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缺口、气候变局与跨境传播：一个西非小国消除疟疾的“最后一公里”
正午，灼人的阳光笼罩着冈比亚东部上河区，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土路被晒得发白，热浪贴着地面翻涌。社区志愿者法图（Fatou）背着药箱，穿过几乎没有树荫的村庄，敲响一户院落的大门。
作为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SMC）项目的社区志愿者，她和同伴需要在雨季疟疾传播高峰期间逐户走访，为3个月至59个月龄的儿童提供预防性抗疟药物。
孩子刚喝一口便皱起眉头，把脸埋进母亲怀里。法图耐心安抚，直到亲眼看着孩子把药咽下，才递过去一颗糖作为奖励。
临走时，同行的志愿者在大门旁写下“7/10”和字母“R”：这个院落里有10名符合条件的儿童，已有7人服下第一剂药物，另外3人需要再次走访。只要“7”还没有变成“10”，他们的工作就没有结束。
就在法图和同伴试图把预防药物送到冈比亚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孩子身边时，数千公里之外，一条由蚊媒跨境移动引发的疟疾传播链正在德国法兰克福浮现。
2026年夏季，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及周边接连发现8例恶性疟疾病例，截至9月中旬，其中3人死亡。最初确诊的是机场工作人员，随后病例又出现在机场附近居民中。这些患者近期均没有前往疟疾流行地区。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和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为，一只或多只携带恶性疟原虫的感染性按蚊，可能藏匿于客舱、货舱、行李或航空货物中，随国际航班抵达法兰克福，并在当地叮咬人群。这种罕见感染场景被称为“机场疟疾”。
从冈比亚村庄到法兰克福机场，两地相隔遥远，面对的疟疾防控阶段也截然不同。这两幅看似无关的图景，却共同呈现了全球疟疾防控面对的现实：传播风险不会停留在固定的地理边界内，疟疾流行区与非流行区只有一个国际航班的距离。
几个世纪以来，冈比亚经历了漫长的疟疾抗争。从雨季医院里挤满高热、抽搐的患儿，到杀虫蚊帐、快速检测、规范治疗、孕妇间歇性预防治疗和儿童季节性化学预防逐步铺开，直到近几十年，这场“漫长疫情”的转折点终于到来：这个西非小国报告的年度疟疾病例从2015年的近25万例降至2025年约4.8万例，十年间下降约81%。
如今，冈比亚正从广泛控制疾病负担，转向发现、调查和阻断每一条传播链，走到了疟疾消除的“最后一公里”。
但越接近终点，这段路反而越难走：病例越少，监测越要精准，逐例调查和处置的成本越高；气候变化正在重塑疟疾传播的时间和地理范围；开放的陆地边境和全球交通网络，又使输入性传播难以由一个国家独自阻断。与此同时，冈比亚2026年至2030年国家疟疾战略预算仍有超过1亿美元的缺口。
冈比亚如何走完消除疟疾的最后一公里？
SMC ⼯作⼈员完成⼊户服务后，在住户⻔⼝留下标记。
把药送到最后一个孩子身边
从濒临大西洋的西部首都地区沿冈比亚河向东行驶六个多小时，柏油路越来越少，土黄色道路被雨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水坑。越往内陆，房屋和道路越简陋，一些偏远村落很难找到完整、平坦的道路。
9月正值冈比亚雨季。2026年第一轮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行动正在最东部的上河区进行。冈比亚约90%的疟疾病例发生在雨季，积水、高温、交通不便和基础设施不足，让每一次入户都更加困难。
法图和同伴携带药品、登记表和移动终端逐户走访，核对儿童年龄和健康状况，再向家长说明药物的作用、服用方法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这项干预主要面向3个月至59个月龄儿童。药物不是在孩子患病后用于治疗，而是在疟疾传播高峰到来时提前提供保护，并在传播季按周期重复给药。
五岁以下儿童免疫系统尚未成熟，感染后更容易发展为重症。在尚未感染时给予预防性药物，可以降低其在雨季感染、发展为重症乃至死亡的风险。
上河区卫生部门的初步数据显示，当地上一年度首次实施相关合作项目时，覆盖率约为71%；2026年本轮行动覆盖率已超过94%，高于国家设定的90%目标。约156名社区志愿者参与给药和数据登记，另有约28名监督人员检查执行质量。
