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艮第家族 要想知道八十年战争如何使尼德兰一分为二，首先要知道这些土地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促使那些如今被称为低地国家的地区统一的是勃艮第家族，这个家族本是法兰西
勃艮第家族
要想知道八十年战争如何使尼德兰一分为二，首先要知道这些土地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促使那些如今被称为低地国家的地区统一的是勃艮第家族，这个家族本是法兰西王室瓦卢瓦家族（House of Valois）的支系。勃艮第公国［以第戎（Dijon）为首府］是法兰西国王的封地。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Jean Ⅱ）在1363年将公国分封给儿子大胆者腓力（Philip the Bold），作为其收入来源。腓力（大胆者）与佛兰德-阿图瓦（Artois）伯爵富有的女继承人结婚，从而将这些北部富裕的伯国收入囊中。这场联姻还意味着腓力（大胆者）获得了勃艮第公国东边的勃艮第自由伯国，即弗朗什-孔泰（Franché-Comté），巩固了他在南方的地位。
他们的孙子善良的腓力（Philip the Good）于1419年上台，成功地将领土向北扩张，先获得了那慕尔（Namur），然后是布拉班特（Brabant）和林堡-奥弗马斯（Limburg-Overmaas），接着是荷兰（Holland）和泽兰（Zeeland），最后是卢森堡。而在无法通过继承获得领地的主教辖区中，他则让自己的私生子当选为主教。现在，这些广阔的领地尚无统一的称呼。腓力（善良的）因此只能被称为勃艮第和布拉班特公爵，以及佛兰德、阿图瓦、埃诺（Hainaut）、荷兰、泽兰、那慕尔伯爵等。“海边的低地国家”这一名称仅在地理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也不适用于腓力（善良的）原本的领地勃艮第。最后，因为公爵本人通常长居佛兰德或布拉班特，出于他自己的角度，这些地区被称为“近处之地”（les pays de par deça）。相对地，勃艮第则被称为“远方之地”（les pays de par delà）。“地”（pays）既可以指布拉班特、海尔德（Gelre）这样的公国，佛兰德、荷兰这样的伯国，也可以指梅赫伦（Mechelen）、弗里斯兰这样的领地。这些大相径庭的领地没有通用语：南部的人讲法语，而北部的人讲佛拉芒语或荷兰语。“近处之地”一名很难被用作战斗口号。战场上的士兵们需要一个简洁明了的口号，例如“勃艮第，勃艮第！”“根特，根特！”或“荷兰，荷兰！”，而“近处之地”这样的表述则很难一口气喊出（要知道，士兵们需要喊的是“les pays de par deça”，而不是中文的“近处之地”）。腓力（善良的）繁荣的世袭领地缺少的只是一个统称。
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地仅有一点儿联省结构的雏形。促使他们联合的主要因素是他们拥有同一个领主。此外，他们的社会结构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几乎全部由三个等级组成：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市民和农民）。公爵从贵族中选择他的顾问和军队长官，授予他们较低的职位，例如城堡的看守人或长官，在他不能经常亲临的领地，则任命他们为代理人或执政。而对那些来自最古老、最显赫家族的贵族，君主则会授予特别的荣誉：金羊毛骑士团（the 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这是一个顶级贵族非常追捧的特别俱乐部，公爵能通过它来确保贵族们的忠诚。
富裕的市民通过工商业积累了财富，他们可以把钱借给公爵来支持战争和奢华的宫廷生活。如果需要钱，公爵可以向议会提出要求，这叫“财政帮助”。议会中有公爵下属三个等级的代表，通常，每片领地的议会应公爵的邀请召开。在特殊情况下，公爵可将各省议会召集到一起，召开三级会议。第一次三级会议于1464年在布鲁日举行，当时最富裕的省是佛兰德、布拉班特、荷兰和泽兰。在过去，这几个省经常发生冲突，现在在勃艮第家族的统治下，他们由同一位君主统治，避免了彼此之间的许多摩擦。
这四个富裕省的代表定期开会，讨论贸易争端、水陆交通以及通行费和货币问题。稳定而强有力的政府保证了货币的坚挺，商人们可以从中大大获益。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与外国同行的竞争中得到了保护。比如，在与丹麦国王以及与波罗的海地区的汉萨同盟的纠纷中，公爵就为他们提供了支持。这几个低地国家核心区的省份一起构成了勃艮第公国的经济中心并为公国提供了近80％的税收。相较而言，北部、东部和南部的省在经济和政治上则不那么重要。
在腓力（善良的）的统治下，低地国家通过与公爵的合作以及彼此之间的合作，逐渐形成了一种团结感，但这种感觉仍是模糊的、无形的，还不能被称为民族意识。这种团结感最初萌生于公爵王朝周边，在与公爵的宫廷保持常规联系的官僚机构和教会的上层尤为普遍。腓力（善良的）通过尽可能尊重各省的特权，与各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只以非常缓和的方式追求政治统一，比如在各省分别引入一般性规则。为了维持贵族和市民的忠诚，他在调整有影响力的职位时非常谨慎。在继位仪式上，公爵还不得不庄严宣誓会尊重其臣民的权利。
