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色彩的所指是非常不稳定的，甚至具有欺骗性。 苏轼在一首写牡丹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其中，“翠”的使用令人感到迷惑，为什么“
中国色彩的所指是非常不稳定的，甚至具有欺骗性。
苏轼在一首写牡丹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其中，“翠”的使用令人感到迷惑，为什么“妖红”的牡丹花是“翠欲流”呢？原来，“翠”不是青翠的翠，它不表示颜色，而是表现牡丹颜色之鲜明夺目，由此可见，颜色词在古典文学中有多种可能。而在更宏大的层面上，中国传统色长期受五行的影响，有着非常强烈的象征性。
在这种强大的不确定性中我们怎样去研究中国色彩？
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员王京红谈道，要建立一个中国传统色的理论模型，不能只是套用西方的色相、明度、彩度提纯的三要素，而是应该用正色、间色来表达。此外还涉及质感、面积、温度、湿度等物理科学上的分类。还有人文上文化意象的东西，中国的色彩从来都是把不便说、不能说的事情用色代为言说，这说明色彩背后有更多的隐喻性、象征性，指向其背后的精神特质。此外，中国色彩还和自然时空相结合，古人以阴阳五行、八卦来概括时空观念，在这个秩序中，还有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十二卦、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以这个模式来展开。
《末代皇帝》剧照
《如懿传》剧照 中国的影视剧中，色彩的运用是非常鲜明的特色
在最近举办的“2021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中，学者们对东方色彩观念及表现进行了研讨。
五行阴阳系统中的中国色彩
回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中国古代习惯将颜色分为“正色”与“间色”。孔颖达疏解《礼记·玉藻》说：“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皇氏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之色；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正色指青、赤、黄、白、黑。其中，青是蓝靛、天蓝色；赤是朱砂即中国红；黄即雄黄、橙黄色；白是铅粉呈现的银白色；黑是墨色、赤黑色。
与正色相对的则是间色。汕头大学的学者肖世孟在《“间色”考》的报告中指出：间色在中国古代是非常生活化的颜色，比如民间的年华等几乎全用间色。事实上正色只是用在一些礼仪性的场合和正式场合，用途远不如间色使用的这么广泛。如果我们穿越到古代去，可能看正色是比较少的，多数的时候看到大量的是间色。
《末代皇帝》剧照，颜色在礼仪性场所中的运用
颜色在古代夹杂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先秦文献最早出现“间/间色”的三处：《礼记·王制》中谈道，市场上不能贩卖间色的布帛，“间”带有一种染色不过关、质量不过关的意思。《礼记·玉藻》、《荀子·正论》都是将间色作为与正色相对的抽象大类，“间色”有不符合礼法规范的含义。受到宇宙阴阳二分与五行思想的影响，“间色”除了带有价值判断以外，也有鲜明的阴阳五行特征，肖世孟认为，间色之所以生成有三个可能性，分别是阴阳相克（阴阳相克相互打散、互相消解产生新的事物）、五行相克、正位之偏。
西方色彩学的“色”仅仅指色彩的面貌或者种类，中国的“色”则涵盖非常复杂，有着强烈的象征性，相对稳定的正色就如其名字所显示的，成为正面的、德性、身份的象征。
《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中千变万化的“间色”
五色与正统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从春秋、战国经秦汉实践并至南宋灭亡，以视觉色彩形式最终显现的‘五德终始’的观念体系成为了中国正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具体表现。在五德终始的应用阶段，它自上而下，从国家层面向下影响到了国家政治、伦理、社会、文化、生产方方面面的视觉表现，国家象征色彩成为了各应用层面的核心存在。”汕头大学的学者陈彦青指出。
我们以各个朝代所崇尚不同颜色的具体案例来看。
比如提起最能够代表中国的颜色，我们首先想到的红色，为什么“中国红”红了三千年一直没有改变？中国为何“尚赤”？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彭德认为，其实，尚赤是普遍而古老的习俗，通过考古发现原始人均崇尚赤色，翻阅各国国旗颜色，大概有九成左右都有红色，其中红色比例最多的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中国将对赤色的喜爱发展到极致。像我们前面介绍的，中国的色彩与阴阳五行密不可分。周朝五行属火，色彩尚赤。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借鉴夏商两代文明，周朝的制度和文明模式影响后世，也在很大成都上确立了“尚赤”的传统。
