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前的一代：长大成人很难，与他人建立联系更难｜专访

【编者按】对于在屏幕前长大的一代，游戏和在线社交几乎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支持者认为，丰富多彩的网络内容能为儿童提供过去人们难以想象的精彩体验，拓展他们的眼界。然而，美国心理学家，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讲师，“无广告童年运动”的创始人，苏珊·林（ Susan Linn）提出，虚拟的网络环境与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社交并不相同，前者充斥着广告与推销，会尝试以各种方式捕捉用户的注意力，让人尽可能长时间地持续停留在屏幕前。但电子设备和网上的内容具有极强成瘾性，同时又剥夺了孩子与周围世界互动、与其他人互动的机会，最终他们的世界逐渐缩小，只关注屏幕上的信息。考虑到这些商业应用和游戏背后往往是拥有大量资金的科技公司，单靠父母去抵抗这种诱惑或许并不公平，苏珊·林呼吁建立多层次的责任体系，号召家庭、学校、医生和监管机构共同为儿童建立良性的成长环境。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引用了20世纪英国儿科医生、精神分析学家D.W.温尼科特的概念“抱持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他提出既安全又能让人自由表现的环境（例如看护人的双臂、人际关系、家庭、教室）对于儿童成长极为重要。但现在许多儿童选择在线上建立联系，他们或许在社交软件、游戏中拥有大量好友。一些批评声音认为，虚拟好友无法替代真实关系。在您看来，为什么虚拟世界难以构成抱持环境？

苏珊·林：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本书讨论的是年幼的儿童，而不是青少年。我认为，区分幼儿期、青春期和成年期是很重要的。

你提出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提出了适用于年幼儿童的“承托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当父母抱着婴儿时，应该抱得足够松，让婴儿有活动的空间；但同时又要足够紧，让婴儿感到安全。温尼科特描述过这样一种情况：处于婴儿期早期的婴儿做出了一个看起来具有明确意图的动作，这与漫无目的地挥动手脚是不同的。父母会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动作做出回应，比如回应一声、微笑或者大笑，给予婴儿一些积极的反馈。这就是婴儿开始认识“我可以对这个世界产生作用”的一种方式。这也是幼儿期的一个重要起点——创造力由此诞生，婴儿开始形成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能力，以及萌生自我表达的能力。

但如果孩子所处的环境中，总是不断地被音乐、声音、视觉图像轰炸，或者父母不停地对着他们说话，却没有给他们真正回应的机会，就会阻碍创造力的发展，也可能干扰孩子自我意识的形成。

不过，这并不是虚拟的网络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的唯一区别。另一个区别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并不包含广告，也不包含营销。比如，设计《堡垒之夜》（Fortnite）或者《Roblox》这类游戏的人，把它们称为“沙盒游戏”（sandbox games），因为孩子可以和其他人一起玩。但在网上和其他玩家一起玩游戏，与在现实中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因为在现实世界的儿童玩耍中，没有人会试图向你推销商品。而这些网络游戏的设计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儿童健康发展。它们的目标是捕捉注意力，让人（当然也包括儿童）尽可能长时间地持续停留在屏幕前。

此外，对于年幼的儿童（尤其是婴儿）来说，他们是通过全部感官来学习的。学习并不只是通过视觉和听觉，也包括触觉、嗅觉，以及各种其他感官。当孩子面对屏幕时，除了视觉、触觉和听觉之外，他们很难通过其他感官来获得信息。

澎湃新闻：为幼儿设计的APP习惯于向他们输出海量信息，包括动态图像、音效和话语，导致婴儿缺少动力去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最近即将上映的《玩具总动员5》中，小女孩邦妮收到一个平板电脑礼物，而其他玩具将这称作“灭绝危机”，电影中的孩子们无法将目光从平板上移开。为什么孩子们，包括成年人，都更乐于作为信息的接收者？这是一种更省力的娱乐方式吗？

