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医学——帝国统治与扩张的工具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西方医学也伴随着欧洲的海外殖民与扩张而逐渐传播到美洲、非洲、大洋洲与亚洲等世界各地。由于殖民主义扩张动机、手段与程度的变化，西方医学对于推动帝国扩张与维护殖民统治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重视。到20世纪60年代国际非殖民化运动高潮为止，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殖民主义历史中，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与日本等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各自殖民地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组织与体系。

顾名思义，殖民医学史以殖民医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学科边界涉及医学史、殖民史与帝国史等众多领域。就研究内容与主题而言，殖民医学史主要包括军事医学与殖民征服、西方医学与殖民统治、疾病全球化与帝国扩张、殖民医学专科与护理专业、殖民地医疗卫生机构、殖民地疾病与防治、殖民地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热带医学与帝国主义、种族与殖民医学、性别与殖民医学、阶级与殖民医学、教会医学、西方医学与土著社会、土著医学及其从业者、医药知识与物品的跨国传播与交流、殖民地医疗卫生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医疗卫生服务、殖民医学话语与殖民医学遗产等等。综观其发展历程，殖民医学史沿袭自19世纪以辉格主义、必胜主义、内在主义与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西方传统医学史的书写与研究范式，并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医学社会史、医学人类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殖民主义批评、依附和不发达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与全球史等学术思潮与理论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中具有多元视角、跨学科特征与旺盛生命力的重要研究领域。

由于对涉及殖民主义与西方医学的性质和影响的不同评价与判断，在殖民医学史书写与研究中，学术界长期存在一种相当尖锐的核心争论，即“帝国福利论”与“帝国工具论”。前者认为西方医学是殖民统治与帝国扩张所带来的不容置疑的好处之一，是殖民者留给被殖民者的恩赐与福利；而后者则认为西方医学是维持殖民统治与促进帝国扩张的重要工具。

除了广泛见诸于不同时期各种资料和文本中的以“帝国福利论”为核心观念的殖民医学话语之外，秉持这种观念的早期殖民医学史书写与研究范式沿袭自19世纪以来的西方传统医学史，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至70年代。甚至，在新近的相关研究中，这种观念仍然有所体现。对于这种书写与研究范式，英国学者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曾予以尖锐批判：“将医学史描述为与疾病作英勇斗争的传统，在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上享有长期和强有力的支配地位，就像欧洲本身的历史一样。……医学从业者与帝国总督经常引用医学作为殖民统治的人道主义热情和高尚仁爱的证据，甚至为殖民主义本身辩护，……特别是热带医学的历史一直被描述为白人取得成就的故事，他们对抗疾病与恶劣的环境以及‘当地人’的无知、迷信与惰性。……即使是在欧洲殖民主义快速衰退之际，许多学者仍然坚持认为医学是殖民主义的更高尚和更可取的特征之一，并且有证据表明，不管殖民主义有哪些‘政治弊端’，它已经给非洲和亚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不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医学社会史、医学人类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殖民主义批评、依附和不发达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等学术思潮与理论影响下，学者们开始质疑西方医学的绝对客观性与科学性，并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统治的破坏性、压迫性、剥削性与霸权性提出尖锐批判。在此背景下，新一代殖民医学史研究者开始反思西方医学与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质疑和批判“帝国福利论”，进而主张：“与其说医学是赠予殖民地的礼物，倒不如说是帝国的‘工具’（a‘tool’of empire）。”法国著名反殖民主义思想家弗兰兹·法农（Frantz Fanon）引领了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殖民医疗服务的组织机制是更为广泛的殖民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垂死的殖民主义》一书中，他尖锐指出：“在殖民地，医生是殖民主义、压制和剥削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生和医学教授是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在他们的最为可怕的和可耻的实践中，欧洲医生积极地与殖民当局共谋。”

