句，人们通过突破传统的语法构式来描述自身所遭受着的被动现实。这时的“被组合”仍然是一个修辞构式，“事实上，恰恰是人们先感受到原本自己能够控制的行为或状态，现实中却在人为操控下对自己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压制力，变得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它们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换句话说，它们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已经被赋予了强及物性，人们才会在语言使用中自然地将它们充填进‘被’字后的及物性空位。”

这一系列的“被组合”使得这一修辞构式衍生为一种“框填式”的网络流行语，“被”与其后的框填成分在语义搭配上出现“被动+非被动”的悖论。具体来看“被”字后背框填的部分，第一种是[+有意识、+可控制]的，在行为域或认知域中具有自主性，动作或状态的完成不需要出现他者，这就与前面所加的“被”的“被动义”矛盾了。如：

（6）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被捐款”、“被就业”等词语时，长沙市民张健尝到了“被买房”的滋味。 （中国青年报，2010.03.03）

第二种是[+有意识、-可控制]的，在行为域或认知域中也具有自主性，但其动作的完成或状态的持续是不可由主体自身或其他主体所控制的，因此同样与“被动”构成矛盾。如：

（7）从“被艾滋”到“被痊愈”：农民李建平的艾滋乌龙史 （南方周末，2009.09.02）

第三种[-有意识、-可控制]。往往是用于描述事件或状况，无所谓主动更无所谓被迫，因而与“被动”义依然会发生矛盾。如：

（8）普通旅客怎么才能不“被高速” （南方周末，2010.01.04）

这种矛盾的强制搭配迫使我们转变认知模式，将“被”后面的陈述理解为非真实的内容，既可以是对客观事实的否定（例9），也可以是对主观意愿的否认（例10）。

（9）仅有“总值”和“人均”的小康并不是全面的小康，一部分人“被小康”会损害全面小康的价值底色、降低全面小康的实际成色。（人民日报，2015.12.24）

（10）这里的“少数和弱势群体”不一定是经济意义上的穷人，而是选民比例中的少数族群和政治气候下的弱势群体，比如亚裔虽然整体上拥有较高收入和学历，但因为人口比例小而在选举期间不是几乎不被提及，就是“被代表”。（人民日报，2017.01.04）

当“被组合”衍生为一个几乎可以否认一切的常用格式时，它作为修辞构式的流行感也就逐渐减弱了，而通过固化和衍生，“被组合”开始赢得语言事实的地位。我们在权威媒体最近的报道（例10）中，看到用于境外事件的语例，这进一步证实了“被组合”已经为汉语的语法构式所接受，特定语境的规定性已经被完全消解了。

“被时代”：语言事实与社会记忆的语言化

社会事实的发生，是语言变异的导火索。但没有语言事实的锚定，社会事实的曾经发生将无迹可追溯，其后续影响也无法达成。

（一）社会记忆语言化的必要条件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一个语言变化需要在言语社区中逐步推广，这个推广过程是需要一股相当强劲的社会动力的”，社会动力来源于具体的事件动因，但是它的影响必须大到足以压制语言常规并致使其发生变异的强度，我们的认知才会启动社会记忆的语言化，即：以某种新的语言事实来应对新的社会事实。“被组合”能得以成为语言事实，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进入了一个“被时代”，百度上甚至有“我们都是被字辈儿”的词条。具体到“被自杀”，首先是因为存在一系列非正常的死亡事件，2010年3月公安部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集中整治执法过程中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

其次，社会记忆的语言化要有“正典化”的步骤，需经过政治的、学术的、文化的认可。为民众所能看到的则是，变异了的言语形式必须被社会的主流媒体接受被自主传播。一般而言，会经过一个从“被动引用”到“主动使用”，从文字媒体到综合媒体传播的过程。比如，例1是2009年的语例，其中的“被自杀”是以打引号的方式出现在《东方早报》上的。2013年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出现了取材于富士康跳楼事件的一个故事，上海“立波一周秀”这类剧场脱口秀节目中“谢业新案”也成了被公开讽刺的话题。到2014年7月中央电视台的时政评论节目《焦点访谈》，在“被打护士又被自杀”的报道中，“被自杀”已经不再需要打上引号，而且与“被打”这类传统被字句共现而不加区别了。

进入权威字典，是正典化最正式的形式，也是社会记忆语言化的最终标志。2012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在“被”的条目下，添加了一个义项：“用在动词或名词前，表示情况与事实不符或者是被强加的（含讽刺、戏谑意）”，其示例就是“被就业”和“被小康”。这标志着，作为修辞构式的“被自杀”由此转化为了语法构式。

与“被自杀”相似，2008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的“山寨”也进入了2012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新添的两条释义都源于这四年来的网络流行，即“仿造的、非正牌的；非主流的、民间性质的”。201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三版）在“土豪”条目下参考网络新义增加了“今也指富有钱财而缺少文化和正确价值观的人”的新义项。一旦进入词典，不仅意味着相关音形义的合语法性被认可，而且对于该语言社群而言，记住这些内容是人们文化记忆的义务。可见，正典化是社会记忆语言化的必要环节。反过来，语言化是将相关的社会知识纳入以语言为载体的常识系统的标志。“因为文本被奉为正典，相关的人群就有义务回忆它。”社会记忆经由语言化的型塑，完成了最广泛也最抽象的固化。

