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驻朝鲜领事馆的撤退
中国驻朝鲜领事馆自晚清设立，几经变化，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有京城总领事馆，釜山、新义州领事馆，元山副领事馆，以及仁川、镇南浦办事处。由于此时朝鲜为日本殖民地，驻朝领事馆受驻日大使馆节制。同时，京城总领馆（图一）对其他各馆拥有“监督指挥”之权。全面抗战爆发后，朝鲜处于战事前沿地带，被日本视为“大陆前进兵站基地”。其不仅为物资供应地，同时亦是日军进入华北的重要通道。因此，日本始终提防国民政府利用驻朝领事馆进行情报搜集，并对各馆馆员采取诱降或驱逐的方针。随着国都南京的陷落，国民政府驻京城总领事范汉生宣布加入华北伪政府。此举引发驻朝领事馆的分裂与冲突，最终导致驻朝外交人员的撤退。
图一 国民政府驻京城总领事馆办公室旧影
中外学界对国民政府驻朝鲜领事馆撤退事件已有一定的讨论。韩国学者李正熙梳理了范汉生附伪的过程，指出其附伪的主要原因是领馆财政的困难以及日方提供的各种优待。日本学者菊池一隆聚焦范汉生附伪对朝鲜华侨的影响，认为南京失守直接促使其转投华北伪政府。中国学者张展则将驻朝鲜领事馆事件置于整个驻日使领馆撤退问题之中，考察日本暴力逼迫的多种手段。总的来看，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京城总领事馆的易帜经过，但很多关键性史实仍未厘清。尤其是范汉生附伪的真实动因是什么？日方对范的态度究竟如何，双方又是怎样走向合流的？对于范的行动，国民政府驻朝外交人员的反应如何？各领事馆又发生了怎样的暴力事件？这些都是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此外，史料方面亦有值得深挖的空间。特别是台北“国史馆”所藏《驻朝鲜京城总领事附逆案》卷宗，对该事件有详细记载，然而迄今未有学者运用。
职是之故，本文主要使用中日韩三国所藏档案史料，探讨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驻朝鲜领事馆的分裂、冲突与撤退，旨在呈现中日两国在朝鲜展开的这场外交之战，并借此管窥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制度的沉疴积弊。
范汉生附伪与国民政府驻朝领事馆的反应
（一）范汉生附伪及其动因
1937年12月11日，在日军即将攻陷南京之际，朝鲜京城的日侨已在街头欢庆胜利。与此形成对比，国民政府驻京城总领事馆大门紧闭。面对记者采访，馆员称总领事范汉生“因病卧床”，不能接见。直到15日，日本扶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朝鲜记者金某因与范氏为旧识，经多次请求，方得会见。双方交谈约半小时，对于是否参加华北伪政权，范汉生虽未予明确回答，但态度暧昧。
关于金某此次采访，国民政府驻仁川办事处主任曾广勋在之后的报告中指出，其特意选在伪政府成立后拜访范汉生，实际上是日方对范态度的试探。正如其所言，在范汉生接见金某后，朝鲜总督府便邀请其前往会谈（图二）。17日，范汉生相继会见外务部长松泽和总督南次郎。范氏对卢沟桥事变以来朝鲜总督府保护在朝华人的行动表达感谢，并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表示将“尽力达致亲日满……之大使命”。
图二 曾广勋：《范汉生附逆叛国经过纪略》（1938年1月6日）
关于范汉生为何附伪，既往学者认为主要是国都沦陷后的绝望、领馆财政的困难以及日本提供的各种优待。不过，这些主要系外在因素。本文通过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分析，认为范汉生的个人理念及政治污点，是其附伪的主要动因。