喂药是最考验耐心的环节。有些孩子拒绝张嘴，有些喝下后又吐出来。志愿者需要重新核对剂量、安抚孩子，还要说服有所顾虑的家长。药物有时会带来乏力、轻微发热或腹泻等短暂不适，一旦有孩子服药后出现反应，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村庄。
“我们会告诉家长，药物可能带来短暂不适，但预防疟疾的益处远大于风险。”法图说。她有四个孩子，都没有感染过疟疾。她相信，这是蚊帐、预防用药、及时检测和社区宣传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第一次上门时儿童不在家，团队必须留下标记并再次走访。雨季恰逢农忙，一些儿童会随父母前往农田，另一些可能去了邻村。每轮行动通常只有数天，工作人员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登记、首剂给药和漏服儿童追踪。
在一个村庄的入口，妇女和孩子围成一圈，打着鼓唱歌跳舞。项目人员将按时服药、正确使用蚊帐、清理积水等知识编入歌曲。听众或许记不住正式宣讲，却可能在反复传唱中记住歌词。
这些深入村庄的给药行动构成了冈比亚疟疾防线的最末端。但要理解这个国家为何如此重视雨季里的每一次入户，还要回到几十年前的医院病房。
借助歌舞表演在村庄活动和聚会中传递防疟信息
从雨季病床拥挤到病例大幅下降
冈比亚位于非洲西岸，人口不足300万，是非洲大陆面积最小的国家。国土沿冈比亚河呈狭长形分布，像一条嵌入塞内加尔腹地的丝带。除西侧濒临大西洋外，冈比亚几乎完全被塞内加尔包围。河流、红树林、湿地和雨季积水塑造了这个国家，也为蚊虫繁殖提供了条件。
冈比亚被称为“微笑之国”。然而，温和的笑容背后，也埋藏着沉重的历史。
欧洲殖民者贩卖黑奴的图画。 温如军 摄
冈比亚河口的昆塔·金特岛旧称詹姆斯岛。数百年前，大量被贩卖的黑奴曾被囚禁于此，在暴力、饥饿、拥挤和疾病中等待横渡大西洋。疟疾也曾在这里滋生，夺取生命。
如今，奴隶船早已消失，疟疾却长期徘徊在冈比亚河流域。非洲最重要的传疟媒介之一冈比亚按蚊，因最早在冈比亚得到研究和命名而得名，但它广泛分布于多个非洲国家。
詹姆斯岛先存留当年关押黑奴的地牢。温如军 摄
冈比亚国家疟疾控制项目经理万迪法·萨马特（Wandifa Samateh）回忆，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每逢雨季，医疗机构里经常挤满疟疾患儿。三四名重症儿童可能共用一张病床，有些孩子意识模糊，出现抽搐、呕吐等症状，甚至在门诊排队时便开始惊厥。
1999年，萨马特在一家医疗机构工作。如果被安排到注射室，从上午8时到下午2时，他可能要连续为大量疟疾患者注射氯喹。每盒药有36支，一个工作时段可能用掉五盒。
如今，多名重症疟疾儿童挤在一张病床上的景象已很少出现。但萨马特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疟疾已经消失。冈比亚只是走出了过去的高负担阶段，尚未真正切断传播。
冈比亚国家疟疾控制项目副经理巴拉·吉巴（Balla Gibba）说，普通居民明显感受到疟疾变得可以预防和控制的转折点，大约出现在2015年至2016年。
这一变化与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于2014年前后引入相呼应。在此之前，冈比亚已陆续推广杀虫蚊帐、室内滞留喷洒、疟疾检测和青蒿素联合疗法。随着多种工具扩大覆盖、居民认知提高和社区宣传持续开展，综合干预效果逐渐显现。
冈比亚卫生部合作伙伴关系协调员法图玛塔·科马（Fatoumata Komma）最后一次感染疟疾是在2006年。当时她病情严重，一度昏倒，康复期间还经历了约两个月的睡眠障碍。此后约20年，她再未感染疟疾。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疟疾项目及其合作伙伴取得的进展。”科马说。
病例曲线并非一条直线。2015年至2025年，冈比亚疟疾病例数时有波动。2022年的病例反弹可能与新冠疫情期间居民延迟检测和治疗，以及当年异常强降雨和洪灾有关。
吉巴强调，目前尚无系统研究能把某一年度的病例变化简单归因于单一因素。2025年全国分发约150万顶新型杀虫蚊帐，可能是随后病例下降的原因之一，但降雨、温度、就医行为和卫生服务利用率也可能共同发挥作用。
记者在上河区邦东妇幼医院和法吉昆达卫生中心了解到，如今许多因发热就诊的患者最终被诊断为肺炎、流感样疾病或其他感染，而非疟疾。法吉昆达卫生中心负责人拉马图莉·卡马拉（Ramatulie Camara）说，从2026年7月至今，该中心尚未发现疟疾阳性病例。