当然，“并不是所有重要的文化经验都会影响到语言的，而且并不是根据‘文化经验’的重要程度来决定它们影响到语言的可能性的大小。那些反映某个社会文化因素的语法特征总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往往不代表该社会最典型的文化特征。哪些社会因素能够影响到语言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限制是来自语言系统内部的状况”。“被自杀”类的被动句，在语义表达上仍旧遵循了被字句逆向表述基点的突显原则，“说话人想要强调或突出某项行为某个动作的被动性、承受性，乃至不可抗拒性，就必须有意识地使用‘被V’式”。木村英树的观点也解释了“被自杀”后面出现非强及物性动词的可接受性，他指出，被字句中的及物性关系应该概括为有影响性的（affected）关系，相应的，“被”字前面的成分的语义角色就是受影响者（affectee）。

（二）社会记忆语言化的必然后果

语言化了的“被组合”是“被时代”社会记忆的符号化表达。俗语常说“我们那里是有这么个说法”，这实际上是对某种语言化了的社会记忆的认可，意味着这种说法所负载的信息在当地应该是无需解释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accent），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在图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联系被突显了出来。

这里较高的两个峰值。左边是2011年8月的谢业新“被自杀”案，这在图一中也很突出，是一个被强化了的“警方‘自杀’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的“本地认识”。值得玩味的是，右边的波峰出现在2012年8月，出于可以想象的理由，图1（百度）并未突显，而图2（谷歌）则为最高值。与之对应的社会事件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因罹患抑郁症，于2012年8月22日下午2时跳楼自杀。业内人士证实自杀消息，并质问真实死因。公众在死者自杀无疑的判定下执意追问“被自杀”，无疑是意在言外的“本地想象”了。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甚至是错误的（诸多“被自杀”案最终的法医鉴定都是“自杀”，但是民众仍旧坚持认为是“被自杀”），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曰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

社会记忆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心理倾向，它是记忆主体针对自身所处状况唤起特定的过去事件并赋予意义的主体性行为。从“本地认识”到“本地想象”，中间隐匿着牢固的民间逻辑，与体制话语构成了紧张的博弈关系。以“被自杀”、“躲猫猫”和“打酱油”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流行语，在这场博弈中成为固化社会记忆的砝码，从舆情来看，民间的社会记忆无疑争夺到了一定的话语权，政府在民众中陷入了信任危机。

（11）网络对政府信息的质疑甚至恶搞，“被”句式的流行，如政府民意调查中的“被满意”、“被小康”、“被就业”、“被提高”、“被代表”等现象，虽失偏颇，但反映出社会民意对政府行为缺乏应有的认可和信任。这些已经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形象，极大影响了政府管理行为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人民日报，2009.12.08）

“被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流行语史上最具社会学和语言学价值的现象。作为语言事实的“被组合”，声张了对公权力的不满和怀疑，表达了公众对个体权利的无奈诉求，也宣告着民众社会参与意识的觉醒。这是“被自杀”引发的当代中国社会记忆的重要切片，“将一定时期发生在一定社会中的自杀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个整体并不是一些独立单位的简单集合，相反，它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新事物，有着自己的整体性，自己的个性，甚至自己的本质特征。而就其本质说，它具有社会性质。”

网络给社会记忆的语言化提供了新的媒介，为自媒体与体制话语的博弈提供了方便的舞台，网络流行语才得以借快进的方式从修辞构式转化成了语法构式。参照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我们会发现：社会记忆的语言化正好对应着交际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的过程。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1947年，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和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完成了他对凡·高艺术的论著，书名定为“Van Gogh le suicidé de la société”，糅合“自杀”和“被社会压迫”的意义矛盾，表达了他对凡·高之死的看法：“一个人不是孤独地自杀，一个人也是孤独地死亡。自杀的时候，为了迫使身体做出剥夺自身生命的非自然举动，需要一整个邪恶势力的军队。”这个说法在法语中是不合语法的，后来很多英文译者把它译为类似中文“凡·高：被社会杀死的人”，也失其神韵。网络流行语“被自杀”的出现，吊诡地使我们得到了一个传神的汉译“凡·高：这个社会的被自杀者”。值得玩味的是，即使到今天，这个说法在法语中仍旧只是暂时性的修辞构式，而不为法文语法所接受；而在汉语中类似的“被组合”却已经变成了一个语法构式了。

不难想象，若干年后人们使用“被自杀”类的语法构式时，那些真实发生过的“被自杀”事件会被淡忘，交往记忆会被磨损并消耗殆尽。言语活动的语境规定性消失了，但是语法的新构式留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变异完成了从言语到语言的进程，“被压制、被愚弄”凝结在了被字句新添的语法意义中。尽管语言学者仍可以在文献中找寻这个语法意义由来的草蛇灰线，但是民众只会在相似的境遇时使用这个表示质疑、抗争与觉醒的语法构式，以文化记忆的重构来延续文化遗产，具体地说就是参照当下的情境激活并启用“被组合”。

作为难得的个案，“被自杀”由此证明了：语言变异是与交往记忆相适切的可变符号连续统：社会记忆依赖某种媒介，如文物、图像、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在这些稳定的形构方式中，语言无疑是其中最强大的。社会记忆语言化的实质是使得交流意义或集体分享的知识得以客观化即语言符号化，完成从修辞构式到语法构式的全过程，这是相关知识以社会遗产的形式进行传播的先决条件。“我们已了解了语言是如何将世界客观化的，它把一切经验都转化为一个统一的秩序。在这一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在既理解世界又产生世界的双重意义上，语言便把世界给现实化了。所以，维系事实的基本现实就是不断地用同一种语言把延绵的个人经验客观化。”过去的哪些说法在该文化记忆中被保留下来并突显出来，哪种价值在其身份征用中被呈现出来，极大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个社会的构造和倾向。

一个社会通过保持语言类的文化记忆，才能将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延续下去。“被自杀”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标志着当下中国民众的“地方性知识”，并为后世留下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心理认同的民间样本。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本文原题为《“被自杀”与社会记忆的语言化——语言变异与文化记忆的关系例析》，首发于《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转载未收录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