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罪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演绎，逐渐本末倒置，沦为讨好镜头、应付记者、流于形式、为谢罪而谢罪的“专场表演秀”，很多日本人觉得这种变味的谢罪会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
席卷世界的“#MeToo”反性侵运动风暴近来也一路延烧到日本列岛。虽然在日本这座“男权堡垒”，“#MeToo”运动无法像在其他国家及地区那样展开得如火如荼、摧枯拉朽，但通过新闻传媒的持续曝光，近期包括财务省高官福田淳一与著名艺人山口达也在内的一些公众人物的丑行已被公之于众，密集曝光伴随而来的是大大小小、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日本特色形式主义的“谢罪会”。
其实通过电视及媒体，不论对日本的了解有多深，外国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察到一点：这个民族似乎非常乐于并热衷道歉，甚至可以说到了病态的程度。2017年11月关东茨城某趟列车仅仅提早20秒发车，铁路公司竟为此登刊致歉，如此“小题大做”一度“震惊”了世界媒体。
确实，无论在公共领域、日常生活还是社交网络中，都能切实感受到日本人有道不完的歉、鞠不完的躬、谢不完的罪。连日本人自己都时常揶揄，“谢罪道”是自武士道、茶道、剑道、柔道、花道之后大和民族最伟大的文化创造。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爱道歉？
中日迥异的道歉文化
受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与刀》影响，多数西方学者将其归因为日本有別于西方“罪感文化”而独有的“耻感文化”熏陶，但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恐怕会令他们不明所以。日本人把这种本民族独有社会现象称为“谢罪文化”。而要剖析一个国家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最简便的方法是选取另一个“熟悉对象”进行比照。通过与同属东亚文化脉络的中国社会对比，就可以明显地发现地缘差异下大异其趣的国民性。
在外界看来，比起谢罪成习的日本人，中国人身上贴着“不爱道歉”、“死不认错”的标签。中国人做错事时总是先找借口，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决不道歉。即便道歉，很多人也会在“不好意思”与“对不起”之间选择前者。日本人则恰恰相反，往往恨不得在对方都没察觉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闪电致歉，看起来谦恭诚恳之极。但事实上，这和不同语言之间的译差性有关。例如“对不起”在汉语中是表达自身歉意和愧疚的专门用语，但在日语中这个词存在多义性。汉语中的“打扰了、不好意思、麻烦您了”等涵义在日语中基本都被“对不起”所包揽，甚至在某些场合兼有“感谢”意味。比如收到礼物时，日本人也经常以“对不起”回应，意思是“让您这么如此破费，实在不好意思！”，强调渲染的是给对方增加负担的歉意，但外界往往难以理解日本人这种委婉曲折的心理。正因“对不起”适用广泛，配合日本人极尽谦卑的肢体语言，极易给人造成带来“循礼尊规”的印象。
另外，中国俗语有云，“一人做事一人当”，换言之，不是我的责任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因为连带责任而道歉，撇清关系永远比承担义务更为主动。而在日本，“连坐道歉”的情况却是非常普遍。以这回涉嫌性骚扰女记者的财务省官员福田淳一和猥亵女高中生的山口达也来说，虽然是个人行为，但背后的政府机构与公司团体也迅速加入“谢罪”的镜头阵容中，刷屏了整个日本头条，在中国的危机公关中极少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道歉意愿的强弱之别背后是中日社会思想文化的迥异。中国人的道歉难源于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面子文化”，中国是关系盛行的人情社会，人情法则最为核心的潜规则便是“面子”，给别人面子的同时希望别人至少不损害自己的脸面，这样一来，道歉行为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悖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道歉往往同时意味着承担责任，“不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道歉？”，这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是根深蒂固的行动宗旨。但在日本社会，很多时候道歉并不等同承担责任，相反，谢罪有时只是保护自身的退让手段。
变质的形式主义谢罪会