尚红的传统
历朝历代是天命神授，不可更改。就像是现在很多地方依旧保留着为新生的小孩算卦看命格的传统一样，每个朝代都会卜算自己属于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哪一行。比如历朝历代中，五行属火崇尚赤色的王朝和皇朝有东周和西周、东汉、六朝梁国、隋朝、宋朝、明朝。五行属土崇尚黄色的朝代：西汉、曹魏、六朝—陈国、唐朝。他们也都崇尚赤色，因为涉及到五行相生。唐朝的天命属土、国家标志色是黄色。按照五行相生的规则：火生土，所以赤色是黄色的生色是吉色，它相当于宰相的地位，黄色就是帝王皇帝的标志。其它的三色对于唐朝都是坏色。
影视剧中的唐代
比较特别的是元朝和清朝，他们不是汉民族，原本没有所崇尚的单一的颜色，所以元朝在北京的宫瓦是五色，但是诸如北魏、金、元，以及最晚近的、我们最熟悉的清朝其实都或多或少地被这种色彩的观念体系所同化。
学者陈彦青分析：“从农耕文明传统中发展而来的‘五德终始’一代一代中心叠加循环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应对那些试图渗透、征服农耕文明的游牧民族的隐形防御体系，它甚至带着某种吸附转化的攻击性，将游牧者转化成为了安居之民，并进而融化成了中原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份子。游牧民族的汉化，成为了五德终始应用与国色选择的典型表现，它不同于汉族内部的五德终始与国色的表现，在其应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适应性与多重的选择性。而汉族文人士大夫在这上面参与极具主动性。”
故宫建筑中的祥云彩画
因时代而异的东方色彩：语言学视阈下的颜色词
东方色彩已经在多维景观下显现出独特而复杂的体系结构，色彩与文化领域的其他内容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孤立的研究，必须做总体论的研究。
东方色彩绝不是一直像五行五色系统的大框架中呈现的那种简明，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侯立睿在名为《〈尔雅〉原文及郭璞注颜色词系统的语言学观察》 的报告中，就呈现了色彩在语言学中的复杂性。
中国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主要汇集了先秦时期的文献词义训释，也有少量西汉时期内容的增写，反映了我国早期文献词汇的使用情况，其中所收录的词中即包括颜色词，东晋郭璞（276年—324年）的《尔雅注》是留传至今最早的《尔雅》注本，后世研读《尔雅》的最重要注本。
颜色词主要是指事物色彩属性的一类词，一般从具有某种色彩特征的名物词当中抽象出色彩特征的。抽象出的颜色词往往和它所属的事物关系密切，但已经不再表示事物概念本身，而是可以描绘具有相同色彩特征的事物。
《尔雅》时代是含彩名物词向颜色词转化的活跃时期。今天的一些颜色词在《尔雅》书中既有仍属于名物词的情况，也有已经变为颜色词的情况。如“骊”，本指毛色黑的马，《尔雅·释畜》：“小领，盗骊。”郭璞注原文，此处的“盗”，指颜色浅，“盗骊”，指浅黑色的马。虽然明方以智在《通雅·衣服·彩色》中将“盗骊”释作一种颜色。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所引《尔雅》此处的“骊”还是实指毛色黑的马，是名词，而非颜色词。而在同一篇《释畜》中：“骊马白跨，驈。”郭璞注：“骊，黑色。跨，髀间。”此处的“骊”已明确地置于“马”前，修饰马的颜色，属于颜色词，表示全身黑色跨部白色的马叫做驈。因此，在分析《尔雅》颜色词的时候，要根据出现的语境和场合来判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一个词指向具体事物时，为名词；当一个词指向描述事物颜色属性或特征时，为颜色词。
《尔雅》全文十九篇，共1313字，其中真正的颜色词有27个，其中单音节颜色词有23个，分别是：黄、白、素、皤、赤、朱、丹、彤、縓、頳、纁、駵、青、葱、苍、黑、乌、玄、黝、骊、阴、夏、茈；双音节颜色词有4个：窃玄、窃黄、窃蓝、窃丹。
郭璞注全文共7890字，其中真正的颜色词共有51个，按颜色词比例来说，双音节颜色词占23个，是整个颜色词当中非常多的一个比例。从它们的对比上可以看到，许多词的颜色义在郭璞所在的时代消失了，继而被新的词所取代。同时也可以看到颜色语义的丰富，有由《尔雅》名物词引申出颜色义，成为颜色词的方式，还有通过增加音节和颜色语义的叠加得到实现的方式。
郭璞和《尔雅》成书的时代相差千年，郭璞的时代，颜色词的使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郭璞距离现在也有近两千年，中国传统颜色词系统与现代色彩学视域下的颜色词系统，在认识论、归纳和命名方面存在差异巨大，已不单纯表现在某个上位概念的更替上。因此，在构筑传统颜色词系统时，有必要从文献材料出发，结合中国古代文化、考古、科技等知识来逐一进行辨析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