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千惠评《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兴亡事重，女子言微？
《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李惠仪著，李惠仪、许明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529页，98.00元
古代文学研究中，围绕时间与空间的宏大阐释已积蕴颇深，近年学界多以“小题大作”为求真之新路径。然而，何以“小题”，如何“大作”，细究方见功力。哈佛大学东亚系李惠仪教授的《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堪称此中典范。是书英文版于2014年推出，两年后被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授予“列文森图书奖”，四年前台大出版中心推出繁体中译本，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复以简体版行世，足见其学术生命力。
该书缘起于作者二十年前对清杂剧的探索，由单篇论文随着问题意识的深入与文献资料的积累层层剥茧，全书共六章：首章从男性诗词入手，勘察性别转换之际的书写界限与代言策略；次章转至女性自抒之声，探问女性于衰世之中如何以词笔回应时艰；第三章聚焦戏曲、小说中的女英雄，揭橥虚构人物背后的政治隐喻与家国想象；第四章回望声色风月，辨析情欲书写与历史记忆的复杂交织；第五章直入落难女子的生存现场，呈示其道德困境与守志之艰；终章追踪殉难女性身后的文化层累，考察创伤记忆如何被挪用与重构。六章环环相扣，以性别为经，国难为纬，诸体兼收并蓄。立足明清易代之际经由性别范畴完成的生命书写，勾勒出在历史激荡之下的宏阔文学图景。
性别书写中的代言与自抒
开篇两章聚焦于诗词，从男性的代言与女性的自我书写构成了代言与自白之间的张力与对话。第一章“男性诗词与性别界限”考察男性托女性之口完成的政治寄托，在警惕过度解读的前提下辨析代言诗词，以《离骚》为引，点出隐喻本身难以定论的诗学特性，而在明清鼎革的特殊背景中，大量存世文献为还原具体语境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其中，“闺阁之笔”是为重要切入口，吴兆骞借刘素素之口发出谶语般的幽微之声，堪称典型。至王士禛《秋柳》四首，论述逐层剖析其意象经营与典故连缀，此诗从历史政治的指向移向更为宽泛的风月蕴藉。转瞬即逝的柳絮与旧址遗老的覆灭相系，传达出亦轻亦重的历史叹息。诚如书中所言，《秋柳》在乐府传统中形成了“一种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与典型普遍的人情状态之间游移的平衡”（65页）。此诗引发的政治论辩近乎构成了独特的秋柳诗歌世界：王士禛有意无意间的钩沉索隐，促成了调和异同的诗境，为进退两难的士人提供了安全而隐秘的话语空间。通过冒襄、徐夜等人唱和之作中同感共悲，本书揭示出异曲同工的流亡经历如何成为跨越时空的共鸣，进而回应王士禛以此问鼎清初诗坛而又能避害远祸的深层内情。本章最终阐明：无论是吴兆骞的闺阁之笔，还是陈子龙、宋征璧的唱和词作，抑或王士禛引发的“秋柳宇宙”，这些充满隐喻的书写为历史与文学的复杂性搭建了阐释支架，而含蓄深婉的诗学传统正赖此得以赓续生长。
同样，政治失序引起了越出闺门的言语，但与男性不同，女性诗词如果没有昭然若揭的表述，往往只会与身世、情感挂钩。第二章“女性诗词与性别界限”聚焦女诗人如何以诗词回应衰乱之世。开篇指明传统婉约基调背后的隐情：陈之遴继室徐灿的《拙政园诗余》既承婉约词风，又呈现出女性词作中罕见的苏辛之气。《少年游·有感》《踏莎行·初春》中糅合家国之叹与凄婉哀丽的复杂情绪，在“今非昨”的叹息中交织着易代悲悼与丈夫降清的怅恨。女性诗人的历史关怀实则深广，是书以王端淑《名媛诗纬》《吟红集》为例，无不彰显其史家眼光，对个体生命的认同与苦难的共鸣充溢于其代言、和作及传记之中。与此相类，名妓李因以才华气节赢得黄宗羲的推重，亦借诗词吐露时代的伤痕。
