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与阀：汉晋之际的士族与党争》评介

不同于以往学界将单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朱子彦教授新著《党与阀：汉晋之际的士族与党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版）将党争与门阀同时纳入讨论。有关党争问题的研究，作者此前就曾有《中国朋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出版，对于朋党问题可谓是驾轻就熟，该书则进一步将朋党政治的视角延伸至魏晋门阀士族的发展之中。众所周知汉晋之际政治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即门阀士族政治，以陈寅恪先生、唐长孺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为该研究搭建起基本研究框架，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是门阀士族研究的成熟典范，确立了相对严谨的研究范式。田先生之后门阀士族个案研究风潮日盛，但终究难免落入前人窠臼。在学界对于此问题难以有大的进步之际，朱子彦先生创造性地将朋党研究与门阀士族研究相结合，使人耳目一新。正如朱先生自己所言，这是学术研究中一种新的尝试（第27页）。

主要内容评价

全书近四十万字，足以称得上是一部大作。除“绪论”“结语”两部分外，凡十三章，该书以党争个案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党争史实的研究，探讨门阀士族在其中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并由此勾勒出自东汉至东晋士族门阀的形成、发展与消亡的完整过程。

该书前三章将视角置于东汉。第一章从东汉选官制度入手，察举、征辟为东汉士人入仕的主要方式，举主与被举荐人之间结为所谓“门生故吏”的关系，被举者以报恩、服丧、殉死等方式回报举主。这样的行为在现代人看来往往不合逻辑，书中所提及公孙瓒、王修、臧洪、蔡邕、杜乔等人之事俱是如此，如蔡邕悲董卓之死，更是丧失了基本的善恶观。在这一政治风气的影响下，门生故吏与举主间的关系逐渐演化近似君臣，形成了皇权之外的另一重君主观。除此以外，宦官与外戚也在极力争夺选官权。这样的历史背景为朋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党锢之祸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聚焦党锢之祸，党锢之祸是后汉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先后有两次，绵延二十年之久。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外戚与宦官纷纷结党谋私，部分清流士人联合太学生尝试以“清议”“政治请愿”等方式驱逐宦官，最终失败，党人领袖陈蕃、李膺等人就义。朱子彦先生将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三点：第一，斗争矛头直指宦官，却不能得到皇帝的支持；第二，缺乏合格的领袖人物，陈蕃等人缺少政治斗争经验，不知变通；第三，打击范围过广、不懂得分化敌人，且东汉士族实力相对薄弱。第三章以许劭、许靖的“月旦评”为研究对象，考察汉末乡论活动的功能。“月旦评”本属民间乡论，但因许劭兄弟在士人间的影响，实际上已经初步具备九品中正制下品状人物、影响仕宦的功能。即便如曹操这样的人物，也前往拜访许劭，希望求得评语，以此扬名天下，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广。曹魏时期，重建选官制度，由官方设置中正官品评人物，最终完成了乡论由“私法”向“官法”转变的过程。东汉选官制度、党锢之祸及“月旦评”等乡论的出现，实际已经为魏晋时期的士族向门阀化转变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标题为《汝颍集团与曹魏代汉》。本章标题中虽仅有汝颍集团，但内容实际涉及汝颍与谯沛两党。谯沛集团以曹氏、夏侯氏宗亲为核心，掌握兵权，多为武人。汝颍集团则起于汝南、颍川二郡，成员多为高门士人。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共同构成了曹魏政权的核心。朱子彦先生借汝颍与谯沛两党之间的势力消长，揭示了荀彧之死、曹魏代汉、曹丕争储等一系列事件背后隐藏的党争逻辑。以及司马懿本人如何由非颍川、汝南出身逐步崛起，最终成为汝颍集团的核心人物。

第五章与第六章紧密衔接，从曹爽与司马懿的政治博弈写到高平陵之变的结局。对政变前的精心准备、攻占武库与司马门以及政变成功的必然性作了精妙的分析。进而揭示出曹马之争实际是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党争的延续。斗争的结果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士族胜利而告终，高平陵之变后，曹魏军政大权实际上已落入司马氏之手。然而，这种政权内部地域集团间的党争并非曹魏所独有。孙吴政权内同样存在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间的博弈，蜀汉则有益州、荆州、东州三个派系的纷争。应该说，孙吴早期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间关系并不紧张，甚至在大的战略方针上往往能保持一致。但孙权晚年陷入立嗣困局，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二宫构争”，导致朝局混乱，朱先生提出儒家治国与法术治国之间的矛盾成为孙权与江东大族间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杀戮朝臣也是孙权维持孙吴政权稳定的手段之一。