范汉生毕业于日本西京第三高等学校与法政大学，其不仅是国民政府内部著名的“日本通”，同时亦是主张“中日亲善”路线的代表人物。1935年，范汉生在接受朝鲜记者采访时，便宣扬所谓的对日“亲善”政策，甚至谈及极度敏感的伪满洲国问题。范声称中日两国悬案解决后，便可解决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朝鲜排华运动期间，对于新义州华侨学校的暴力事件，范认为其原因系出版抗日教科书所致，下令严禁此类书籍在华侨学校中使用。全面抗战爆发后，范汉生在朝鲜公开反对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认为自己与南京方面“所持主义不相容”，支持日德意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并准备完成撤侨后辞职前往天津，为实现“日中提携”而尽力。
尽管彼时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对日妥协的官员不在少数，但像范汉生这样肆意表达政治态度的还是较为罕见。这也难怪釜山领事陈祖偘斥责其“罹患了日本病而发狂”。法国驻京城总领事洛尔在得知其附伪后，亦认为“范是亲日派，做出这种事也是理所当然”。范汉生的种种言行，使其在国内被划为“亲日派”，并受到“主战派”的敌视。范汉生担心其归国后遭到清算，以躲避迫害为由，请求朝鲜总督府提供政治保护。范汉生为自己的“亲日”言行所累，不得不走上附伪之路。
此外，范汉生在任期间还存在侵占公款、以权谋私等问题。据京城总领馆主事叶俊恺报告，范汉生“置一切建设于不顾”，常以“亲日”为名与日方人士交际，其间用费“挥金如土”。范上任后，随即遣散朝鲜七五惨案余款保管委员会，将用于资助华侨的资金全部存入银行，并擅自提取其中三千圆，始终分文未还。与此同时，当总领馆经费不够时，范汉生便向中华商会或各侨商借款。截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其拖欠公私款项已“不下六千圆”。全面抗战爆发后，对于国民政府给予侨民的救济金，范汉生在收款后亦“未拨分文”。范汉生的这些行为，南京方面已有所耳闻，这使其愈加害怕遭到追究与惩处，也成为其选择附伪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范汉生的政治理念及一系列言行，使其与国民政府内部的主战派难以相容。个人贪污公款的污点，令其更加畏惧回国后遭到清算。故而，在南京失守以及日方提供各种优待的情况下，范汉生最终选择附伪投敌。
（二）国民政府驻朝各领馆的反应
在范汉生与朝鲜记者金某会谈后，外界流传其已参加华北伪政府的消息。起初，京城总领事馆馆员普遍认为这是日方反间计，范氏前往鲜督府不过是为了“解释本人之立场”。然而，在范汉生返馆后，馆员见其未有任何解释，遂“颇有猜测”。17日晚，范汉生偕京城宪兵队长抵馆，在大厅召集馆员谈话。范氏称，自己向来反对“抗日容共”政策，而“今容无可容，忍无可忍，决定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参加新政权”，并决定前往北平，向伪政府报告。面对范汉生的直接摊牌，在场馆员“均瞠目不知所答”。由于多数馆员没有表态，范汉生只得暂时罢会。
由于范汉生挟日宪之威，京城总领馆馆员既无法公开反对和劝说，亦因遭到阻拦而不得离开京城。直到次日，在范汉生前往北平后，副领事苏驭群等人才有机会致电驻日大使馆，请求立即“派员接代”总领馆馆务。此时馆内人员除范汉生夫人王氏、侄女婿潘某外，皆一致反范，不愿附伪。苏驭群面对京城宪兵的威逼利诱，“均辞以范氏离任，一切唯部次长暨许大使之命是从”。不过，因局势日益紧张，馆员多欲返国避祸。