苏珊·林：那些商业媒体和商业科技产品的设计目的往往是延长用户（包括儿童）的使用时间，最终是为了销售某种东西：可能是广告，也可能是为了让人持续使用这个平台，或者达到其他商业目的。即使对成年人来说，想要把自己从屏幕前抽离出来都非常困难。因此，当年幼的孩子在生命早期就开始使用平板电脑，或者被放在屏幕前时，他们的世界实际上会逐渐缩小到与屏幕一样大。

而且，由于这些产品在延长用户参与时间方面设计得非常成功，它们可能会形成成瘾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此，当我们担心年幼的孩子每天花上数小时待在屏幕前时，问题不仅仅在于屏幕上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向孩子传递了什么信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些时间里，孩子没法去做那些已经被证明对儿童发展有益的事情。用科技行业的说法，他们没法参与所谓的“IRL”（in real life），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和连接。

比如，儿童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与爱他们的成年人建立联系；与此同时，过多地使用屏幕也会影响他们与同龄人的联系，以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玩耍。当你在网上玩耍时，你的游戏实际上是由一家或多家企业所控制的。而这些公司的目的，是创造收入。

关于《玩具总动员5》，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不过，通过阅读相关报道，以及和一些看过电影的人交流，我的理解是：在电影里，当平板电脑来到玩具箱时，玩具与平板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但最后，平板电脑还是被接受了。对于媒体和科技行业来说，这真是一个极其自私自利的讯息。我认为，这部电影之所以受到称赞，是因为人们觉得它在批判科技，但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最终还是被接受了。

澎湃新闻：您提到美泰（Mattel）公司推出的智能设备“亚里士多德”，该设备相当于一个代理家长，但乔希·戈林批评道：“用一个设备来替代家长履行至关重要的育儿职责，有可能导致各种儿童发展问题。”但双职工家庭的父母往往面临难以时时刻刻照顾孩子的挑战，不得不依靠技术设备来辅助看护。在您看来，这些家长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苏珊·林：首先，我只能谈谈我在美国的经历。美国的父母确实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非常同情今天在美国养育孩子的父母：一方面，现在的孩子与父母都身处在有毒的数字文化中；另一方面，很多父母都必须长时间工作，难以照顾孩子。我们的社会没有给予父母足够的支持，也没有为养育孩子提供足够的支持。所以，父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把一个设备直接交给孩子实在太方便了。你只需要把手机或平板递给孩子，突然之间，孩子就可以安静好几个小时。所以，我理解这种压力，也非常同情那些必须长时间工作、以此谋生的父母们。这确实非常困难。

但问题是，把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递给孩子，让他们保持安静，会干扰孩子健康的发展。而且，由于这些设备和内容具有如此强的成瘾性，同时又剥夺了孩子与周围世界互动、与其他人互动的机会。在屏幕前长大的孩子可能会逐渐被培养成这样一种状态：他们依赖屏幕来安抚自己，也依赖屏幕来娱乐自己。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或者没有足够多的其他经历。每当他们需要安慰或者想找点乐子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转向屏幕。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希望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吗？

澎湃新闻：家长让孩子使用屏幕的另一个理由是，让孩子有东西可玩，好让大人安心做其他事。孩子盯着屏幕的同时，也基本保证了他的安全。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经历一些不适和家长可接受的风险。此外，一旦孩子意识到虚拟世界意味着毫无风险，绝对舒适，他们更可能在面临不舒服时退回虚拟世界。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苏珊·林：长大成人很难，与其他人建立关系也很难。你无法控制别人，他们也不会总是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但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满足的事情。只是，这些关系同样可能充满挑战和压力。而童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学习如何与其他人共同生活和相处。

人们有时候会轻视儿童的游戏，说：“他们不就是在玩吗？”但孩子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其实是在学习：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有什么影响，会产生什么后果；如何与别人协商；以及如何处理和应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无法从屏幕中学到这些东西。

这时候，科技行业可能会反问：那聊天机器人呢？现在的聊天机器人不是也可以和孩子进行对话吗？这难道不能帮助孩子学习如何进行对话、如何与他人互动吗？但问题在于，聊天机器人同样是为了延长用户参与时间而设计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儿童的福祉。它的设计模式是：聊天机器人要表现得非常专业、非常支持你、非常善解人意、非常有同理心。这种设计保证了交流中不存在真正的冲突。

