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黄旦、陈建华等：以媒介为进路，探索中国现代性未被展现的另一副面孔

身处数字时代，媒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活，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媒介从来不只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而且是塑造社会关系、组织实践乃至人们理解世界方式的重要力量。沿着这一视角重新回望中国现代性的形成，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媒介同样深度参与其中，不仅传播新的观念和知识，也介入政治动员、社会交往、城市生活与文化实践。那么，报刊等媒介究竟在中国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不再仅仅将报刊作为史料、文本或新闻内容的载体，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其背后的媒介逻辑，并由此开启一种关于中国现代性生成的媒介史书写？这种书写又建立在怎样的媒介理解与理论视角之上，并能为今天理解数字媒介、社会转型与中国自身的现代经验提供怎样的历史启示？

2026年9月19日，由上海大学媒介与江南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等五家科研机构共同主办的“报刊—城市之路”学术工作坊暨第二届“新报刊（媒介）史书写”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会上，黄旦、陈建华、孙玮、吴予敏、唐海江、谭徐锋、张彦武等来自新闻传播学、历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及文化出版人，以新近出版的《媒介视野中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新报刊（媒介）史书写》为依托，围绕“媒介与中国现代性：新报刊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展开圆桌研讨。以下为澎湃新闻对这场对谈的整理稿。

重新理解报刊：它只是工具吗？

黄旦（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过去的报刊史研究大致存在两条路径：第一条是服务其他学科的路径。文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都可以研究报刊，但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选择框架。结果是报刊还没有真正进入研究，就已经被放进文学、政治或者历史的既定框架之中。第二条是新闻自身的事业史路径。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新闻史”究竟是news的历史，还是journalism的历史？过去的研究往往是把journalism局限于news上面，不断缩小自身的问题范围，最后很容易变成谁办过什么报、报纸发表过什么内容的历史。这两种路径看似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真正把报刊本身当作媒介来理解。报纸的内容常常只是和档案、书信等材料一起，被拿来拼接某一段既定的政治史、思想史或者文学史。

我们提出新报刊史，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重新把报刊作为媒介来看。这样一来，《时务报》的问题就不只是它传播了什么思想，而可以进一步追问：它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方式？所谓文学中的“新”与“旧”，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现代媒介条件下不同的现代转型路径？因此，“媒介与中国现代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媒介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

谭徐锋（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新史学”丛书主编）：新报刊史的研究旨趣，与我比较认同的年鉴学派所讲的“总体史”（Total History）颇为契合。过去做历史研究，报纸和刊物常常首先被当作史料和证据来使用，我们从中寻找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说了什么。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一张报纸本身就是一个事件；报纸与报纸之间、报纸与其他刊物之间、报纸与它所呈现的对象之间，又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大事件里面包含小事件，小事件也可能折射大事件。因此，研究报刊，不能只关注报刊“呈现了什么”，还应该追问：什么是报刊不能呈现的？什么是不允许被刊登的？呈现与遮蔽本身就是一面镜子。

空间也是如此。同一种报刊置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政治空间中，其意义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大公报》原来在天津，《申报》在上海，都与国家政治中心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1938年以后《大公报》迁往重庆，它与战时首都、与最高政治权力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战时的纸张和印刷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如果只是分析报纸写了什么，这些变化就很容易被忽略；但如果把报刊重新放回具体的政治场域、城市空间和物质条件之中，我们看到的就会是另外一种报刊史。

从总体史的角度，还可以看到许多过去处于历史叙述边缘的人和事。我过去利用《大公报》全文资料做研究，发现其中存在大量关于伤兵、匪患、救济以及各种社会群体的记载。它们在报刊中大量存在，但在今天的报刊史乃至历史研究中反而常常是“消声”的。这说明，我们过去其实已经预先规定了哪些问题值得研究、哪些对象属于“历史”。

同样，对梁启超办报的研究，也不能只是分析《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大中华》说了什么。还可以继续追问：这些报刊在形式和版面上模仿了什么？它们与日本、欧美的刊物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民报》和《新民丛报》当然存在政治上的竞争，但在这种对立之外，它们是否又分享了共同的办报形式、传播模式乃至某种共同的情感结构？

人的生命经历也需要重新放入报刊史。一个人选择进入某一家重要报馆，并不只是换了一份职业，它可能同时意味着社会身份、人际网络、政治位置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把人、空间、权力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互动重新连接起来，我们所看到的报刊史就会丰富得多。所谓“总体史”，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重新打开那些过去被割裂的历史。

