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老张”又要出书了！继《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之后，《卿云——复旦人文历史笔记》编辑完毕，仍然是复旦大学校史散文，同样是细
“读史老张”又要出书了！继《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之后，《卿云——复旦人文历史笔记》编辑完毕，仍然是复旦大学校史散文，同样是细致耐读。“老张”是比我们高一年级（7814）的学长张国伟，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教历史，后到媒体任职，因曰“读史”。回想当年，我们同住复旦学生宿舍6号楼，一起在219房间看电视转播比赛，一起在大操场比赛踢球。光阴荏苒，这些年，1977、1978、1979年入学的大学生已经被称为“新三届”。在公众号上遇到“新三届”回忆文章，意识到“文革”后恢复高考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天宝遗事”，隔代说史，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写当年掌故，说说自己经历的人与事了。国伟兄在《相辉》和《卿云》里写了很多我们共同经历、后来逐渐淡忘的点滴事迹。还有一些人与事，本来知之不详，经过国伟兄的回忆、采访、收集和考证，今天读来更加清晰，有恍然开悟之感。展卷读来，最有感受的一篇是《那些年，他们还不是教授》。写得真好，就好像是那些年课堂情景的回放。篇中提到的所有老师，也都给我们班级授课，记得有好几门课程是两个年级合班上的。本篇记录系里的一批“老讲师”，就有胡绳武、邓廷爵、陶松云、朱维铮、李华兴、姜义华、金重远、李孔怀、沈渭滨、许道勋、赵克尧、彭神保、夏义民等，这些都是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其中不少老师已去世，读来不胜唏嘘。这些老师当中，有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朱维铮先生、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华兴先生，还有因治学领域相近，后来常常遇见，每每请益的汤纲、许道勋、陈匡时、陈绛、汪熙、王苇、沈渭滨、黄美真、杨立强和庄锡昌等先生。国伟兄手上保存着四年本科的日记，栩栩如生，一一描述，复原了当年的课堂情景，真是弥足珍贵。
国伟兄概括得非常准确！20世纪80年代初给“新三届”开课的教学骨干、科研中坚，是一大批“讲师”头衔的教师。1957年以后，运动不断，动辄“反白专”。但是复旦文科毕竟底蕴丰厚，学脉顽强，在教研室一级，还靠老先生顶着。20世纪60年代培养的年轻教师，仍然以业务为重，积累了一批人才。那几年“拨乱反正”，各校还没有来得及恢复评定高级职称，一、二级教授之外，副教授都很少。“讲师们”重上讲台，不再害怕被扣上“白专”的帽子，都敢亮明自己的师承，编写自己的讲义，提出新问题，自觉摒弃“教条主义”式的讲授。老师们敢教，还有学生们不敢学的？根据“新三届”同学阅历丰富的特点，“讲师们”鼓励同学尽快投入学术研究，边学边干。于是，哲学、中文、历史系都建立了学生自主的学术社团。历史系1977级的刘申宁、马晓鹤、程洪、刘征泰，1978级的曹景行等人发起“史翼社”。二年级时，班主任张广智老师推荐我代表1979级同学参与社务。我清楚地记得，同学们的习作都是经过“讲师们”的指导，发表在油印刊物《史翼》上。
“蓦然回首，一个时代远去了。”（国伟语）今天看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复旦校园的师生关系算是非常融洽。学生找老师，老师见学生，全不须等office hour。有学问可讲，“讲师们”就会很兴奋，拉着学生聊。教我们“中国文学史”课的中文系骆玉明老师，教我们“逻辑学”课的哲学系郑伟宏老师，经常会在课后陪着同学聊。走着走着，到了6号楼的寝室里，放下书包接着聊；一起去食堂吃饭，继续聊。“风也过去了，雨也过去了”（流行歌词），老师们不再顾忌聊天后的结果中会有什么“小报告”，同学们便也借着聊天内容靠近了真学问。“新三届”经历的固然是中国大学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生源繁杂，年龄差很大，加上师生关系密切，学术热情迸发，问题意识强烈，校园氛围中确乎是出现了某种样式的精神升华。回顾复旦大学已近一百二十年的校史，我觉得，“新三届”在学的时代特征和震旦、复旦初创时期的精神气质十分相像。当年，马相伯受蔡元培委托，带着项骧、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贝寿同、胡仁源、黄炎培等一批高年资（举人、秀才一大堆）的学生，诀别科举制，追求“新学”和“西学”。他们在徐家汇天文台的一幢弃置的二层老楼上创校，吃、住、教、学在一起，自治校务，自编教材，相互教学。正是在那个因陋就简的初创时代，马相伯为震旦学院奠定了“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校训，为传唱至今的复旦校歌定了基调。
马相伯
如《卿云》《相辉》中描述的那样，我们那几届学生感受到的是“文革”以后大学里面的师生关系密切、情感融洽，相互之间有一种强有力的共识。三观一致固然重要，学术上的共识却更可贵。