但卡马拉不愿过早宣布胜利。雨季仍未结束，一些感染者可能尚处于潜伏期，只有等整个传播季结束，才能完整判断病例变化。
病例下降后，问题也变得更加隐蔽。许多家庭已经拥有蚊帐，却未必坚持每晚使用。当病例降到一定水平，仅仅扩大工具覆盖已经不够，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向寻找隐藏在社区里的每一例感染。
从控制人群到追踪每一例感染
病例处于高位时，防控重点是扩大蚊帐、预防用药、检测和治疗的覆盖面；当病例降至较低水平，策略则转向发现、调查和处置每一例感染。
冈比亚根据各地区发病率，将全国划分为极低、低度和中度传播地区：每千人发病少于10例为极低传播地区，11至30例为低度传播地区，31例以上则需继续重点降低疾病负担。这套标准结合了冈比亚国土面积小、地区差异明显的特点，旨在更精准地分配有限资源。
目前，病例相对较多的东部地区仍以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蚊帐覆盖、诊断和治疗为主；传播水平较低的北岸部分地区，则开始逐例追踪感染。
病例确诊后，医疗机构会通过数字平台上报，监测团队随即进入患者所在社区，调查感染来源、周边感染者和潜在传播热点。这套流程借鉴了中国消除疟疾阶段形成的“1—3—7”模式，即1天内报告病例、3天内完成病例调查、7天内完成疫点调查和响应处置。
吉巴表示，“1—3—7”不能脱离当地传播水平简单复制。在病例较多的地区，基层人员难以逐例调查；只有病例降至可追踪水平后，这一模式才真正适用。目前，冈比亚主要在北岸东部、北岸西部等极低传播地区试点，北岸约有7个地区开展病例基础监测，但受资金限制，尚未全面推广。
国际非营利组织PATH协助冈比亚制定病例基础监测指南和标准操作程序，开发数字工具并培训工作人员。病例进入平台后，相关人员无需等待额外通知，即可启动调查和响应。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冈比亚医学研究委员会研究中心资深科学家翁贝托·达莱桑德罗（Umberto D’Alessandro）教授告诉澎湃新闻，冈比亚向消除阶段迈进，最关键的能力之一正是精准监测。
“必须知道病例发生在哪里，尽快发现感染者，并调查其周围是否还存在其他感染。”他说。
达莱桑德罗1990年开始在冈比亚从事疟疾研究。他所在的研究中心长期为冈比亚国家疟疾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也开展杀虫蚊帐、疟疾疫苗和高灵敏度诊断等研究。
他强调，疫苗无法单独实现疟疾消除。现有疫苗只能提供部分保护，必须与蚊帐、季节性化学预防、快速检测和规范治疗结合使用。
病例减少后，新的技术难题随之出现。普通快速诊断试剂可能漏掉寄生虫密度较低的无症状感染者。在传播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些没有明显不适的人，仍可能成为下一轮传播的来源。
部分恶性疟原虫还可能出现HRP2、HRP3基因缺失，使依赖相关抗原的快速诊断试剂出现假阴性。冈比亚原计划开展全国性基因缺失调查，但由于经费被转向其他优先事项，调查被迫推迟。
冈比亚医学研究委员会也在开展抗疟药治疗效果和药物敏感性监测。目前，该国使用的青蒿素联合疗法仍然有效，治疗失败率总体较低；但实验室已观察到部分疟原虫对伴侣药物苯芴醇的敏感性有所下降，尚未达到明确耐药的程度。
消除阶段的矛盾由此显现：病例越少，发现剩余感染所需的技术越灵敏；传播越接近中断，每一个被遗漏的病例越可能成为反弹的起点。
在冈比亚社区医院墙上写的标语“我不会因为疲累而停下，只有当工作完成后才会停下。”
气候与国境正在重塑传播风险
2022年的异常降雨和洪灾，让冈比亚国家疟疾项目研究人员进一步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洪水损坏居民住房，一些家庭不得不临时转移。蚊帐可能在灾害中丢失或损坏，正常的就医、检测和预防行为也被打断。暴雨过后留下的水塘，还可能成为新的蚊媒孳生地。
但气候对疟疾的影响并不是“降雨越多、气温越高，病例就越多”这样一条简单直线。强降雨可能产生大量积水，也可能冲毁原有孳生地；适度升温可能加快蚊虫和疟原虫发育，温度过高又可能超出其适宜范围。