第八章分析蜀汉政权中荆州、东州、益州三大集团的权力格局，以孟达反复、诸葛亮用人倾向、蜀亡后士族北迁三事为线索，展现了蜀汉党争的独特形态。诸葛亮以荆州集团为核心，借北伐等事压制派系，却不得不在用人上兼顾东州与益州人士；及至蜀亡，益州本土士族消极应对甚至主动劝降，正是长期被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的结果。蜀汉一章中，对于孟达反复的观点颇有新意，将之与孟达攻杀诸葛亮姐夫蒯祺之事相联系，而非仅仅归咎于孟达本人性格，这是以往学界鲜有人提及的。三国部分虽占五章，但曹魏处于论述的中心位置，着墨最多，这显然与作者关于“门阀士族真正形成并具有相当的实力是在曹魏后期”（第458页）的判断密切相关。

司马氏代魏后，门阀士族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西晋政府却又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问题在短期内迅速爆发，因而引发了一系列动乱。《党与阀》第九章考察齐王司马攸之藩事件。司马炎与司马攸本为同胞兄弟，后司马攸出继司马师，储位之争成为两人矛盾的根源。司马昭生前，两人竞争虽然激烈，但终未酿成骨肉相残的惨剧。然而，咸宁二年司马炎忽然病危，许多功臣宿将谋求废除太子，支持司马攸继位，其中和峤、卫瓘等人俱是当时重臣。贾充身为司马攸与太子司马衷的岳父，被问及此事时竟也缄默不语。此事引发司马炎的极大不满，司马炎随即对司马攸一党加以清算，司马攸被迫之藩，不久死去。司马攸争储事件应当可以视作门阀士族力量向皇权的一次挑战。朱先生认为司马攸之死标志着“西晋朝廷的清流士人势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第336页）。

第十章以太子妃之选、伐吴之争、二王争功、贾杨冲突、愍怀太子遇害五个事件串联西晋时期党争，呈现出高门之间的党争、高门与次等士族之间的党争、士族与皇权之间的斗争等多个层次。前文所述司马攸争储时，晋武帝尚能形成对门阀士族的压制，此时的士族力量进一步膨胀，继位的晋惠帝司马衷又缺少有效的政治手段，因而朝局显得愈发混乱，应该说这是西晋士族势力膨胀后的必然结果。

第十一章朱先生不再拘泥于个案的研究，转而探讨“晋武帝的驭朋党之术”，将讨论的重点从党争的具体过程转向皇帝的应对策略，指出西晋朝廷朋党丛生的局面是晋武帝司马炎刻意平衡与纵容的结果。朱先生还回应了“惠帝白痴”的传统说法，援引吕思勉先生提出金世宗亦有“食干腊”之言，及惠帝泣“嵇侍中血”之例，并以后主刘禅作类比，认为司马衷仅是“愚笨”而已。

第十二章将视野扩展至南北士族的冲突，细致考察晋武帝招揽南方士人的努力及其限度，为理解西晋统一后出现的治理困局提供了解释，即南北士人矛盾激烈难以调和。朱先生还将拔擢南方士人视作晋武帝司马炎的历史功绩，这是以往学界常常忽视的问题。

第十三章重点着墨于桓氏集团，讨论其对东晋“共天下”格局的突破。众所周知，东晋因其立国的特殊原因，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格局，其后又有谢氏、庾氏等士族取代王氏地位。至东晋后期，桓氏终于凭借荆襄之地的地理优势，以及由西人、流民组建的西军所带来的军事优势，打破了门阀政治格局下形成的特殊政治平衡；而禁军与北府兵的相继崛起，正是对政治失衡的回应，并最终导致桓氏的覆灭。桓氏的灭亡，标志着长达数百年的士人门阀政治走向消亡，全书的叙事也收束于此。

创新之处和学术贡献

从东汉选官制度到桓氏覆灭，朱子彦先生以党争为核心，将之置于士族门阀政治发展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这是对旧有中古政治史研究范式的推进。然而本书的创新之处绝非仅限于此，以下就本书的学术贡献及特点略作讨论。

第一，将党争置于士族门阀发展史中加以考察，突出党争在士族门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往学界在对党争展开研究时，多将其视作独立的政治事件，如唐代“牛李党争”、明代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对这些党争的考察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或延伸至当时朝局，鲜有人将其置于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即便如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几乎将东晋政治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其所关注事件仍主要限于东晋一朝。朱子彦先生在此基础上扩宽视野，将时间提前至门阀尚未形成的东汉及门阀初具雏形的三国时期，使人读来颇有贯通之感。同时也使得党争与士族门阀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在他看来，党争不仅是士族门阀发展过程中的表象，也是推动其演变的动力之一。