黍离之感未止于笔墨，古代女性中提枪上阵的刘淑，书中将其人其事与《个山集》相互印证，窥见其慷慨壮志中无可奈何的悲情自疑，进而引申至女性诗词中的刀剑意象，柳如是、李因、吴琪、恽珠皆有仗剑舞刀的叙述，此意象成为勉励自我与彼此的重要象征。特定的文化认知将政治、军事等领域划归男性特质，女性需通过“挪用”完成跨性别的阳刚表述。此种近乎应制的刻板创作引发不满：在对周琼、顾贞立诗词阐释中，我们了解到她们对性别定位的抵触与质疑，邓汉仪的评语揭露了这些女性对脂粉艳妆之语所发出的“性别牢骚”，所谓“掠鬓”，正是不甘墨守成规的心理写照。
柳如是幅巾小象轴，上海博物馆藏。
英雄与风月：女性想象与投射
承接前两章对性别转换下诗词创作的辨析，第三章“化身英烈”将目光投向叙事文学中的女英雄形象。秦良玉、沈云英等典范人物被不断重塑，想象成为驱动形象异变的核心力量。本书指出大量女英雄形象本质是对明清易代的回应与记忆。女性天然的去政治化属性，反而赋予角色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以《天雨花》为例，书中呈现创作缘由的三种说法并作判断：这是一位距明末较远的女作者借用前朝覆败映射自身的处境与困惑。左维明作为父权中心是“阳刚”的极端，继承其秉性的女儿对其展开各种反抗。左氏父女家族恩怨的爬梳，揭示出这部弹词中政治动荡与父女关系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其中，左仪贞为父代笔一事的解读尤为精彩：以才华受赏“盘龙剑”的女儿以此成为日后对抗父亲的武器，颠覆性的叛逆通过看似服从的态度包装，实则完成暗杀与突围（178页）。在揭示《天雨花》整体“由国至家”的架构下，创作者暗含赋予父亲形象更大使命的意图，实则借由宏大政局为女儿的越矩行为提供了掩护。
本章进而考察了男性文人借女英雄寄托政治立场与判断的作品。王夫之的《龙舟会》将国难寓言寄寓于复仇故事之中，主角谢小娥的坚毅与文武百官的无能势利形成对照。论述特别指出其女扮男装后又恢复身份的情节，凸显了主人公性别转换的能力。以宗教解脱收尾，则透露出作者对时代离乱的深沉控诉。吴伟业的杂剧《临春阁》同时达成了两种意图：通过冼夫人、张丽华两位理想化人物，将女性的阴阳与刚柔融为一体。吴伟业突出冼夫人的妩媚娇艳，又一反张丽华消极的历史形象而着重其才华与悲情，将“唯美”转为“英勇”。此后，以李玉《两鬓眉》为对照，作者刻意模糊处理主角的政治态度与抉择，深谙“对立状态其实不断被重新界定”的本质（207页），明末贼寇与清初抗清势力在叙述层面并无区别，以此借女英雄构造新秩序的可能。通过考据以地方志还原人物原型，揭示了传奇改编与史实之间的差异乃是别有用心的私情考量，对秩序的想象才是李玉赋予邓氏团圆结局的重要原因。
关于女英雄形象的跨文本考察，本章对比了清初书写林四娘的七个文本，形象的变化引发多条故事线。蒲松龄《聊斋志异》集中刻画其恋情与遭难而死的悲情，李澄中《艮斋笔记》则展现了全然不同的关系处理，相同诗句的不同解读使林四娘在哀魂与厉鬼之间游移。在《池北偶谈》与《妇人集》中，林四娘以英勇飒爽形象褪去欲望与仇恨，在暴力女侠的登场中实现了精神升华。本书将这一人物谱系延伸至《红楼梦》，作为其中唯一与明清易代直接相关的人物，曹雪芹关心的仅仅是林四娘作为话题本身的意义。通过对比贾宝玉的《姽婳词》与《芙蓉女儿诔》，无论是作为应制之作的“鬼话”，还是事虚情真的独白，二者在相互照应中反映出曹雪芹的疑辞：“真与假、史实与想象、入情与警幻、风流与忠义、儿女与英雄是否果尔相反相成。”（237页）直至清末民初，女英雄、侠女等形象依然层出不穷，作为救国象征寄托了时人对女性自主的期待与焦虑。由此在变动压抑的主题中，《明清时期中的女子与国难》揭示了文人通过女英雄形象的书写，在逼仄的文化空间中安顿精神的内核。
