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蜀时期四川的豪强社会
尽管唐朝实际上早已处于一群杂牌军节度使、地方割据势力和军事冒险家的控制之下，但直到907年，这个由皇帝、个人支持者、节度使盟友和外族雇佣兵组成的“帝国联盟”才最终土崩瓦解。903年，整个长江上游地区落入了王建之手。王建是河南人，曾偷驴杀牛，也曾加入地方军队，后来他投奔了当时待在四川的唐僖宗。918年，蜀国皇位传给了王建的第11子王衍，但8年后，王衍被后唐（923—936）将领孟知祥所取代。孟知祥在934年临终前宣布称帝，其子孟昶继续统治着后蜀，直到965年被宋朝覆灭。前后蜀两个政权的统治逐渐形成了两个阶层。在唐朝崩溃期间，四川曾是相对安全的避难所，不仅唐僖宗，许多唐朝旧贵族也在此避难，这些曾经的朝臣自然进入了前后蜀政权的上层。但大多数州郡的地方官职可能都由四川人担任。久居于四川的居民似乎已与前后两蜀政权轻松妥协，心甘情愿地在各级政府中任职，尽管在晚唐时待在四川的难民家庭后来普遍否认曾与王氏或孟氏政权合作。在费著的《氏族谱》中，45个家族中有9个家族提供了相关的为官资料，6个家族在蜀国政权中任职，有3个跟随唐僖宗入蜀避难的家族则拒绝在前后蜀为官。在前后蜀政权的统治下，四川官员的任命延续了唐朝的世袭模式，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家族利用担任官职来增加其荫庇和收入的机会。官员通常凭借财富、影响力或关系获得职位。例如，在10世纪20年代初，出身成都徐氏家族的徐太后与其妹合谋，将所有自刺史以下的空缺职位拍卖，同时将所有职位中的最高一级都安排给自己的亲属。万州地方豪强石处温因为孟知祥在东川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钱财和物资而被任命为其家乡的管内义军都指挥使，后来又任万州刺史。在这一事例中，财富转化为官职，显得不那么明显。作为后蜀的征服者，在宋朝统治者看来，四川的地方政府已被裙带关系和私人利益彻底腐蚀，所有官员都必须被解职。965年，有人在奏状中称：“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
可以预见，世袭官职使任职者受益。地位显赫的外地官员则通过恐吓和直接没收的方式聚敛了大量田产。965年，许多这样的田产被献给了宋太祖。其中最著名的一处庄园由节度使田钦全所建，并作为“常住田”被赠予成都的正法院，占地近1400英亩，分布在成都和华阳两县。四川本地人更加体现了政治的重要性。在这里，为官与家族繁荣紧密相连。我们至少知道两个家族——双流县的费氏和绵州的文氏——在为官的同时在邻近的州郡建立了分支家族，这很可能是家族成功的一个标志。在川东，上文提到的万州刺史石处温大规模开垦新田，从中定期获得大量粮食。
关于在前后蜀政权任职之人以及最终进入士大夫阶层的家族，我们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料。这些人的生平和家族史保存在墓志铭、传记和族谱中，比如苏洵所著的《苏氏族谱》，或者像费著所著的《氏族谱》那样集体性的族谱。但我们要想重构政治自治对未能进入官僚阶层的四川社会精英阶层的影响则更为困难，因为有关他们的信息都是由正在竭力试图对敌对民众实施中央集权控制的宋朝官员提供的，几乎完全是冷冰冰的记载，且十分笼统。
从最宽泛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在川西较为发达的地区，土豪大族的绝对统治地位在经济扩张面前开始减弱。成都平原、剑州、陵井监的沿河州以及梓州，地处南方水路与北方陆路的交汇处，是经济的中心，其经济繁荣的基础在于水稻和茶叶的密集种植、养蚕业和纺织业以及盐业的发展。这种经济活力使前后蜀国库充盈，其最生动的表现就是成都周边大量涌现的春蚕市和秋药市。这些市场通常设在寺庙的场地上，是茶叶、丝绸、成都著名的牡丹和海棠的批发集散地，也是蚕架、蚕茧和其他农具的供应地，还是当地商贩、消费者和流动商人的聚集地。