对公爵的权利限制最大的文件名为《欢乐入境》（Blijde Inkomst，即Joyous Entry）。正是手按这份文件，腓力（善良的）于布拉班特发下了就职时的誓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比利时和荷兰王国的君主一直都是宣誓就职而不是加冕。现在，他们手按宪法宣誓，就像布拉班特公爵手按《欢乐入境》宣誓一样。）《欢乐入境》中有诸规定，例如，未经议会允许，领主不得发动战争或征税。认可这份文件意味着腓力（善良的）承认臣民拥有不再听命于自己的权利，当然，这是在腓力（善良的）有意损害臣民利益的情况下。然而，领主和臣民可以对这一文件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许多省份不采用这一宪章，因为它使居民可以自由逃脱对统治者的义务。然而，一个多世纪之后，人们援引《欢乐入境》的条款终止了腓力二世的王权。
从1467年到1477年，腓力（善良的）之子、公爵大胆的查理（Charles the Bold）在执政期间，无休无止地发动战争以扩大自己的领地。他还雄心勃勃地想将所有这些土地合并为一个王国并成为这个王国的国王。只有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才有权将领地“提升”到王国的地位。神圣罗马帝国有时也被称为德意志帝国，其国家元首被称为德意志皇帝，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除了德意志领土外，这个帝国还包括奥地利、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1648年以前的低地国家。因此，我们将始终使用“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术语。帝国的皇帝来自哈布斯堡家族，即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查理（大胆的）只有一个孩子，也就是玛丽（即后来的勃艮第女公爵）。查理（大胆的）请求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希望他允许玛丽（勃艮第的）与腓特烈三世之子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后来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联姻，想借此将勃艮第的领地升级为王国。然而就在谈判进行到最终阶段、联姻获得同意之时，皇帝骤然离世，公爵的王国之梦化为泡影。
1477年，查理（大胆的）战死疆场。此时他的女儿年仅17岁，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经验。这种情况下，议会在维护尼德兰国家结构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毕竟在分担政府责任方面议会拥有数十年的经验。这些经验促使议会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第一，他们决心将各地联合起来。这是必要的，因为法兰西国王正试图将勃艮第公国重新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下。他还趁着尼德兰没有男性统治者的机会，入侵了尼德兰。第二，三级会议增强了自身对政府的影响。他们不仅迫使年轻的女公爵接受《欢乐入境》，还让她批准了所谓的《大特权》（Groot-Privileges，Great Privileges），使她的权力较之其父和祖父进一步受限。例如，议会现在可以自行召开，而无须等待统治者出面召集。之后，玛丽（勃艮第的）的强大继任者们废止了《大特权》。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众多公国和伯国组成的勃艮第联合体（Burgundian Circle）之所以能在1477年的冲击中幸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议会的应对。也正因如此，“近处之地”之间的联系仍然紧密。但勃艮第公国则自此归属于法兰西。
尼德兰和西班牙王国如何归于一人治下
今天，几乎无法想象，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社会中，伯国、公国和王国的命运与他们统治王朝的联系有这么紧密。一次联姻、出生或死亡都可以决定它们是分是合。当然，在《大特权》和《欢乐入境》的条款中，面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联姻，人民可以保护自身利益，如明确要求王子的婚姻需征得他们同意。长期以来，欧洲显赫的贵族家庭从另一个国家乃至从遥远的土地寻找新娘或新郎的现象并不罕见。腓力（善良的）娶了一位葡萄牙公主，而查理（大胆的）则娶了一位英格兰公主。
如上所述，玛丽（勃艮第的）和马克西米利安的婚约已经得到了双方父亲的同意。在查理（大胆的）突然去世之后，毫不拖延地进行这场婚姻似乎是明智的选择——马克西米利安的力量可以有效地牵制法兰西国王的野心。然而，事实证明，马克西米利安不可能实行纯粹的“民族”政策。这一点在他于1486年当选罗马人的国王（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人）之后更加确定。尽管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占领了勃艮第公国，弗朗什-孔泰却仍是勃艮第家族的领土，而在玛丽（勃艮第的）和马克西米利安结婚后，勃艮第家族也可以被称为哈布斯堡家族。现在，弗朗什-孔泰将由布鲁塞尔管辖。从此，议会制定了自己的“尼德兰政策”。马克西米利安有自己的计划，而这些计划常与低地国家臣民们的利益相冲突。在马克西米利安的统治下，议会学会了如何与在其他地方也有利益的领主合作。在玛丽（勃艮第的）于1482年意外死亡之后，议会成功地将马克西米利安对其幼子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Fair，1482-1506）的摄政权降到最低。1494年，他们宣布腓力（美男子）已经到了亲政的年纪，能够以“自然王子”的身份接管尼德兰政府。当然，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受到了许多当地顾问大臣的密切监督。
