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逆子”：锡克警察的头巾、警棍与革命

一

李安的电影向来以历史细节考究的严谨著称。在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色戒》（2007）中，遍布租界街头的十字路口，身材魁梧，缠着红色头巾，蓄着浓密的大胡子的锡克警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曹聚仁曾写道，1920年代，他“初到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满大街的警察都是头缠红巾、面容黝黑的锡克人”。对此，鲁迅还曾戏谑道国民政府的强权统治，“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的威武之类”。

事实上，这些锡克人（Sikhs）主要来自英属印度的旁遮普（Punjab）地区。在英帝国主义殖民者的种族偏见与分类治理下，他们因“尚武”的传统而被视为天然的兵源与警力。那一袭高高缠绕的红头巾与从不修剪的须发，并非装饰，而是源自于锡克教“五种清净物”的严格戒律。然而，当这些锡克人大量地出现在上海租界时，他们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宗教与地域的界限，成为大英帝国殖民体系中最具悖论性的符号：在印度，他们是受歧视的被殖民者；在上海，他们却是殖民当局秩序的执行者。当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身份变得模糊时，租界街头的秩序便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倒置：一个在母国连走进俱乐部都会被拒之门外的锡克人，此刻却手握警棍，有权盘查任何一个衣着体面的上海绅士。

在《锡克警察：全球上海的锡克移民从巡捕到革命党》（曹寅著，薛朝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一书中，作者以全球史的视野，通过多层次、多类别的史料，还原了上海锡克警察更为多元的历史形象。书中没有将他们简单描绘为近代中国耻辱的象征，而是呈现为“大英帝国全球历史中不可缺失的部分”。这一论断的提出，源于作者将锡克警察置于英帝国全球殖民网络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千上万分布在印度西北部地区的锡克人，浩浩荡荡地从位于南亚西北角的旁遮普出发，前往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等由英国管辖的殖民地或租借地。

曹寅《锡克警察》

上海之所以成为锡克移民的特殊节点有一个地理上的原因：它恰好地处印度和北美两地的中点，因此在20世纪初锡克人移民北美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中转角色。然而，曹寅发现，尽管这些锡克警察被雇用为各地打击犯罪、维持社会治安的重要武装力量，维持着英帝国全球网络的顺畅运行，但他们最终却成为“摧毁英帝国体系的重要力量”。来自旁遮普农村的锡克人带来了他们的家人、宗教、甚至家乡的地域冲突——而这些冲突后来竟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进程的一颗海外种子。他们不仅在租界街头维持秩序，还卷入了戈达尔党等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二战期间甚至与印度国民军产生关联。帝国精心编织的全球网络，最终在其内部孕育出了反噬自身的力量。这恰是帝国亲手哺育的“逆子”。

二

尽管近代史上，亚洲移民与欧洲跨大西洋移民在规模上不相上下，但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学界习惯于将“移民”等同于“欧洲人迁移到新大陆”，认为欧洲人的迁徙才是推动世界历史的主线，而亚洲的移民潮则被边缘化。这种视角导致亚洲移民的历史即便规模巨大，也在学术史中淡化了其重要性。此外，从1880年代起，一系列移民法和种族主义政策开始将亚洲移民排除在多数非亚洲目的地之外，将他们限制在独立的“亚洲移民体系”中。这种制度上的隔离，伴随着对其历史记忆的刻意抹除。即便亚洲人持续大规模迁移，他们也被描绘成固守土地的农民，其流动被视为被动、传统的行为，而非现代自由移民。

在这样的歧视性的研究中，亚洲移民常被冠以“侨居者”（sojourners）或“苦力”（coolies） 的标签。“侨居者”暗示他们无意久居、终将返乡，因此不值得深入研究；“苦力”则将他们简化为被剥削的劳动力，掩盖了他们作为复杂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种标签也强化了亚洲移民与“现代欧洲自由移民”之间的对立。此外，由于亚洲移民的足迹遍布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太平洋岛屿、甚至非洲和美洲等地，目的地极为分散，不如主要流向美洲、澳洲等“新大陆”的欧洲移民群体那样有一个清晰、连贯的宏大叙事，也导致了亚洲移民在全球史叙事中显得零散。

然而，21世纪初期以来，以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为代表的学者挑战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移民史观。其研究表明，亚洲的劳动力迁移同样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关键力量。麦基翁不仅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亚洲移民的规模之大，更在于其所倡导的方法论转向——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全球史视野。在他看来，理解亚洲移民的关键参照物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那些由具体的港口城市、航运路线、劳工招募网络和家族纽带构成的跨国空间。亚洲移民的迁徙、谋生与身份认同，无法仅仅用“从中国到美国”或“从印度到英国”这样的国族叙事来概括；他们的生命轨迹，往往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跨地区网络”中展开的。