作为驻朝各馆之首，京城总领事馆的异常动向必然影响到其他各馆。在范汉生前往北平后，被外界视为其心腹的镇南浦办事处随习领事张义信随即发表声明，表示将与范“共同行动”。12月20日，张义信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参加华北伪政府。镇南浦办事处是国民政府驻朝鲜外交机构中最先易帜的。
不过，彼时除范、张等人外，多数驻朝人员仍坚持国民政府领导。釜山领事馆方面，中日开战后，许多馆员便乘船回国。釜山领事陈祖偘被认为是“国民政府直系”。12月19日，受驻日大使馆电令，陈祖偘抵京调查。随后，其秘密乘坐关釜（下关—釜山）联络船，前往神户。23日，陈祖偘赴东京大使馆汇报，并受命返回朝鲜主持局面。
新义州领事馆方面，领事金祖惠在得知范汉生附伪的消息后表示很难相信。他认为，如果此事属实，那么“不仅有负蒋介石，而且将使4亿民众的颜面尽失。不会再有比这更大的背叛”。同时，金祖惠认为，报刊所提及的南京方面对范氏家人实施逮捕与处刑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在证实范汉生附伪后，新义州领事馆全体馆员态度强硬，声言绝不附逆。
仁川办事处方面，内部分化较为明显。主任曾广勋坚持国民政府领导，顾问王成鸿则在范氏附伪后辞去职务，暗中进行劝诱仁川华侨的活动。
相较于上述各馆的态度分明，元山副领事马永发最为暧昧。马永发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赴朝担任仁川领事署随员，至此已在朝工作三十年，资格较老。范汉生因未取得馆员支持，遂电邀马永发到京城商谈。12月18日，马永发抵馆后，即与范汉生密商。他认为范没有任何措施就匆忙发表声明的行动“决断过快”，可能会对华侨造成冲击。不过，马永发并未反对范汉生的附伪行动，并亲自送其前往车站。由此可知，马永发已表现出加入范氏阵营的倾向，只是尚处观望之中。
范汉生附伪后，尽管驻朝领事馆出现分裂，但由于范氏随后前往北平，且日方未介入干涉，因此各馆仍处国民政府控制之下。然而，随着范汉生再度返回朝鲜，并与日方合谋据馆，各领馆随之出现暴力冲突。
中日双方对范汉生事件的应对
范汉生宣布附伪后，由于其尚在馆中，馆员无法及时向驻日大使馆和外交部汇报情况。12月18日，外交部最先通过海通社知晓范附伪的消息，随即电令驻日大使馆查明真相。驻日大使许世英致电范汉生，要求其电复“参加华北伪政权之说”是否属实，并拒绝辞呈，只言“盼加静养”。对此，范汉生没有进一步的回复。直到范赴华北后，京城总领事馆发来电报，驻日大使馆方才确认范汉生附伪，遂电请外交部派员善后，“以资表率而镇侨心”。在此情况下，外交部立即进行人事调换，一方面将范汉生、张义信“免职候查”，另一方面委任釜山领事陈祖偘暂代京城总领事。24日，在陈祖偘到东京汇报情况后，驻日大使馆令其火速前往京城接洽，并将人事变动告知日本外务省。
那么，面对中国领事馆内部的异动，日方的态度如何？既往学界认为，朝鲜总督府和军方对范汉生的行动给与了支持和协助，此系不假。然而，通过对新史料的分析，可以发现日方虽然早就欲对国民政府驻朝领事馆动手，但并不是一开始便准备直接干涉此事。同时，朝鲜总督府对范汉生亦不信任。在范赴华北后，日方始终对其动向进行秘密追踪。根据相关情报，此时鲜督府认定范“绝对不会再返回朝鲜”。京城宪兵将元山副领事马永发留在京城，亦是为了在必要时扶植其接任总领事之职，以促使各领馆倒戈。然而，范汉生留任华北伪政府计划的失败，打乱了日方的布局。
可以确定的是，范汉生前往北平的目的确为在伪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并且不准备再返朝鲜。尽管在奉天接受《盛京时报》采访时，范汉生称：“余是否参加新政权者，现尚不能作任何表示，俟到天津与寺内司令官及先辈面会后，再作决定。”但早在赴平前，范就自信伪政府领导人王尔敏、王揖唐与其是“莫逆之交”，认为“临时政府主脑者，全系余在外交部时之先辈，故多熟识，在朝鲜之中国人，则确信其全赞同余之信念也”。范汉生向南次郎告知自己参加伪政府后，便通过英国驻京城总领事提出辞呈，以患病为由辞去京城领事团总务职务。同时，范汉生和夫人王氏提及必要时将“赴平办公”。实际上，早在10月，范汉生便欲前往天津，并称天津旧识较多，自己将为实现“日中提携”而尽力。