沿着这种思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全方位反思殖民医学的性质与功能，其中核心议题涉及西方医学（公共卫生）如何成为殖民统治与帝国扩张的工具，西方医学为何是帝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的组成部分，以及西方医学如何成为赢得被殖民者支持与信赖的手段等问题。正如悉尼大学罗伊·麦克劳德（Roy MacLeod）与米尔顿·刘易斯（Milton Lewis）所说：“欧洲医学及其侍女公共卫生作为‘帝国的工具’，具有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并作为代表欧洲人承诺的形象，以各种方式进行征服、占领或定居。”概括而言，殖民医学史研究的这种“帝国工具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首先，海外殖民与帝国扩张造成殖民地疾病大规模流行以及当地人社会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进而导致惨重的人口死亡与削弱当地人的抵抗力量，最终助推其领土扩张与殖民统治。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与殖民医学没有直接关联，但对由帝国主义导致的疾病流行与传播进行控制与预防则是殖民者推行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措施的直接原因，所以它也是殖民医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英国学者罗伊·波特（Roy Porter）曾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疾病全球化’的时代，受到全世界新的致命病毒的威胁，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疾病在塑造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这一点在帝国主义血淋淋的编年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欧洲人走到哪里，他们都把可怕的流行病——天花、斑疹伤寒与肺结核——带到完全缺乏抵抗力的原始人群中。其结果是毁灭性的。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在新大陆的许多地区，多达90%的土著居民被消灭——在加速征服的过程中，细菌远比枪支致命。”这段话相当深刻而精炼地指出了疾病在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新大陆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此外，波特认为帝国扩张与海外殖民进一步造成了疾病的全球传播，为填补印第安人口剧减所造成的劳动力缺口，这又促使那些在新世界发展种植园经济的西班牙、英国与法国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卖奴隶。16世纪以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不仅造成奴隶在航行途中大规模死亡与患病，而且也将非洲的疟疾与黄热病等疾病带到美洲。而随着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与恶化，从17世纪开始，由非洲传入的黄热病在美洲与大西洋地区肆虐长达3个世纪之久。自19世纪海外殖民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开始，疾病的全球化传播与扩张所波及的范围与带来的影响也更为广泛而深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传染病包括霍乱、天花、疟疾、黄热病、昏睡病与鼠疫等等。而其中大部分传染病都爆发于亚非拉殖民地并长期在当地肆虐，这显然跟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有着非常直接和紧密的关系。正如波特指出：“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健康几乎没有好处。先前相互孤立区域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舰队、军队以及大量奴隶和契约劳工的流动，生态变化和社会混乱导致的疾病传播，贫民窟滋生的不幸——所有这些都与紧随欧洲统治而带来的死亡的明显增加有关。”

第二，殖民医疗服务最初出于维持和巩固殖民统治的目的与需要而主要以殖民者的健康为优先考虑目标。对于殖民医学的这个显著特征，学术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麦克劳德指出：“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在非洲、加勒比海、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殖民医疗服务始于为帝国的军事、政治和贸易利益服务，而只是缓慢地转向当地居民的需求。”帝国扩张与海外殖民不仅让当地人付出惨重的疾病与死亡代价，同时殖民地盛行的各种疾病也成为早期殖民者（尤其是士兵）的梦魇。在他们来到殖民地不久，就染上各种前所未知的疾病，并伴随极高的死亡率。美国学者菲利普·科廷（Philip D. Curtin）的研究显示，在18世纪及更早的时候，进入热带世界的欧洲人的死亡率至少增加一倍，甚至可能增加好几倍——即使对于那些处于壮年期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加勒比海、东印度与西非等热带地区也因为疾病而迅速招致恶名，被欧洲人建构为“白人的坟墓”。正是如此，控制疾病和改善殖民地的卫生环境被认为是殖民政府维持统治和促进扩张的迫切任务，而帝国海外驻军的健康问题则成为重中之重。科廷认为，正是随着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军队医疗卫生与军队组织改革，19世纪在海外殖民地的欧洲军队出现了一场“死亡率革命”，即在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期间，热带地区的欧洲军队死亡率出现大幅下降趋势。基于此，科廷也认为这些成功“大大鼓舞了以后更多的帝国冒险事业”，因为“当这些死亡率开始下降时，欧洲人可以自由地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得多的风险进入热带世界。”

简而言之，“帝国工具论”的最重要理据就是认为西方医学能够帮助欧洲殖民者不断征服热带疾病。美国学者丹尼尔·赫德里克（Daniel Headrick）曾强调，与蒸汽船、枪炮、电报与铁路等先进技术一样，医学也是帝国扩张与统治的强有力武器。在医学方面，他就以预防疟疾的奎宁为例来说明西方医学对于促进殖民者向非洲内陆渗透的重要意义。正如美国休斯顿大学教授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所说：“随着对疟疾预防作用的发现，奎宁似乎成为19世纪中期的神奇药物。在19世纪，英国公众对欧洲人在热带地区的健康和生存普遍持悲观态度，而奎宁引入的乐观主义则有助于消除这种悲观情绪。它为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化提供了动力。”

第三，殖民医学为殖民者不断干预与控制当地社会与居民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借口，而以传染病预防与控制为主要目标的公共卫生措施则是最为典型的体现。香港大学诺曼·欧文（Norman G. Owen）曾指出，殖民地医疗卫生政策具有“帝国傲慢”特征，它“为国家权力延伸到其属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借口”。阿诺德则进一步将这种国家医学权力对殖民地居民生活的介入与干预解读为“身体殖民化”，以强调殖民公共卫生政策的霸权性与侵略性。而公共卫生则成为殖民者在殖民地普遍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科学理由，“热带医学之父”帕特里克·曼森（Patrick Manson）医生就认为隔离是“热带地区卫生的第一法则”。