从文学想象的英雄符号转向历史现场的声色记忆，第四章探讨易代之际文人通过风月书写体现的自我投射与历史追忆。余怀的《板桥杂忆》融铸个人落寞与时代劫难，他笔下秦淮风月与政治密切关联，情欲与高洁共存。刻意模糊的笔触使这片风月之地同时兼容暧昧气息与政治风云，置身其间的晚明名妓绽放出生命的光彩，将该书不同于寻常品妓之作。无论是殉节的葛嫩还是侠义的李香，烟花女子在缠绵情欲之外的忠节仁义得以彰显，放纵的狎妓文化中仍有不俗的真情与气节。在随后对冒襄《影梅庵忆语》的文本阐释里，叙述了遗民文人如何以浪漫的艺术抵御历史洪流。董白在其笔下成为女德表率，冒襄塑造的理想形象实则是欲望与幻想的投影，在无限温情中一边沉湎一边寄寓哀情。相较而言，陈维崧《妇人集》则立足于客观的怀旧姿态，无论主观抒情还是冷静记述，均是文人借由情怀抒发家国之思的内在逻辑。本章随后纳入周亮工悼念侍妾王荪的个案分析，详析周氏通过比喻、夸张、用典塑造王荪鬼豪形象，实则借此淡化身仕二朝的痛苦。而在吴伟业《过锦树陵玉京道人墓》与《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二首的对读中，前者以宗教超越、后者以诗史口吻调动情感。在卞赛赠诗无迹可寻的情况下，本书从侧面挖掘卞赛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文本，其本质源于吴伟业以美化、解构等方式重新定义昔日浪漫精神的企图。
“秦淮八艳”小像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就此主题，针对柳如是的研究提出别开生面的解读：河东君女扮男装实为“欲显而隐”，借男子服饰显出女性魅力。而关于钱、柳变革之际的考证，本书给出了一个明确结论：真正隐秘的志士其实是柳如是本人（296页），“隐”乃其关键策略。以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为出发点，钱谦益《夏五集》中愧与怨的情感或隐或显，其笔下的柳如是形象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投射。书中拆解钱氏对典故的挪用、对现实的复刻，还原文人身处私情与大义困境的焦虑，最终在其《病榻消寒杂咏》等临终之作中寻求精神解脱，以掩护政治意图。柳如是的死成为此论的实证，至少，隐与显之间的激情无可辩驳。
国破家亡的兴亡之悲与缠绵悱恻的儿女私情在传统叙述中总被有意模棱处理，明清之际的才女名妓尤具象征意义，她们颠沛流离的命运如同家国之缩影，余怀、冒襄、吴伟业等文士群体在变动之际的艰难抉择，借由文化怀旧式的创作投射在诗文里，寄托在女性形象中。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全集》）
创伤记忆中的伦理困境与文化构建
从诗词、戏曲小说、再到风月场中的声色记忆，本书的考察逐渐从文本层面向历史现场逼近。第五章“辱身与遂志”深入明清女子在国难中的真实生存境遇，将焦点从文人的想象投射转向落难女性自身。诗文作为见证落难女性心志的重要载体，本书选取了花蕊夫人《国亡诗》、王清蕙《满江红》为锚点，分析其作品夹杂的辱身述志之情以及后世的接受态度。一个饶有意味的对比出现在文天祥与陶宗仪对王夫人的评价上：前者以和作肯定其忠贞意志，后者却责人以死。诚如书中所言：“幸存者也许会被指责为‘失贞’，所以被认为最有震撼力的往往是‘绝命诗’‘绝命词’。”（334页）以生命为代价的绝唱固然是表露志节最有力的证明。书中进一步引入了鲁迅对当时难女诗词兴盛现象的讽刺，并由此回扣明清语境，此论或许揭露了男性读者压抑丧乱之悲、借难女述志以自我安慰的潜意识。回到对女性题壁诗的总体观照，再以杜小英《绝命诗》十首为考据重点，通过分析异文、和作，列出贺贻孙、李长祥、邹漪等十位文人志士所勾勒的楚女传记，虚实相间的论述让后世传颂的复杂情态自然流露。其中，黄周星苦心探求楚女真实身份的历程尤为突出，他最终在1658年得到理想的答案。然而，在本章对此考据中所列出十个完全不同的楚女姓名已足以说明：唯一确凿的仅仅是文人因个人幻想而执着托意的渴望。