马克西米利安能做的只是为腓力（美男子）娶一位国王的女儿为妻。因此，腓力（美男子）于1496年迎娶了胡安娜（Joanna）。胡安娜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的女儿。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是两个最重要的西班牙王国。这场婚姻促使新娘和新郎的领地合并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因为胡安娜的继承顺位在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之后，但是，无巧不成书，这两位均英年早逝。自从腓力（美男子）和胡安娜（后来患上了精神疾病）有望登上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王位，腓力（美男子）的“尼德兰政策”就差不多结束了。或许是1506年腓力（美男子）的早逝缓和了他与尼德兰臣民之间的冲突，可能还缓和了他与西班牙王国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他偏爱低地国家的贵族，激起了西班牙王国的愤怒。
历史重演，“自然王子”还太年幼，无法执政：腓力（美男子）的长子查理于1500年2月24日出生在根特。与他父亲生前的情况一样，议会决定在查理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宣布其足以亲政——1515年，查理接受了尼德兰统治者的角色。1516年，查理的外祖父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去世后，查理又继承了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王位。哈布斯堡的黄金——借自德意志银行世家富格尔（Fugger）家族——又帮助查理在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查理五世。现在，欧洲的一半要么是他的领地，要么在他的影响范围之内：包括近一半意大利在内的西班牙王国、富有的低地国家以及奥地利和周边地区。哥伦布的发现之旅使南美洲和中美洲被西班牙王室（即卡斯蒂利亚）收入囊中，从而使其能够从秘鲁和墨西哥开采金银矿。这样一个由许多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国家，其制度被称为复合君主制。查理五世的盾形纹章其实只能代表他的这些领地中最重要的部分：尼德兰的领地中，盾形纹章仅仅凸显了象征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狮子。
为了在所有领地中都有代理人，查理五世在西班牙王国设立了摄政王，在那不勒斯设置了一位总督（viceroy），在尼德兰也设立了总督（governor-general）。查理五世首先将在尼德兰的权力委托给了他的姑母——奥地利的玛格丽特（1507年至1530年担任总督），接着是他的妹妹——匈牙利的玛丽（1531年至1555年继任总督）。可以说，她们的家族自豪感甚至比皇帝本人还要高。尽管她们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却非常致力于维护哈布斯堡的利益，当然她们也以坚决的态度捍卫着尼德兰的利益。
路德宗和再洗礼派
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战火不断。首先，与法兰西的对抗始终未曾减弱。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在意大利北部公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对于查理五世来说，收复勃艮第公国关乎荣誉，无论这个野心有多不切实际。这些战争耗费了巨额资金，而所有这些钱都必须从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尼德兰及其他地区的臣民那里征收。其次，另一个宿敌，奥斯曼帝国也同样强大，查理五世不得不时不时地与之进行战斗。基督徒认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是异教徒，而伊斯兰教徒对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感觉。对查理五世这个天主教徒来说，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圣战。
贫穷的耶稣和富有的天主教会
然而，在1520年之后，一个意料之外的敌人崭露头角，它比任何世俗的王侯都更加危险：在德意志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许多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一直是西欧唯一的基督教教会。它自称（至今仍然）是唯一的普世教会，在它以外没有救恩。纵观整个历史，教会一直受到批评家们的反对，他们不认可神职人员的生活方式、教条和信仰实践。