然而，当范汉生到达北平时，华北伪政权各系统人选已经敲定，王克敏因南次郎的“情面难拒”，只将范加衔为“公使”，并“表示慰勉”，令其返回朝鲜率领华侨易帜。据京城总领馆主事王永晋回忆，王尔敏甚至对范进行斥责，称其在朝鲜只需“履行总领事的职责，何故跑到北京”。范汉生在天津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会晤时，寺内亦没有“与伪组织商洽”安排其在平任职，只希望其“尽快促使朝鲜华人加入新政权”。在此情况下，范汉生不得不返回朝鲜。
正当朝鲜总督府获知范汉生在华北“难处高位”，确认其将“再返鲜”时，范汉生夫人王氏联系京城警宪，谈及自范氏前往华北后，馆员态度“突变冷酷”，意图将自己赶出总领馆，支持陈祖偘赴任。王氏向日方提出阻止陈祖偘赴京的请求。在获得干涉理由的情况下，鲜督府认为“眼下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只需贯彻下去即可”，遂决定扶植范汉生控制京城总领馆，以期说服元山、新义州等地领事“归顺临时政府”。
图三 《范汉生夫人的动向》，《思想情报》第8号，1937年12月24日
事实上，由于朝鲜处于对华战争“第一线”的特殊战略地位，日本始终视国民政府驻朝机构为眼中钉，并严加提防。华北事变后，日本军部声言时局紧张，“对于驻在之各国使领馆馆员，新闻记者，智识阶级份子，严加戒备，恐其有作间谍行动，以至旅日外人，行动极为不自由”。1936年7月，朝鲜总督府以“探报军情嫌疑”为由，将驻清津办事处随习领事孙秉乾等人拘捕并递解出境，规定清津地方不许中方再设领事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方认为国民政府以驻朝领事馆“对我军队活动等军事关系的动向进行搜集”。鲜督府表面答应保护华侨，但“暗中侦查侨民及各馆人员行动。如有主张抗日者及军事密探，即行逮捕”。在此情况下，范汉生的附伪，给了日方驱赶国民政府驻朝领事馆的可乘之机。
同时，日方希望利用范汉生事件，加大对国民政府的宣传攻势。在范宣布加入华北伪政府后，不仅朝鲜报刊进行广泛刊载，日本控制下的东北报刊如《盛京时报》等刊物亦大肆宣传，声言“中国官民在国外者，早已绝望于党国政府”，平安南道三千余华侨全部赞同“脱离南京政府，参加北京政府”。日本当局通过夸大宣传和舆论造势，渲染国民政府的分崩离析，进而增强其所扶持的亲日傀儡政权的合法性，以此加速对华侵略。
此外，日方扶植范汉生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即总领馆的地皮问题。中国驻京城总领事馆自1909年便建造，地点位于京城明治町。该处地处要衢，是京城最热闹的街市，具有较大商业利益，日方很早便欲占下此地。早在北洋政府时期，日本驻华公使就曾向北洋政府提供更换京城总领馆馆址。1935年，朝鲜总督府再次与国民政府交涉，仍未达成一致。因正常交涉无法实现，朝鲜总督府遂欲通过扶植范汉生以获取此地段。
基于上述考虑，朝鲜总督府决定协助范汉生据馆。京城宪警随即包围京城总领馆，要求馆员立即易帜，并以总领馆有“容共嫌疑”，强索机要文件。与此同时，为协助范汉生控制总领馆，釜山宪兵以京城局势不稳，阻拦陈祖偘赴任。
鉴于朝鲜局势渐趋紧张，横滨总领事邹毓麟认为接洽“恐非易事”，电请驻日大使馆速派大员前去协助，以“挽救危局”。对此，驻日使馆任命横滨副领事林定平兼任京城办事加领事衔，神户总领事馆额外领事魏锡赓兼任京城领事，要求二人与陈祖偘共同前往京城，并授予“擅夺之权”。然而，釜山警宪先以“侨民反对，恐致扰乱治安为词，劝阻缓行”，继而又“实力阻止”，声称陈祖偘若坚持前往，将“有权当置监禁卫戍”。林、魏二人抵釜后，釜山警宪仍称“暂勿前往京城为宜”。
