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马斯克采访争议与定义真相的权力；美国的“老人政治”

当地时间7月24日，埃隆·马斯克在得州的特斯拉超级工厂接受了《经济学人》主编扎妮·明顿·贝多斯的采访。在长达85分钟的采访视频中，马斯克与贝多斯围绕AI行业的未来发展、马斯克本人的政治参与，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等多方面展开对谈。

本次对谈中较为激烈的争论，则涉及马斯克对于欧洲以及英国的预测。贝多斯表示，根据马斯克的发帖记录，后者相当关注欧洲，并指出马斯克所支持的并非仅仅是民粹主义右翼，还有在一些国家相当边缘的极右翼政党。马斯克随即表示，自己支持普通人，并强调了三条原则：国家应该拥有安全的边境、安全的城市，以及合理的开支。马斯克认为这三条原则都并非极右翼边缘政策。马斯克批评贝多斯和媒体对极右翼的定性是虚假的、荒谬的，甚至胡说八道的。

贝多斯随即回应，作为一个在X平台上拥有2.5亿粉丝的意见领袖，马斯克曾发推表示：“英国的内战不可避免。”后者上次踏足英国已经是几年之前，而作为一个伦敦居民，贝多斯强调数据显示伦敦远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要更安全，且该城市的犯罪率持续下降。但马斯克却向粉丝描绘了英国与欧洲将被移民淹没，文明将被摧毁的错误景象。马斯克表示，当移民数量迅速增长之后，不同信仰之间必然会引发冲突，并讽刺贝多斯过着“与世隔绝”的扭曲生活，甚至提出两人可以一起去英国走一走，看一看。

贝多斯最后的回应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个生活在伦敦的人，她惊讶地看到已经许久未去过伦敦的马斯克，塑造了那么多美国人对于英国和欧洲的看法。她遇到过将伦敦视作充满性剥削和暴力犯罪之地的美国人，而这种看法的来源恰恰是马斯克的推文。她承认英国存在问题，但绝非马斯克所描绘的那样。

在争论的过程中，马斯克多次强调自己对于欧洲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观点之所以遭到否定是因为传统媒体和电视一直忽视了真相。在贝多斯询问马斯克，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不应该用错误的观点去影响欧洲国家的政治时，马斯克表示自己很高兴拥有这样的影响力，能传递他认为正确的观点。马斯克指出，尽管许多人讨厌自己的观点，但他并不在意，因为更多的人讨厌传统媒体和记者。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9日，美国华盛顿，埃隆·马斯克在一旁聆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沙特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 视觉中国 图

这种对于传统媒体权威性的消解，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在《制造大V》一书中，作者埃米莉·亨德分享了自己在西方传统媒体的一段薪酬微薄的实习经历，也评价了传统媒体的荒谬与不公。她指出，在这个制度内，要先具备经济和社会资本才能有所成就。而社交媒体的诞生似乎带来了某种平等：普通用户的自主创作削弱了传统媒体作为信息把关人的权威；相比机构背书，人们越来越看重创作者所展现出的真实性，并因此建立信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多斯与马斯克之间最大的分歧，并非关于英国究竟安不安全，而是“谁有资格定义现实”。贝多斯仍然相信，事实核查、统计数据和现场报道共同构成公共事实；而马斯克则不断强调，传统媒体长期忽视甚至掩盖真相，只有绕开媒体、让普通人的声音直接传播，才能呈现真实的世界。

然而，这种真实性是否代表内容创造者所输出的观点一定基于事实并合理可靠？在文章《算法参战：硅谷最后的良心，倒在周五下午5点01分》中，作者李琛峣曾写道：在马斯克将Twitter重塑为“反觉醒”堡垒、Meta宣布终止部分DEI计划的背景下，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深信力量与效率的技术狂妄派拥有了更多话语权。包括此前特朗普创立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的行为，都显示出某种相似性：拥有巨大权力的个人，正在制造自己的发声平台，而这些平台将反过来增加其权威性与合法性，扩大其影响力。

在论文《“X是人民的声音”：埃隆·马斯克如何将X塑造成一个新闻编辑部》中，作者Rose See写道：自2022年10月收购Twitter以来，马斯克就将该平台称为由公民运营的去中心化新闻编辑室。通过汲取民粹主义中的越界与反叛元素、技术官僚主义所强调的效率、传统男性气质所赋予的权威，以及工人阶级审美所蕴含的文化资本，马斯克成功塑造并宣称自己兼具真实性与权威性。这也解释了为何在采访中，马斯克不选择回应贝多斯关于数据是否准确的质疑，而是强调传统媒体失去了公众信任。对于他而言，真正的新闻权威已经从媒体机构转移到了平台和个人影响力。

对于这场争论，专栏作者珍妮·马丁逊在《卫报》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这段交锋透露了许多信息，不仅反映了双方参与者各自的立场和信念，也折射出当下媒体生态的现状。借用这个夏天最贴切的一个比喻来说，如果这场采访是一场荷马史诗式的冒险之旅，那么编辑就像是在竭力返回真相与安全的彼岸，而马斯克则像那位暴怒的海神，在挑战看似已经结束之后，仍不断掀起狂风巨浪、放出海怪加以阻挠。