吴予敏（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经过十余年的探索，“新报刊史”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理论构想。从目前已经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研究来看，这条路径已经表现出了相当强的解释力。但是在这里，我尤其关心一个问题：媒介、思想与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过去我们忽略了媒介，现在强调媒介当然有必要；但如果因此把媒介重新变成一种支配一切的独立力量，同样会产生问题。媒介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非常重要的动能，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媒介的作用需要在社会历史结构、思想结构和文化结构共同参与之下才能发生。因此，我一直对所谓“媒介本体论”保持警惕。理解媒介，不能只有媒介而没有人。人如何使用媒介、媒介如何建构人，这两者始终处在相互作用之中。更合适的方式，可能仍然是把媒介放回交往实践的整体过程。

黄旦：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从媒介出发，并不意味着不要结构。一方面，我们要避免结构功能主义，但这并不是说，研究中可以没有回应结构的问题。如果缺少结构，研究就容易变轻。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重新理解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提醒，新报刊史不能最后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新文化史”。

从报刊出发丰富中国现代性的阐释维度

陈建华（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古籍所教授）：这些年我比较明显地感受到，媒介研究正在给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带来新的刺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进入过去并不受重视的感官经验。这本书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关于声音和声景的研究，比如晚清上海的救火钟声、民国时期的电话购物以及广播等。它们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我们又增加了几个新的研究对象，而是因为这类研究开始让我们看到：城市并不只是被阅读、被观看的，它同时也是被听见、被触摸、被感知的。

视觉研究其实也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点石斋画报》，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新闻内容的图像化，我们可能仍然没有真正进入它的媒介经验。每幅画都包含画师面对新闻事件时的感受和选择，什么被画出来、什么没有被画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感官和视觉的问题。石印、摄影等新的媒介技术进入之后，不只是提供了新的再现手段，也在重新安排人的情感、理性乃至伦理经验。

现在年轻一代对嗅觉、触觉的兴趣也非常强烈。在这个意义上，感官史并不是给传统历史不断增加“声音史”“嗅觉史”“触觉史”几个新的门类，而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的感知结构本身是不是历史性的？

进一步说，在中国研究中，仅仅套用西方的“视觉文化”或者“听觉文化”概念可能还不够。比如中国传统中关于“心”的认识，以及近代以来“脑”等新的身体与心理观念进入之后，人的主体结构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到了晚清、民国，这些变化不断进入文学、画报和其他文化形式之中。因此，我们讨论近代中国的感官结构，还需要把它与中国自身关于身体、心理和主体的知识传统联系起来。

这也关系到如何理解“现代性”。现代性当然意味着城市、时尚、技术以及不断出现的新事物，但如果只把它理解成新取代旧、现代战胜传统，就会过于简单。技术和媒介在推动变化的同时，也不断重新分配人的情感、理性、伦理和身体经验。媒介史能够做的，恰恰是把这些细微而具体的变化重新呈现出来。

唐海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看到这本书的标题时，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是“媒介视野”？为什么不是实践的视野、技术的视野或者其他视野？黄旦老师过去讲“从媒介出发”，那么首先就应该回答：为什么这个立足点能够成立？从麦克卢汉、基特勒、本雅明等不同理论资源出发，我们当然可以获得很多答案。媒介视野一个重要的价值，是让我们看到过去从人物、机构、思想等角度不容易看到的关系。当然，媒介视野下的报刊史研究有一个理论与经验融合的方法论难点：“媒介”一方面必须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否则它无法成为理论概念；另一方面，做经验研究和历史研究又不能停留在抽象层面，必须落实到非常具体的对象——一座钟楼、一封电报、一台望远镜、一份报纸。在这个过程中，对具体媒介的理解，往往不能被先天地限定为某一种单一功能。同样是报刊，在不同关系中也可能显现出完全不同的媒介性。这也是新报刊史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一方面要把“媒介”抽象出来，形成概念；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回到具体的历史对象中，重新发现媒介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理论的抽象与经验的具体之间，需要不断往返。

从这里出发，我也倾向于对“现代性”这样总体性的概念保持一定警惕。不同媒介可能拥有不同的历史节奏。比如光学仪器、地图测绘、报刊，它们进入中国以及发生变化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所谓现代性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统一、同步的过程，而是多元、多维、多层次地展开。因此，从媒介出发最终未必会得到一部边界明确、路径唯一的“媒介史”，它更可能打开多种理解历史的可能性。

吴予敏：这也进一步涉及中国本土的问题。我们现在大量使用西方媒介理论，但西方的理论框架未必能够直接解释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的媒介变迁并不只是技术上的替换，而是技术、制度、行为、观念乃至情感的复合变化。因此，中国本土的媒介史框架最终是什么样子，还需要从具体事实和历史材料中发现，而不是预先从理论中规定出来。