第二，该书许多看法见解独到。比如，关于曹马之争的结果，旧说多归因于曹爽昏聩无能，故而司马懿得以取胜。朱先生则不同，他从曹魏政权内部的集团党争着手，强调曹魏政权由汝颍与谯沛两大政治集团共同支撑，曹马之争本质上是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延续。高平陵之变既是司马懿的胜利，为司马懿代魏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以司马懿为代表的汝颍集团控制了曹魏政权。此后发生“淮南三叛”虽可以视作是谯沛集团的最后反扑，但终因势力薄弱，未能改写局面。又如，关于孙权晚年立嗣之争及其引发的朝局动荡，以往讨论很难超出二宫构争本身及孙权昏聩嗜杀的特点。该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孙权扶植鲁王孙霸与太子孙和相争，背后实有儒家仁义治国与法术治国两种路线的矛盾；孙权以杀戮朝臣来震慑江东士族，是维持孙吴政权稳定的手段之一。这一分析将立嗣之争从简单的宫廷斗争上升至孙权与江东士族的政治路线分歧，颇具新意。再比如，以往学界将孟达反复之事归咎于孟达本身性格，忽视了蜀汉政权中可能存在的朋党之争。朱先生援引《襄阳耆旧记》中的记载：“钦从祖祺妇，即诸葛孔明之大姊也”（第260页），揭示了诸葛亮与蒯祺间存在的姻亲关系，孟达在进攻房陵时杀害蒯祺，诸葛亮作为荆州集团的领袖，打压属于东州集团的孟达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孟达因而被迫降曹。

朱先生就诸葛亮逼降孟达之事流露出的史学思想同样值得关注，朱先生认为：“学者对于此事的回避或视而不见，无非是为诸葛亮讳。其实这样的顾虑大可不必。说明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实，皆无损于诸葛亮、司马懿的形象”（第270页）。有关门阀士族形成时间的观点是本书颇具挑战性的论点之一，作者明确指出，东汉的清流士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门阀士族”，因为“其势力不仅不能与东汉皇权相抗衡，甚至还不如阉党”，其“所谓‘门生故吏遍天下’也不过是徒有其表，虚张声势”。这一判断与传统叙事中将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东汉大族径称为“士族”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朱先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门阀士族是在曹魏后期才形成的。其衡量标准由家族世代的学术传承或社会声望转变为是否能抗衡皇权或决定政治走向。以这一标准衡量，东汉党人虽声势浩大，却“连阉党都不敌”，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便一败涂地。而曹魏后期的汝颍士人则已能通过高平陵之变这样的关键性事件决定政治走向，最终完成魏晋鼎革。此外，如司马炎所建“帝党”、贾南风与杨骏的后党与戚党之争等均有新意，这些观点无疑对汉晋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此处不一一赘述。

第三，全书深耕于传统史料，于旧史料中发现新问题最见史学功力。作者除引用传统正史材料如《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等，还大量发掘《襄阳耆旧记》《华阳国志》《建康实录》及明清学者笔记、随笔等材料。将这些材料与正史相互印证，以补正史之阙。例如，在讨论蜀汉灭亡后，蜀汉士人迁往洛阳的情况时，援引《华阳国志》：“五年，散骑常侍文立，表复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的记载，提出前往洛阳的士人数量当不在少数，使其研究更具说服力，避免了框束于传统正史所带来的偏颇。作者还援引了后世学者如叶适等人的部分看法，以资佐证，使论证更加立体。

结语：深耕传统史学的名著

任何一部以长时段为选题的史学著作，在追求论证逻辑自洽的前提下，难免在个案深度或章节结构方面留有讨论空间。这绝非作者失误，而是史学研究特点所带来的必然。本书也不例外，全书以西晋部分最为厚重，九、十、十一、十二共四章均集中于西晋一朝，固然因西晋党争复杂多变确实需要较大篇幅，但在某些章节的叙述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细节重复。例如贾杨之争、太子妃之选、齐王攸之藩等事件在不同章节中多次出现，虽角度不同，但读来仍有重复之感。总之，纵观全书，瑕不掩瑜。在当下中古史研究愈发倚重碑刻、简牍等出土新史料，偏向新式历史阐释理论的学术大环境下，本书坚守传统史学实证研究范式，聚焦中古史学界深耕已久的经典议题——门阀演变与朝堂党争，以扎实的考据、严谨的论证与通透的史识，拓深了中古政治史、社会史的传统研究议题，为西晋政治与门阀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是一部守正创新、功底扎实的传统史学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