落难女性绝笔因亲历苦难而读来痛彻心扉，书中进一步选取了宋蕙湘、宋娟的诗及和作为案例：王端淑在《名媛诗纬》收录宋蕙湘诗后另作二十八首次韵，对其道德选择的分析甚深；对谈迁《枣林杂俎》、丁耀亢《西湖扇》中宋娟相关诗文的异文对比，揭示出失节屈辱全由女子承担而男子并未沦为无耻之徒的深层逻辑；对《西湖扇》的深入剖析，逐句解析伏笔、典故、诗中藏名等手法，挖掘出此部传奇的内涵。此思路在孟称舜《贞文记》中进一步拓展，剧中男子“以扭曲的女性化形象向异族征服者献媚”（371页），作者竭力将情真升华为坚贞。可见传统认知下，求贞往往需以死明志。而接下来本书选取遗民徐芳的《奇女子传》作为特殊反例引发深思：杨氏委身事王、不惜弃子而回乡救夫，展现了被掳女子面临的伦理困境。无独有偶，李渔的《生我楼》《奉先楼》深入探讨“辱身”与“心贞”的平衡，女主角凭奇谋巧计化解危险，以虚假表演存贞守志，李渔由此质疑绝对道德权威性：“这忠孝节义将来一试，假的倒剩还你，真的一试就试杀了。”（385页）“生死成败论英雄”的杀身成仁之说，或许很大程度上抹杀了明清难女在生死之际挣扎谋略的智慧与贞心。此后论述延伸至晚清以降，在革命氛围中以权谋脱身的女子因意识形态招致贬议，在书中选取的柳亚子、丁玲、张爱玲的作品中可见，追求非黑即白的强硬态度使文化批评遵循是非分明的价值观，女子在离乱中的妥协、计谋、忍辱滑向了无法被正视的位置。
延续前述关于身体与伦理的隐秘关联，第六章“创伤记忆：论断与同情”讨论殉难女性身后的文化现象。以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开篇，他表露出对城中女子腼颜事敌的深恶痛绝，却在回忆妻与子舍身救己时未有太多歉疚，这种薄情冷漠既源于亲眼见闻，也如书中所言，庶几出于“无助之愤懑的迁怒”。延续这种几乎是对扬州女子讨伐式的文字，是书随后挖掘丁耀亢《续金瓶梅》其中围绕劫难与繁华过剩的思辨。尽管“因果报应”的创作动机与王秀楚异曲同工，但最终在道德困境的解构中悄然生变。针对“扬州瘦马”的冷眼与肯定，如同士人身仕二朝的矛盾，要求动荡中受害者绝对守节未尝不是一种苛求。
由此过渡至对守节女子的表彰史料，接下来的章节考察了新政权如何借女性死节达到宣传目的。《康熙扬州府志》卷二十七《列女》所载殉节女子数量是《忠节》中男子殉难的三倍（410页），《乾隆江都县志》中《列女》卷内容比前者长一倍（411页）。论著敏锐地认识到这种“重女轻男”的记载在于女子殉难比男子义死更易被官方叙事利用，对纲常伦理的褒奖淡化了政治意识，此论在钱淑贤、卓烈妇、雪姑等相关分析中再次印证：女性的殉死总被用以重构暴力的历史记忆。当动乱归于平静，世俗文学沿用女性与声色、欲望的关联表达想象、追忆与重塑。透过吴伟业《扬州》四首、孙枝蔚四十八首绝句的探析，进一步诠释了遗民在亲历扬州萧条到兴盛，借书写扬州女子完成的情感表达。本章随即以孔尚任《桃花扇》展开对隔代怀旧的叙述，解构第二代文人如何借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悲情发出兴亡之叹，辨析老赞礼、柳敬亭、苏昆生等人物塑造的深层动机，李香君跨越私情与公义的双重意涵，无不力证了《桃花扇》作为隔代回忆的重要意义。
最终，此章落脚于清代经典人物陈圆圆，以吴伟业《圆圆曲》展开阐述：所谓“祸水”在吴三桂的心机前不值一提。尽管沙张白、陆次云笔下的陈圆圆有城府、善算计，但重心依然是对吴三桂的批判。而沈虬、钮琇、阮福、丁传靖等人相继刻画出不同的陈圆圆，无论何种情感，文士把个体视为推动历史的关键齿轮展开创作，其本质实则是“游移背后尚有因历史距离造就的朦胧感、溢出历史论断的沧桑感慨”（471页），为各家提供了充满可能性的想象空间。