他们对教会过多的物质财富尤为批判。但是，一次又一次，教会要么成功地消解改革运动，要么促使世俗政府惩罚改革者。在16世纪上半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和德意志的马丁·路德是教会的尖锐批评者。但伊拉斯谟仍然忠于教会，试图从内部实现变革，而路德则推动了更多激进的改革，最终与罗马教廷分道扬镳。在教会和皇帝查理五世眼中，路德是一个异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对其他异端那样，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个来自维滕贝格（Wittenberg）的叛教奥古斯丁会修士？实际情况令人大跌眼镜：路德得到了一些德意志选帝侯的支持。选帝侯因承担选举新皇帝的任务而得名，总共有七位。支持路德的几位选帝侯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们同意路德的改革，更是因为他们早就开始觊觎教会丰厚的财产。
查理五世认为，镇压路德和新教王侯是他身为基督徒的义务。在德意志的战役中，他自然而然地用了他其他领地的陆军指挥官。因此，西班牙的阿尔瓦公爵与比伦伯爵（Count of Buren），即埃格蒙特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an of Egmont）一起战斗。后者的女儿安娜·范·比伦（Anna van Buren）后来嫁给了奥伦治亲王威廉。最终，查理五世未能击败德意志新教徒，以失败告终。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出台，规定各邦诸侯有权决定其本人及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一原则在拉丁文中被表述为“cuiusregio，eiusreligio”（即“教随国定”），后来得到了推广。
就此，尼德兰的人民看到，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内，许多公国允许不同的基督教信仰存在。这完全是史无前例的。同样基于圣经和教父们教诲的“异端”教派的存在，破坏了罗马教会的世界性权威。《奥格斯堡和约》也使查理五世得以在尼德兰放开手脚。因为德意志路德宗的王侯们从未利用自己的影响来推进新教在低地国家的传播，路德宗在那里势单力薄。查理五世别无选择，不得不允许德意志路德宗商人在贸易中心安特卫普（Antwerp）做生意。但在政治上，这些商人本分守己，从不挑事，以防受到抵制。
更大的威胁其实来自再洗礼派（Anabaptists），他们对基督教信仰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他们不同意在孩子出生后立即为孩子施洗；他们认为洗礼必须是达到一定年龄之后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因此，他们选择重新受洗。尽管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足以使他们被绑上火刑柱，但他们的社会信仰——财产共有和禁止私产的理想——同样使世俗政府视他们为煽动者。
再洗礼派信徒相信，在进入上帝的王国之前，他们可以在现世建立天堂。1534年，在两名尼德兰男子的带领下，他们占领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Münster）市。在基督受难并复活的1500年之后，他们想使明斯特成为神圣的耶路撒冷。低地国家的数千名狂热信徒涌向明斯特，希望在那里创造更好的生活，但再洗礼派如此彻底地摒弃既有认知中上帝所赐予的一切真实，这是既定的秩序所不能容忍的。1535年，明斯特的再洗礼派被当作煽动者和叛乱者受到围剿。
在阿姆斯特丹，同样的结局差点再次上演。再洗礼派几乎快要成功地接管这个地方，一小群赤裸的男女穿过市中心，大喊着“地狱”和诅咒。当局做出了强势的回应，再洗礼派最终以叛乱分子的身份被押上了绞刑架。尽管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打击，尼德兰的再洗礼派信徒仍然比路德宗信徒要多。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明斯特的局势已经脱离掌控，从那时起，他们宣扬绝对的非暴力行为。以他们的领袖门诺·西门（Menno Simons）为榜样，他们继续信奉成人洗礼并拒绝宣誓：他们相信自己说的每句话都是当着上帝的面说的，因此一个简单的承诺应该就够了。作为和平主义者，他们以热爱和平的传道而闻名，但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门诺绝不容异议。这导致了许多分裂，每个团体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会众”。
皇帝查理五世一次又一次发布针对异端的法令，下令采取最严苛的手段。这些宗教法令主要针对门诺派教徒，这是大多数人被施以火刑的原因。实际上皇帝过去就有进行严酷宗教迫害的记录：1523年7月1日，最早的路德宗教徒、来自安特卫普奥古斯丁会修道院的两名修士亨德里克·沃斯（Hendrik Voes）和扬·范·埃森（Jan van Essen），在布鲁塞尔被处决，成为新教的殉道者。实际上，许多下级的行政当局忽略了皇帝的命令。在各省市，人们越来越不愿因宗教信仰而处决人，他们选择视而不见，装傻充愣。当皇帝将尼德兰政府交给儿子腓力二世时，他夸口说异端的问题在“近处之地”几乎尽在掌控之中。