“阶级斗争”理论不能再用，曾受批判的哲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理论应该恢复，新的研究方法应该重新引进。说实在的，新闻、政、经、法专业学生或许有跃跃欲试、投入改造社会的，文、史、哲的学生却在考虑更加深入的问题——“改革开放”能不能持续下去。未来社会的走向并不确定，“拨乱反正”能走多远也没有把握，但是师生们不走回头路的决心都很明确。这个师生共识，就是我们的初心；带着这个共识，记着上一辈、更上一辈老师们的嘱托，我们这一代人才走到了今天。
除了授课主力的“讲师们”，《卿云》和《相辉》中还写了很多复旦文科的“老先生”。国伟兄描写的更上一辈的老先生栩栩如生，也很精彩。“新三届”本科生能够见到老先生的机会并不多，多半是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或者是在一些重要讲座的时候。国伟兄翻检日记，在场景回放中方才记起，我们那几届拍毕业照，校长苏步青、书记盛华，还有周谷城、陈仁炳、蔡尚思、杨宽、程博洪、靳文翰和谭其骧等老先生都来了。我们年级的任课老师中，还是有不少是“文革”前评定的副教授，如秦汉史专家杨宽、日本史专家吴杰、南亚史专家张荫桐和世界史学者黄世晔等。现在记起来，谭其骧先生当系主任、黄世晔（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复旦附中原校长）先生当系副主任的时候，定了一个做法，即邀请外系相关教授专门开课，如哲学系严北溟教授、经济系叶世昌教授等。这个做法延续了老复旦文史哲不分家、各门学问相通的好传统。复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毕业生比较灵活，容易做“跨学科”的研究，和老先生主政以后一系列“拨乱反正”有关系。
给我们授课的高年资教授中，最为难得的是二级教授陈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先生，他给我们1978、1979级学生上了两年“专业英语”课。陈先生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同列为“大右派”，因始终不被平反，退而求其次，他力争给本科生上课的教师权利。从“牛棚”里出来后，多年的木工间体力活，让陈先生看上去异常衰老。但他拄着一根stick，坚持在上午从徐家汇搭乘校车，来江湾上课。陈先生从劫后存书中，选出《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是当时还很难读到的文章。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鲍斯威尔的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讲丘吉尔、罗斯福、马丁·路德·金，也讲他的父亲、著名神学家陈崇桂，还有他父亲的朋友司徒雷登，以及他们夫妇自己在密西根安娜堡大学的同事、邻居丁观海夫妇及其孩子丁肇中……陈先生把我们拉进他生活的年代，让同学们瞬间明白了百多年的“中国与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自己是在大二学完了陈先生的课，决定在“中国基督教史”的领域做一点相关的研究。国伟兄在《相辉》中已经写了不少陈仁炳先生的事迹，《卿云》中提到陈先生的地方就稍稍简略，读者们应该回过去参看那部姐妹篇。
复旦第一教学楼
我以为像陈仁炳先生这样的前辈的事迹非常值得读，他们是后人治学的一面镜子，放在那里，对自己的学业、专业和职业都会给予启示。20世纪80年代初期，复旦又一次焕发生机的时候，这些老先生才是专业内的精神支柱。他们阅尽沧桑，专业过硬，人脉广泛，还敢于直言。可能这样的人数不多，惟各系都有一二人，则足矣。当年考进复旦的时候，家里人经常的告诫就是“当心不要做右派”。在课堂上见到了陈先生这样的“大右派”，反复研读，潜心理解，知道了他们一生的甘苦，于是如何治学，如何识人，如何论世，心里也有了方向。这种有着一个个具体标杆的学习，正是理解复旦精神的钥匙。他们继承了自马相伯创校以来的进步主义和人文精神，坚守学术而对学术持开明精神，懂得政治而能全面看待政治，他们真正代表了复旦大学自创建以来的那么多的传奇，那么深的传统。
“新三届”正是在复旦又一次焕发生机的时期进入校园。“文革”结束前，复旦卷入了历次政治运动，校园再开，已是伤痕累累。那几年里，甚至在“讲师们”之间的“派性”还没有消退干净。但是，老师们在“文革”中遭遇了十年坎坷，一旦“解放”，便十分渴望把自己半辈子的经历，浓缩成为教训、知识和智慧，传授给我们。“文革”之前，北大、复旦的本科都是五年制，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课程开设是各综合性大学最齐全的。五年课程，加上老先生和海外学者的讲座、外校名教授的专业课，都要压缩在四年内教完，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毕业后立即就能投入研究工作。老师教得拼命，学生学得起劲，虽然设施简陋，但“新三届”的学习氛围之浓，可说是造极登峰。
复旦历史系1978级毕业留影