但学习如何处理自己与周围人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这对于我们学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相处，以及如何应对这个世界都至关重要。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一位父亲激动地描述自己的女儿在《我的世界》里盖树屋的过程，并表示他们生活在纽约市，女儿之前从没建造过树屋。您对此表示，这是将虚拟和现实混为一谈，这个孩子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建造过树屋。但在虚拟世界如此丰富多彩，现实世界充斥各种限制的情况下，孩子们在虚拟世界中的探索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您看来，家长应该如何让孩子保持对现实世界的好奇？又该如何帮助他们划分好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苏珊·林：对于年幼孩子的父母来说，从一开始就限制孩子接触屏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很多专门为婴儿设计的应用程序，而且非常受欢迎。但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婴儿能够从屏幕中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证据表明，接触屏幕可能会干扰儿童的健康发展。婴儿是通过全部感官来学习的，他们需要能够运用自己的各种感官去探索这个世界。所以，父母应该尽可能为孩子提供丰富的现实世界体验，让这些经历成为他们童年的基础。

不仅如此，孩子还会模仿父母的行为。有人说过：“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果父母一直在上网、一直盯着自己的设备，孩子学到的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成年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人可以一直待在屏幕前。

我认为，另一个问题在于，很多电子设备都被宣传为具有“教育功能”。但实际上，在美国并没有什么法律能明确规定“教育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此一来，教育就变得宽泛而模糊。如果一个孩子一直盯着屏幕，那么他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学会了在需要安慰、娱乐或者刺激自己的时候转向屏幕。

此外，现在传递给父母的一个信息是：孩子必须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使用自己的电子设备。但首先，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科技行业里有很多人自己反而会给孩子制定规则，限制他们花多少时间上网，甚至把孩子送到没有科技设备的学校——至少在低龄阶段是这样。

最后要承认的是，这种营销实在太难抵抗了。它很方便、它经常被错误地宣传为具有教育意义、它具有成瘾性，而父母本身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难以应对的问题。

澎湃新闻：对于成长于社交媒体时代的孩子们而言，他们已经预设自己身处时刻被审视的环境。近年来流行的“尴尬文化（cringe culture）”就描述了成长于网络时代的Z世代，容易感到畏首畏尾，担心自己言行引起尴尬的现象。在您看来，Z世代对现实的认识是否被网络文化所影响？

苏珊·林：这种情况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当我们使用这些平台的时候，一切都与社交媒体以及营销有关。我说的并不只是广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的营销者，我们会主动筛选和经营自己放到网上的东西。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这个问题会变得尤其棘手。因为他们会看到其他人在网上发布的内容，然后开始以此为参照，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而这种比较往往会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好。尤其现在人们可以编辑自己发布的照片，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美”，比如柔化自己的五官、改变自己的外貌，或者进行其他各种修饰。在美国，青春期的女孩普遍受到这种比较带来的负面影响。

所以，网上并没有太多真实的东西。人们拥有随意修改自己的网上形象的能力，同时又不断受到这种能力的诱惑，这导致人们不会选择去讲述真实情况。

澎湃新闻：尽管孩子们还不具备足够的判断力，但他们时时刻刻暴露在各种广告之中。各种潜移默化的接触和曝光，让孩子们模糊了欲求（wants）和需求（needs）的区别。例如一个孩子可能在商场、小区，家人朋友处接触到特定品牌的玩具，进而产生好奇，最后想要购买。另一方面，家长也被植入一种简单的想法：购买是最简单、最直接证明自己在乎孩子的方式，想想圣诞节的传统吧。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和父母认识这种无孔不入的购买文化？