一项今年发表于《自然》杂志的研究利用1900年至2016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5万份疟原虫血液检测调查数据，评估人为气候变化对非洲儿童疟疾风险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月平均气温达到约24.9摄氏度时，儿童疟疾流行率达到峰值；温度过高或过低，流行率都会下降。干旱通常会在一至两个月后降低疟疾流行率，洪水则可能在两至三个月后推高风险。
这意味着，气候变化并非让整个非洲的疟疾负担同步上升，而是在重新划分风险版图。在埃塞俄比亚高地等较凉爽地区，升温可能使环境更适合疟疾传播；在西非部分原本十分炎热的地区，进一步升温则可能超过蚊媒传播疟疾的最适范围。
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化给西非带来了“好消息”。冈比亚仍然会受到极端高温、异常降雨、洪灾、人口迁移、住房损毁和卫生系统承压等影响。气候适宜度下降，也不等于疟疾会自动消失。
达莱桑德罗也认同，气候变化更可能带来疾病风险的重新分布，而不是所有地区的病例同步增加。湿度、降雨、地形、蚊媒种类、人口免疫水平、住房条件和防控措施，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某些地区即使变得不再适合疟疾传播，也可能更有利于登革热等其他虫媒传染病扩散。“热到不适合疟疾传播”的环境，并不意味着更有利于儿童健康。
因此，气候变化要求防控体系变得更加灵活：监测系统需要识别风险正在向哪里移动；较凉爽和高海拔地区需要提前加强诊断与媒介监测；原有高负担地区也不能因为模型预测风险可能下降，就削弱蚊帐、预防用药、检测和治疗。
冈比亚国家疟疾项目曾计划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研究人员，将气象信息与病例数据结合，开展专项研究。但由于资金缺口，这项研究未能按计划完成。缺少本地化研究，意味着国家难以准确判断不同地区在何种温度、降雨和洪水条件下风险最高，也难以提前调配药物、蚊帐、检测设备和基层人员。
当地医务人员已经感受到高温带来的压力。天气过于闷热时，一些居民不愿整夜睡在蚊帐里。在上河区，旱季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4至45摄氏度，一些居民会在室外停留至深夜，甚至在户外睡觉。等到他们进入蚊帐时，可能已经在蚊虫活跃时段遭到叮咬。
暴雨过后，积水在路上形成水坑，人们就在街边摆摊。
如果说气候变化让疟疾传播更加难以预测，那么冈比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则决定了这个国家不可能单独完成疟疾消除。
冈比亚除大西洋沿岸外，几乎完全被塞内加尔包围。边境两侧居民语言相通、亲缘相连，人员因贸易、务农、探亲和就医等频繁流动。
“蚊子不会在国境线前停下来。”一位边境地区的卫生官员说。
即使冈比亚将国内传播降到很低，只要边境另一侧仍存在病例，输入感染及其引发本地传播的风险就不会消失。判断一个病例是在冈比亚境内感染，还是从塞内加尔输入，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法兰克福机场的病例进一步表明，疟疾传播跨越的甚至不只是陆地国境。感染性按蚊还可能随飞机、行李或货物跨越数千公里，把风险带到没有疟区旅行史的人身边。
2018年前后，冈比亚和塞内加尔开始推动疟疾跨境合作，并于2019年开展实质性行动。双方共享部分监测数据，同步开展蚊帐登记和分发，协调社区宣传，加强边境卫生人员之间的沟通。
目前，两国尚未对跨境人员普遍开展疟疾检测和系统追踪，主要依靠卫生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双方还在讨论同步开展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避免因边境社区频繁流动削弱干预效果。
一个狭长、开放且几乎被邻国包围的国家，不可能仅靠国内行动消除疟疾。冈比亚的最后一公里，必须由边境两侧共同走完，也必须与更广泛的区域监测和国际协作相连接。
越接近终点，资金缺口反而越突出
冈比亚2026年至2030年国家疟疾战略初步预算约为1.73亿美元，现有资源与实际需求之间仍有超过1亿美元的缺口，而且这一预算尚未完整计入疟疾疫苗大规模应用可能产生的成本。
全球基金长期是冈比亚疟疾项目最主要的外部资助方。未来三年的初步分配约为7000万美元，但这笔资金还要支持疟疾、结核病、艾滋病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多个领域。新一轮整体资金分配较上一周期有所下降，疟疾领域的实际削减可能更多。
