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在德国：从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跋涉

德国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的学科名由“古代事物”（Altertum）和“科学”（Wissenschaft）两词缀合而成，直译可作“古代科学”。这个名称诉说着其奠基者们的理想——一门关于古代世界的整体科学。

十九世纪的德意志学者在欧洲范围内首先构建了以古典语文学为中心的专业体系，从而为古典学在西方的后续铺开与蓬勃发展提供了道路与实践上的参考。回顾这一学科的过往，德国古典学的建立既是近代以来西方深厚学术积累的局部质变，也是德意志民族国家、人文教育和大学制度发展中前进与顿挫的直接结果；它曾在其辉煌时代引领西方人文研究的潮流，亦免不了在当代的现实变局中直面“衰落”的震荡与恐慌。

笔者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古代史与铭文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古代近东地区的希腊定居史及希腊化宗教与社会。2024年4月，当我作为硕士交换生来到海德堡大学，初次踏入一门“专业的”古代史课堂时，心中还满是惶恐。毕竟之前常闻德国古典教育根基深厚，即便是身边随便一个本科生，大抵也是能轻松阅读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传世文献吧？

但这种想象很快便被现实纠正了。事实上，在进入大学古典相关专业前，大量从文理中学（gymnasium）毕业的德国学生可能完全没有系统学习过任何一门古典语言。因此，本科阶段的中德学生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几乎不存在太大差距。

近年来，面对生源减少和资金萎缩的困境，也有很多德国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打出“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旗帜，实行改革。具体举措包括在课程讲授与毕业论文中系统引入英语、降低毕业标准中的古典语言要求（通过地方拉丁语补充考试即达到本科毕业标准，有意攻读硕士者方需另外通过古希腊语补充考试）。专业门类划分也有所调整，海德堡大学自2025年起以统一的“古典学”硕士项目取代细分的古典语文学、古代史和古典考古学项目。又如柏林洪堡大学最近已正式计划逐步关停其考古研究所，并将古典考古学专业并入其他现存或新设机构，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延揽人才补任教授席位等等。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古典教育在现实变迁中摸索前进的努力。

时下，古典学与古典教育正在国内社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讨论。对于许多与德国古典学相关的重要具体问题，本专栏先前的另一篇采访文章业已做出了一些介绍。在此基础上，笔者希望以下文简要介绍古典学在德国数百年来的变迁起伏，以史为鉴，或可帮助大众更好地理解其在当今世界中的发展。

欧洲古典研究传统的德意志分支

诚如顾斯文教授在之前的访谈中所提到的：“从古典学诞生之初，它就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属，而始终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古典学的建立是14世纪之后欧洲学术界数百年的努力在德意志特殊历史土壤中结出的果实。在它正式诞生之前，各个地区的学者早已为其准备好了原材料和工具箱。

受复兴古代修辞艺术的强烈愿望的驱动，以彼特拉克（F. Petrarca）、薄伽丘（G. Boccaccio）和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等为首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取得并公开了大量保存在修道院宝库中的罗马作品的抄本。同时，在赫律索洛拉斯（M. Chrysoloras）及其他穿行于西方宫廷的拜占庭人的帮助下，希腊语也再次得到重视。几位兼通两门语言的学者开始在教俗两方势力的支持下引介一些重要的作品，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L. Valla）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时局愈发动荡的16世纪，法兰西接过了人文主义的旗帜。在其新办的公学院中，法王弗朗索瓦一世邀请了一大批外国人文主义者开门授课、传播思想。古代作品更广泛的流传得到了王室支持印刷业的保证，而加尔文宗影响地区活跃开放的思想环境也令社会上的学者心向往之。

现存最古老的迦太基人汉诺的《环行纪》（Periplus Hannonis）抄本，9世纪。开头可见“ἌννωνοςΚαρχηδονίωνβασιλέωςπερίπλος ...” 出自海德堡大学图书馆藏Cod. Pal.graec. 398 55r