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采访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英国与欧洲是否安全，而是在社交媒体时代，究竟谁还有资格定义公共现实。

美国的“老人政治”与代际公平

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71岁去世。按常理，这本是一则普通政治新闻，但在当前美国政治语境中，71岁竟被视为“过于年轻”，以至于死亡本身都引发了各种阴谋论。与此同时，84岁的麦康奈尔最近究竟是否还在世，外界已难以确认；83岁的拜登则通过一段类似遗像风格的宣传视频，宣布自己将在11月出版回忆录。这些现象表明，美国政治已深陷一场老年僵局。

在这一背景下，Dissent杂志的播客《Know Your Enemy》邀请了耶鲁大学历史学与法学教授Samuel Moyn，讨论他的新书《美国老人政治：老年人如何囤积权力与财富，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Gerontocracy in America: How the Old Are Hoarding Power and Wealth—and What to Do About It）。这本书出版于2026年6月，但Moyn表示，构思早在四五年前就已开始，最终是在亲眼目睹拜登2024年一系列高龄失态之后完成。整期播客围绕老人政治的起源、它与美国政体的深层关系、理论框架、数据实证、结构性成因、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更广泛的文化反思展开。

Samuel Moyn著《美国老人政治》

Moyn 在播客中首先澄清了“老人政治（gerontocracy）”一词的历史脉络。虽然年长者掌权自古皆有，但作为一个现代词汇，它诞生于1820年代的法国。这个词被创造出来，正是基于一种现代认知，即“这种老人统治应当被推翻”，并且它不仅涉及年老的政客，还涉及“年老的选民和年老的财富”。这恰好对应了当今美国的现状：一个由老政客、老选民和老资本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旧制度”。

这种统治形式与美国建国初期的某些理念背道而驰。播客中提到了杰斐逊与麦迪逊的经典辩论，杰斐逊曾质疑“一代人是否有权约束另一代人”，并主张土地永远属于活着的一代人，甚至认为每十九年就应该重新制宪以清扫过时的权力与法律。而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9篇中主张对法律和宪政制度应保持“对古老传统的敬畏（reverence for the antiquity）”。这场美国建国之初的思想张力，最终以麦迪逊式的保守路径胜出。然而，当今的现实却走向了更极端的反面，Moyn 指出，由于寿命的延长，当今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实验，传统的“人口金字塔”（年轻人口位于宽大的底部）已被抛弃，美国已经深陷老人政治的泥沼。

本书最容易引起左翼争议的理论主张是：“在今天的美国，年龄是阶级得以体现的方式（age is the modality in which class is lived）。” Moyn 借用了文化理论家 Stuart Hall 关于种族与阶级交叉性的论述，将这一逻辑平移至年龄议题。他回应了左翼可能提出的“不要用代际冲突取代阶级冲突”的批评。Moyn 强调，他并不是说所有老年人都统治年轻人，也没有否认存在大量贫困、孤独、失权的老年人。他试图指出的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效果（obfuscation effect）”：许多进步派人士将老年人普遍视为受害者，但实际上在美国政治代表性中，老年人反而是权力的掌控者。

同时，针对主持人提出的“批评老人政治是否会成为右翼或新自由主义者借机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借口”这一担忧，Moyn作出了明确反驳。他强调，自己绝不赞成右翼主张的紧缩政策，写这本书的目的不仅不是为了摧毁福利国家，反而是为了拯救并扩大福利国家，确保所有人都拥有体面的晚年。如果左派拒绝承认年龄在构成当代美国寡头政治中的作用，反而会阻碍其追求社会公正的努力。

为了证明这并非空穴来风，Moyn 在书中和播客中提供了一系列实证数据描绘了这种代际间的不平等。

在政治代表性上，尽管 40 岁以下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构成了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但在掌握国家立法权和钱袋子的 435 名众议员中，目前只有 1 位国会议员出生于 1990 年代，仅有 64 位出生于 1980 年代。为了直观展现这种权力同质化，主持人抛出了一个幽默的对比：如果把现任众议院中所有 40 岁以下的年轻议员（无论男女、党派）全加起来，总人数竟然仅仅比名叫“迈克尔（Michael）”的议员多出 10 人。“Michael”是20世纪50至80年代美国最常见的男性名字之一，在由老白男主导的政坛中极为普遍。

Moyn补充道，这种荒诞的现象不仅仅是因为老政客贪恋权力，其根源在于美国选举制度固化的一种“代表性错位（representational mismatch）”。在政治极化的美国，决定一个议员能否连任的关键往往不是大选，而是关注度较低的党内初选。年轻人极少参与初选，而退休的老年人却有充足的时间和极高的政治热情。Moyn说，“在某些初选中，出来投票的选民中位年龄高达 72 岁。”在这样的制度逻辑下，政客们自然只需迎合老年人的利益，进而形成了一个“老选民选出老政客，老政客制定保护老人政策，年轻人因被忽视而更不去投票”的死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僵局在两党中表现得并不对称。Moyn指出，尽管共和党有麦康奈尔这样的标志性老政客，但实际上民主党的“老人政治”现象更为严重。原因有二：一是共和党政客往往更愿意尽早离开国会，去游说集团赚取高薪；二是民主党建制派极其擅长利用老政客的制度性权力和资源，来阻击年轻的左翼初选挑战者，从而导致党内新陈代谢极度缓慢。