在得知陈祖偘受阻于釜山的消息后，驻日大使馆参事杨云竹紧急会晤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称“京城总领事交接事，我方早已照会。鲜督方面似尚未接到通知，请其注意查明有无迟延情形”。然而，外务省对此一直搪塞拖延，并未采取实质性措施。在此情况下，陈祖偘致电驻日大使馆，认为日方根本无意让其出发，提议与众人“并力维持”釜山领事馆，以此“守于一隅，局势或有补裨”。对于陈的提议，驻日大使馆没有采纳，只令其设法前往京城，若“接收困难，可实地调查详情具报，以便核办”。然而，直到釜山领馆被日伪强行易帜，陈祖偘等人亦未能出发。
日伪暴力据馆易帜
京城总领事馆在得知陈祖偘将来赴任后，馆员共推副领事苏驭群暂理馆务。12月26日，范汉生亲信袁毓棠从锦县发来急电，称范氏将于翌日下午二时五十分到京城，令“全体馆员、侨校员生及各侨团人等齐到车站欢迎”。尽管苏驭群等人认为“范归有期，陈来无日，应付不易”，态度渐趋消极，但经众人商议，仍决定与范相周旋，以待陈祖偘到经京处置。苏驭群征得馆员同意，将电文烧毁，未予发表。
27日，范汉生到达京城。抵站时，范汉生见无人往迎，知道有变，遂先前往朝鲜总督府，并派人赴总领馆易帜，但因遭到馆员和华侨学校教员的激烈反抗而失败。随后，范汉生亲率宪兵抵馆，召集馆员、教员及侨商讨论易帜问题。席间，因“宪警临场，戒备森严”，众人虽欲反抗，但“力有不逮”，只能“默然而退”。范汉生斥责苏驭群为何不遵前发电文办事，并问其“接受何人命令”。苏驭群答称：“余现接受大使命令维持馆务。汝系伪临时政府总领事，余系国民政府副领事。余所拥护者，系日本政府承认之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至伪临时政府的五色旗，实无根据可以悬挂”。范汉生见“普通手段”不能获取馆员支持，遂欲通过暴力降服。
次日上午，范汉生和京城宪兵先后抵馆，再次强迫馆员易帜。由于众人反抗，依旧未能成功。在范离馆后，苏驭群等认为其已放弃计划，不再回馆，遂致电釜山领事馆，催促陈祖偘速来善后（图四）。然而，就在当天中午，在范汉生的请求下，日本军方决定武力干预。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向军队下达命令：
一、因驻京城的中国总领事范汉生投向新政权，领事馆内部已出现些许动摇迹象；
二、本军应防患于未然，防止上述动摇扩大，以确保朝鲜境内警备工作的万全；
三、贵官须于本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前，派遣由军官指挥的若干人员前往京城中国总领事馆，负责总领事馆的警备，并承担协助范总领事实现其意图之任务。
图四 《苏驭群呈部在鲜馆护旗被捕情形》（1938年1月26日）
当日午后，二十余名宪兵乔装成朝鲜苦力，持枪闯入总领馆，改悬五色旗。馆员及侨校师生闻讯后，立即赶至旗杆下拍摄照片，以便“让世人知晓”。正当馆员欲重升青天白日旗时，范汉生又带十余名武装宪兵抵馆，将副领事苏驭群、主事叶俊恺、厨役林学隆、京城帝国大学教授董长志、汉城华侨学校校长梁玉芝及教员澎运泰等六人逮捕。随后，京城各侨商团体亦被宪警迫令悬挂五色旗，其中反抗人士，皆被拘捕。晚间，被捕的苏驭群等人由宪兵司令官田原靖三进行审讯。日方多次迫令众人“服从范氏”，均被拒绝。由于“逮捕无名”，加之马永发前来斡旋，苏驭群等人被释放出狱，但仍受到日方监视，“凡拍电报、通电话、写信、会客、出外等事咸被禁止”，亦不准前往驻日大使馆。
除本馆外，京城总领事馆下辖两个办事处。镇南浦已于先前易帜，仁川办事处主任曾广勋坚决反对附伪。范汉生占据总领馆后，电令曾广勋赴京商议，后者置之不理。29日上午，二十余名宪兵包围办事处，强行改悬五色旗。曾广勋被迫携家眷前往釜山，随后返回中国。
