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以战略稳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中美关系“重中之重”的背后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在致辞中提到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娅合影。

此外，习近平还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他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就在此次重要访问期间，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传来积极信号。9月24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在本轮磋商中，中美双方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达成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还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谈判桌上，关税、出口管制、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这些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沿，也因为它们越来越直接地嵌入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

2026年，中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传统增长动能仍在转换、产业升级进一步迈入深水区，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在重塑中国产业体系。中国企业加快出海走向全球市场，但同时也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和地缘政治风险。

在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实训基地的纺织车间纱管分拣场景，工作人员训练机器人分拣、码放不同的纱管。

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中国正在更加突出地强调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同时指出，中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

如何在增强自身发展确定性的同时，主动塑造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外部环境，成为观察中国发展与对外关系互动的一条重要线索，其中当然也包括中美关系。

“全球冲突和地缘风险的增加，提高了中国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警惕。”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洁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目前的中东局势提醒着中国决策层：过度依赖自身难以掌控的外部条件，将给经济安全带来现实而重大的风险。

而在中国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于洁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左希迎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告诉澎湃新闻，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需要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美作为两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关系又是影响全球和地区安全的重要变量。

“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到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再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美关系的稳定在当前阶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左希迎说。

产业升级与科技竞逐，催生中美对话空间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产业结构继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演进。过去依靠成本优势和大规模出口形成的增长模式，正让位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高端制造的增长路径。

 在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总装车间，员工在装配新能源汽车。

对于正在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的中国而言，增强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中央党校的“开年第一课”上给出了原因，他指出，中国经济这些年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的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因此，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对“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这是应对外部挑战、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必然选择。

在位于南京市江宁开发区的汇川技术南京基地自动化车间内，AGV小车在搬运完成测试的机器人。

于洁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由高科技、高端产品出口带动经济转型的阶段，需要一个可预测的外部环境——“周边安全可控，与欧美主要大国关系稳定，不发生重大的战略性转向。”

这种需求并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正如于洁所分析，中国高端制造的竞争力优势不仅来自国内完整的产业体系，也建立在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广阔的外部市场之上。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通过供应链、市场准入、技术获取等多个渠道传导至国内。

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和产业能力上升，中美之间的竞争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但竞争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更不意味着双方只能在“合作”与“脱钩”之间二选一。

于洁分析指出，中国所希望的是“在不引发美国和西方过度遏制中国的情况下，拓展自身发展空间”。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时期，中美竞争持续，也使中国更加重视避免主要西方国家形成高度协调、长期针对中国的态势。

这其中更现实的考量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具有比双边关系本身更广泛的经济含义。如果双边关系持续向“脱钩”发展，其影响可能超出某一项关税或某一种商品，而是会传导至市场和供应链的长期走向。

类似需求同样体现在美国一方。白宫4月发布的年度《总统经济报告》中，强调产业链韧性、制造业和供应链安全，并将减少对特定外国供应链依赖作为其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美国政府也承认，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涉及美国消费者、企业和制造业等多个利益群体。从美方公布的中美经贸安排来看，美方也试图把非敏感商品贸易从高强度博弈中区分出来。

因此，即使竞争持续，双方仍然需要为正常的经贸往来、产业合作寻找对话空间。

而在中美最新一轮经贸磋商中，双方还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商务部9月24日进一步确认，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作为双方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进行的首次人工智能对话。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会带来新一轮技术红利，并将持续转化为现实经济的增长绩效。”左希迎分析表示，对中国而言，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并不只是应对外部竞争的需要，也是自身经济转型和培育新增长动力的内在要求。

而随着中美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动态发展和实力差距的起伏变化，双方的竞争已经进入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领域。

不过，左希迎也指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伴随潜在安全风险、技术隐患与全球治理难题，这是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当前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虽不可避免，但上述挑战，仍将推动双方寻找有限的沟通和合作空间。

9月24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宣布，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与中方进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后表示，双方围绕贸易和AI话题进行了接触，贝森特说“非常成功”。

美国智库新美国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此前曾表示，让双方交换研判信息、共同监测人工智能安全事件，本身就是重要起点。“前沿人工智能代理如果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可能造成巨大破坏……这已经超越了地缘政治竞争。美中必须以某种方式开展合作，否则双方都会蒙受损失。”

从增强自身确定性，到主动塑造外部环境

如果将视野从具体的经贸和科技议题拉开，对“稳定”的考量正进一步置于中国自身长期发展的战略坐标之中。

当前，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不稳定明显增强。“十五五”规划纲要写道，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纲要在作出这一判断的同时，也强调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并提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所要解决的并不只是如何降低外部冲击，也包括如何增强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