由于瘴气理论主导了19世纪关于疾病起因与传播的思考，因而殖民地的欧洲人习惯于将疾病爆发与流行的原因归结于当地人的卫生条件与生活方式。而19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细菌学与寄生虫学研究开始不断揭示疾病是如何经由病媒而从一个人类宿主传染给另外一个人类宿主，人们尽管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疾病是由致病的自然环境引起的，但仍然与活生生的疾病的“土著带原者”有关。因而，为保护欧洲军队和平民免受当地疾病侵袭和维持健康，殖民者则极力主张在欧洲人与当地人之间实行居住空间的种族隔离政策，甚至在有益健康的地区设立临时或永久性度假山庄或山丘营地。阿诺德认为隔离与规避是欧洲士兵和平民在殖民地享有健康特权的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在有关南非殖民地时代斑疹伤寒防治的研究中，英国学者苏拉·马克斯（Shula Marks）和墨西哥学者尼尔·安德森（Neil Andersson）曾指出：“从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南非发现矿产开始，人们就担心流行病会‘不分肤色’而威胁到白人，或者它会干扰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是许多公共卫生立法和国家干预背后的原因。被征服和殖民的黑人工人阶级在南非的存在导致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发展，这也成为保护白人拓殖者的公共卫生战略。在20世纪初期，公共卫生官员站在要求实施城市居住隔离的最前线。而对于黑人来说，公共卫生的经历总体而言是独裁和专制的。就像其他非洲殖民地一样，当存在疾病向白人拓殖者传播的危险时，政府就会干预；而没有这种危险时，政府就会相对不关心。”显然，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并非完全是殖民者所宣称的实现文明化使命的重要手段与目的，在众多实践中，它们却成为殖民政府实施包括种族隔离在内的社会干预与控制的科学理由与借口。

第四，殖民政府通过医学教育、立法与专业资格执照制度等手段逐渐确立与促进西方医学的霸权与垄断地位，并通过宣称其科学性与优越性而不断打压和排挤当地传统医疗体系与实践。查克拉巴提就曾指出，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欧洲商业和文化优势的扩张，欧洲医学在殖民地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殖民当局通过控制医学院校、学位和执照制度，建立西方医学的垄断体系。这些制度性安排不仅确立了西方医学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同时也系统性地排斥和边缘化了当地传统医疗类型，使其在殖民医疗体系中失去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当然，殖民地的西方医学与当地医疗体系之间的关系在最初接触时可能并没有那么紧张，大量相关研究显示，在漫长的贸易时代，踏上殖民地的医学研究者、贸易船队医生和医疗传教士也曾积极吸收当地医疗知识和寻找当地药物。不过，随着西方医学对于其独特的科学基础与优越的治疗能力的日益信心，殖民当局不断干预并禁止它们认为在医学上或政治上令人反感的医疗实践与仪式，并因此让自己成为“好医”或“坏医”的仲裁者。正是如此，在印度，殖民政府逐步限制并最终禁止阿育吠陀和尤那尼等传统医学体系的正式教育与执业资格认证；在非洲殖民地，当地草药治疗师和传统接生婆被排斥在正规医疗服务体系之外；而在东南亚，马来传统医学和爪哇传统医疗实践也面临着来自殖民医学体系的系统性挑战与边缘化。

第五，殖民医疗服务是帝国主义国家正当化与合理化殖民统治并提高其帝国声誉的一种重要手段。相对于政治、经济、法律与教育等殖民统治手段与政策而言，医疗卫生服务的确能带来较为实际和正面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助于改善人口健康与提高公共卫生水平。正如阿诺德所言：“甚至在19世纪晚期的科学突破之前，帝国主义列强就开始使用医学来显示他们仁慈的和家长式的意图，并将其作为赢得新臣民支持的一种方式，以平衡殖民统治的强制性特征和建立更广泛的帝国霸权，而不仅仅是通过征服手段得以实现。”而在一项有关英属马来亚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中，勒诺·曼德森（Lenore Manderson）也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是合理化殖民存在与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她指出：“首先，医疗服务维持了资本主义渗透所必需的劳动力，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渗透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其次，在履行这一功能时，殖民政权在该地区确立了其合法存在，并因此确保其自身的再生产。”

当然，之所以将西方医学作为合理化与正当化手段，这也意味着殖民医疗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带来某些具有正面意义的客观性或附属性结果。但是，部分学者以西方医学在西方社会的实践同样存在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渗透为由而主张不应该过分强调殖民医学的殖民性，甚至有学者以殖民医学的专业性而否认其意识形态动机。关于这些观点，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表示反对，而前文对于殖民医学“帝国工具论”的分析就是很好的反驳。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殖民医学运作具有特殊的帝国主义背景与意图，阿诺德曾强调指出：“在帝国主义全盛时代，医学在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与技术过程中占有中心地位，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医学从业者可能是帝国的批评者，但更普遍的是，他们的影响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整合和政治附属政策背后的知识驱动力的一部分。”

（本文摘自杨祥银著《医学与殖民主义：近代香港的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1841-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