历史分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过去新闻史基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分期，大量依附于社会史、革命史和思想史。如果今天以媒介为重心重新书写历史，我们究竟以什么作为尺度？是技术变化，是物质形态，是社会组织方式，还是人物交往模式？不同尺度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史料选择与历史叙述。

黄旦：时间的分期问题确实关键。过去的新闻史、报刊史大量借用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节点。真正建立媒介史自身的分期当然非常困难，但或许可以尝试从“事件”入手。不是先假定一个完整的世界，再把报刊放进去，而是观察报刊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件，这些事件是否使报刊形成了新的类型、风格或者趋势。真正困难的，是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才是足以构成转折的关键事件。

孙藜（上海大学媒介与江南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如果从城市、空间和人的具体经验进入历史，还会进一步推动对于时间问题的理解。我们过去讨论历史分期，往往假定一个共同的、整体性的历史时间。但是，如果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不同城市中的报刊形态和媒介实践并不相同，那么不同空间里的历史时间是否也是不同的？

这让我想到施坚雅关于中国空间结构的研究。当我们看到不同城市中的报刊具有不同形态时，是不是也意味着，在不同的空间中，时间本身有着不同的展开方式？由此，我们或许能够获得一种比传统政治史分期更加细致的历史时间观。空间结构不仅仅提供历史发生的背景，它也可能改变我们对于历史节奏和历史分期的理解。

从历史经验到知识生产：媒介史何以回应当下

孙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我一直认为，做理论研究，一定要有历史感。但这种历史感不能只是抽象的思想史，而要真正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之中。新报刊史这些年的研究对我的一个重要启发，就在这里。不过，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我们不能停留在不断增加新的研究对象。如果媒介史只是从报刊扩展到声音、图像、广播、电影，仍然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媒介”的理解。

比如今天我们都在讨论算法和代码，但算法并不只是人工智能时代才出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去寻找一种更长时段的媒介思维：语言、书写、图像、数字、代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过去习惯于把媒介史写成口语、书写、印刷、电子、数字依次演进的线性过程，但它们真的只是简单替代、不断升级的关系吗？还是存在长期的并存、交织和重新组合？

算法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入口。我们通常把报纸理解为连续的叙事文本，一篇新闻、一篇小说都有自己的时间链条；但是整个报纸版面，却是把不同的新闻、副刊、广告等内容切割之后重新组合在同一个空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报纸版面的安排本身就具有某种算法式的逻辑：它把离散的部分按照某种规则重新排列。

同时，媒介史研究，也不能最后仍然只落到人与人的交往上。符号采取什么形式，它依附于怎样的物理载体，通过什么设备运行，又怎样形成社会交流的规范、制度和组织，这些都应该进入分析。只有这样，我们讨论的才不只是媒介对象的不断扩张，而是不同媒介所具有的组织世界的方式。

我比较期待下一步能够形成一些中观层面的分析框架。我们现在当然可以借助德布雷、福柯、基特勒、斯蒂格勒等人的理论，但是如果要真正谈本土的媒介研究，仅仅不断引进新理论是不够的。经验研究最终还应该有所抽象，要能够从扎实的中国历史材料中形成自己的概念和分析框架。

换句话说，史和论不能分开。真正有意义的媒介历史研究，不仅是在过去发现越来越多有趣的媒介，而是有可能从这些具体历史中重新理解人、技术、物以及文明组织自身的方式。

张彦武（《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任编辑）：这些年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今天的跨学科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个人并不太在意一篇研究究竟属于新闻传播、中文、历史、社会学还是别的什么学科，我更关心的是：这是不是一个真正有意思的问题，研究有没有做到足够的深度。

现在我们会觉得声音研究、听觉研究、嗅觉研究非常新，但实际上回头看，二十年前已经有年轻学者开始进行类似探索。所谓前沿，并不只是追逐一个新出现的概念。真正重要的，是研究者能不能保持对新问题的敏感，又能够扎扎实实进入材料。

因此，我觉得学科边界不必划得过细。情感史、动物史、感官史乃至其他新的研究方向，只要能够拿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就值得进入我们的视野。

对年轻研究者来说也是一样。未必一定要认识多少学术名家，也不必过分在意自己属于哪个圈子。如果真的准备留在学术界，最重要的还是老老实实做研究，写出一篇真正有意思、能够让别人记住的论文。这种单纯的学术雄心，我觉得什么时候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