在于洁看来，强化国内供应链、升级先进制造业、扩大关键战略性技术研发，正被纳入中国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考量之中。“这些领域的投入已不只是经济增长议题，也与国家竞争力、产业安全和长期发展能力密切相关。在这一背景下，经济政策与地缘战略正在形成更紧密的联动关系。”她说。

过去，中国更多是在相对开放的全球市场中获取技术、资本和市场，并通过国际分工推动自身发展。然而，近年来，安全因素在国家发展议程中的权重上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

左希迎表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过去相对宽松的外部发展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如何在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发展的连续性，成为一个新课题。“中国现在处于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处理好开放、发展与内外循环的重要关系，促进形成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仍然需要一个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

然而，现实是当下全球冲突和地缘风险的不断增加，而在中国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于洁指出，“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在国际社会中，中美关系不是一组孤立的双边关系，其稳定程度也会对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产生外溢效应。

左希迎分析表示，国际社会中的大部分都试图同时与中美保持密切的经济、安全和外交联系。当中美关系处于高度不确定时，一些国家会受到中美竞争的外溢影响，不仅会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同时也存在更多投机的动力。相反，如果中美两国关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战略框架，其他主要国家在处理自身对华、对美关系时，也会产生更加清晰和稳定的预期。

稳定的另一面，是不可退让的核心利益

主动塑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分歧消失。

在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台湾问题始终处于十分突出的位置。

5月特朗普访华时，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美国而言，如何处理涉台问题，也将直接检验其是否真正愿意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若一面谈稳定、一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一面强调管控风险、一面持续强化涉台军事联系，“建设性战略稳定”就会失去基础。

在中美两国元首5月北京会晤后，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被暂缓。这一动向也成为中美围绕台湾问题互动的重要观察点。路透社本周的报道再次提到，这笔约14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仍被推迟；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出现要求政府推进相关军售和对台安全资金的声音。

据香港《南华早报》9月19日报道，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考虑推迟宣布对台军售计划至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之后。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总统曾考虑把对台军售决策推迟至2028年底或2029年1月，也就是本届任期尾声。不过提议一经提出，就遭到鹰派强烈反对。”“目前的倾向是，将军售推迟至APEC峰会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考虑到中方已就反对对台军售释放强烈信号，因此他（特朗普）明年继续搁置的可能性也很高。”

左希迎观察认为，从中美元首近期一系列互动以及特朗普5月访华后的表态可以看出，其本人应该比以往更清楚地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哪些风险。

“美国国内围绕台湾问题存在不同声音，但特朗普作出最终决策时，需要考虑的不只是一次具体政策行动的收益，还包括对未来双边关系的长期影响。”左希迎说。

从经贸到科技，再到台湾问题，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是中国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重要现实考量。但稳定并不意味着模糊自身利益边界，更不意味着在核心利益问题上让步。随着综合实力提升和政策工具不断丰富，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能够采取的回应方式也在增多。

左希迎提到，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令中方认为不可接受的举动，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下的政治收益，还包括对两国元首战略互信、中美高层沟通基础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合作的影响，尤其是在经贸、科技等领域仍需要磋商的情况下。

“中国对美国的反制工具箱现在比较丰富，也足够有力，不管美国出什么牌，中国都能够见招拆招。”左希迎指出，“如果特朗普是理性的，他会努力管控国内反华鹰派，在台湾问题上更加谨慎。”

日前，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被问及对台军售问题时表示，必须权衡更广泛层面的需求。他说，“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关注台湾，但希望大家把视野放到全球层面。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我们自己就没有了。未来或许可以再生产，但眼下并没有多余库存。”

《环球时报》近日刊发评论称，台湾问题依然是决定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前行的深层变量。“台湾问题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分歧，而是可能触及中美关系根本稳定的重大问题。任何将台湾当作地缘博弈筹码的做法，都会加剧台海紧张，也会使中美关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6月30日中美两国外长通电话。这是中美元首5月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后，两国外长的首次通话。王毅外长当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在9月17日的通话中，王毅向鲁比奥表示，双方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

于洁认为，中国逐渐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视为一种长期状态。贸易争端、技术限制、台海问题及亚太安全架构，都使双边关系更加复杂。

“但与此同时，中国并未放弃对话和沟通。中国政府的政策路径一直强调管控分歧：在核心利益相关问题上维护自身立场，同时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领域保留高层沟通渠道，避免竞争失控。”她说。

在习近平23日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发表的书面讲话，以及24日他在白宫欢迎仪式的致辞中，都将中美关系与两国各自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习近平两次都提到了“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

“今年是中美各自发展的关键之年。”习近平在23日的书面讲话中表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