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HYROX的本质并非运动；当美国富豪陷入末日想象

9月12日，在2026年HYROX北京站的女子“精英单人组”的比赛中，一名澳大利亚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失禁，但仍然坚持完赛。赛后，该名选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胜利就是胜利（A win is a win）”，但赛事组织方随即因未能及时中止比赛、处理相关卫生风险而受到广泛批评。这个事件所揭露的，并不只是一次赛事管理失误，而是HYROX背后的某种文化逻辑：身体不再只是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成为被计时、排名和展示的对象。

2026年9月14日，北京，2026HYROX中国健身跑，HYROX中国官方公众号。视觉中国 图

本文无意再一次强调赛事组委会的不专业行为，而是试图从HYROX与过去几年来流行的一众体育运动项目中梳理出某些特性，思考一项运动或赛事如何成为某种流行文化或社交消费品，并反思HYROX作为赛事（而非运动）的本质。

综合过去几年流行过或正在流行的运动及赛事，包括HYROX、飞盘、网球、腰旗橄榄球、跑步、越野跑、抱石、攀岩等，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维度为流行运动定位：上手门槛、竞争性、正反馈速度与类型以及社交参与展示。真正流行的，或许不是一种名为HYROX的运动，而是一种赛事化的运动方式。

上手门槛

对于广大爱好者而言，一项运动的上手门槛往往是其是否会“劝退”新人的一大决定性因素。以飞盘为例，参与者只要能跑、能扔、能接、能交流，就可以快速上手，参与比赛。

与之相对的，是上手门槛较高的网球，从能稳定发球，到打出有质量的正反手，再到能和对手拉上几拍，最后提升自己的水平评级，这个过程往往较为漫长。在这个意义上，网球属于一种延迟满足型运动。

如果将动作拆解，HYROX看似有一定上手门槛，但并非遥不可及：选手先跑一公里，再完成一个功能训练项目，如此循环八轮。八公里跑步之间，依次穿插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沙袋弓步和墙球，且动作固定，顺序固定。

对于有一定训练基础的爱好者来说，这些项目大都并不陌生，如果在没有时间要求、组间休息充分的情况下，完赛并非不可能。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HYROX的比赛属性，大大提升了选手的运动强度。

因此，HYROX真正降低的是“参赛门槛”，而不是“竞技门槛”。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赛，但如果希望在比赛中获得更好的成绩，就必须接受系统性的训练。

竞争性

前文所列举的大部分运动，都具有一定竞争性（例如网球、腰旗橄榄球），但也存在低竞争性的玩法（例如跑步、抱石等），比较的对象也可以从他人、对手，变为和自己比，专注自我提升。毕竟大部分运动不会天然地产生排行榜。

但HYROX的赛制决定了它强竞争性的属性。许多参赛选手都经历过从完赛就行到这次挑战个人纪录的心态变化。另一方面，比赛通过计时、排名、分组的方式，让选手更为关注每次比赛的成绩，而非过程中运动的快乐。与许多以运动过程为主要体验的项目相比，HYROX的比赛过程更像是通往最终成绩的一条路径。

2026年9月10日，中国北京，2026北京HYROX赛事在国家速滑馆举行。一名参与者正在参与比赛。视觉中国 图

正反馈速度与类型

以最为人熟知的跑步为例，许多跑者会分享自己在跑步过程中体会到“跑者高潮”的状态。心流体验专家史蒂芬·科特勒在文章《从神经化学视角看待大脑的激励机制》中这样写道：“跑步的人进入跑者高潮状态（跑得筋疲力尽时忽然恢复元气）时就会有世间万物都很美好的感觉。”

不同运动的正反馈速度也不尽相同，例如飞盘、腰旗橄榄球等项目的正反馈来得较快、较直接；而攀岩、抱石、网球等项目的正反馈则相对较慢，往往需要在完成路线、掌握技术后才会被充分体会。

与其他运动相比，HYROX并非缺少即时反馈，但是最终反馈高度集中在比赛成绩上。比赛过程中，选手不断积累疲劳、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这些体验最终都被压缩为一个标准：完赛时间。这种成绩导向的模式，让参赛选手们陷入为了比赛训练，通过比赛成绩检验训练是否有效的循环之中。

与反馈速度相对应的是反馈类型，最为直接的是身体反馈，例如感觉自己跑得更快、力量增强；其次是技能反馈，例如学会某项运动技术（网球中的正手）；第三是数据反馈，通过数据对比来验证进步，例如跑步中的个人最好成绩（PB）；最后则是社会反馈，通过公开自己的运动成绩，获得来自社会的正向反馈。尽管选手可能体会到多个不同类型的正反馈，但HYROX比赛更强调数据反馈，而选手们也乐于将成绩公开到社交媒体上，以收获正面的社会反馈。