借着国伟兄的《卿云》和《相辉》，让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的复旦校园，读着读着，心情确实难以平静。那是一个远去了的复旦，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仍然不失为一个美好的复旦。鸟瞰一下现在的邯郸、枫林、江湾、张江四大校区，文、理、医、工、政、法、经、商学院齐全，两相比较，复旦的建筑规模和系科建制堪称是一个综合性大学（“comprehensive university”）了。对比起来，20世纪80年代我们“新三届”在学时的复旦，好像只是一个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有的学者就是凭这些硬件设施来判断，认为现在的教育部大学水平已经超过了民国时期的公、私立和教会大学。但是，大学的办学质量，与图书馆、实验室、科研中心的学术质量有直接关系，而与校园规模和大楼高度只是间接关系，并不能纯以它为尺度。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都是各校历史上的办学高峰，他们因陋就简，传承了大学精神，培养出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师级人才。那一时期，昂扬的学习热情、自由的探索精神、正确的研究方法，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最高峰。20世纪80年代，庶几算得上是复旦历史上的另一个高峰，我宁愿还要说，今天各大高校的办学质量，未必就真正度越了那个时期留下的高峰，至少在精神气质上是如此。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他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在各个校园里流传，成为名言。按梅贻琦的说法，这句话仿照的是《孟子·梁惠王下》句式：“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然而，据我们查考下来，梅贻琦这句名言，却是由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老校长在之前的20年首先说出来的。1912年10月22日，马相伯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天到校发表演说，略云：“大学者，非以校舍大，学生年纪大，及教习修金大，乃以学生有高等之程度及高尚之道德而大。”（《时报》1912年10月24日）参与编著《马氏文通》的相伯先生，精通中西经典，“四书”运用尤其熟练。他仿照的就是《孟子》句式，而且针砭大学教育的含义扎得更深。我们都知道，民国学界从前清遗老处接手的“京师大学堂”，又老又穷，师生积习败坏校风，国家津贴却拿得一点不少。据报道，北大师生听闻马老此言，“愧赧汗下”。
马相伯、梅贻琦这两位大师，是以他们的震旦、复旦、北大、清华治校经验来讲这样的话，当然是有他们自己体悟到的道理。我以为，两位校长说的意思是：办一个好大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师生们不能齐心协力地达成一种共同追求，校园内形不成一个坚强的学术共同体，达不成一种有真理价值的共识，即所谓的大学“学派”，那么纵有再高的大楼、再大的校区，也是徒劳无益的，根本就培养不出什么“大师”来。大学，在中古拉丁文unversitas 的原义中，就有由师生自主讲学结为群体的含义。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曾经有过一次相当程度的“思想解放”，释放出些许数量的“自由精神”，也慢慢开始结成一个个学术共同体，这就是我和国伟兄共同见证的那几年的复旦校园。
最后，还要感谢国伟兄把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些事情写出来，可以用作纪念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相辉》的序言，是国伟兄和我共同的“西方史学史”任课老师张广智教授写的。张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当年的“讲师们”之一，对我们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写论文。张老师是史学史家，一眼就看出国伟兄的《相辉》是一部史学著作，它“以独到的眼光，梳理校史”；“每篇立意明确，且问题意识彰显”；“笔法（和正史）不一样”，不严肃刻板……
这次出版《卿云》，国伟兄要我来写序言，我想他就是留了一块地方，让我来一起回忆，共同记录我们那个“远去的复旦”。我和张广智老师一样，真的认为《相辉》《卿云》中的许多内容，将来都可以进入复旦校史，占据独特的篇章。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校史编写组”撰写的《复旦大学志》；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编纂委员会”撰写的《复旦大学百年志（1905—2005）》。然而，官修的正版校史，未必能容纳下所有复旦人的经历，那就需要一些私修的民间校史作补充。学历史的都知道，清初修《明史》，有国史馆官建，更有江南士人的私修。朝廷版《明史》，必得是综合了多部私修史稿，才做出了一部“良史”。复旦是官方的公立学校，但自马相伯创建，李登辉呵护，上海和江南商绅以及大小校友、学生家长们的鼎力相助，复旦也是一座具有民间办学传统的名校。“谁的复旦”？它也应该是校友的复旦，民间的复旦。如今，复旦已经有了“自由而无用”的民间校训，当然也可以有“读史老张”写的《相辉》《卿云》民间校史。国伟兄自己谦虚地说，《相辉》和《卿云》的出版，“不失为校史细节的补充”。哪里！这两部民间校史姐妹篇，可以阅读，可以传世，将来可以进入正版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