资金不足已产生具体后果：部分符合条件的地区无法开展儿童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技术上需要增加的给药轮次无法落实；预防对象难以扩大至学龄儿童；“1—3—7”病例监测无法覆盖所有具备条件的地区；基因缺失调查和气候研究被推迟。
在上河区，社会和行为改变传播被项目人员称为资金削减最严重的领域之一。正常情况下，项目会通过广播、电视、宗教领袖、传统传播者、社交媒体和宣传车，向居民解释预防用药、蚊帐使用和及时检测的重要性。
资金不足时，一些地区只能依靠广播机构提供的免费时段和志愿人员维持宣传。物资仍可能被送进村庄，居民却未必充分理解为什么要使用、如何正确使用。
这背后存在一个全球卫生援助的两难选择：有限资金究竟应优先投向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还是也应帮助已经接近终点的国家彻底完成消除？
随着冈比亚病例下降，部分国际资源开始转向疟疾负担更高的国家。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因防控取得进展，反而获得更少支持。
萨马特认为，进入消除阶段后，需要的不是更少资源，而是更加精准、持续的投入。
每一例感染都要追踪来源，并调查患者家庭和社区中是否存在更多感染者。工作人员需要进入社区开展病例和环境调查，再根据结果实施检测、治疗、媒介控制和健康教育。
这一过程需要车辆、燃油、通信设备、稳定网络、实验室能力、数字平台和专职监测人员，单例处置成本可能高于一般病例管理。
“一例病例不再只是一个病人，还可能代表一条没有被发现的传播链。”吉巴说。
冈比亚也在尝试增加国内投入。非洲国家曾在《阿布贾宣言》中承诺，将政府预算的15%用于卫生领域，但冈比亚目前的卫生预算占比仍约为9%至10%。项目方希望政府提高卫生投入，并吸引国内私营部门、非传统捐助方和新的国际伙伴参与。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近年来成为冈比亚新的非传统资助方之一，通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冈比亚红十字会，支持部分地区开展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中国还通过物资捐赠、专业培训和技术交流支持冈比亚卫生系统。
即便如此，局部项目和短期支持仍不足以覆盖全国需求。冈比亚人口和经济体量较小，很难在短时间内独自填补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与此同时，疟疾负担正逐渐从五岁以下儿童转向5至15岁儿童。学龄儿童活动范围更大，夜间使用蚊帐受到父母的监督更少，却没有获得与幼儿同等强度的预防保护。冈比亚正在研究针对学龄儿童的间歇性预防治疗，但现有资源甚至难以完全保障五岁以下儿童和所有符合条件的地区。
如果药品、检测、预防用药和病例监测因资金收缩而中断，已经下降的病例可能再次反弹。国际社会面对的问题已不只是是否为减少病例付费，还包括是否愿意为“不让成功逆转”继续投入。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访问学者王哲斌在冈比亚生活了近一年，研究过医药供应链，并参与冈比亚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相关项目。
“疟疾消除最终取决于人。”王哲斌说。
在他看来，冈比亚并不缺少明确的行动方向，也拥有蚊帐、药物、快速诊断、数字监测和疫苗等工具。真正的考验，是能否获得足够资源，让这些工具通过基层人员持续运转。
“冈比亚面临三类主要挑战：一是国内外资金不足；二是与塞内加尔之间漫长而开放的边境；三是道路、住房和卫生服务可及性等社会经济条件。”他说。
但一线工作人员表现出的责任感，仍让王哲斌相信这个国家有机会实现疟疾消除。冈比亚国家疟疾项目人员、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已经证明，只要防控体系持续运转，病例就能够下降。这个国家当前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在最接近终点的时候，这套体系能否继续得到支持？
傍晚，村庄里的给药团队仍在寻找尚未完成服药的孩子。法图收起药杯，重新背好药箱。雨水仍留在土路上，她和同伴绕过水坑，继续走向下一户人家。
“我们不会因为疲累而停下。”她说，“只有完成工作，才会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