苏珊·林：我还是根据美国的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孤立无援的家长，怎么可能抵御一家拥有数十亿美元资金的公司？这些公司还掌握着如此强大的工具，全天候地运转，不断削弱父母的权威，并试图成为孩子生活中最主要的影响来源。对一个家庭来说，这实在太难了。所以，我非常强烈地认为，政府需要制定法律，防止儿童成为广告和营销的定向对象。我们往往倾向于责怪父母，责怪孩子。但实际上，真正需要做的是对这些巨型企业，以及它们针对儿童进行营销的方式设定限制。因为他们的做法既不公平，也具有欺骗性。

澎湃新闻：您在书的结尾提到，全世界的儿童公共卫生组织基本一致认为，婴儿和学步期幼儿最好完全不使用屏幕设备。对于儿童，家长也需要制定相应的屏幕使用计划、规定使用时间。近年来的影视作品，《混沌少年时》和《非穷尽列举》都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家长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在网络世界所接触到的信息，其中甚至可能包括极端思想。2025年，澳大利亚政府规定未满16岁的青少年不允许使用社交媒体，此举也招致一些批评，称其做法过于绝对。而时刻监视孩子信息，确保他们没有接触不良思想的家长，也侵犯了孩子的隐私权。在您看来，家长如何在数字时代更好地引导孩子成长？

苏珊·林：把如此巨大的负担全部放在父母身上，确实非常不公平。当然，父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需要承担许多责任。但如果这些公司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接触儿童，随意使用各种广告和营销技术，那么对父母来说真的非常困难。

所以，人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几乎所有通过屏幕呈现在孩子面前的东西，背后都可能存在某种隐藏的商业动机。它们通过利用孩子的脆弱性，也利用父母自身的脆弱性，从中获利。

对于年幼孩子的父母来说，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些与父母和孩子打交道的人（比如教师、儿童照护者）也需要了解，把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交给孩子，尤其是年幼的孩子，会带来什么问题。他们需要了解这些公司使用了哪些技术，为什么这些技术会成为问题，然后寻找其他方式来陪伴和吸引孩子，让孩子参与到真正有益于他们发展的活动中。

我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多层次的责任体系。我们可以把家庭放在最中心的位置。围绕家庭的第一圈，当然是大家庭，也就是其他的家庭成员。再往外一圈，是那些与儿童一起工作的人。他们需要和家庭合作，帮助父母找到方法，比如帮助孩子学会独自玩耍。也要帮助孩子从自己创造游戏的过程中获得快乐，从各种动手操作的现实体验中获得快乐。儿科医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他们可以向父母传递信息，让父母真正理解什么是健康的发展，以及孩子要获得良好成长和发展，究竟需要什么。再往外，就是各种机构以及机构层面的政策。

美国社会的一大问题是，许多学校使用了大量的科技产品。不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美国已经出现了一场禁止学生在学校使用智能手机的运动。作为一个从事这项工作已经超过25年的人，我认为，能够看到学校系统在城市、州以及学区层面制定政策，不允许学生在学校使用智能手机，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举措。这些机构确实需要认真评估：在孩子所处的不同环境中，让他们继续处于被屏幕包围的状态，背后究竟有哪些成本和益处？尤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其中的心理和认知成本与收益。

过去孩子把智能手机带到学校，就像口袋里装着一个巨大的诱惑，它对课堂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干扰。现在，一些学校会要求孩子进入学校时，把智能手机存放在某个指定的地方，一直到当天放学才能取回。如果智能手机在整个上课期间都被禁止，这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减少了屏幕使用。这也意味着，孩子们开始重新与其他孩子交往。他们可以在午餐时间和同学聊天，可以在课间休息或者操场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这些都非常重要。毕竟，当孩子离开学校回到家之后，他们会花很多时间上网，或长时间使用手机。因此，我认为，学校确实有责任限制孩子们在校内接触手机。

还有一件父母可以做的事情：和其他父母谈谈你们的担忧。谈谈你读到的东西，谈谈你所了解的情况，谈谈你认为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然后，尽量找到那些与你拥有相似价值观的父母，和他们保持交流。因为一个人独自应对这些问题，真的非常困难。

《屏幕前的童年》，[美]苏珊·林著，张英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