基于以上的方法，曹寅也指出，“跨国”这样的研究视角不适合锡克人的离散群体。“研究中描述的锡克侨民网络和英帝国网络是由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和租界前哨、通商口岸和各个城市组成的，如新加坡，中国上海、香港、汉口，加拿大温哥华，美国旧金山，泰国曼谷和缅甸仰光。这些地方均为城市，连接它们的网络也不是跨国的”。

此外，“跨国研究方法倾向于突出西方‘民族—国家’在精英层面的互动与交流，而基本上忽视了亚洲、 非洲和中东地区各自内部与彼此之间在精英层面以下的联系。换句话说，跨国研究方法未能阐明在流动和运动中权力的分配和无权者的经验。为了克服跨国研究这个方法的不足之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转向了跨地区研究。到目前为止，跨地区研究被用来描述社会空间动态。从空间角度来看，它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跨越不同尺度边界的流动性、流通和相互联系。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强调了底层人在这些跨境运动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当地的底层人士不仅是跨地区流通的参与者，也是支撑这些流通的社会结构的建造者和设计师”。

“这种跨地区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印度的移民。……从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迁移到毛里求斯在甘蔗地里工作的印度人，应该与从孟加拉（Bengal）迁移到仰光（Yangon）从事手工业和商人的印度人有所区别。旁遮普的锡克教徒，也有他们特定的目的地和职业倾向。锡克人移民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在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租界做警察，而印度移民和中国移民则是契约劳工、矿工、工匠或商人，是警察监管的对象。”

三

1854年，为应对小刀会与太平天国带来的治安威胁，上海工部局成立，并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警政机构。尽管工部局拿出了全年预算25000墨西哥银元中的15000元用于治安，但问题并未随之解决。这是因为“早期上海工部局职员，严重超负荷工作。1856年警察人数总计为24人，每8个小时要有8人值班。19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大量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居民区也随即得以极度扩展，给早已不堪重负的市政警力带来了巨大的治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欧洲人应召加入警察队伍。……大部分招募进警察队伍的欧洲人都是被解雇的水手。显而易见，这些水手既不具备做警察的资质，也没打算认真对待警务工作。因此，警察的职业操守问题甚嚣尘上，例如，酗酒成瘾，玩忽职守，渎职贪腐”。

然而，尽管治安在恶化，工部局却被迫缩减警察的编制以回应纳税人对高昂的警务费的抱怨。由此产生了上海市租界治理的恶性循环。工部局很快发现，香港的警务费仅上海的一半，其治理效果却大不相同。由此，工部局产生了通过效法香港警察局以改善上海治安的想法。工部局关注香港并不令人意外。1854年，前香港警察局局长萨缪尔·克利夫顿就被任命为上海警察局局长。跟随克利夫顿一起从香港过来任职的，还有二十多位香港的英国警察。在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内部，通过帝国官员的轮换、调查报告的传阅、殖民地间的通信网络，新的治理方法往往会被移植到另一个面临类似问题的殖民地。

1908年，上海警察局的华人部队，右一为锡克人

事实上，香港组建锡克警察部队，也是殖民长官轮调的直接产物。原本香港总督麦当奴也为华人警察无法胜任香港治理问题而感到担忧，但1866年原驻印度信德（Sind）警察局的查尔斯·克里夫被调任香港副警监给他带来了希望。克里夫向总督建议从旁遮普邦调用锡克教徒以改革香港警务受到批准后，200名锡克人成为香港警察。不久，这些锡克警察“在平息骚乱、打击秘密会党以及调解邻里冲突等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能”，获得了总督的褒奖。很快，他们就在夜间巡逻山道、看守监狱和看护政府大楼的重要岗位上出现了。

克里夫之所以会建议使用锡克人充当香港的警务工作，一方面与其个人工作地的经验紧密相关。他18岁就被任命为信德警察局的助理地区总监，对该地区的锡克教徒深有了解。在两次英锡战争（1845-1849）期间，锡克军队训练有素，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猛，给英国人留下了“从未遭遇的强劲对手”的深刻印象。