四川经济中心人口密集，人口迅速增加，人们于是渴望摆脱对土豪大族的依赖，不想世世代代被束缚人身自由。苏轼记载，在眉州，当地农民自发组织了跨越整个种植季节的互助劳动队，根据劳动表现予以奖惩，这一切都没有受到富有地主的胁迫或干预。在成都，昔日的佃氓逐渐蚕食田钦全旧庄园的土地，并试图（但未成功）成为这些田的主人。在川西和川北，平民甚至试图在父母在世时分家，以摆脱宗族的束缚，尽管宋朝政府很快（969年）便称要对此种做法“论如律”。但人口增长可能是削弱土豪大族对劳动力控制的最重要因素。正如万志英关于宋朝四川边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成都平原和川西其他核心地区的人口增多造成的人多地狭，逆转了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在川西和川北的后蜀故土，980年时，客户（在四川至少是依附关系的准确指标）仅占人口的31%。相比之下，在川南和川东劳动力匮乏的巴地，客户占人口总数的76.2%。随着川西土地的成本因为劳动力的原因而上升，豪强对农业人口的控制力有所下降。
四川的地方豪强在60年间的独立发展中仍然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在宋朝中央集权者和当地民众之间屹立不倒。在豪强势力最大的地区，宋朝官员描绘了一幅由豪强、豪强依附者和富裕村民（组成中间阶层）所构成的综合图景。在最上层，最有权势的家族将自己 嵌入官僚政府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政治空隙，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能够左右政策以满足自身目的。例如，971年，阆州通判路冲发现，“形势户”经常与“职役户”相勾结，隐瞒纳税户，从而导致税款缴纳的延误。为了更严格地审查这些顽固的权贵，路冲另外准备了一份“形势版簿”，官员们可据此定期对可疑的富户进行审查。
除了延缓税款上缴国家的速度外，权贵们还能阻挠旨在救济民众的措施——在经济动荡的时期，这些措施极为重要。977年，有人奏称“暴民黠吏”在政府救济盐上牟取暴利，以每斤70文的价格从官府购盐，再以每斤数百文的价格卖给民众。同样在10世纪90年代， “豪右”迅速掌控了政府发放给“贫弱”的赈盐券和赈米券的权力。
但在宋朝官员看来，权贵势力最危险的一面在于，有影响力的家族能够指挥其庞大的依附者队伍来对抗皇权。996年，受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余波影响，四川地区仍处于动荡不安中，官员们对豪族与其“旁户”的关系作了如下分析：
先是，巴、庸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小民岁输租庸，亦甚以为便，上言者以为两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
宋朝官员觉得必须打破这种主从依附关系，以便将四川纳入中央控制之下。996年，有人在奏告中提出了解决方案：在最有权势的、豪强和他们的附庸家族之间插入“乡豪”，任命指定的乡豪担任耆长。三年后，所有成功平定其辖区叛乱的人都将获得官职。但被派去执行这一社会控制政策的官员却反对，上奏称：“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一旦更以他帅领之，恐人心遂扰，因生他变。”
这种试图拉拢中间阶层或新兴阶层，让他们在地方豪强与其依附者之间制造裂痕，以防止未来出现动乱的做法因此被搁置。但动乱本身却实现了同样的目标。卡尔· 多依奇（Karl Deutsch）在抽象层面推测，战争和革命带来的暴力与混乱能够突然摧毁旧有的社会联系、 思维以及人们的行为习惯，从而为此前难以动员的社会群体接受政治动员和国家整合创造条件。查莫斯· 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研究日本侵华这一特殊案例时也证明了这一推测。1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社会动荡来势汹汹，足以强行将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逐出其狭隘的影响范围，使其能够接受中央集权的宋朝官僚机构的招募，因为穷人开始反抗富人，而富人则转而寻求国家的保护。这些动乱成为地区精英阶层融入国家或脱离国家的分界线，同时也标志着四川地方经济开始受到中央集权的剥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导致蜀地动乱的主要原因并非精英们对皇权的顽固抵抗，而是宋朝掠夺蜀地财富所引发的普遍经济混乱。
《耗尽天府：茶马之路与宋朝的兴亡》，[美]史乐民著，刘云军译，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6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