随着越来越多的拉丁语与希腊语抄本重见天日，日益繁重的识读和辨伪工作催生了更加严谨的文本校勘与考据学问。斯卡利杰父子（Julius Caesar Scaliger和Joseph Justus Scaliger）、艾蒂安父子（Robert Estienne和Henri Estienne）和卡索邦（Isaac Casaubon）等人都为古代文本研究从审美向科学的进步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法兰西学者们越发重视古典传统中的希腊元素，原因之一便是为了对抗意大利人，因为后者常常以罗马遗产的继承者自居。但希腊研究的真正兴盛则出现在17-18世纪的低地和不列颠。例如，著名的英国学者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的工作成果及其留下的研究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时期，针对古人作品的语文学研究自然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走出了昏暗的书斋，来到田野之中。他们对罗马和希腊留存至今的残迹、铭文和钱币进行了初步整理，其成果为考古学和古典辅助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与同时代的西欧相比，神圣罗马帝国对早期人文主义的接受呈现出了另外的面貌。互相独立的封建王侯耽于混战征伐，因此对自掏腰包供养文学艺术缺乏兴趣，北上和东来的人文主义者只得在各地的教会和大学找到各自的庇护所。德意志的古典研究正是由这些外国教授们早早播下了种子，它从一开始就更有学究气。随着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世纪以前的基督教原典在德意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第一批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土学者们认同“回到源头”（Adfontes）的倡议，他们希望另起炉灶，在罗马神学权威之外研究古代语文。以宗教宽容和有教无类著称的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在南德高等教育中确立了希腊-希伯来经典研究的根基。而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和施图尔姆（Johannes Sturm）等教育改革者则致力于进一步将希腊语和拉丁语教育向下扩散。他们帮助资源有限的小型诸侯国和帝国城市成功地组织了一系列中级教育机构，其中就包括文理学院（gymnasiumillustre）、古典学校（scholaclassica）和公立学校（schola publica）。短短几十年间，德意志教育机构的数量与密度迅速反超西欧，并已经形成了独立且独特的研究能力，如施密特（Erasmus Schmidt）、赫舍尔（David Höschel）和克叙兰德（Wilhelm Xylander）等名噪一时的语文学家均成长于此时。

不幸的是，德意志的大学，不论其属于改革宗、天主教还是路德宗，均在漫长而血腥的三十年战争中遭遇了沉重的打击。17-18世纪的法兰西知识分子们常常讥讽战后的德意志学者们整日忙于神学辩经，全然丧失了对古典美学的感知及文化创造力。伏尔泰便是在这种文化蔑视的语境中讲出了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千卷形而上学也无法教会我们灵魂是什么”。以后世视角观之，此等评价未免太过刻薄，毕竟德意志古典研究正是在这个阶段逐步发展出了今人所熟知的以材料为基础的研究风格。此时，欧洲古典学者们正从人文主义者逐步转向“博学家”（polyhistor），并以通信和聚会的形式组织交流。这些超越封建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学术网络被誉为“学者共和国”（Res publica literaria）。读者们或许听说过格罗诺夫（Johann Fr. Gronow）或施潘海姆（Ezechiel Spanheim）等人的名字，这些出身德意志学术体系的学者们总能综合利用前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手稿编目、古币收集和铭文整理工作。此外，他们对大部头文本对校功力也不容小觑。当时，德意志几乎成为吃苦耐劳、穷尽材料和系统分类的扎实学术的代名词。这与那些长于灵感却短于毅力的英法学者——例如本特利和索梅兹（Claude Saumaise）——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光是遗迹和残物，古代的社会、法律、风俗、医药技术和自然科学此时也通通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与英国的牛顿齐名的莱布尼茨正是德意志最具影响力的博学家。对此，维拉莫维茨的点评恰如其分：“博学时代”的到来恰逢德意志语文学研究的最低谷，但欧洲学术网络的存在却为酸腐消沉的中欧学界不断注入着新的活力。