另一方面，英帝国一贯在殖民地采用分而治之的殖民治理方针。一般而言，英帝国很少会在殖民地的军队和警察体系中雇佣当地人，而是选择从其他殖民地调入可靠的外来者。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英方称“印度叛乱”）中，锡克人选择站在英国殖民者一边，协助镇压叛乱，由此获得了英帝国的信任，为其后来被大规模招募到军队和警察部队铺平了道路。锡克警察在香港的优异表现，立刻受到了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关注。为应付东南亚华人秘密社团势力庞大，参与武器、毒品和人口贩卖的严峻治安问题，海峡殖民地决定模仿香港，从旁遮普招募锡克警察。1881年11月，一支由165名锡克人组成的“锡克分队”（Sikh Contingent）正式成立。

1910年，上海的锡克警察部队

一开始，工部局的纳税大户以尚武的锡克人不适合租界内和平的氛围为由拒绝了此提案，但随着1883-84年间中法战争的爆发，清朝的官兵开始驻扎法租界周边，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恐慌。“中国士兵驻扎在静安寺（上海最早的一条越界筑路），一夜之间，当地居民群情激昂。静安寺的居民们向上海工部局请愿，他们愿意为自己社区自费支付3个月的额外巡逻费用。静安寺并不在租界范围之内，更有可能遭受骚乱之苦，所以上海工部局立即批准了这项请求。既然该巡逻费用是由居民们支付，不占用工部局自己的预算，所以上海工部局选中了锡克人。”锡克人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令人满意，租界的纳税人也没发现此前担忧的锡克人破坏社区和平氛围的迹象，于是，工部局于1885年的纳税人会议上决定继续雇佣锡克警察。由此，锡克警察在上海开始了长达50年的工作生涯。

四

锡克人从何而来呢？19世纪初，锡克帝国在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的统治下达到鼎盛，其军队以骁勇善战著称。然而，1839年兰吉特·辛格去世后，帝国陷入内乱。1845年至1849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锡克帝国进行了两次战争。第一次战争（1845-1846）中，约6万锡克军对阵4万英军，英军凭借统帅叛逃及内部混乱取胜；第二次战争（1848-1849）中，英军伤亡约2400人，锡克军伤亡约8000人。1849年3月，锡克军投降，旁遮普被并入英属印度。锡克人被迫解除武装后，只能以务农为生。

然而，19世纪后期，旁遮普的农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产品价格和工资开始由市场控制，农民从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转变为商品生产者。小农（通常仅有约25英亩土地）依赖劳动密集型耕作，而大地主能够负担更先进的技术投入。事实上，旁遮普仅占英属印度7% 的人口，却承担了全印超过15% 的债务（约13.5亿卢比）。殖民政府虽于1900年通过了《土地让与法案》试图保护农民，但缺乏合作社运动和信贷支持，小农的经济困境反而加剧。因此，一个锡克家庭为了减轻债务负担，“除了在地里干活，通常还会想方设法寻找额外的收入来源。一个主要的解决办法是鼓励家庭里的年轻男子去从军。在20世纪初，一名印度军队的士兵一年可以挣84卢比，远远超过他们在农地上脸朝黄土背朝天劳作的收入”。

然而，同样是当兵，锡克人去英国海外殖民地的收入比留在本地高很多。“19世纪后期，在新加坡，锡克警察的平均年薪约为120块墨西哥银元。与此同时，在香港警察局工作的锡克警察一人一年可以挣到166块港元。在上海警察局，锡克警察每人每年可以得到168块中国银两”。按照当时殖民地政府采用的汇率，分别是新加坡272卢比、香港377卢比，上海525卢比。海外殖民地警察的工作对锡克人的吸引力显而易见。

此外，由于上海的工资远高于新加坡和香港，因此上海成了锡克人的首选目标。不仅如此，已经在香港或新加坡工作的锡克警察也纷纷辞职转向上海。“1901年至1909年期间，新加坡的锡克警察人数仅仅增加了17.7％，中国香港的锡克警察人数的增长率更是低到只有3.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警察局的锡克警察队伍，在这些年里经历了戏剧性的扩张，其人数增长了219％”，从172人增长至了550人。

到1906年，上海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发达、设施完善的锡克人社区。……有一所专门为锡克人看病的医院，……而且，为了满足锡克人的宗教需要，一座锡克教徒的礼拜场所，也就是锡克教寺庙‘谒师所’也正在建设中。此外，还有一所警察学校，定期为锡克警察提供必要的特定培训和教学”，包括中英文课程。当然，上海工部局参照了香港锡克警察的培养模式。