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进行的宗教迫害中，人们常常怀念查理皇帝的时代。但实际上，皇帝一再加紧迫害异端的步伐，并随着1550年《血腥法令》（Blood Placards）的颁布达到最高点。
低地国家的联合
除外交和宗教事务政策外，皇帝查理五世还制定了低地国家的国内政策。他试图按照勃艮第公爵的传统扩大该地区的领地。他已经拥有了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和地位，这使他在1528年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接管了乌得勒支主教的世俗权力。至此，他将乌得勒支、上艾瑟尔（Overijssel）和德伦特（Drenthe）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帝国。1530年，教皇甚至允许他先自行选择主教，然后再由罗马教廷批准。之后，直到1543年，查理五世才成功将海尔德并入他在尼德兰的领地。
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尔德的公爵们一直是麻烦的邻居。作为法兰西国王的盟友，他们争夺勃艮第公爵们的土地，发起了一系列突袭，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波及范围远及海牙。当查理五世在1543年终于让海尔德公爵臣服之时，周边的荷兰、泽兰、布拉班特、乌得勒支和上艾瑟尔省都充满了欣慰和喜悦。乌得勒支的一位公民显然对查理五世充满好感，以至于他将皇帝的雕像安装在他房屋的外墙上。现在，须得海（Zuiderzee）从海战区变成了一片宁静的内海，这对贸易和航运的开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可以说，查理五世在低地国家的势力范围现已经形成了一个地缘整体，当然，这种说法仅鉴于它们的东部边界正好对应了今天荷兰王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界。但实际上，查理五世还得到了林根伯国，该伯国现在完全位于当今的荷兰王国和比利时之外，而查理五世却将其视为自己在低地国家领地的一部分。他还想吞并东弗里斯兰（East Friesland）伯国和明斯特主教区，但这些野心从未实现。虽然如此，记住这些意图仍很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将后来的国家边界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或“完整”：这只是我们想当然而已。
查理五世
为了应对与法兰西之间的战争，查理五世需要尼德兰各省的密切合作，因此，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削弱它们的权利。他还尽可能只安排“土著”官员在政府部门任职。当然，许多高级官员确实来自弗朗什-孔泰，但是这块传统的勃艮第土地培养了整整一代优秀的法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历届统治者都很乐于任用这些精英。随着政府作用的扩大和复杂化，来自勃艮第和其他省份的法学家们的专长使其影响力逐渐增强。这些法学家通常被称为长袍贵族（conseillers de robe longue），得名于他们的正式着装。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会被提升为低等级的贵族。于是，在用军功证明自己价值的老贵族——佩剑贵族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长袍贵族。这些新贵族影响力极大，以至于尼德兰总督玛丽（匈牙利的）致信查理五世，说其他贵族抱怨受到了冒犯。正因如此，勃艮第人往往被视为“外国人”。然而，用现代的话来说，政府的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1531年，查理五世重组了他的顾问委员会。查理五世之前的统治者治下，同样有独立的司法和财政委员会，因此，查理五世希望他的政府更符合现代要求的愿望并不新鲜。他设立了三个委员会，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附属委员会（Collateral Councils）。首先是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此委员会提供政策咨询，由最显赫的贵族和必不可少的法学家组成。其次是枢密院（Privy Council），此委员会负责一般立法和法理学。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学家（上过大学的法学家）才有资格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工作。最后是财政委员会（Council of Finance），此委员会同样只由具有必要经验的专业公务员组成。后来，腓力二世从父亲那里全盘继承了整个附属委员会体系。