近代德意志民族主义与古典学的建立

启蒙运动在18世纪初期拓展到德意志地区。与人文主义时代类似，德意志教育界在此时依然是最先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开展改革的。在古典研究中，神学倾向和世俗倾向的竞争依旧存在。但在理性的号召下，二者之间的分歧已经没有近代早期那么明显。在这场思潮中，引领风尚的是新建于1734年的哥廷根大学。在其创建者汉诺威选帝侯格奥尔格二世（他还加冕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王位）的支持下，这所学府从一开始就把启蒙理想纳入了校规的建设中。它的教学模式借鉴了四十余年前成功筹建的哈勒大学。在哥廷根大学的创校四院中，神学院不再凌驾于哲学、法学和医学之上，学生和教授的学术成果也无需交由教会审查。它的办学宗旨强调自由研究和服务国家，这在当时的侯国社会中广受赞誉。在汉诺威政府最初为新大学招揽的数位著名学者中，被誉为“德意志的导师”（Praeceptor Germaniae）的格斯纳（Johann M. Gesner）赫然在列。格斯纳在哥廷根大学的教席为诗学与修辞学教授。后世某些学者认为他一生在文本校勘方面功绩平平，也有人认为他是语文学“研讨班”（Seminar）的首创者。但他最大的贡献是在传统的拉丁语教学之外复兴了希腊语训练（荷马、品达和希腊悲剧家是其讲授的重点），因此是德意志古典研究“转向希腊”当之无愧的先驱。除此之外，格斯纳还强调解读古代文本的历史意义，主张对古代社会进行整体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并因此被尊为新人文主义的开创者之一。

格斯纳（左）与埃内斯蒂（右）的肖像画

格斯纳在哥廷根的学术遗产被埃内斯蒂（Johann A. Ernesti）继承了下来，“人文性”（humanitas）教育在他的努力下最终完善。在同时代人的记忆中，埃内斯蒂好像仍是一位古板的旧式神学家——他曾以信仰之名仗势欺压莱斯克（Johann J. Reiske），独断专横地压制了阿拉伯学的最初发展。然而，他却是第一位从方法论层面统一“神圣语文学”（philologiasacra）和“世俗语文学”（philologiaprofana）的学者。埃内斯蒂革命性地打破了古典研究的教俗界限，其创立的“历史-语文”释经学后来演变为德国古典学文史不分家的牢固传统。在埃内斯蒂教出的众多学生中，海讷（Christian G. Heyne）出色地发扬了他的思想。海讷大概是数位受赞为“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古代神话”的学者中最名副其实的那一位，他尤其擅长综合利用语文学、历史学与考古学成果进行论证。这种对“证据”的理解深刻地影响了海讷的同行与后学。事实上，他的研究也为后世的德国古典学搭建起了学科骨架。

“政治分裂，经济乏力”无疑是三十年战争后的一百年内德意志社会的真实写照。然而在物质层面之外，德意志更是完全缺乏足够强势的文化中心，所谓“德意志民族”也好似一个徒有其表的伪概念。在法兰西文化霸权的影响下，18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社会从宫廷（尤其是普鲁士）至市井到处以讲法语、交西方朋友和读法语启蒙文学为荣，德语文化处于极度衰微的境地。为了塑造独立的民族认同，德意志知识分子急需寻找一种比罗马和高卢更古老、更高贵的文化为自己背书。由此，属于温克尔曼（Johann J. Winckelmann）及其“希腊理想”的时代正式到来了。在充分研究书本上与残存着的希腊知识的基础上，温克尔曼大幅贬抑了罗马在古典文化中的地位，并形塑了一种对古代希腊的系统性崇拜，即“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的工作不仅为后来的古典艺术史和科学考古学奠定了基础，更直接成为近代德意志民族主义构建的重要一环。“希腊崇拜”在他身后的德意志/德国知识界凝聚了一种共识，即“我们在精神上比法国人更接近希腊”。从此之后，希腊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德意志的名祖。有趣的是，这种认知似乎借着既成的王朝联姻网络奇妙地获得了泛欧洲的承认。在希腊独立后的1832年，英法俄竟然真的选出了一名德意志贵族（巴伐利亚的奥托）加冕为希腊王国的首任君主。