在占据国民政府驻京城的外交机构后，范汉生于30日参拜朝鲜神宫，正式宣布参加华北伪政府，声言今日中日冲突“实乃蒋政府疯狂之容共政策”所造成，并鼓吹中日“亲善提携”，表示将在“亲日防共、东洋平和的旗帜下，拯救中国之全民众，带来东亚的和平与幸福”。随后，范汉生向各领馆发出电文，下令各馆“接电后迅即悬挂五色国旗，并通知侨胞一律遵办”。范汉生扬言“可使驻鲜领馆处一律附伪”，到时还将赴日本、台湾地区进行活动。对此，国民政府驻朝各领事馆进行了激烈反抗。
元山副领事马永发起初持骑墙态度，尚与驻日大使馆保持联络。范汉生返回朝鲜后，马永发亦在京城宣布附伪。此后元山副领事馆一直受当地宪警的“威胁与利诱”。28日，元山副领事馆迭次收到范汉生、马永发来电，要求即刻易帜。随习领事胡济川、主事缪文彝等拒绝执行。在此情况下，元山宪兵强行入馆，将馆员拘禁，其间“威逼六小时之久”。在劝诱不成的情况下，胡济川等被软禁于领事馆。后经马永发疏通，方得离开元山。
釜山方面，不仅陈魏林三人为“强硬派”，全体馆员亦态度坚决，因此暴力冲突不亚于京城。12月29日后，釜山宪警迭次劝告，令陈祖偘改悬伪旗，否则退出领馆。31日，宪警又多次催促，陈祖偘谓奉有外交部和总督府命令，凡事“不以领馆为对象”，反对日方干涉馆务。在日宪紧逼的同时，范汉生任命袁毓棠为釜山随习领事，与仁川办事处书记董长印一同前往釜山易帜。在交涉失败后，袁毓棠请求日方进行协助。1938年元旦早晨，六十余名警宪暴力入侵釜山领馆，要求10时必须换旗。陈祖偘等据理力争，要求至少等候使馆训电。日宪称：“中日邦交已出常轨，无理可喻，即欲将此意转大使馆，亦无商量余地”。在此情况下，陈祖偘被迫率馆员下旗，随后前往东京。
新义州方面，早在范汉生回京城途中经过时，便要求领事金祖惠“即日换旗，否则查封领馆，扣留人员”，但遭后者拒绝。随着驻朝各领馆相继沦陷，新义州处境愈危。面对金祖惠的急电，驻日大使馆只能再三“嘉慰”，令其“万不得已可与馆员同来，电本及重要文件务须焚毁，印信、地产、房契设法携来”。1月4日，范汉生任命的元山副领事馆书记冯文雄会同京城宪兵抵达新义州，强行据馆易帜，金祖惠等馆员被迫退馆。
至此，在朝鲜总督府和日本军方的干涉下，以范汉生为首的附逆派以暴力手段强行占据各馆并实现易帜，国民政府驻朝领事馆全部沦陷。除被拘禁者外，驻朝外交人员相继撤至东京的驻日大使馆内。
国民政府驻朝领事馆的关闭与外交人员的撤退
对于朝鲜领事馆发生的暴力事件，国民政府外交部认为日方“尚不致对我使领人员加以非法举动”，仍要求陈祖偘按计划前往京城，迫使范汉生离馆。若范“盘踞不去，陈领事以下不能行使职务，应将驻京城总领馆暂时停闭，所有职员悉数撤退，重要文件酌量焚毁”。12月31日，驻日大使馆致电陈祖偘，令其抵京后如不能进入总领馆，可“暂以华侨小学或商会”为地点集中办公。同时，若“日方有直接间接庇护范个人或纵容范，侨民无理取闹妨碍我方执行职务时，可向总督府交涉，并随时详报本馆核办”。
可以看出，虽然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已就暴力事件向日方抗议，但仍寄希望驻朝领事与鲜督府交涉，就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陈祖偘始终未能抵达京城，驻朝各领馆亦相继陷落，朝鲜事件随之进入驻日大使馆与日本外务省直接交涉的阶段。
1月1日至2日，驻日大使馆参事杨云竹接连电约外务省次官堀内谦介以及东亚局局长石射，但日方均答称“不在馆”，杨云竹只得提出“口头严重交涉”。鉴于“驻朝鲜各馆已不能维持”，国民政府外交部下令驻朝鲜各领馆暂停办公，并要求驻日大使馆与日方进行最后交涉。如若不成，则向外务省发出照会，宣布正式关闭驻朝领事馆，指明朝鲜事件的“一切责任自应由日本政府担负”（图五）。
图五 《外交部致驻日大使馆电》（1938年1月3日）
在收到外交部电令后，杨云竹会晤堀内，谈及陈祖偘受宪兵阻拦无法赴任以及釜山领事馆遭暴力入侵之事。杨云竹称，若日方对任命陈祖偘为总领事有所异议，“亦盼明告”。同时要求日方保护新义州及台北领事之安全。对此，堀内答曰只对范汉生赴华北以及新义州侨民易帜有所耳闻，但对釜山事情“毫未闻及”。堀内称外务省已转告相关部门，不得再有干涉中国领事馆的行动，并表示“目前中日国交并未断绝，日方亦希望维持正常之外交关系”，朝鲜事件“当俟查明后复考虑善后处置办法”。