同年，查理五世同意他的弟弟斐迪南（后来的皇帝斐迪南一世）当选罗马人的国王，这意味着斐迪南有望接替查理五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两兄弟统领着哈布斯堡家族或者说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个分支，常常紧密合作——在反抗路德宗和奥斯曼帝国威胁的联合斗争中，表现得站在同一战线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竞争。1547年，阿尔瓦公爵在米尔贝格战役（Battle of Mühlberg）中击溃德意志新教诸侯，此后，查理五世在神圣罗马帝国中拥有最高权力，这使他有机会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几个世纪以来尼德兰与帝国的联系变得有些松散。这也适用于帝国许多其他的外围领土，例如意大利北部、瑞士和匈牙利。查理五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许多这样的领地——粗略地说，就是主要河流［莱茵河和马斯河（默兹河，Maasriver）］以南的低地国家，再加上荷兰伯国。这些地区叫世袭领地。查理五世本人还获得了河流以北的其他土地：乌得勒支、上艾瑟尔、弗里斯兰、格罗宁根（Groningen）和海尔德兰（Gelderland）。除了斯海尔德河（Scheldt river）以西的佛兰德以及隶属于法兰西的阿图瓦以外，严格说来，所有的低地国家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在1548年，查理五世将佛兰德和阿图瓦移交给了帝国，并以所谓的“勃艮第联合体”的名义统一了所有的低地国家。自1500年以来，帝国一直被划分为数个行政“联合体”，旨在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应对国家结构的逐步弱化。但同时，因为查理五世让各“联合体”脱离帝国，所以它们拥有了更强的独立性，这成了许多问题的根源。
帝国给予尼德兰故有的自由和特权，并且不再干预勃艮第联合体的内政。此外，帝国律法不再适用，而尼德兰的代表将被允许参加帝国会议。为了表示友好，尼德兰仍然会每年主动缴纳财政税，金额相当于选帝侯所支付的两倍。日益增强的独立性看起来极大地削弱了帝国：查理五世基本上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其子腓力将继任该国的统治者。现在，他缺少的仅仅是一顶王冠。“勃艮第联合体”一名体现了查理五世的立场，毕竟选帝侯们恐怕会更喜欢“尼德兰联合体”这样的名字。通过这一命名，查理五世强调了自己在勃艮第传统中的地位。佛兰德和阿图瓦的加入意义不大。尼德兰没有向帝国缴纳税款，而向皇帝进贡的习俗也很快就被废除了。帝国还能做的就只有在战争发生时向尼德兰提供援助，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法兰西要入侵低地国家的时候。因此，当尼德兰在八十年战争中陷入内部冲突时，帝国的选帝侯们拒绝采取行动。
在帝国中取得这场外交胜利后，查理五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下一步上。1549年，他让低地国家的所有省份都同意所谓的《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让他们承诺，在查理五世死后接受其子腓力为统治者。这是把还在西班牙的腓力介绍给他未来将要继承的领地的一个绝佳机会。来到尼德兰时，腓力才22岁，但他绝不是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于1527年出生在瓦尔拉多利德（Valladolid），是查理五世和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的独子，只有两个姐妹：玛丽亚和胡安娜。父亲的长期缺席部分导致了腓力与母亲伊莎贝拉的亲密。伊莎贝拉在西班牙王国担任查理五世的摄政王，后来在腓力11岁时去世，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之后，当查理五世不在的时候，年仅16岁的腓力就代替父亲管理西班牙王国。当然，因为父亲查理五世时常写信给他提供指导，他本人还是很好地履行了摄政王的职责。腓力在与西班牙议会（Cortes）进行磋商时态度强硬，并严格控制那些想要结成裙带关系的贵族家庭。1543年，腓力与葡萄牙的玛丽结婚，不幸的是，玛丽（葡萄牙的）在1545年生下儿子唐·卡洛斯（Don Carlos）后去世，腓力自此陷入了自责和悲伤。经历过以上种种，腓力在抵达尼德兰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生活经验。此外，他还总是保持着镇定和自制，就像一个理想的王子那样，尤其是在西班牙的时候。有了在西班牙积累的经验，查理五世将腓力介绍给他在尼德兰的臣民就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了。1549年，腓力穿过父亲在意大利、奥地利和德意志的领地，到达了尼德兰。
除了最北部的那些地区（弗里斯兰省和格罗宁根省）之外，腓力巡视了低地国家的所有省份，让他们向即将君临天下的自己致敬。受访城市为了展示自身最好的一面，为腓力安排了招待会、游行、戏剧表演、礼物、热情洋溢的演讲和豪华宴会。腓力访问安特卫普的报告用拉丁语、法语和荷兰语发表。这位品位朴素、头脑清醒的王子，一定觉得低地国家是名副其实的“科凯恩之地”（Land of Cockayne）。尽管不热衷于吃喝，腓力确实热爱尼德兰的园艺、音乐和绘画。
（本文摘自安东·范德伦著《海洋帝国的崛起：尼德兰八十年战争，1568—1648》，杜原译，天地出版社，2021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