社交参与和展示

不同运动的社交参与程度往往是由运动项目所决定，以飞盘、腰旗橄榄球为例，考虑到参与这些运动有一定的人数要求，因此天然地具备强社交的属性。作为对比，例如抱石、跑步都是一人即可参与，不存在较强的社交需求，参与者也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公开其运动记录。

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教师龚方表示，备战HYROX赛事也促使参赛者之间建立起社交关系。许多城市开始出现专门的HYROX训练社群，人们固定在同一家训练馆训练，一起完成高强度课程，一起经历失败，也一起准备比赛。有人因为一次训练认识了新的朋友，有人因为共同备赛重新建立了社交关系，还有人把原本互不相识的队友，变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伙伴。

有趣的是，在低社交度运动的爱好者中，也不乏乐于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训练或运动过程的群体。这种展示无疑构成了其社会身份：例如在社交媒体坚持发布跑步记录的人，往往传递出自律、有上进心、对自我有要求的身份信息。

在观察HYROX比赛的传播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项赛事之所以能吸引到这么多爱好者的参与，正是因为他们能在赛后通过分享比赛照片与成绩，向社会证明自己具备以下的身份——一个能吃苦、愿意为比赛投入、有着能完成比赛的功能性身体的HYROX运动员。这一过程并不会在比赛结束后中止，而是随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传播来得到强化和确认。HYROX提供的不仅是一个比赛结果，更是某种被期待和渴望的社会身份。

在对比HYROX与其他流行运动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其特殊性：这项人为设计的赛事，将运动拆解为一套固定的、可量化、可比较的动作，并通过计时、排名和分组不断强化竞争属性。考虑到比赛过程中高度重复的动作以及不断累积的疲劳，参与者未必能从运动本身获得足够的乐趣。尽管赛事宣称自己是“适合普通人的健身赛跑”，但在表面可接受的上手门槛背后，是赛场上不断提高的竞争强度。“人人可参与”的宣传口号，也无法掩盖它是一场需要训练、备赛和相互竞争的比赛。

因此，HYROX最值得反思之处并不在于它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运动，而在于它创造了一种高度适合当代社会的“赛事产品”：它把身体能力转化为可以被计时和排名的数据，再把数据转化为可以被拍摄、分享和传播的社会身份。训练是为了比赛；比赛是为了获得成绩；成绩又进一步成为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展示。由此形成了一个从训练、参赛到展示的完整闭环。

参赛者相信，完成一次HYROX比赛，可以让自己从“没有训练的人”变成“HYROX运动员”。如果把赛事与运动区分开来，HYROX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跑步、划船、推雪橇、农夫行走、沙袋弓步本身都不是新鲜的身体活动，真正被创造出来的是把这些动作按照固定顺序、固定距离和固定规则组织起来，并通过统一计时和全球排名进行比较的比赛形式。HYROX更像是一套被精心设计出来的比赛规则，而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运动方式。

2026年9月12日，中国北京，2026北京HYROX赛事。一名参赛者在国家速滑馆参与比赛。视觉中国 图

所以，HYROX的本质或许并非运动，而是一场运动化的赛事。它真正提供的，不只是一次身体上的挑战，更是一套关于“我是谁、我有多强、我是否足够自律”的可量化证明。

如果说过去的运动，是通过身体获得快乐；那么现代的运动越来越通过数据获得确认，再通过社交媒体获得身份。客观而言，这种逻辑并非HYROX独有。跑步有PB和配速，网球有等级和胜负，攀岩有难度等级，越来越多的运动都在通过数据将身体表现转化为可以比较的个人成绩。HYROX真正特殊的地方，是它把这种趋势集中到了一个高度标准化的赛事中，并进一步与社交展示结合起来。

当美国富豪陷入末日想象

人们原本可能以为，富豪私人岛屿已经不再流行。然而，从超级富豪的房地产投资组合来看，他们依然希望住进自己的设防领地。

今年早些时候，马克·扎克伯格在迈阿密附近购置了一处价值1.7亿美元的庄园，配有九间卧室、十一间完整浴室，以及一个容量达1500加仑的水族箱。它坐落在一处私人社区，俗称“亿万富翁地堡”，库什纳夫妇、杰夫·贝索斯和汤姆·布雷迪也都在那里拥有房产。