史笔与微言
千年的中华历史长河里，世乱中的文字总是充满对聚散、哀乐、生死的问诘，从先秦到明清，有关国难的经典文本层出不穷。生生不息的文脉之中，女性身影总以孑立之姿若隐若现，直至明清之际才方显群像。在古代社会文学语境中，世变之事大，烟花之微小。个体及其汇成的历史如何在变动中被记忆，以及这种记忆如何经由文学书写得以形塑与重构，需在历史诠释与丰富文献的交织中不断完善。是书以独特的视野关注到国难之中的文学借由性别话语实现对离乱的理解与记忆，立足于性别范畴再认明清易代中的文本。此外，在贯通古今的视阈中将触角延伸至现代，使本书具有超越断代文学研究的眼光。在方法论与理论维度上，作者对不确定性的审慎与对二元对立的消解颇为允当，反拨过往研究从特定环境考证的范式，力图完整呈现文本生成与流变中的多种变化与可能。
清 冷枚《春闺倦读图轴》绢本 设色
综观全书，《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以五十余万字的篇幅，网罗正史、笔记野史、地方志、诗文别集、戏曲小说等多种文献展开讨论，其文献宏富、考据精密，令人叹服。书中对拆解字词、剖析典故、梳理背景，展开合理范围的延伸与阐释，细致处理文本、历史与故事的关联，于异同之中推究原委，在厘清虚实相生的叙述中完成深层解读。强调历史因时代叙述而不断重构的事实，并非要导向相对主义的虚无，而是要求研究者以更审慎的态度面对文献的复杂层次。究竟如何把握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抑或所谓的真相早已相去甚远？本书以性别与国难为切口，给出了深刻的回答。既不轻易否定“本事”传统的研究价值，亦不盲目追求某种超越历史的真相，而是在把握考据与阐释的张力之间，谨慎探寻文学书写承载过去、重构历史认知的机制。文学总在时代激荡中焕发别样异彩，传世之作不因时空之限而泯没，其生命力根植于文本与后世的持续对话。明清之际的文士才女，如何在不安之中回应与选择，书写与记忆？答案已在书中向每一位读者徐徐展开。
上古简体版的新意
至此，对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简体中文版的编订略作概述，以繁体版为修订底本，简体版并非只是简单的繁简替换，其中修订颇多，约略言之，可归为数端，兹举数例明之：
1、在论述深化方面，如第37页脚注66将“侯方域最终也被逼委身仕清”更正为“侯方域本人已于前一年（即1651年）应河南乡试为副贡生”；第280页，脚注80完善了对所引诗句的阐释；第443页脚注86针对《桃花扇》套曲著作权补充了相异学术论述；第七章标题亦由“情感的价值”调整为“情欲与救亡”。
2、在文献增补方面，如第201页补充了钱谦益将出仕南京的柳如是比作“昭君出塞图”的例证；第250页，脚注10新增文人歌姬相互依存的案例；经虞桑玲编辑于《扬州文库》查阅到原被认为失传的阮福《后圆圆曲》，李惠仪教授据此在正文第468、470页中补正，并于脚注130补充了徐敦仁《后圆圆曲》一则；
3、在史料考订方面，如第55-56、69、497页，涉及王士禛上任时间问题，经编辑考证后与著者确认，由1661年改为1660年；第240页脚注182补充了《红楼梦》程甲本为1792年初刊的论述；第434页，脚注78对《桃花扇》评语作者身份增补论述；第445页，脚注90为“黄宗羲用嘲讽与讥刺的语气为柳敬亭立传”之论补充了具体文本。
以上略举其要，尚有诸多细节修正与调整之处，包括且不限于对繁体版标注习惯、简体语用表述的更改并对部分人物生卒年更正等。皆进一步完善论著质量与学术可靠性，亦是作者与编辑谨慎处理的彰显。本次修订增补虽以繁体版为依托，但在质量上相较于英文原版亦有优化。综合扎实的编纂与校订工作，本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简体中文版可视为最为完善的版本。