锡克警察在执勤

锡克警察在执勤

作为租界维持秩序的重要力量，锡克警察的核心职责是执法与威慑。他们标志性的黑白相间警棍，常被用来恐吓与欺负中国人。并且，他们还会时不时会亮出卡宾枪来威胁中国人。“1907年5月，上海工部局董事会主席收到了上海道台的一封信，这封来信投诉一名印度警察持枪到租界外并且欺负中国人。事实上，在上海，锡克警察对华人的严厉态度经常引起当地人的反感，甚至引发抗议和示威。比如，当锡克警察试图用武力没收无证马车或无证黄包车时，该警察通常会召集更多的锡克警察过来，他们一哄而上对华人马夫或黄包车苦力大打出手。……中国黄包车苦力经常遭到锡克警察的殴打和驱逐，仅因为他们的人力车堵塞了交通或是走错了方向。此外，由于锡克警察很少能用中文交流，这些警察跟治安管理对象之间常常产生误解并导致争吵。一起案件中，一名锡克警察被指控殴打一名华人马夫，因为该马夫把他的马车停在不当的地方，阻碍了交通。事后调查显示，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俩沟通不畅，因为该锡克警察不会说中文，他的命令被马夫误解了，马夫的不服从也激怒了锡克警察，后者便夺过马鞭殴打了马夫”。

锡克警察对华人的态度与其在租界“高于华人、低于洋人”的特殊地位相关。在执法过程中，锡克警察的粗暴形象在一些中文的文学作品中被描绘为“面目可憎”。华人因此给他们起了带有贬义的蔑称——“红头阿三”（Hong Tou A-san）。当时的报纸上就有作者写道，“对于红头巾的锡克教徒，我总是怀有一种莫名的厌恶。他们巨大的身躯、愚蠢的脑袋和卷曲的胡子给人留下了持久的恶心印象”。“他们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人。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受这类人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要起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

五

尽管锡克人在上海租界耀武扬威，但在其他英国殖民地不但没有特权，反而遭受了严重的歧视。1886年，随着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竣工，深入内陆开发森林成为可能。一方面，铁路公司自身就是巨大的木材消耗者，需要枕木维护线路和薪材作为燃料。另一方面，铁路的延伸极大降低了木材运输成本，使得加拿大的木材从地方小产业迅速转变为出口创汇的支柱。加拿大的高薪伐木工人的吸引了大量锡克人前往谋生。“（当时的）北美普通工人的日薪为1-2美元。而在当时1美元相当于3卢比，所以，在北美的印度工人，一个月工作20天可以挣到60-120卢比。可是，20世纪在香港做警察的印度人，同样的工作量，每月只能挣到30卢比”。因此，出现了在租界的锡克警察特意违反警局规章制度，方便被开除后去加拿大求职的现象。

一个在香港的锡克商人嗅到了商机。1914年，他成功租用日本商船“驹形丸号”（Komagata Maru），并于4月启航，先在香港载客165人，再转至上海载客111人，又在日本门司港，横滨港载客100人，几乎全是印度（包括锡克人）乘客。然而，5月，当“驹形丸号”抵达温哥华时，却被加拿大政府拒绝入境。经过2个月的交涉失败后，“驹形丸号”不得不返航。乘客们随后在加尔各答游行示威，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同样作为英帝国的殖民地，加拿大为什么理直气壮地歧视印度人。当伦敦对此保持缄默时，锡克人才终于意识到，不通过独立运动则无法维持自己的尊严。1913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首先出现了锡克籍的政治组织印度人太平洋海岸协会，不久其周报《戈达尔报》出版，采用了旁遮普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等多种语言，向全球印度侨民传播革命思想。因此，协会成员又称为“戈达尔党”。戈达尔是乌尔都语反抗之意。他们宣称，“在印度，枪弹血肉代替笔墨纸砚的时代即将到来”。

满载锡克人的“驹形丸号”

当然，戈达尔党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其成立之初就积极与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锡克同胞联络。根据曹寅的分析，其背后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多数戈达尔分子在前往北美之前，都曾在东南亚和东亚居住过一段时间，因此，他们对该地区情况非常熟悉，这一点也十分有利于他们开展宣传和招募工作。第二个原因，是在20世纪早期，大量的锡克士兵和锡克警察都曾在英帝国的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和租界例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上海等地服过役，戈达尔党认为，如果他们能够成功赢得这些锡克人对英国的那种忠诚，那么印度将会发生一场颠覆性的革命，而革命的骨干就是这些锡克人。第三个原因，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东南亚和东亚在地理位置上比北美离印度更近，如果戈达尔分子能够在东南亚和东亚建立强大的根据地，他们将能更加便捷地把革命事业的代理人、武器等其他物资输送到印度本土。”