大约在同一时期，Palantir的彼得·蒂尔飞往阿根廷，购买了一栋面积达17,200平方英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豪宅，以及邻国乌拉圭的另一块土地。

今年4月，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的内阁首席部长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说：

“世界上所有想要逃离监管日益严厉、税收越来越高、政府迫害公民的国家的亿万富翁，都受到阿根廷共和国——这片新的自由之地——的欢迎。”

看来，富人正在制订备用计划。

Naomi Klein与Astra Taylor著《末世法西斯主义：为生灵世界而战》

最近，Naomi Klein与Astra Taylor合著的《末世法西斯主义：为生灵世界而战》（End Times Fascism: And the Fight for the Living World）在英语世界引起了一轮讨论。《对话》（The Conversation）、《纽约时报》和左翼杂志《异见》（Dissent）先后发表评论。《对话》将《末世法西斯主义》一书与Gil Durán的《极客帝国》（The Nerd Reich）并置，重点讨论Big Tech如何使排斥和控制成为可以规模化运行的政治机制。《纽约时报》肯定Klein与Taylor综合复杂政治现象的能力，却质疑“法西斯主义”和“空前危机”是否准确描述了当下。《异见》则以“退出策略”为线索，在批判富豪地堡政治的同时，追问左翼和进步派是否也可能以另一种形式退出现有危机社会。

Naomi Klein是长期关注资本主义、全球化与气候政治的加拿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曾在《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中系统阐述“灾难资本主义”，分析政治与商业力量如何利用战争、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震荡，推进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政策。Astra Taylor则是作家、电影制作人和Debt Collective联合创始人，长期关注债务、民主、科技与社会不平等。两人的共同问题意识是：危机不仅是需要解决的现实困难，也是权力重新分配的政治时刻。

Naomi Klein著《休克主义》

《末世法西斯主义》可以被看作对“灾难资本主义”概念的推进。传统的灾难资本主义仍将危机视为一种短暂的机会，而Klein与Taylor认为，当代右翼的一部分已预设未来将由气候失控、战争、疫情、资源争夺和技术灾难构成，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谁有资格在崩溃中幸存。

《对话》援引书中的定义称：“末世法西斯主义以一种末日认知为前提：支撑既有世界的某种庞大秩序正在终结。面对这一令人不安的现实，它选择以毫不掩饰的残酷作出回应。”

这里所谓“某种庞然之物正在终结”，既可以指稳定的气候和生态系统，也可以指经济增长、制度信任、社会秩序乃至人类可以共享未来的信念。末世法西斯主义承认危机正在发生，但它拒绝通过公共行动修复危机，而把崩溃视为不可避免甚至值得加速的过程。Naomi Klein将这一概念进一步概括为：一些政治和经济力量一面让世界变得越来越不适宜生存，一面又设法保护自己免受后果影响。私人岛屿、地堡、火星殖民和封闭边境，都是这种逃生政治的不同形式。

作者将这个松散的末日联盟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类是宗教末日论者，他们把战争和灾难视为预言实现、弥赛亚降临或世界获得净化的前兆；第二类是科技末日论者，他们一面警告AI可能造成大规模失业、社会失控乃至人类灭绝，一面又坚持必须加速技术开发，并相信少数精英可以凭借财富、技术或太空旅行逃过灾难；第三类是族裔民族主义生存论者，他们把移民、难民和少数族群描述为生存威胁，要求建立“堡垒国家”，通过强化边境和驱逐“他者”保存某种虚构的民族纯洁性。这些派别对末日的解释各不相同，却都把大规模崩溃视为不可避免，并相信少数拥有财富、技术或正确身份的人能够成为幸存者。

“地堡”由此成为全书的核心隐喻。它既可以是富豪修建的地下设施、豪宅和私人岛屿，也可以是由AI、加密货币和私人安保系统支撑的“自由城市”，它还可以是一个封闭的民族国家，通过驱逐移民、强化边境，把危机的风险与代价转嫁给外部世界。末世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把末世悲观转化为一套政治等级：既然他们认定不可能拯救所有人，那么掌握财富、技术和暴力的人便有权决定谁值得被保护，谁可以被放弃。

这也是书名副标题“为生灵世界而战”（The Fight for the Living World）的含义。Klein与Taylor认为，对末世法西斯主义的反击不能只是证明末日不会到来，而要拒绝它关于“共同未来已经不可能”的基本前提。与逃往私人岛屿、火星或堡垒国家的政治相反，她们主张一种以“留下”为起点的政治：承认世界已经严重受损，同时坚持它仍然值得修复，人们也仍然对彼此以及共同生活的地球负有责任。