在财富分配上，Moyn指出：“40岁以下人群约占人口的37%，却仅拥有全国财富的4.9%；而54 岁以上人群占人口比例相同，却持有71.6%的财富。” 住房问题则将这种垄断推向了极致。Moyn强调：“在美国，最有可能拥有住房的年龄段是70至74岁。第二有可能拥有住房的年龄段是75岁及以上。”

这种垄断还催生了财富的延迟继承。Moyn指出，虽然千禧一代和X世代目前面临买房难、就业难的困境，但他们最终将继承婴儿潮一代的财富。然而，由于寿命的普遍延长，他们继承这笔财富的时间被大幅推迟。这意味着，当他们最终拿到这笔钱时，他们自己也已步入老年，从而顺理成章地沦为“下一代的老人政治群体（the next Gerontocrats）”。因此，如果不考虑年龄如何影响资源分配，就无法真正打破这种跨代复制的结构性不平等。

这种极不平衡的财富与权力倾斜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是“婴儿潮一代”不可复制的历史运气。他们不仅赶上了二战后美国主导全球经济、福利国家鼎盛的“空前繁荣”，更重要的是，他们“老去的时代恰好是寿命延长成为大规模现象的时期”。随后，他们又受益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的升值。然而，他们拒绝分享这些财富，凭借高投票率钳制了政治。

另一方面，Moyn以宪法学教授的身份指出，美国宪法本身就带有老人政治的基因。制宪者出于对年轻民主的恐惧，精心设计了一套制度。他在回应如何维护宪法传统与稳定性的问题时强调，拒绝“死人统治活人”的规则和老人政治，并不意味着无法从经验中学习并汲取智慧。要拒绝的是那些陈旧的传统，以及体现这些传统并仅仅在重复过去错误的年长者。当设法剥夺老年人对政治的过度控制时，一种关于代际公平的视野才会出现。

面对结构性困境，Moyn坦言这很难解决，但他仍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构想。

在温和层面，他呼吁停止惩罚年轻人的流动性，主张“放宽选民登记要求”、“增加缺席投票，将选举日设为联邦假日”。他提议引入其他国家存在的做法，比如“为政治职位设定年龄限制，为候选人名单设定青年配额”。

但在更为激进的层面上，Moyn构想极具争议，尤其是对选票进行年龄加权。他解释道：“由于年龄差异，我们在选举中的利害关系非常不均衡。……在老年人主导选举的社会里，他们选择的政策其长期影响他们自己将无法亲眼见证。而年轻人……即使他们比其他选民活得更久，也只能投出一票。” 因此，他提议：“我们能否考虑这样一种制度：年龄越小，投票权重越大。这样，你的票数将与你在选举中的利害关系以及你所拥有的时间长度相关联。” 同时，他主张在财富端利用税收制度追求代际公平。

在医疗与养老领域，Moyn提到了历史学家Gabe Winant关于“护理经济（Caregiving economy）”的观点，并指出了一个政治悖论：正是那些最需要家庭护理的老年群体，往往越支持限制移民的右翼保守政策。而现实中，填补护理缺口、照顾他们晚年的，恰恰是那些年轻的、非白人的底层移民群体。

为了打破老年人对权力的紧握以及护理困境，Moyn提出了一种“大妥协”（grand bargain）方案：用社会福利来交换结构性权力。具体而言，就是为退休生活提供体面保障，承诺无论活多久都提供护理保障，而作为对这种无限期护理承诺的交换，老年人应开始移交一部分权力形式。

节目最后进入更具哲学色彩的讨论。美国文化表面崇拜青春，权力结构却高度依赖老年精英，这一矛盾值得深究。对话中还特别批评了硅谷的科技乌托邦主义者，例如彼得·蒂尔和布莱恩·约翰逊等人，他们正投入巨额资金研发后人类主义技术，试图实现长生不老。

Moyn提出，“创造力”应成为衡量社会健康与否的核心价值。一个健康的代际契约，应当为年轻人保留足够的创造空间，而不是让既有权力结构将路长期堵死。主持人联系到纽约地方政治中的近期实践，如曼达尼、瓦尔迪兹等年轻政治人物的崛起，将其视为对抗老人政治的现实案例。

Moyn呼吁美国人重新接纳生命的有限性（finitude）。主持人引用了托克维尔的名句：“人来自虚无，穿越时间，最终在上帝的怀抱中永远消失。他仅仅闪现片刻，徘徊于两个深渊之间，然后便消逝了。” 在本期播客的与谈双方看来，这两个“深渊”之间的短暂旅程中，一代人最体面的做法，是坦然接受自身的短暂，将世界和创造的权力公平地交还给下一代。但这也许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