然而，日方迟迟没有给与答复。新义州领事馆陷落后，驻日大使馆电催堀内，后者称此事已由石射猪太郎办理。大使馆复致电石射，石射又云“正与朝鲜总督府电洽办理中”。当驻日使馆询问日本政府对此事件的态度时，石射仅答称“日方方针在使国府所派驻外领事照常维持期馆务”，并引驻日大使馆与日方“照旧往来”为例，表示“此事亦有同理”。
在朝鲜领事馆问题上，日本外务省对于中方抗议，仅称各领事可回馆办公，对暴力事件或矢口否认，或佯装不知，或称负责人士不在部门，采取踢皮球和暧昧拖延的态度。驻日大使馆将情形报至外交部后，请示外交照会“应否即发”。对此，外交部回称：“为抗议后尚有挽回，希望照会可缓发”，但若“各领馆已开始以伪组织名义行使职务，则照会仍应送出。”
1月7日，大使馆再次电催石射，后者称当日便可给与回复。然而，晚间外务省官员又云“本日不及办，明日间定可面答”，并称“此事因非一省所可主持，外务省已办好文件，以送达关系省，奈负责人不在，致未得复”。在此情况下，经驻日大使许世英同驻朝各领事商议，决定发出照会。1月8日，许世英代表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方发出外交照会。照会从范汉生附伪到朝鲜领事馆被暴力占据进行陈述，指责日本政府对“地方官厅过去之明显非法行为，以及直接间接庇护纵容范汉生之非法行为，始终未获有适切之纠正”。鲜督府的暴力行动“实属国际间罕见之违法举动，其一切责任自应由贵国政府负担”。因中方认为日方未能采取“有效之处置，今后本国驻朝鲜各领事馆之行使职权仍不能认为已获有确切之保障”，故正式宣布停止所有驻朝领馆工作。其间“如有假借中华民国领事馆名义为任何非法行动，当然无效”。
对于中方的外交照会，石射在会见杨云竹时，抱怨此事“已与各方妥洽，何故闭馆”，并称其并不同意范汉生之行动，认为朝鲜当局“对此事有误解”。实际上，石射之言未必尽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外务省和军方在对外问题上的矛盾为外界所共知。日本对华政策亦“须视军外两部折冲结果”。外交系统多对华持不肇事端的立场，而军方则主张扩大侵略。此“二重外交”的格局使日本对华外交效率低下且反复无常，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交涉中甚至有时两不相通。因此，在朝鲜问题上，日本内部很可能亦未达成一致。
鉴于驻朝领事馆已停止办公，国民政府外交部先令各员“旅居东京待命”。后经外交次长陈介与徐谟商议，决定：“（一）已停馆或辞职人员，除部电留任者外，一律以部令留资停薪，其薪勤发至本月底止；（二）将来如有同样情形发生，亦照此办理，薪勤发至各该月底止；（三）留资停薪人员川资发至上海为止，其馆长与重要馆员有来部报告之必要者，俟呈奉核，准令其至汉报告。”至此，除主动附伪以及被强行拘禁者，驻朝外交人员相继归国，完成撤返。
纵观国民政府驻朝鲜领事馆撤退全过程，肇始于范汉生附伪投敌，进而导致驻朝领馆发生分裂。尽管以范汉生为首的附逆派势力远不如支持国民政府领导的抗争派，然而，日本朝鲜总督府和军方仍决定扶植范汉生控制各领馆，并违反国际法干涉中国领事馆内部的人事变动。其间，日方先是政治诱降，在多数馆员严词拒绝的情况下，从劝威逼利诱转为暴力闯馆。正是在日方的武力协助下，范汉生迅速占据各领馆，最终实现易帜。驻朝领事馆的关闭是国民政府驻日使领馆撤返之始，随后驻日本各领事馆亦因发生暴力事件，相继于当年撤退。6月，驻日代办杨云竹关闭大使馆并率全体馆员撤返回国。虽然中日间尚未宣战，但在外交层面上，双方实际断交。
余论
国民政府驻朝鲜领事馆撤退的主要原因是日方的暴力干涉，在这过程中，外交部门的应对乏力，亦反映出近代驻外使领馆的沉疴积弊。