《对话》的书评最关心“技术”在技术法西斯主义（technofascism）中究竟起什么作用。文章认为，《末世法西斯主义》和《极客帝国》都擅长揭示政治家、科技富豪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联盟。特朗普、彼得·蒂尔、马斯克、马克·安德森等人物拥有足够的资本、平台和政治关系，可以把个人世界观转化为现实制度。

但这篇书评也指出，两本书都过度依赖“大人物”叙事。读者看到了许多野心勃勃、言辞惊人的精英，却未必清楚法西斯主义如何从精英圈层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若把特朗普和硅谷富豪暂时拿开，“末世法西斯主义”还剩下什么？普通人为什么会接受它？这些观念又如何借助技术获得吸引力？

为回答这一问题，书评概括了技术的三项功能。第一是“强化”：技术把抽象的排斥愿望转化为可以执行的数据库、识别系统和执法平台，例如Palantir与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的合作。第二是“异化”：平台社会制造孤立、不安全感和意义真空，为大替代理论（Great Replacement Theory）等阴谋叙事提供生长空间。第三是“操纵”：推荐算法和社交媒体不断放大厌女、仇外和种族主义内容，逐步将用户推向更加极端的政治立场。

这篇书评也构成了对原书的重要补充：技术法西斯主义是技术系统本身正在组织差异、分配风险，并使排斥和控制变得可规模化。

《纽约时报》的书评更关注原书的概念是否成立。评论者承认，Klein与Taylor将宗教原教旨主义、硅谷加速主义和仇外民族主义放进同一框架，是一次富有雄心且相当清晰的综合。三股力量都把公众愤怒引向弱势群体，而不是指向制造不平等的制度，并借助末日想象为威权政治提供正当性。

但评论者提出了两层质疑。第一，今天的民粹右翼是否真的可以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意味着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全面动员和深度渗透。相比之下，当代右翼仍然受到制度、社会分裂和公众不信任的限制。把这些现象都纳入“法西斯主义”，可能放大其连贯性，反而忽视它内部的脆弱和混乱。

第二，原书是否接受了末日论者的基本前提，即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Klein与Taylor反对右翼的末日政治，却同样强调当下危机具有空前规模，并呼吁采取大胆行动。《纽约时报》的评论者担心，这种表述可能继续维持“永久紧急状态”，而紧急状态恰恰会制造人们对救世主和强人政治的渴望。

因此，这篇书评提出了另一条抵抗路径：与其用一种进步主义的末日叙事对抗右翼末日叙事，不如拒绝末日框架本身，把气候、贫富差距和技术风险视为严重但仍可治理的问题。

《异见》的书评以“退出”为线索，列举私人岛屿、豪宅、网络国家和“自由城市”等项目，说明富豪正在利用资本获得跨越国境的自由，同时把普通人留在由边境封锁、环境污染和战争创伤构成的现实中。对精英而言是自由流动，对移民而言却是高墙。对资本而言是未来基础设施，对当地社区而言则可能是数据中心、资源开采和环境“牺牲区”。

这篇书评最有启发性的部分，是指出地堡心态并非富豪专属。进步派社区也可能以环境保护、历史遗产保护和维护社区生活为名反对新建住房，最终把工人阶级和有色人种排除在外。自给自足的农庄、离网住宅（off-grid homes）、“房车生活”（van life）以及退出公共教育体系的家庭，也可能包含相似冲动：既然制度无法修复，那就保护好自己的家庭和小共同体，让其他人自行承担后果。

由此，《异见》提出了比“反对科技富豪”更困难的问题：如果末世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抛弃共同未来，那么左翼的回应就不能是建造一个规模更小、道德姿态更正确的地堡。Klein与Taylor提出的“邻里起义”、基层组织和地方抵抗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们能够阻止某个项目，更因为它们坚持“留下”，修复共同的世界。

三篇书评都承认Klein与Taylor捕捉到了一种真实的精英心态，即对共同未来失去信心。书中描写的一些富豪仍然谈论创新、增长和人类进步，但他们实际投资的却常常是私人安保、寿命延长、太空迁移和封闭社区。这三篇书评分别提出了诸如“技术如何把末日政治落到现实中？法西斯主义是否准确描述了当下？反对地堡政治的人，会不会也在建造自己的地堡？”此类的问题，迫使读者重新审视，当政治不再承诺共同改善，而只负责分配逃生名额时，所谓的民主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