世界上没有一个谢罪解决不了的麻烦，如果有，那就开个谢罪会吧！在日本人的“谢罪文化”中，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独特风景莫过于“谢罪会”，因其效果出众，已经被日本企业和公众人物奉为攻克危机公关的圭臬。
谢罪者往往身着深色套装，或单独或齐整地排成一排，在数十或数百名记者前，低吟一声“对不起”后，以90°姿态俯首长鞠5-10秒。在身后素色幕布衬托下，无论身份有多显赫的人物那一瞬间也会显得格外卑微与渺小，如果能伴随着悔恨的泪水和哽咽，那就再妙不过了。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一样热衷于在大庭广众面前“低头认错”。欧美社会在处理公关危机时，绝不会像日本这样轻易且低声下气地道歉。因为欧美是个人型社会，维护个人形象的需要大于维持社会关系的需要，道歉亦是履行责任的开始，因此在道歉问题上会格外谨慎小心。在“#MeToo”运动中，从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到被迫下台的英国国防大臣法伦，他们从事发到身败名裂也没有向受害者正式且郑重地谢罪致歉，而是坚持否认被指控的行为，为自己开脱。欧美企业也从来不开什么谢罪会，最多也只是“情况说明会”，因为欧美社会处理责任纠纷时的首要途径是法律仲裁，而非人情交涉。
然而这种深受外界好评的“谢罪会“其实近年来在日本国内褒贬不一。日本的传统谢罪礼仪是谢罪者直接向受害者致歉，而谢罪会则是通过新闻媒体向受害者及社会公众传达的间接道歉行为，这种“与时俱进”的产物本身就多少背离了日本传统礼仪。而谢罪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演绎，逐渐本末倒置，沦为讨好镜头、应付记者、流于形式、为谢罪而谢罪的“专场表演秀”，很多日本人觉得这种变味的谢罪会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谢罪者对责任的本身、问题的处理等避而不谈或模棱两可，刻意突出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强烈的脸部表情，极力想把谢罪会直接开成原谅会。在日本文化中，拒绝人家的道歉是件非常失礼数的事，谢罪者狡猾地反向利用这一点，从而挟持和诱导观众的心理活动。近年最夸张的例子莫过于2014年兵库县公款度假丑闻的县议员野野村龙太郎，在谢罪会上面对记者提问答非所问，以嚎啕大哭敷衍，成为全日本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谢罪文化的根源：不宽容社会下的畸形美德
是什么造成了日本社会的无法宽容？日本既是集团主义社会，也是单一民族国家，社会构成体系为“个人-集团-社会”，其宗教信仰、价值观、世界观也呈现同一和闭塞的特点，维系日本社会运转机制的一直是“和衷同心”。个人的行为规范首先会被约束在集团内，集团中不一致的行为或语言是不被允许的，不和群的个体极易受到内部排挤。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四百余年前的江户时代，日本民间就有着名为“村八分”的排他性习俗。意思是一村之中若某户违反村规约俗，那么除了火灾与殡葬，其他诸如岁贺、婚礼、法会等八项集体活动是不被允许参加的,村民必须共同与该户绝交。而类似的还有在武士阶层的“五人組”连坐法，即一人犯错，五人同罪。
集团社会体制下的封建制度土壤孕育了日本人脆弱敏感的心理，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时更易形成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谨慎姿态。想要安身立命于集团之中，维系自身在集团中的地位，掌握示弱主义的“技巧与手段”就成了日本人必不可少的社交技能。外界看来日本人会话接洽时显得非常恭谦礼貌，然而或许只有生活在“大大小小集团网格”下的日本人才能深切感受到这种“畸形的美德”背后的酸楚。
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特别是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交汇的今天，过度的谢罪文化也饱受非议。日本部分社会学者担心这会使日本人丢失宽容之心，加深社会隔阂。新一代的年轻人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批评其压抑情感，压制个性释放，抗拒这样的循规蹈矩。他们使用最为频繁的谢罪方式是电话、短信、表情包道歉，如果这还不能让对方满意，宁肯再花1万日元在网络上雇人“代理谢罪”，也不愿意亲自登门致歉。
如今的日本社会还需要依靠这样畸形的“谢罪文化”来维持团结和安宁吗？2013年，日本鬼才编剧宫藤官九郎为此拍摄了一部立意新颖、大胆辛辣的荒诞电影《谢罪大师》。影片极尽讽刺了日本这种虚情假意的“谢罪文化”，认为比起无休止的形式谢罪，真正能连接社会羁绊是责任的履行与真挚的沟通。可惜电影终归是电影，至少目前还没办法改变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