首先，部馆以及使领馆间的通讯问题。根据陈祖偘的报告，其在釜期间发出的多封电文均未被大使馆收到。王永晋在回忆录中亦多次提及通讯问题。王指出当时领馆的电报收发经常受到干扰，部分收到电报的密码亦不能正常解读。南京沦陷、国都迁渝后，京城总领馆与重庆间的通讯更不通畅。同时，各领馆之间的通话亦时常接听不通。即便接通后，说几句便突然挂断。对此，外交部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以至京城总领事馆还向英国总领事馆求助转达电文至国内。反观日方，自中日开战后，对京城总领馆的监视愈加严密，不仅对中方通讯进行阻断，对于馆员的动向亦始终派人追踪。国民政府外交系统各部门通讯的不畅，使情报信息传递不及时，驻日使馆和外交部无法及时判断和决策，是其对日交涉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自晚清设使开始，驻外使领便拥有很大权力。尽管国民政府时期对驻外使领馆制度有所改革，并强化了“党治”体制，但驻外使领在人事拣选等方面尚有较大影响力。由于驻京城总领馆对驻朝各馆拥有总领监督之权，范汉生俨然类似“大使”之级别，甚至拥有自己的便携式秘密电报机。范汉生因与京城总领馆领事凌曼寿不和，便以勾结日本的理由，促使外交部下令将凌召回国内。对此，馆中各员十分愤怒，但却无能为力。在京城总领馆沦陷后，多数馆员认为，如果凌曼寿没有被召回，“这一切就不会发生”。由于驻外使领馆缺乏监督机制，导致发生类似突发状况时，无人能够制约和控制局面。
此外，自北洋时期驻外使领馆经费短缺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解决，驻朝外交人员和家属生计难保，甚至釜山等领馆的屋舍长年不修，破旧不堪。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财政受到影响，驻朝领事馆经费中断，难以支撑。以釜山领事馆为例，自卢沟桥事变后，外交部的经费拨出便出现不足，至10月更是彻底中断。彼时中国领事馆经费不足的问题，为各界所知晓。美国驻京城总领事马修在得知范汉生附逆后，认为“中国政府目前似乎已经发不出工资，由此不难推断范的动机应潜藏于此”。范汉生自己亦谈及附伪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领馆财政的困顿。
至驻朝人员撤退时，外交部12月的薪俸亦尚未拨下。曾广勋回国时甚至“薪水川资无着”。各员返国待命后，由于薪水只有此前五成，导致生活困难。陈祖偘等联名致信外交部，恳请予以支援。最为讽刺的是原新义州领事金祖惠，在朝期间坚定抗争，面对日伪威逼利诱毫无动摇，然国民政府给其薪资在回国之后“已无剩余”，亦不见外交部资助，最终被迫转投汪伪。经济上的困顿是部分领馆人员被迫附伪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范汉生附伪后的处境亦甚为窘迫。朝鲜各馆失陷后，因馆员相继离馆返国，华北伪政府派遣的新员皆非范之势力，范“自鉴势孤”。同时，自转投伪政府后，范汉生从未参加在朝第三国领事的公私集会等活动，与他国领事互相尽可能减少交集。其很大原因系各国对伪政府不承认，范汉生的总领事之职亦无合法地位。此外，驻朝领事馆的财政并没有得到改善。在物价高涨的情况下，伪政府拨款甚少。对于范汉生请求拨款填补亏空的请求，伪政府亦“均未照准”。
（本文首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6年第7期，作者陈锦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原题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驻朝鲜领事馆的撤退——以中日韩馆藏档案史料为中心》。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