德国考古研究院（DeutschesArchäologischesInstitut）“温克尔曼节”海报，2024年。每年12月，德国各地的古典考古学家们都会自发组织对这位学科奠基者的纪念活动。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对古代事物的科学征服依旧是全欧洲的一项共同工作。但“古典学”学科的首创却应该被归功于德意志人。1787年，哈勒大学语文学和修辞学教授沃尔夫（Friedrich A. Wolf）开设了一个语文学研讨班。这原本也没什么奇特的，但在他本人的强烈要求下，哈勒大学校方同意让研讨班里的学生们注册进一个独立的“古典语文学”专业，而非传统的神学或法学预科。尔后，在1795年的《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一书中，他首次使用了“古典学”一词作为这门以整体视角和科学方式重建古代世界的新学科的名字。沃尔夫个人迈出的第一步在十余年后的普鲁士被提升到了一种新的高度。1806年耶拿-奥尔施泰特的惨败促使普鲁士政府启动了救亡图存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在最初的行政和军事改革初见成效后，费希特和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于1809年旋即开始了教育体制的总体改革。二人共同将古典学确立为新建的柏林（洪堡）大学的核心学科之一。稍后来到柏林大学任职的伯克（AugustBoeckh）打出了“全面的古代知识”的口号，其教学以语文学为首脑、以古代史作骨架、以考古学填充血肉，辅以铭文与钱币等辅助学科，务求实现综合训练。这种教育体系旨在培养对同文同种的同胞与社会具有强烈责任感的新型公民，它确立了此后一个多世纪内古典学与德意志/德国国家-民族主义紧密绑定的发展方向。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历史语文学派”领袖的伯克曾就《希腊铭文集成》（CorpusInscriptionum Graecarum）的编辑工作与“批判语法学派”的领袖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产生了学术观点上的争执。这场争论延宕二十余年，波及两代学人。两派在此论战中共同推动了古典学理论框架的深化，在此期间，伯克和赫尔曼门下涌现了格哈德（Eduard Gerhard）、蒂尔施（Friedrich Thiersch）、德罗伊森（Johann G. Droysen）和老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著名学者。古典学科也随着他们治学的脚步在德意志各地纷纷建立。

从现代到当代变迁中的德国古典学

时间来到19世纪后半叶，德意志古典学在走过草创和突进后终于迎来了黄金时代，而刚刚实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也为它提供了施展影响的最佳平台。在当时欧洲的民族国家中，由普鲁士主导建立的德国已然属于后发梯队。因此，在增强政治军事实力之外，它还急需抓牢文化建设，以在历史中为政权合法性找寻支点，同时提升自身的国际声望。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德国古典学界开展了诸多福泽后世的不朽工程。如《拉丁铭文集成》（CorpusInscriptionum Latinarum）、《希腊铭文集成》（Inscriptiones Graecae）、《拉丁语辞海》（Thesaurus LinguaeLatinae）、《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以及夭折的《罗马帝国人物志》（Prosopographia Imperii Romani）等大名鼎鼎的“科学化”“档案化”和“系统化”大型集成项目正是启动于此时。罗马史巨擘蒙森（Theodor Mommsen）、把“德式学术训练”推向巅峰的维拉莫维茨（当然也有他的对头尼采）、艺术史与考古学的领军人物福文格勒（Adolf Furtwängler）、埃及学泰斗迈耶（Edward Meyer）等熠熠发光的名字照亮了整个欧洲。这是德国古典学铸造文化霸权的时代，前文提到的伟大工作中都包含了大量外国学者做出的贡献。德国考古研究院此时正逐步向地中海各古文明中心拓展，罗马-日耳曼协会（Römisch-GermanischeKommission）也随后建立。这些事实均反映了欧洲其他同行对德国人领导的国际学术网络的依赖。但就如同太阳再明亮亦无法驱散所有阴影。考虑到德国古典学背后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它的繁荣也近乎必然会孕育出一些危险的声音。例如，学者们起初只将史前史（Urgeschichte）和日耳曼古代史的独立当成古代史发展细化的正常结果。科辛纳（Gustaf Kossinna）将考古文化和民族划等号的“定居考古学”（Siedlungsarchäologie）理论在其发表之初也曾广受好评。谁又曾想，这一理论日后竟会被种族主义者窃取篡改？

