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乐黛云先生的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乐黛云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洪子诚、钱理群、王守常、赵白生、贺桂梅、干春松、张辉
3月26日，乐黛云先生的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乐黛云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洪子诚、钱理群、王守常、赵白生、贺桂梅、干春松、张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达敏，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等出席活动，并进行了分享，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经历，从各种角度谈了他们所理解的乐黛云先生，对乐先生在比较文学、跨文化和文化思潮方面所作出了评价。
乐黛云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乐黛云先生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以及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遭遇一系列的坎坷曲折——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教学岗位。五十岁的她，在一般人以为“人到中年万事休”的时候，选择了重新开始。此后，她重新焕发学术活力，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因为她，北京大学有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中国有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会；全国各高校有了一个又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点；中国学者开始走向世界，并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担任要职；而中国比较文学也成为整个人文研究中一个异常活跃和重要的学科。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书封
乐黛云先生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专聘教授，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集刊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 — 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跟踪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之路》《涅槃与再生——在多元重构中复兴》《跨文化方法论初探》等。
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代北大人的见证
乐黛云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也是北大最有故事的人之一。《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是她的最新自传和心灵独白。她说：“我很庆幸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文学研究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我从小就立志从事文学工作，最大的愿望是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认为，乐黛云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代北大人历史的见证：“乐老师1948年从山城贵阳来到北大，那也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期。从那个时候起，她的生活和命运就与北大，与当代中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1985年乐老师在北大首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所，迄今已经有36年，比较文学学科的确立在很长时间引领学术风潮，极大的推进了中国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发展。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学必看远，读乐老师的书使我们能从这个学科首创者的内在思想视野，重新思考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诞生的历史语境，和始终需要回应的软点问题，特别是在21世纪再出发的基本方向和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关于比较文学学科，陈平原说：“实际上现在比较文学国内、国外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只是众多学科中的一个。但是在80年代我读书的那个时代，比较文学影响力是覆盖性的，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里都有比较文学的影响——或者它的思路，或者它的著作，或者它的方法，或者它的眼光，这些都渗透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里面来。现代文学在80年代之所以能够有那样崛起，是跟比较文学的渗透和改造有直接关系的。当初的比较文学，或许我们只是从乐老师那里学到一点二手的概念、索引、方法，但是确实影响到我们的研究。今天学生们会说，老师你怎么敢写这样的论文，我写过一篇名为《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的文章，当初觉得眼光一亮，文章受好评，但是大家不知道我一点德语都不懂。当初我们也敢做，因为有比较文学帮我们做了大量的译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金双表示：乐黛云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重量级作者。《中国大百全书·外国文学卷》（第一版）的“比较文学”长词条就是乐黛云先生执笔撰写的，她的学术成就滋养了几代学人，她对九十年人生历程的回忆同样也能启迪和激励广大的读者。
钱理群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的第四期，同时刊登的三篇文章对80年代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到了指导和引导作用，这三篇文章分别是：王瑶先生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提出了一个重新确立学科的性质和特点的问题；严家炎的《从历史实据出发，还原事物本来面目》，他提出了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品格的重建的问题。第三篇就是乐黛云先生的《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实文学研究的水平》，这篇文章里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起来的，因此提出来必须要研究世界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她认为这是这个学科非常重要的特点，它引领了对现代文学一系列的研究。
现场
名家自传：需坦荡的胸襟与自我反省
在现场，乐黛云先生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真话不一定讲，因为有的真话实在是不敢讲；一个是傻话和谎话一定不讲。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谎话一定给挑出来告诉我，这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原则。真话一定要讲，可是讲得不好，有的应该讲的没讲，不应该讲的也许讲了。”
陈平原说：“用个人和用家族史来写近代史的现在变得很多，这个框架容易搭，但是这个主线本身不太容易把握。除了本身有故事，能够有坦荡的胸襟，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乐老师写回忆录特别担心自恋，过分自恋是很多人写回忆录的通病。乐老师比较冷静地面对自己的一生，甚至有时候会自我调侃，包括自嘲为极左的媳妇等等，很多人写回忆录不会这样说的，乐老师写了，而且把这些编制到自己的一生，某种意义上这是乐老师一个人的自传，也是近代史的一个侧面。”
陈平原也为《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提出建议：“不同时期写的文章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2020年写的文章和1980年写的文章意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以在每一篇下面都加一个注，解释本章主要根据哪一篇文章改写，这样的好处是专业的研究者会追踪你这个文章，读你原来的长文，这是一个简要的缩写版。”
而名人传记还需要有故事可写，乐黛云先生人生经历丰富，她说：“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命”与生俱来，“运”则充满偶然，“知”意味着对知识和智慧的探求，而“行”则意味着现实人生中的取舍与选择。命运本来很可能安排她去担任北京市领导人彭真的秘书，但她更喜欢学术；机缘也曾经使她可能成为一名外交官，但她选择了留在学校。
洪子诚分享道：“1956年我进校读中文系的时候，乐老师有四年的教龄。但是我读了五年书没听过乐老师的课，也不知道她长的什么样子。因为她1957年成了右派，被遣送到门头沟劳动。我第一次见她的面已经到了1963年，她从门头沟回来，在中文系资料室当资料员，后来可以教学校课，教中文系。我和乐老师比较多的接触是在五七干校期间，大家都谈乐老师的学问，乐老师是个劳动能手，而且干活真的是非常卖力气，力气也大，包括摔砖、盖草棚等等，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乐黛云、汤一介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乐黛云先生与汤一介先生是“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此次出版的《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是大百科“纵横百家”书系的一种，与汤一介先生的遗稿《我们三代人》都由该社出版，旨在呈现学人传记的典范。
乐黛云与汤一介先生的伉俪情深让洪子诚印象深刻，他回忆：“1988年的时候北戴河有一个夏令营，乐先生和汤先生也去了，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乐老师说她跟汤先生的结婚纪念日都要到西餐厅去用餐，那一次也不例外，她在北戴河的时候专门跑到秦皇岛去庆祝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当时我非常感动，我一辈子好像也没有这样一种深情厚义。”
“乐老师85岁祝寿的时候，她站起来说了三个幸运：第一个幸运是人生选择的文学，这是我从小到老始终的热爱，一个人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是幸福的。第二个幸运是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育，这是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也就永远和未来在一起，也是幸福的。第三是选择了老汤。当时瞬间掌声雷动。今天我们在他们的人生中可以读到什么，我想，可以看到有一种勇敢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有一种英雄主义叫做看透生活却依然热爱生活，有一种自由意志叫做容人比自由更重要。”中国文化书院的副院长、西湖大学校董陈越光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达敏谈起自己当时到中关园乐老师家去拜见她的情形：“汤老师开门时说了一句：乐黛云同志你的学生来找你了。80年代我们对同志这个词很敏感，在乐老师被划为极右派之后，要下放去劳动，汤老师抱着孩子追出门叫了句：乐黛云同志我信任你。汤老师这样一个称谓是特殊时代，一个知识者对另外一个知识者寄予的一份情感和信任。八十华诞的时候，汤老师自己还制一个很红的卡片，写了一首诗献给乐老师。”
陈越光说：“乐黛云和汤一介也是中国社会事业的推动者，80年代的时候，他们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90年代中，中国文化书院创办跨文化研究院，1998年的时候创办中法合作的跨文化对话杂志，2002年创办北京大学的跨文化研究中心，2016年创办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2021年1月份，也是在乐黛云的支持和鼓舞下，在青海开创跨文化系的项目，1月29日开了中国和法国，线上线下的会议，乐老师全程参加。在跨文化领域的推动工作都是乐老师作为奠基和榜样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