1914年年底，戈达尔党在上海的党支部就成立了。事实上，上海支部不仅负责在当地“散发煽动性出版物，发表演讲，募集捐款”，“还负责监管了戈达尔党在菲律宾马尼拉、中国香港和汉口、新加坡、日本横滨、马来亚各州和泰国曼谷等中心城市组建的分支机构”。由此，上海也成为戈达尔党在东亚与东南亚的中枢位置。戈达尔党的核心策略是策反英国印度军队中的印度士兵，从内部瓦解殖民统治。为此，他们积极走私军火回印度，并计划发动同步武装起义。一战期间，他们动员了全球近八千名印度侨民返回印度，准备参加起义。为此，戈达尔党还接受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支持。“德国政府的授权，为这些戈达尔党革命分子提供军事训练、武器和资金”。1915年，戈达尔党策划了著名的“戈达尔兵变”（Ghadar Mutiny）。然而，由于戈达尔党没能与本土革命力量建立有效联系，最后失败。但他的思想与独立的追求影响了1915年新加坡兵变。

早期戈达尔党成员

一战结束后，戈达尔党还曾与苏联建立关系。“从1926年起，来自加拿大、美国和中国的近百名戈达尔分子被派遣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接受教育和培训。学员们在这所大学里学习俄语、革命史、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革命战术战略、党建、马克思主义等课程，学习时长将近一年。此外，东方大学还给学员们提供了军事化训练和在工厂工作的实践培训。戈达尔分子在东方大学完成了课程和培训任务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首先来到了阿富汗的喀布尔（Kabul），之后再想办法渗透回旁遮普。”但苏联支持戈达尔党的力度有限，而且还受制于其国内的政治斗争，所以在印度的影响力并不大。

事实上，上海的锡克人（包括印度人）受到了英国情报部门的严密监控。“1927年5月，上海警察局政治保安处设立了印度人事分处，这个部门承担三种职责：第一，它收集了所有在上海租界的印度激进分子嫌疑人的个人信息。第二，它调查了上海本地印度人的政治活动。第三，它分析了试图前往上海的印度旅客的背景档案。通过这些努力，截至1935年，印度人事分处已经在上海收集了250名革命者、120名支持者和3500名印度侨民的身世履历。由于上海警察局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合作，这些申请访问上海护照的印度人的照片、个人信息甚至他们父母的信息，都被转发到印度人事分处进行筛查，就连搭载印度乘客从北美前往上海的船只也经常受到印度人事分处的盘查。这样一来，从1928年起，印度民族主义革命者及其煽动刊物和武器装备就再也不易运到上海了”。因此，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曼谷取代了上海，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新的海外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一方面企图利用在东南亚俘虏的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对抗英国的残留势力，另一方面也曾在上海租界动员起一支小规模的锡克武装部队，但由于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失败，并未获得成功。

六

可以说，曹寅的叙事超越了将锡克警察简单视为“殖民帮凶”或“红头阿三”的旧有框架，以跨地区的网络视角，揭示了这群来自旁遮普的移民如何在英帝国全球殖民体系与亚洲移民浪潮之间扮演着复杂而矛盾的角色——他们既是帝国秩序的维护者，又最终成为反噬帝国网络的力量。这一研究不仅为锡克侨民史提供了新的诠释，也为全球史视野下的亚洲移民研究贡献了一个极具张力的个案。

此外，该书所采用的“循环史的方法也将帝国史从英国—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二元框架中解救出来了，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垂直的英国—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二分法转向水平的横向网络。……是印度而不是英国在塑造英帝国对东非、中东和东南亚的殖民活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英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统治中心不是在伦敦，而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香港处于东亚一个扩展网络的中心。……香港的官员、制度和经验传播到了新加坡、中国上海和其他中国通商口岸，并且影响了它们的行政政策。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英国以外的英殖民帝国”。

然而，曹寅对“网络”的强调，在揭示横向流动与连接的同时，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对殖民权力纵向结构的批判性分析。锡克警察的确在跨地区网络中流动，但他们所处的权力关系——租界内的种族等级、工部局的制度性歧视、以及对华人社会的暴力执法——并非仅仅是“网络节点”间的互动所能完全解释的。此外，曹寅着力呈现锡克警察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但对他们作为殖民秩序执行者时所造成的实际压迫与伤害着墨相对有限。那些被警棍殴打的黄包车夫、被歧视性执法的华人平民，同样是作为底层民众，却在这场全球史叙事中几乎隐去了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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