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和卢森堡，战争爆发了。一战初期德国社会的狂热民族情绪中毫不意外地有着古典学界的参与。维拉莫维茨、迈耶和威甘德（Theodor Wiegand）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所谓《九十三人宣言》（Manifest der 93）的联署列表中。在战争时期的宣传中，德国常常被比作“文明的希腊”，而协约国则被目为“野蛮的波斯”；此前的古典学国际学术网络也因此崩溃。至战败后，一批被称为“第三人文主义”的学者在耶格尔（Werner W. Jaeger）带领下走上了文化反思的道路。然而，这一进程却很快被纳粹的崛起打断了。希特勒及其党羽对魏玛政权的全面接管直接造成了德国古典学界的分裂。一部分学者仍然坚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学者欣然拥抱了纳粹；而另一部分则对右翼思想充满警惕，他们多因拒绝顺从纳粹而遭到边缘化甚至迫害。至于犹太裔学者的处境则更艰难，《希腊历史学家残篇》（Fragmentedergriechischen Historiker）的编辑者雅柯比（Felix Jacoby）和许多同族一样被迫流亡海外。在希特勒的授意下，追随纳粹的古典学家们把日耳曼学推向了古典学的研究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科学理论”。典型的例子如贝尔维（Helmut Berve）论证斯巴达人来自北方起源的雅利安武士社群的假说。此外，希特勒本人还对由冯·克伦茨（Leo von Klenze）开创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审美有着偏执的爱好。他的座上宾中包含了不少学养深厚的能人，设计建造了慕尼黑的“荣誉神庙”（Ehrentempel）和“日耳曼尼亚卫城”（Akropolis Germaniae）的特鲁斯特（Paul L. Troost）就在其中。

冯·普利岑（Walter von Pritschen）：“希腊神庙营造起源于古日耳曼小茅屋” 出自《论德国建筑技艺》（Von deutscher Baukunst），1939年版

德国古典学在纳粹掌权时遭遇了重大损失。而在国家再次战败后，站在废墟上的人们又被迫对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做出回应：如果古典教育能够陶铸自由人格，那德意志国家与民族今日面对的极权悲剧又何以酿成？1914年前的德国古典学界相信自己是欧洲文明的精神中心。但在1945年后，学者们却不得不重新证明研究希腊罗马的意义何在。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学界失去了相对的文化权威，但也逐渐转向更专业化、历史化和批判性的研究道路。在“返诸专业”（Rückzug ins Fach）口号的指导下，德国古典学重新确立了严肃的去政治化取向。战后的社会史、宗教史、经济史、性别研究以及对学科自身历史的反思，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样的断裂经验。冷战时期的国家分裂促使东西德学者们在风格迥异的国际学术网络发展出了不同的具体兴趣。1990年两德统一后，这一特殊历史遗产反倒让德国古典学的思想园地比其他欧洲同行更加异彩纷呈。从战后至今，德国古典学反思历史教训，重新积极融入世界的行动有目共睹，推动学界发展的成绩也是有口皆碑。由德国学者引领潮流的轴心时代比较、地中海世界和古代晚期研究正塑造着当代古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